中国网 2007-10-25 13:53:33
农村人均收入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增长超过10%。西方经济学家可能将中国贫困减少的功劳归于直接外来投资和全球化。但是，真正的功劳是农村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10月22日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国奇迹的根源”。文章说，中国的成功或者失败不是取决于北京或者上海修建了多少摩天大楼，而是取决于它广阔农村的经济成就。文章摘要如下。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在安徽，真正的中国奇迹开始了。在1978年12月，小岗村的18户居民作出了一个秘密的决定，将他们的农业产出私有化。这项试验，后来成为被熟知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在一年之后被安徽90%的村庄采用，几年之后，全国都采用了这种制度。
结果是，农村人均收入在上世纪80年代每年增长超过10%。西方经济学家可能将中国贫困减少的功劳归于直接外来投资和全球化。但是，真正的功劳是农村改革。中国贫困减少的大部分都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前五年。同样是在那个时期，收入分配改善了。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行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群众智慧成功故事的经典范例。市场经济的核心便是经济上的民主。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背离了这些遵循市场的政策。在那一时期，为了支持城市的工业发展，中国农村极度缺乏金融资源。城市政策歧视性的影响非常巨大。农村收入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的年均两位数增长大幅降低到90年代的每年大约4%。但最近几年来，农村收入年均增加到6%。
中国的成功或者失败不是取决于北京或者上海修建了多少摩天大楼，而是取决于它广阔农村的经济成就。如果农村收入得不到改善，如果农民被迫为他们的医疗和教育支出把钱都存起来，国内消费将不会增长。如果农村土地权利得不到保障，如果中国的金融系统无法为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力量——创新的农村企业家服务，中国将不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
如果说中国高科技的未来依靠它的农村，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如果你相信市场原则就不会这样认为了。中国农村低技术商业的成功将迫使城市的公司创新产品和技术来保持它们的竞争优势。90年代农村的停滞使数千万的农民到城市寻找工作。城市的公司从未缺少劳动力，城市里涌入了大量迫切寻找工作的人。所有理智的企业拥有者和经理都在这种情况下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他们青睐劳动密集型企业，但是研发却大大落后。
还有其它长期的代价，包括这些农村打工者的孩子未能受到良好教育。由于90年代大量的政策失误，中国可能产生另一代未受教育的人口。
中国在未来的成功取决于中国多快、多完全地回到80年代的模式。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47625.html
： 蔡厉 原创 2006-11-02 10:36
【“全要素低成本”才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根源】
很多人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时，总会相当程度地将其归功于中国因低工资而造成的低劳动成本。也有人将此作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主要“竞争优势”，甚至“核心竞争力”。实际上，除了劳动之外，土地、资本这另外两个基础生产要素的价格，在以往和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更是惊人的低廉。如果将知识产权也看成一个生产要素，那么它们在中国的价格大家也是有目共睹。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生产要素是整体价格低廉，我们不妨称之为“全要素低成本”。从经济因素视角看，“全要素低成本”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根源。
下面主要讨论劳动之外的要素价格低廉。
日前，在探究中国财富分配不公的原因时，财政部财政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从现有社会产权结构来看，公共产权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这是由我国宪法所决定的。宪法规定：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构成国民财富基本内容的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但问题是，由于一向受西方产权理论的影响，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国企改制上，改制的方式也主要是股份化和拍卖，并产生了大量的‘流失’现象。至于国有企业之外的其他公共产权，则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各地方、各部门都有权对土地、矿藏等公共产权进行处置，致使大量公共产权收入在无序中被瓜分。国有资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流失，还是一个相对较为显性的问题，而土地、矿藏等公共资源的流失则要隐蔽得多，通常被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所掩盖。”
而社科院金融实验室执行主任刘煜辉在解释在外汇资源配制机制将在中国失效时也提到，“包括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而这些因素又往往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政府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对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在现行政绩考核体制的驱动下，大量资源必然是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倾斜。劳动力价格是偏低的，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率）也是被管制的，土地原来是不要钱的，后来批租土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优惠，所以土地价格也是偏低的。”
从两位刘先生所指出的事实，可以看出，中国的包括土地在内的自然资源要素以及包括信贷、政府信用等在内的金融要素，由于没有纳入市场体系，也就没有货币化的价值。不包括金融资源，光是自然资源，有人曾估计大约价值100万亿元。而这些大量的资源却实际上为各级政府所掌管。为了“招商引资”，这些相互“自由竞争”府单位往往可以以任意价格交由投资方使用，甚至无偿使用。当然，其中也滋生大量不正当交易，但无论如何，这些资源在参与生产过程中的价格都是被严重低估。
反映到生产结果上，就是中国商品价格出奇的低廉。而这些资源的价格低廉比低工资对此的贡献要大的多。
也就是说，“全要素低成本”创造了驱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一方面，它可以产生空间很大的“经济租”而吸引投资，扩大生产；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帮助企业采取低价战略，使自己的产品拥有很大的市场。而当国内大部分人因收入过低连价格低廉的商品也消费不起时，这些廉价商品当然地流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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