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面对国际化进程中的问题和挑战
管清友
一 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有人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国际化和全球化的状态：一个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乘坐由一名喝多了苏格兰威士忌的比利时司机驾驶的一辆带荷兰引擎的德国汽车被一群骑着日本摩托车的意大利狗仔队追踪而在一条法国隧道里出了车祸，抢救她的是美国医生，用的药来自巴西。
中国的经济崛起和中国奇迹的创造正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进程中实现的。一方面，我们出口自己的优势商品，输出本国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接受国际经济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进口外国商品，引进外国资本、先进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通过积极地发展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把自己置身于国际经济格局中来发展本国经济，我们突破了限制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和资金技术等条件的约束，充分利用了国内外广阔的市场空间，取得了让世界惊讶的经济发展速度。
在这个国家边界逐渐模糊，商品和服务贸易不断增加，资本全球流动和国际投资不断扩大，高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的历史大进程中，中国被越来越深地烙上了世界的印记。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五年以来，各级党和政府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的形式更加多样，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增加，我国对外开放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增长
有关部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排名不断提升，已经稳居世界第三位。2007年1-9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15708.34亿美元，同比增长23.5%。照此进度，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有望历史上首次突破两万亿美元。今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总值达到878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7.1%，进口总值达到6925.92亿美元，增长16.1%，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856.5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今年中国贸易顺差很可能世界第一。高企的贸易顺差必然会带来庞大的外汇储备，我国的外汇储备也在人们的惊叹声中不断刷新历史纪录，截至2007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14336亿美元，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平稳快速增长
2002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均呈较快增长态势，实际到资额屡创新高，利用外资额度自2002年以来一直居于世界前三位。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2004年、2005年、2006年连续三年超过600亿美元，其中2006年达到了创记录630亿美元。而这种良好发展势头仍在持续，今年1-9月份，全国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820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2.19亿美元，同比增长10.8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7500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构成部分，2006年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量的58%，全国有1亿多劳动力在从事对外经济领域的相关工作。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而且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工业化进度，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出口，增加税收，创造就业，乃至推动中国经济体制完善和创新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2002年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境外投资促进和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期。到2006年末，我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160多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750亿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净增520亿美元。最近，QDII（合格境内投资者）被批准设立，并收到了热烈追捧，这又为内地投资者在我国资本帐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投资海外资本市场提供了可能。
另外，我国对外经济合作领域也成效显著。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市场上，我国企业表现出很强实力，在多项大型工程招标中击败国外对手。 2003-2006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为1371亿美元和831亿美元，年均增长44.7%和27.9%；劳务合作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分别为161亿美元和172亿美元，年均增长17.4%和15.0%；2006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67.5万人，是2002年的8.7倍。
二 中国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遇到的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涉足和参与了新一轮的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大潮，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没有现成的经验供我们参考。可以说，我们正在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来之不易，稍纵即逝。机遇与挑战总是如影相随。我们顺应全球一体化的潮流努力进行改革、开放市场、追寻有纪律约束的宏观经济政策因而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开放给我们带来许多新课题和新挑战。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影响和依存越来越明显，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也越来越多。这些新问题、新情况给国家治理都提出了挑战，我们必须充分研究、深刻把握，增强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平稳良好运行。
第一，市场安全挑战。“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遭到近乎疯狂的围追堵截。据世贸组织统计，自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国反倾销立案中涉及中国产品的调查占总数的1/7左右，中国连续十年成反倾销最大受害国。而今年以来，国外针对牙膏、宠物食品、轮胎、玩具等我国产品的召回事件频频发生，以产品质量、安全、环境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为名的贸易纠纷又逐渐走入大众视野。这是经济开放带给我们的市场安全挑战。市场安全是指由各种经济摩擦（倾销与反倾销、劳工标准、环保标准、知识产权、汇率政策、技术转让和技术标准、跨国资源分享等）引起的贸易制裁。经济摩擦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国内政策与国际规则不匹配给一些国家提供了制造摩擦的口实，另一方面根源于某些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为谋取本集团利益以及该国政治周期的变化。经济摩擦在一些国家经济不景气或某些产业给政府施加压力时显得尤为突出。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增强，对于某些国家来说中国的优势特别明显，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济摩擦将不可避免。
第二，产业安全挑战。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也走得颇为坎坷：联想在美国遭遇“安全门”事件，中兴和华为在印度的业务扩展受到政客阻挠，海尔在美泰克收购战中铩羽而归，中海油在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并购中折戟等等。相反，外资企业凭借其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大举并购我们的优质民族企业，也引起了大家的担忧：跨国公司如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形成垄断局面，是否会严重威胁国家的产业安全。比如，凯雷资本并购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德国舍弗勒集团并购洛阳轴承集团等事件就引发了近乎白热化的争议。这是经济开放带给我们的产业安全挑战。
第三，分工安全挑战。亚当·斯密以来，分工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真正的经济增长是来自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则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才能越细，才能越进行专业化生产。在著名的斯密定理里，他就指出，分工水平依赖于市场容量。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能从专业化分工得益依赖于参加分工网络的人数。但是，分工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却会产生“分工陷阱”。比如中国出口的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零售价为9.99美元，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两者相差的8美元作为“智力附加值”被美方拿走。在剩下的2美元中，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65美分为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方只得到区区35美分的加工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链条当中明显的处于劣势和低端，而发达国家则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是经济开放带给我们的分工安全挑战。
第四，金融安全挑战。在国际化程度日渐加深的今天，金融安全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加入WTO后，资本项目开放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必然趋势。但是也应该认识到，没有健全的国内金融制度，对资本流动实现有效管理，中国抵御汇率波动、投机资本冲击以及资本外逃的能力将会被大大减弱。金融部门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点金融市场有所波动，整个经济基本面都有可能受到冲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三大目标之间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在国际经济学里被称之为“三难困境”。
第五，能源安全挑战。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包括能源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进入了新一轮的价格上升周期，以石油输出国为代表的能源资源出口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能源贸易顺差产生的大量石油美元以及能源贸易结算货币的改变，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新的不稳定因素。此外，能源价格的上涨还改善了一些能源出口大国以及一些反美国家的经济状况，以美国为代表的能源消费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受到空前挑战。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能源的巨大需求给一些国家和利益集团提供了“题材”，成为一些国家打压中国和一些集团投机中国的“口实”。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能源增量需求是所占比重较大，相对削弱了原有能源消费国对能源出口国的谈判能力，“新乘客”要登上拥挤的能源汽车必然遭到“老乘客”的排斥。这是经济开放带给我们的能源安全挑战。
规则问题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就是规则的国际化和全球化，
规则在国家之间和全球具有普遍适用性，各国参与世界经济也对国际规则形成依赖。但是，发达国家几乎完全掌握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主导着国际规则的运行。发展中国家要参与全球化就必须执行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发达国家甚至要求发展中国家遵守某些它们自己都无法遵守的规则。虽然发展中国家在很多场合下试图通过“用一个声音说话”的方式增加自己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但是国际规则的运行总体上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当前，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化需要借助国际规则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一些既定的国际规则也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挑战，作出了许多约束和限制，中国必须根据国际规则调整和改变某些国内经济政策。以国际化程度最深的银行业为例，国内银行在扩展国际业务及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就遭遇了许多“始料不及”的规则问题。如国际银行业广泛认可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面细化的监管框架在中国施行起来很不方便，国际会计准则与国内会计准则在一些环节上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也给国内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带来一定的阻碍。
为了维持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在国际事务上的统治地位，一些西方国家不能容忍和适应中国快速崛起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些国家的内部产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制造事端，“敲打”中国。一方面他们以政治为手段，利用民主、人权等问题，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另一方面，利用经贸、汇率、产品安全等经济问题对中国施压，以所谓的“国际规则”苛刻地规范中国的行为。例如，近来所谓的“中国问题产品”风波就是一次发达国家操纵其所控制的媒体蓄意制造的旨在妖魔化“中国制造”的恶意攻击，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试图用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来颠覆“中国制造”在外国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印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三 中国如何应对国际化进程中的问题和挑战
中华文明一直是一个冲击－回应型文明，几千年来，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内部和外部挑战，中华文明正是在不断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得以存续、发展的。今天，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机遇，正确地应对挑战，就能够变压力为动力，变“危”为“机”，在化解风险和挑战中发展、壮大自己，实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一，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兼顾自身利益和别国利益，兼顾自身利益和世界利益，兼顾开放本国市场和开拓别国市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展现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参加全球治理组织（如努力增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影响，争取加入国际能源机构（IEA）等），获取在国际事务上更大的发言权，从世界范围内保证中国国家利益和权益。
第二，一方面处理好内需和外需的关系，积极鼓励、刺激进口增长，尤其是注意增加对中国逆差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减少国际收支盈余，缓和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局面。并通过政策杠杆和产业引导，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推进外贸增长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另一方面，变被动为主动，适应与别国的经济摩擦。中国的崛起必然随之带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问题，经济摩擦和贸易争端不可避免。因而，参与和主导国际协调不仅仅是中国重新作为大国走上世界舞台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维护、拓展自己利益空间的重要手段。积极的应对乃至主动的出击，在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是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制定和执行的大的战略选择。
第三，循序渐进推进金融部门改革，认真研究增强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能力。一些新兴国家的经历表明，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不成熟的条件下过早开放资本项目对该国是一场灾难。中国国内金融部门的改革要在投融资体制、监管、市场结构等诸多方面狠下功夫。高效的市场、健全的监管制度、成熟的机构和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是一个大国金融体系必需的四个要素。要做强做大国内金融市场，强化监管降低风险，时刻警惕来自外部的投机、资本外逃以及可能出现的货币“阴谋”。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抵御外部风险。
第四，走新型二元工业化道路，跳出分工陷阱。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在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努力。中国不可能让所有的产业部门进入“分工陷阱”。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因此，在容忍一些产业部门进入“分工陷阱”的同时，我们还要从国家长远发展计努力发展高科技产业部门，鼓励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实现重点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主动进入全球的“分工陷阱”，获得全球分工链条的收益，解决了稳定的问题。主动开掘新水源，实现重点产业和某些地区的赶超和发展，解决了发展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两大类产业部门将构成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二元经济模式。在容忍某些产业部门进入“分工陷阱”的同时，也要尽量避免 “分工陷阱”带来的负面效应。对目前存在的“血汗工资”和外资对内资的巨大冲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要研究相关的措施加以解决。在主动进入“分工陷阱”的同时要逐渐实现产业升级和资本、技术的积累，尽快走出“陷阱”。在实现发展和赶超的同时，要运用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的反哺。从而化挑战为机遇，真正实现中国的崛起。
第五，充分利用世界市场，保持能源适度进口规模。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在国内能源供给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只要国外供给与国内供给的总和等于国内需求，那么能源的供给就是有效率的。但是，由于能源产品属于战略物资，具有一定的“风险溢价”。 能源消费国的脆弱性是长期存在的，能源安全成本也就长期存在。通过自给自足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是不可能的。我国只能通过世界能源市场，保持适度的进口规模来尽量减少安全成本。在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口来源地多元化就成为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条件。
从根本上来说，未来中国的国际化需要我们不断适应和接受国际规则，努力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适应和接受规则需要一个过程，日本、韩国到目前为止仍然对本国农业部门高度保护。但是，也应该看到，掌握规则制定权是中国参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重要步骤。一方面，中国需要适应和接受某些国际规则，按照国际规则的要求开放国内市场，提高国内产业部门的国际化程度；另一方面，要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国内产业利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从适应、接受到参与、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并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应对一些国家的“敲打”，揭露那些麻烦制造者的真面目。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问题，需要放到中国崛起这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中去观察。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的崛起，具有典型的“巨国”效应，它将从总体上改变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图景。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将类似《西游记》里太上老君与玉皇大帝、如来佛祖等的关系。虽然法力有所差异，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充当着领导者的角色。我们接受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对我们的约束，但也不会屈从于任何政治压力。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无疑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同时又是独立的，独特的。中国的国际化将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融入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成为规则参与和制定者的伟大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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