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地价等同于高税收
卢麒元
笔者曾多次撰文批评香港的高地价政策。从财政学的角度看，高地价政策相当于征收高额特种资源税。如果综合测算香港的实质税收水平，所谓的低赋税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笔者相信，如果将高地价政策折合成税率重新计算，香港居民的实际赋税占所得的比例将远远超过50％。香港不是高福利社会，如此之高的赋税水平极为不合理。这就直接导致香港贫富极度分化；民生艰难；竞争力下降；产业空心化；投资与消费增长缓慢等等。这也是笔者对香港经济远景并不乐观的重要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香港的问题在大陆重演了。笔者缺乏可靠数据。但是，以直观的方式估计，如果将高地价政策折合税负，中国城市居民的实质赋税比例也应该超过所得的50％。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并不高，中国远远不属于福利社会，这个比例是十分惊人的。
高地价收入已经成为中国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更为严重的是，作为非税收入，地价收入不受税法管辖；作为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并同时列支为预算外支出，亦逃过了预算法管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外收支。也就成了地方政府法外运作的合法金库。这就是为什麽财政收入超收惊人的原因。这也是为什麽地方政府不积极抑制房价的原因。地方有了钱就可以搞建设，搞建设就有了利益分配的手段，就产生大量的腐败现象。各地方政府豪华的楼堂馆所足以让发达国家叹为观止。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高地价政策必然带动任何与土地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一方面，商品服务成本的提高必然最终转移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商品服务的价格上涨不断降低企业的竞争力。非理性的高地价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将很快浮现出来。
中国高地价政策形成的原因耐人寻味。
第一，中国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制度与政策，至今缺乏清晰的认识，没有清晰的定位，没有战略的考量，更加没有建立系统的法律规范。财政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核心手段，缺乏理论支持，缺乏法律手段，随波逐流，以至于不断弱化宏观控制的能力。这就持续弱化了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经济的能力。这就使得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局限于技术层面，杂乱无章，效率低下。
第二，中国财政管理受制于其他部门的政策和利益的约束。换句话说，中国财政缺乏相对的独立性。中国的财政体系对于暴利行业和投机行为没有反制能力。根本无法承担平衡社会再分配的角色。财政的根本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了。
第三，房地产行业巨大的利益输出，在缺乏系统的分配制度约束的前提下，成为地方政府官员和房地产发展商的利益来源。在强大的利益驱动下，在没有法律和制度约束下，在被绑架的制度和政策（土地管理制度和货币政策）配合下，形成了对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的疯狂掠夺。就本质而言，这是没有人大授权的加税行为。十分荒唐，但决不可笑。
第四，中国政府关于土地的管理制度和政策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战论资源、核心生产要素、基本生活用品－－土地，竟然没有系统的战略规划，没有系统的法律约束，没有精密的操作程序。各地政府关于土地的种种劣行，令人震惊不已。
第五，长期实质负利率形成的货币政策驱逐，导致各种类型的金融资本蜂拥挤入房地产市场。
上述因素的分析全部指向一个焦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已经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思维僵化、结构紊乱、效率低下，政府在管理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不及时、不配套、不系统、不完整、不规范等诸多问题。行政体制改革已经不能再拖了。
中国高地价政策明显与以民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相矛盾。必须尽快予以纠正。
首先，地价收入的主要部分（应不低于50％）必须上缴中央财政。由中央财政统筹安排和使用。
其次，批地的总体比例中，必须保证居屋和公屋的比重不低于50％。
再次，土地供应量应满足市场需求，技术上可以与房价挂钩，即房价上涨幅度超过一定比例（例如年增长超过20％），就增加土地供应量，反之则减少。使房屋价格和租金保持相对稳定。
最后，征收累进制物业税，防治炒搂现象，提高房产的使用效率。
高地价政策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极其有害的。中国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都应保持理性的低地价政策。同时，要高度重视行政体制的改革问题，强化国家管理宏观经济的能力和效率，保持经济理性的繁荣。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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