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光环下节能降耗的喜人景象

GDP光环下节能降耗的喜人景象

何必

上海市市长韩正昨日表示，上海市万元GDP综合能耗水平今年下降4%的目标，是有可能完成的。他还预计上海今年全年GDP总量可望达到1.2万亿元。在以“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为主题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第十九次会议上，韩正在作主旨发言时表示，近年来上海市万元GDP综合能耗水平有所下降，2006年，上海市万元GDP的能耗大约为0.87吨标准煤，这个数据比5年以前降低了大约17%。“今年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全年的目标再下降4%，从1到9月份发展状况来看，完成全年目标是有可能的。”韩正说。韩正透露，今年以来，上海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前9个月GDP增长13.4%，预计全年GDP总量可望达到1.2万亿元。但是，韩正也毫不讳言上海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资源环境的制约仍是上海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他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对此间媒体表示，上海市政府的态度是很明朗的，就是宁可牺牲（经济）速度和总量，也要把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到位。在节能降耗方面，上海市提出的目标是2010年万元GDP综合能耗比2005年下降20%左右。韩正表示，将紧紧抓住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节能以及市民生活节能等重点领域和一些重点用能单位，落实节能责任，加强节能监督和管理。韩正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杠杆在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上海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还太低，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污染治理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建立。” 与会的诸多专家认为，上海市通过提高汽车牌照费用，减缓私家车登记总量来减轻交通压力和空气污染的策略非常值得赞赏，这表明上海市在尝试使用市场导向和价格杠杆将每个人纳入到减少污染的行动中。阿尔卡特—朗讯亚太地区总裁罗睿哲则认为，明年将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相关条例规定公司投资在与环保有关的特殊设备上，可以按比例享受税收减免。“虽然这些条例设置的水平较高，但仍然缺乏具体执行面的条款，”罗睿哲说，“为了确保这些条例的效率，政府应当逐步制定设备列表，列举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设备名称。” 韩正表示，政府在发挥企业节能方面作用时，过去比较过多地采取了制约性的措施，今后，在制约的过程中要更多激励企业发挥内在的动力来参与节能减排，也将让上海市有关部门对《企业所得税法》进一步研究。上海将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完成“十一五”规划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即到2010年万元生产总值综合能耗比2005年下降20%左右，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减少26%，化学需氧量(COD)年排放量减少15%。韩正表示，上海将坚决淘汰能耗高、污染重、占地多、效益低的劣势企业，并且着力抓好主要污染物减排。“我们还将全面实施建设项目能耗的审核制度，严防高耗能的项目在上海未来发展，必须严格控制。”韩正说。（2007年10月29日人民网）

看看，人家上海就是占改革开放之先，什么都能够走在前面。就算这么个歌功颂德溜须拍马的内容，还是能够给弄成如此这般。

虽然韩正主要涉及的内容是节能降耗，但媒体报道时，却还是恬不知耻地将上海GDP达到1.2万亿元作为了标题。这种风气，实在让人唏嘘不已。全社会的报喜不报忧，就是这么日积月累而形成的。

去年，上海市把陈良宇拿下时，也是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不管从北京还是上海，小道消息层出不穷，各种版本比比皆是。这种权力斗争，以将陈良宇法办作为终止，算是阶段性罢手，否则，在无官不贪的当前，假如真的反腐败，上海恐怕没有什么吃皇粮的能够待在监狱外面啦。

而这种结局，也给了全社会一种假象，似乎反腐败力度还是很大。今年7月份，郎咸平在合肥演讲当中，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天津反腐败了，上海反腐败了，而作为起源地的北京也应该反腐败。毕竟，这一轮反腐败是从北京开始的，之所以移师津沪，就是因为北京反腐败行动已经失败，北京的贪官污吏对于反腐败的各种手段早就习以为常了，反侦察反讯问战术已经炉火纯青，根本不可能被撼动；相形之下，津沪两地官员毕竟还显得嫩了些；而具有一向崇洋媚外对内则总是抱着居高临下姿态的上海人传统的陈良宇，在上海帮主掌权力之际成就的沪上牛气冲天的政治姿态延绵不绝，也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居然冲着现任总理拍桌子，拿着地方经济贡献率以老大自居，采取割据政策，逼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最终丢盔卸甲。

上海当局发生人事地震之后，在位官员忙不迭表态，支持中央的各种决定，高举紧跟。这不，在节能降耗方面，也赶紧做出姿态，讨好北京。

在全中国都开展重化工业之际，节能降耗果然如此易如反掌？或者说，在GDP政绩考量体系被继续当作法宝的最新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原则当中，中国社会果然会月白风清？

友人给我发来了邮件。看过后应该可以对此有个解读。

去年底，在博客中国举办的涉及房地产市场状况的专栏作家研讨会上，我曾经遇到过曹建海，并让我当时供职的电视台栏目组的记者对他就房地产相关问题进行了现场采访。不过，在研讨会上的三言两语礼节性交谈，并没有让我对其基本立场有所了解。

而这次，看了曹建海的有关言论，感觉他还是很值得赞赏的。

曹建海也能够收到我每天一篇的垃圾文字。在此致意。

以下就是曹建海发言内容当中涉及GDP以及节能降耗圈套方面的部分。由于文字略长，所以不放到框里，还是在引用之后用加长省略号标识。

下面是演讲录音整理稿，已经主讲人审阅。

曹建海：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

（2007年9月22日下午于北大资源宾馆“”书社）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讲座。我们很高兴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曹建海老师来做这次讲座，题目是《破解中国经济大格局》，关于我们国家在经济方面有很多很奇怪的现象，这么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我们国家还是有很多问题。最近这几年宏观调控，政府出台了很多措施，但是我们国家房地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就请了曹老师做深入的分析，下面欢迎曹老师。

曹建海：非常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经济问题。我希望通过这次演讲，为大家比较粗线条地勾画和解剖一下中国经济。我们知道，经济、政治、社会是很难区分的，但是今天我侧重从经济方面来解剖。所谓经济，就是物质生产消费活动。当然，生产以及产品分配之后形成的不同阶层、群落的人群，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当中的不同分配、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了人们的地位的不同、发言权的不同、决策权的不同，也影响下一阶段的分配。所以，经济与政治也是紧密相关的。经济问题一般说来不能脱离政治和社会，分析经济问题就要站在政治、社会等更为全面的角度，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看法。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分五个方面来讲：第一个问题，GDP增长的诱惑及其破译；第二，中国的资源配置问题。目前整个中国的资源配置，我认为出了大问题，对这些大问题需要做一个解剖；第三，从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方面，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经济方面分析一下我们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第四个问题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及其后续阶段存在的问题。由于中国这样一系列的资源配置及经济发展当中的产品分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四大阶层，这已经涉及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了，形成了明显不平等的四大阶层，这是我要讲的第五个问题。第六，破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这个建议离实际的可行性，差距还很大。大家如果认为有道理，就可以呼吁，使我们的局面得到改变。

一、中国GDP增长的诱惑及症结破译

1、GDP核算的本来意义及其致命缺陷

GDP的增长的概念现在非常普及了，这就是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概念最初是从联合国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来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各个国家统计都是用国民收入来统计的，用的是国民生产总值。后来因为全球化，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合资企业越来越多，而且合资企业的股票许多是上市的，上市以后股权比例随时在变动。你分析你这个国家民族的人，他拥有的财富，每个时期增加了多少，在这个企业中占了多少，往往就非常困难。后来就有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就是说在这个国家区域之内生产了多少，不管谁生产的，都统一起来。有了这样一个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概念，GDP增长就成了整个中国的一个国家政策了，GDP增长就成了中国的重中之重了。所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GDP增长为中心。只要有利于GDP增长的，就一定是有利于国力增强的，一定是有利于人民生活提高的。这“三个有利于”，最后以GDP增长来概括的。因为GDP不仅表现为总量增长，总量增长就是人均增长了。只要是人均增长、总量增长，就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但是实际上“三个有利于”在GDP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下可能并不一致。如果这个蛋糕做大了，大家得到发展，就是都能从增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蛋糕做大了，肯定经济发展了，国力肯定增强了。每个人只要缴纳一定数额的军费，那这个国家的国力就会很大，人民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如果GDP分配非常不合理，这个蛋糕做得很大，90%多都被1-2%的人拿走了，被极少数人拿走了，剩下的人拿的比过去蛋糕小的时候还少。蛋糕小的时候分配比较公平，人数越多分的越少；现在蛋糕做得大了，但是只有少数人把大多数的产品拿走了，绝大多数分的比过去还少了。为什么还少？现在只要说穷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过去了，好多人就非常反对。比如说现在都能吃到肉了，都能吃到大米了。但是有两个方面是不如过去的，比如说教育，起码教育比不上66年之前。过去的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对出身不好的人来讲，那时候没有机会升学，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是免费教育的。现在的教育已经没有免费的了，已经是教育市场化了。我们大学都企业化了，经济利益成了大学的追求目标了。表现上大学还要出大师、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好的学生。但这只是一个幌子，大学的内在追求，变成了对利润的最大化。现在一些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赚了很多钱，大学的建筑越来越好，大学的校长整天可以出国旅游，花销很大，实际都是由纳税人和学生的学费在支持他们的挥霍。这样的话，现在上学的代价非常大了。很多人的孩子只要一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他过去积累的财富不够孩子来上学的，就要脱富致贫。因为本来应该用于吃穿、医疗的费用，全部是投到大学里了。大学校长可以进行自主分配，权力很大。至于花销，可以以课题的方式、各种公款消费的方式、老师的福利方式进行分配了，甚至可以用于大学建设的五星级宾馆。这就是教育市场化，实际上现在的教育，比过去花销大得多了。

现在对穷人来讲，一旦得了重病，比如日益常见的癌症，就意味着家庭在经济上肯定要破产了。这一点比起过去来讲，应该说是远远不如的。即便我们现在能吃到肉了，平均比过去吃得多了，这点是变好了。但这种好转很大程度上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化。如果要讨论市场化的贡献，我们就需要弄清楚，现在我们大家吃的东西当中，有多少是合格的？如果说合格的才能拿到市场上卖，那现在还算不算物质极大丰富了？！现在致癌的、有毒的、有害的东西，大量地摆到货架上了，这也算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吗？所以说，要进行综合的分析。为什么货架上摆上那些东西？摆上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你吃好吃饱的，是为了他们赚钱的！这些市场化把人的本性中的自私的一面发掘出来了，这样能创造GDP，表面上显得很有活力。但是，大家吃了他们生产的东西之后就得癌症了，得了癌症经济上就破产了，而且还要痛苦而死。这就是按过去说的遭报应了，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坏事了，现在得了癌症了。现在很多老百姓都受到这种报应了，这就是市场化的结果。

GDP核算的本意事什么？我们国家现在GDP逐年增长，增长速度几乎不可控制。但事情大家注意，这里面有很大的部分，就是刚才我讲的有毒有害的东西，都统一计算在里面了。现在各级政府官员一门心思、一心一意，就是要上GDP指标。昨天（9月21日）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中国》栏目做了一期关于“节能减排”的嘉宾。国务院提出在“十一五”时期，全国单位GDP的能耗要下降20%，总排放到“十一五”末比“十五”末减少10%。对于第一个目标，我觉得目前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讲，实现并不困难。因为在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这个目标实现并没有什么困难。即使按照同比价格口径核算，但考虑到有一大批GDP核算项目是没有价格限定的，比如说IT服务行业这部分，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这部分，是以实际投资来核算的。像土地投资，只要把土地价格抬起来了，有人买走了，这肯定属于房地产投资，是固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房地产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全国占到20%左右，北京市占到50%、60%，占到全国最高的比例。所以，只要把土地价格抬起来了，还会有人哄抢。现在大型开发商一直在囤地，他一买到手上，房地产投资就涨起来了，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涨起来了，物价当然也会跟着涨起来，这样GDP增长也就很快增长起来。

你不用增加什么产能，不用增加什么产品产出，GDP就会快速增长的。所以现在地方政府有非常好的办法，只要把土地抬起来GDP就增长。如果总的能耗不变的话，单位能耗就降下来了，这个目标就实现了，地方政府又拿到钱了。所以这既完成了政治任务，又赚到了钱，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办法。所以这个GDP核算存在的很多问题。

我今年6月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是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市圣路易斯市。那个城市几乎没有出租车，因为人比较少，而且几乎家家户户个人都有车，人们都是自驾车的。到哪儿都得开车，不开车不行。在中国我们做不到人人都有车，很多人出去需要坐出租车，坐公交车，坐城铁。所以中国一些城市的运输业创造的GDP，要远高于美国的圣路易斯人均运输业创造的GDP。和美国相比，美国的“行”是自己解决了，运输业的GDP统计是接近于零的；而在我们国家，因为很多人没有条件自驾车，“行”的问题是通过运输企业创造的GDP来体现的，人均运输业GDP可能远远高于美国的城镇。但是，你的“行”比美国解决得好吗？我看，我们还远远比不上人家！所以这个GDP统计有时候带有蒙蔽性——因为在美国，人家不需要市场化这部分，这部分自己就解决了。而在中国，由于你落后，不得不市场化，不得不企业化，所以市场化有的时候是落后的表现。

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人人有房住，老百姓安居乐业应该很幸福的；另外一个国家可能很多人没房住，可能大部分人的房子被抢占了，就像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一样，房子被拆迁了，被抢占了，只能去租。那这个国家房租的收入，就会远远大于前面那个安居乐业的国家。因为自己住自己房子的所谓“租金”，是难统计在GDP里边的，一般是不统计的。当然现在在核定物价里面也提到虚拟房租的概念。只是用来核定房租，核定物价上涨指数的。现在老百姓没有房子，只能到一个地主家里租房子，这个国家的GDP就上来了。由于房租表现为拥有住房居民的收入，所以人均在住房方面的GDP，要大于安居乐业的国家。这样的比较，实际上GDP高的国家，老百姓是非常不幸福的；反过来在住房方面GDP低的国家，老百姓反过来是非常幸福的。谁的物质生活水平高呢？很显然是GDP低的国家居民居住生活水平高。

这样一看GDP的统计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对GDP核算如此得津津乐道呢？GDP统计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比如老百姓认为住房价格上涨的部分应该算到物价上涨里面，为什么国家统计局就不能认可呢？国家统计局说住房属于投资品，不属于消费品。为什么住房属于投资品呢？很多人就不理解。投资品就应该叫厂房，应该叫办公楼，不应该叫住房。住房是用来住的，如果住房是用来投资的就别叫住房了。为什么住房属于投资品？相应的跟住房相似的是汽车，汽车就是属于消费品。为什么汽车属于消费品，而住房就属于投资品！这两个又如何区分？住房和厂房算投资品，他们在建筑上确实有相似性。但是怎么来区分汽车呢？实际上联合国统计的时候主要考虑到，又是刚才我讲的道理。有的国家安居乐业，人人有房住；有的国家可能人人没房住，都只好去地主那儿租房子。租房子的国家就体现出住房的投资品属性了，因为他是用来经营的，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国家GDP算得比安居乐业的还要高，那么安居乐业国家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就被低估了。为了公平，为了可以互相比较，那安居乐业的国家老百姓自己住自己房子的，我也给你算房租，把房租算出来，加到你的GDP里面，这样跟这个国家可以比较了。你自己住自己的房子，我也给你算虚拟房租，自己买来的房子多少钱，可以把租金算出来，你自己租自己的。在另外一个国家，租房子是真正掏钱的，在安居乐业的国家，你没有掏钱，但把它创造的GDP计算并加进去了，这样就与地主的房子有相似性了。

正是基于这种国际比较，住房才被当成了一个投资品。而住房本身，却实实在在的，谁都认为是消费品。实际上，在公众的眼里，住房之所以具有投资的意义，是有的时候因为价值变动比较大，因而具有理财投资的概念。理财投资和真正的投资是两个概念。理财投资是做房契、地契、股票这种交易，不涉及到实体经济。现在我们简单地把住房这个实实在在的消费品，也当成投资品了。这样的话，就使我们GDP核算建立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基础上了。住房这个东西，目前我们统计局一直说就是投资品，但是不限于国与国之间GDP核算的比较。既然住房是投资品，你买房的时候为什么以消费信贷的方式来贷款？由于很多人都用住房进行投资，出租的房源一场充分，所以目前中国的房租涨特别慢。这就导致现在中国CPI统计的奇怪的稳定——不管老百姓感觉到的物价怎么涨，CPI统计一直是不涨的，或者涨得异乎寻常的慢！特别是住房这部分，任由住房价格怎么涨，住房消费部分的物价水平就是稳定的，房租是几乎是不涨的！为什么中国的房租不涨？很简单，空房子太多了。我认为现在开发商开发的房子越多，中国的房租越涨不起来。中国的房价涨得越多，暴利推动下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房子就越多，房子越多，空的就越多，房租越涨不起来。所以说地价越高，房价越高，他越有开发动力，开发的楼盘就比什么时候都多；但是楼盘越多，房租越涨不起来，这样物价的这部分就永远涨不了。

即使是虚拟房租这部分的统计，我们看国家统计局，自住住房这块也是2%、3%的增长速度，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自己买回来很贵的房子，如果折算成租金的话，绝对不是2%、3%的增长速度，而且现在大部分的人是自住房，大约有70%、80%的人是自住的，是用虚拟房租来计算的。虚拟房租是建立在房价的基础上的，只有少数人在社会上租房子，是按照市场上的租金来衡量增长幅度。只有这样你才能很好地衡量物价上涨。所以中国现在就走入这样一个误区了，对统计部门来讲，对政府部门来讲，房屋开发的越多，物价增长幅度就是低的，因为房租这块就涨不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也说明我们目前的GDP统计存在巨大的弊病。所以说依靠这个统计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已经完全脱离实际了，并不符合“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当中前两个“有利于”，有利于GDP增长的，有利于国力增强的，偏偏是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所以三个有利于应该区分，头两个是后一个的手段。现在我们是为手段而手段了，目的丢掉了。你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提高吗？！现在为了GDP，不惜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不惜让老百姓过上水深火热的日子，这种GDP已经毫无社会意义了。所以现在我们对有害的GDP，我的观点就是，对于有害的创造GDP的产业，我们不仅不能扶植，而要坚决铲除。比如房地产这个行业，专门以掠夺公众财富为盈利模式。为什么现在SOHO中国这样的企业到香港都很受欢迎，都很愿意买这样的股票，难道不知道这样的企业就是没有什么长久性吗？但是最近经过研究，我发现人人都想当掠夺者，人人都希望分享开发商在中国掠夺财富的能力。一般而言，香港的股民没有这样的掠夺能力，但是一旦当了股东，就可以跟着大股东一起掠夺公众财富了。至于股价跌下来怎么办？他们认为股票流动性很大，随时可以抛掉。所以明明知道这样的企业没有未来，不是长久的商业模式，但是在股市上竟然非常火爆。

在中国的深圳、上海两市，同样是这样的道理。这么多的房地产企业，股票价格居高不下，而且市盈率大部分超过100倍。就是说，即使这些企业每年获得的盈利全部分配，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也要100年才能收回投资成本！你认为这样的企业能掠夺一百年吗？这样的企业能持久一百年吗？但是股价炒得非常高。所以这里的核心在于，人们都知道我没有开发商那种核心资源，但是一旦入股，成了股东，我也可以跟着他从中受益。所以这是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的。一方面很多人是住房的受害人，但是希望通过开发企业的股东参与一部分财富的转移，这是非常矛盾的。

这样看GDP核算存在着的弊病，根本不可能反映我们真正的生活水平。刚才我与韩德强教授讨论到，我们真实的经济应该分三个部分：除了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之外还有一大块经济，就是家庭互助活动和自主经济活动。不同于商务活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互相帮忙是不花钱的，但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你叫别人帮助是就要给钱的，这种帮助就是物质财富。另外，现实生活中很多活是你自己亲自干的，例如搞对象、农村盖房子都是自己干的，甚至不需要请人，这也是物质生产活动。但这些一般不统计在GDP里面，因为他没有体现为交易。所以这样的GDP统计就不是真实的。我们一般统计的只是可交易的部分，交易部分就是市场经济。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一般来讲就是企业和公众之间发生交易的经济叫市场经济。一般的情况，企业作为供应方生产的产品和劳务不是自用的，是拿来卖的，这部分是市场经济。还有一部分是政府经济、公共经济，政府税收之后再进行再分配，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防、安全、政府经济活动，甚至政府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些都是公共经济。所以真正的经济又分为三个部分：公共经济、企业经济或者市场经济，第三个部分就是家务活动，即家庭的经济活动。家庭的经济活动为是家庭成员服务的，不是指拿来卖的。像农民种了地产了粮食拿来卖，这部分是市场经济；但是为家庭成员自用的这部分，以及自己做自己的事，像美国的自驾车，本来在中国是出租车的，但在美国是自驾车，这部分不是统计在GDP里面的。没有统计这一部分，那你的GDP并没有反映真实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说我们现在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就是研究不包含家庭活动、自主活动的经济。就是刚才讲的，公共经济假如是头，市场经济是身子，家庭活动这部分、自主经济活动就是属于腿部。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都是无腿的畸形经济，是并不符合真实的情况。

2、中国GDP增长中的分配诱惑

以上就是对GDP统计核算存在致命的毛病。这样有毛病的东西，被我们国家拿来大量地宣传、推动。认为只要认为GDP上来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认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GDP增长就是硬道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目前在GDP分配里面，特权阶层和富豪把大部分拿走，所以他能从增长当中可以得到很多好处；而普通公众在GDP增长当中，现在看来拿的越来越少，份额越来越低，人均越来越少。现在表面上是人均工资增长速度多快多快，但是普通的老百姓感受不到。为什么？因为像黄光裕这样的富每年至少可以挣一百个亿，而大多数人一年只能挣一万块钱，但是平均也下来是很高的。因为穷人被富豪平均了。目前富豪在中国开始大量存在，像中央电视台二套就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富豪的出现，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可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是多么错误、多么幼稚！

简单地计算一下，一个富豪的出现，有多少人不能就业了？有多少人不能致富了？财富只有这么大，他都拿走了，剩下的人自然就什么也没有了！其实很简单的道理，讲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蛋糕的分配是客观存在的，就是因为富豪把大部分拿走了，所以导致了很多人贫困。所以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在中国目前的贪官、特权阶层、富豪阶层的存在，就是很多穷人产生的原因，就是穷人不能致富的原因。这是我长期观察的一个结果，当然很多人不会赞同这个观点，特别是官员们绝对不会赞同。官员觉得中国目前的时代就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什么伟大？因为权利很大，可调配的资源很多，责任很小，几乎没有责任，生活非常舒适。所以他认为这个时代非常好。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也认为当前这个时代非常好，非常完美，最好再有30年稳定。茅于轼就说了，最好再有30年，那时的中国就更强大了。我不能想象他所说的强大方式，更不能确定这种格局还能不能再坚持30年。

现在看来关键的是，在GDP增长过程当中，目前的分配格局是什么样的？像我们有GDP结构分析，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投入-产出表”，上面有GDP的结构分解。这里面分了四个部分，生产增加值里面有一部分是工资，就是劳动者报酬，一部分是机器设备折旧，一部分是生产税，一部分是企业利润，分为了这四个部分。劳动的报酬，现在看93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GDP占的比重，93年是50.6%，96年最高，达到53.4%，这是工资占GDP的比重。从93年以后基本是下降的趋势，到2005年以后工资在GDP中的份额下降到41.4%。请注意41.4%里面，其中管理人员拿走了大部分，还有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就是高薪者拿走了大部分。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现在都愿意改制，改制之后可以持有股票，另外薪水可以大幅度提高。像国资银行的薪水，现在动不动都是几百万。一个部长，在政治上没有前途了，可以到一个企业去当一个什么监事会主席，薪水可以达到将近一百万。所以高薪实际上跟普通工人也平均了。另外薪水里面还有一大块，我们富豪都在企业担任着董事长的职务，一大部分薪水也在这里面包含了，他也必须开工资。他如果不开工资也没关系，他什么钱都可以在公司里报销，实际上他开工资纯粹是应付税务局的。税务局说你怎么没工资？你没工资怎么花消，怎么消费？他不信，那样就有麻烦！所以一定要开工资，每个月开几万块钱，有的还要多开一些。因为这笔钱毕竟拿着比较合法，开了之后要交个人所得税。如果富豪都不交税，那税务局肯定要找你的麻烦。当然有的人开的高，有的人开的低。特别是股份制的公司里面，大股东给自己开的一般是比较高的，自己的工资开的高，还可以占小股东的便宜。所以说在上市公司里面，私人控股的公司，他的工资开的肯定是特别高的，开个几百万、上千万都是很正常的，这个工资也在前面的GDP结构中的劳动者报酬里面。高薪者和管理人员的工资占劳动者报酬多大比例，目前没有统计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到企业里面做个案的研究。企业里面管理人员和老板，一般老板都是管理人员，他拿工资到底拿了多少？你到长三角来看，最近农民工的工资有所上涨，但是一般是一年一万块钱。那老板和管理人员拿多少钱？一般来讲，如果有十万个工人，老板个人拿的实际收入，绝对比这十万个工人加起来多得多，有的加起来再乘以五就是老板的收入。当然这个收入一部分是以工资的名义领取的，更大的一部分是以分红的形式实现的。老板有的时候一看分红太多，就把工资多开一点。工资开高了，显示我是很有水平的企业家，企业家就应该拿高报酬。张维迎教授的经济学理论说，企业家贡献大，多拿钱是应该的。所以不少带引号的企业家，就把自己的工资开得非常高。这是目前的格局。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基本是不增加的。长三角前两年有民工荒，主要是低工资惹的祸。从92年一直到2006年的，将近15年的时间，农民工的工资基本上没有涨！原来是每月400块，后来涨到600块；但是老板的收入是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所以这样的分配格局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另外现在GDP中的固定资产折旧，93年占到11.7%，05年占到了15%，说明资本的有机构成在提高，这也减少了单位投资的就业岗位。现在好多工厂雇佣的工人越来越少，因为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所以就业机会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即使挣着很低的工资，就业机会也不是太多。另外是税收，税收这部分是生产税，基本上是稳定在14%左右。企业盈余，93年是在24%左右，到2005年是30%，大幅度上升了。这部分分配，在私有企业，当然归老板所有了；在国有企业，则主要由有裙带关系的权贵们消费了。

所以这样一个新的格局，实际上就目前的社会产品的大部分，是让少数人拿走了。包括税收部分、企业利润部分，包括折旧部分，在劳动者工资里面大部分是被高管人员拿走了。高管人员和普通人员的差距非常大，高管人员动不动是年薪几百万，普通工人一年也就是一万，这个差距有多大！就因为这样的GDP增长，有利于财富的重新分配，有利于让富人分得越多，而对穷人来讲GDP增长跟他们无关。这样的GDP增长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政府官员，还有资本所有者，包括外资，他们是比较欢迎GDP增长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弄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无限大方、拼着命在引进外资，但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GDP当中，究竟有多少留在国内，多少被他们拿走了？！

上面所说这种GDP核算和分配，实际上还是不完全的。因为目前在中国一大批生产交易活动，是靠贿赂来推动的。目前，“贿赂经济”在中国已经非常严重了。如果说老板给官员送钱叫贿赂的话，目前企业之间的采购活动当中，贿赂活动也是非常严重的。对于供应商而言，如果要拿到订单供货的话，就要支付很大比例的回扣。眼下在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B to B”的交易，没有回扣几乎是不可能运转的，任何的“B to B”几乎都是靠回扣来推进的。最后的回扣部分，有很多是用了比较隐蔽的方法，比如用咨询费的名义套现；也有在海外开一个账户，直接把钱汇过去，这种现象现在非常普遍。像一些中央大企业，采购活动中的回扣是非常厉害的。这样的大企业经常开出大笔的咨询费用给某一个咨询公司。比如说八百万的项目，但是经手的咨询公司通常只能得到一百万，是象征性的咨询；其他七百万都是提现给他们，是吃回扣的这批人拿到的。这种现象很多高校经常能碰到。

回扣这部分，在统计上并没有在GDP里面，而是反映到成本即中间投入里了。但实际上这部分已经装到了某些人腰包里。这部分本来应该算到GDP里面，但现实当中没有算进去。谁能把钱装到腰包里？就是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这些人的真实收入，有的时候把GDP分光了也搞不清楚还有一笔钱，这笔钱就是通过中间投入，通过回扣的方式装起来了。这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比例，是中国经济没有研究的部分。这部分非常值得研究。

当然，真正的GDP核算，必须扣除为经济增长而损失的部分，比如环境污染、文物风景破坏的损失。但现在我们的计算不予扣除，就造成破坏越大、经济成果越大。当然，这部分破坏带来的收益，主要被少数人拿去了，所以可以理解，他们的破坏欲和破坏力，为什么都那么强。

3、GDP增长损害人民生活的三种情况

如果为GDP增长而增长，实际上有的时候就“三个有利于”来讲，有的时候会严重地损害人民生活。所以为GDP而GDP，在下面三种情况下，就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如果有些领域过度市场化了，（2）如果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了，（3）如果我们的GDP增长是建立在破坏资源的基础上。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任何一个，GDP的增长都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没有意义，还是有重大危害性的。

比如说现在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过去人们之间互相帮助都是免费的，现在从来没有免费这一说，什么都是靠金钱来交易的。现在人的身体都可以交易了。教育、医疗在很多国家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属于免费的公共服务部分。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有钱的话，那首要的事情是让大家吃饱饭，接受教育，有病的要治好病。这本来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其他的，像卫星上天、成为世界强国，这个都放在后面。但是现在在中国，老百姓治病都不重要了，关键是医疗部门的GDP能不能上来。只要GDP上来了，就可以显示这个国家是国力强大了。医疗部门、医院建得多了，医疗设施先进了，医生收入高了，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医疗水平上来了，人们的医疗福利条件就上来了。他们不知道这只是对医生是有好处的；对病人来讲，高价医疗就相当于割走了病人的一块肉。对医生来讲是福利的，一大笔收入装在兜里了，对病人来讲实际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口。所以我们国家到底是把产业放在中心地位，还是把公众利益放在中心地位，确实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过度市场化，把不该卖的东西都卖了，很多人在出卖良心身体来换取收入，这就是典型的过度市场化。

在过度市场化条件下，人们之间没有信任了，什么都要靠金钱润滑了。一旦一个社会的风气不好了，社会就几乎不可救药了。还有一个过度市场化，就是当前土地的过度市场化问题。土地从道理来讲是老百姓的，老百姓的土地反过来被政府高价卖给老百姓，这就是过度市场化。过去日本人侵略者可以把老百姓全部赶走，如果你再想收回房子就可以花钱买，这跟那个道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政府把老百姓的土地高度拍卖，通过中间商层层加价，包括土地储备中心、开发商、炒楼者，最后把老百姓的土地再高价卖给老百姓。现实当中，炒楼的人最终是不要房子的，而是把它卖给当地的老百姓。炒楼的人实际是商人，是交易商。现在政府大力地支持这些人囤地、开发、炒楼的人，就是放纵他们转移和掠夺公众财富。为什么要放纵？因为可以创造GDP！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转移给少数人的巨量财富，最后都是由老百姓买单的。老百姓要使用公有制的、委托政府看管的土地，是不是应该直接分配？农村的土地制度就是这样的。在农村的土地公有制条件下，老百姓要盖房，就直接划出一块给你就行了。划出以后才可以交易。先分配，后消费，如果消费不完可以交易。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现在我们老百姓的土地都让老百姓高价买回，政府有钱花认为就是好的，这就是典型的过度市场化。所以这样创造的一些产业，都是专门掠夺老百姓财富为商业模式的，而且政府是大力扶持的。所以这个行业越发展，老百姓就越贫困，又怎么能够通过发展经济让人民致富呢？所以目前需要三思。

过渡市场化还表现在，我国的市场化和GDP创造，基本是建立在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我最近到过几个国家考察，我看到很多国家的资源保护，都比我们做得好得多。我到泰国，到加拿大，到韩国，到日本，看到他们自然资源保护都比我们好得多，我对加拿大的印象尤其深刻。我曾想，如果像加拿大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它要想把GDP像中国这样搞上去，一年增长50%都能做得到。只要把这个矿山炸开，不顾后果地任人开采，只要卖了钱，GDP就上去了。但是这样的GDP增长及时是在加拿大也是不能持续的，况且人家的法律也是绝不允许的。

4、人均GDP增长不能代表公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程度的提高

在中国，只要为了GDP，一切都要为它让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就容易出现重大问题。什么是发展？我们理解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什么？就是GDP增长。这样，一切变成GDP才是硬道理。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并不是邓小平说的发展。那么，发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就是人类各项指标的全面发展。吃得好了，教育水平高了，医疗水平高了，长寿了，幸福了，安全了，这才是真正的发展。这是真正的发展，显然不是GDP的增长所能够涵盖的。所以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GDP增长，九出现重大的问题。所以说邓小平的很多思想需要细化，不能简单地理解。

人类的幸福，并不取决于GDP的多少。就算是平均分配了，GDP多了，也未必是幸福的。人们的幸福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家庭成员互相的帮助、家庭的和睦恩爱，还有很多自主选择的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活动。在中国，有很多家庭活动是受到政府限制的，政府不再允许你自己盖房子了。过去盖房子都是自己盖的。盖房子跟找老婆的道理是一样的，你要找什么样老婆只有你自己知道；同样的，每个人对住房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这个权力统统都被取消了，在城市里谁也没有盖房子的权力。中国的城市，就成了全世界中唯一的不允许老百姓自己盖房子的地方了。除了中国，在全世界目前还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在全世界的土地上，老百姓都有自己盖房子的权利。现实是我们现在就不能你自己盖，自己盖了房子，在政府的眼里，就乱了套了。他们认为应该而且必须由开发商负责盖房子。开发商虽然赚了很多钱，但是要害是他们还创造了GDP，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我们的领导人认为，即使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利弊相权还是利大于弊。这是非常粗糙的、弱智的衡量，稍有常识和良知的人，都不会相信他们的判断。

有很多人家很穷，但是他们非常幸福，那是因为有家庭成员的相互帮助；可是有的富豪家庭，家里有几十亿、几百亿，但是家庭成员互相争斗，甚至残杀，实际上他的幸福远远不如穷人的幸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穷人可以过得很幸福，为什么富人过得一点也不幸福呢？这就是因为非市场经济活动的部分，表现为家庭互助的部分，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这个长期以来被我们忽略了。如果把这一部分加进去，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了。GDP的增长，并不代表真正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家庭幸福，吃的穿的用的都有增长，而且医疗、教育都得到很好的享受。现在到医院是被宰一刀，几十年的储蓄都不够。这样的医疗福利是最差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差了。美国的医疗制度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美国最不好的东西学过来了。但是欧洲很多国家的福利制度，我们认为就很具有社会主义特征，他们就没有照搬美国的这套。在改革开放中，我们把这套计划经济当中好的制度彻底抛弃了，认为只要是过去的、计划的就永远抛弃，只要是自由市场就永远是好的。

讨论计划和市场配置的优劣，可以通过一个煤矿的例子加以说明。比如说一个县里发现一个大的煤矿。这个煤矿有两个解决办法：一个办法是县里面组织一个公有制企业来开发，开发以后把煤分配给大家。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是把煤卖掉，把钱分给大家。第二个方式就是放任全世界的投资者、采伐者可以到这里来采伐，所谓国家、外商、集体、个人一起上，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结果到处挖洞，在地下肯定就没有什么规矩了，就会引起互相残杀。为了把煤尽量多地挖走，就不顾上面的水系断水，不顾上面的房子塌陷，什么都不顾了。这就是市场经济。这两个简单的比较，可以说市场经济远远不如计划安排，计划安排后让大家可以利益均沾。这种公有制企业显然比私有企业好得多。所以有很多基本的道理，我们都以改革开放为借口违背了。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中国GDP增长的诱惑和症结的破解。现在看来，GDP的增长实际上一点也不重要，人类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对今后对干部的考核、经济增长的追求，都应该向着人类幸福的方面发展。现在回想起来，过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讲的很多道理都是非常正确的。例如，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什么，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是整个社会搞生产、流通活动的最终目的。现在我们的做法，基本上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为发展房地产开发而房地产开发，为GDP而GDP，完全脱离了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我们应该彻底抛弃GDP的这种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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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完毕。

实际上，涉及到GDP，我在2004年就专门说三道四过，并被当时的《中国改革》杂志所采用。这种故意忽略国民收入的经济数据体系，有着类似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边就是真理”的功效。用全世界唯独中国单纯采用GDP（其他国家除了GDP外，还有一个涉及国民幸福的经济指标GNP——国民生产总值）的方式，抹煞改革开放对国民幸福旷日持久的盘剥真相。

问题在于，这是可以阻止的吗？

应该说，现如今的制度选择，是一个左右为难的状况。这里所谓左右为难，并不是说一个行为主体的进退维谷，而是如此选择，让几乎全社会都大惊失色，让左右派别都不屑一顾。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就有了两大针锋相对的阵营，那就是新左派和自由派（也称右派）（当然，现在又出现了新儒家派、新法家派等等，但是还不足以形成三足鼎立乃至百花齐放的格局），并且随着进入新世纪，两派的纷争日益公开化、复杂化、尖锐化。

可是，在制度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这种制度选择被左右两派都不齿。

中国社会在公共性日益缺失的趋势当中，全部的公共品供给几乎形成真空，公权力的私权化路径堂而皇之。而干部的最终选择，则明确了与包括左右两派在内的人民对立的基本立场。

曹建海把现如今的中国经济称之为掠夺型经济，或者说，是比剥削型经济更为残酷的经济模式。

中国的体制改革进行到了现在，攻坚年也持续了10年左右，现实情况是越攻越坚，成了绕不过去的死结。掠夺更加明目张胆变本加厉。最终买单的，只能是绝大多数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