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沟通是区域经济的特征和发展动力
陈寒鸣
[ 摘 要 ] 区域经济的崛起，是很引人注目的现象。而从文化层面来分析，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沟通都是区域经济的特征和发展动力。这就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既然在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之际必须正视同样客观存在着的区域化（或称地区化）现象，那末，就应该尊重多元化的存在，并以谐和的心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融通。
[关 键 词] 多元文化；碰撞与沟通；区域经济
从文化层面来分析区域经济，可以说，多元文化的碰撞、沟通、交融及在此基础上的整合，乃是其重要特征，是内在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传统中国即是如此。如黄河流域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区域。生于斯、长于斯的上古初民，为生活和生存艰苦斗争，回应了环境的挑战，同时也创造了文明。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分析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时说：
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黄河下游的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我们发现人类在这里所要
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严重得多。人们把它变成古代中国
文明摇篮地方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之外，还有更大得多的气
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
从种族上看来，好象同南方和西南方广大地区上的居民——从黄河到雅鲁藏布江之间，
从西藏高原到东海和南海——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说这样一片广大的人群当中，有一
部分人创造了文明，而其余人等却没有遇到挑战的缘故。根据我们目前所有的知识，
我们还无法确定那种挑战的具体性质。[1]
其实，勇敢地迎接、回应了恶劣的自然环境[2]的挑战，创造了文明，从而成为黄河流域最早开发者，并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国文明摇篮的，并非一个氏族或部落，而是诸多文明发展并非齐头并进、且各具自身特色的氏族或部落。诸氏族或部落间的磨擦和冲突，以及在这磨擦、冲突中的相互交融，在所难免，但慢慢形成了为共同生活在这区域中的人们都认可、接受的中心氏族及其中心人物，而这中心氏族及其中心人物便成了上古文明缔造的象征。黄帝就是这样的象征。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代神农氏而兴。黄帝又称轩辕氏，这可能表示车的发明与其氏族有关。《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黄帝先后打败了“侵陵诸侯”的炎帝，擒杀了“暴虐百姓”的蚩尤，被诸侯共尊为天子。以我们今日的认识看，黄帝成了那时部落联盟或酋邦的大酋长。同篇又说黄帝一生曾东至海岱，西至空桐，南至江淮，北逐荦鬻。司马迁作《史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这似乎是说据其考察，确曾有某位称为“黄帝”的人一生中到过这许多地方。但对此事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尸子》载“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这样说来，并不是黄帝本人亲至四方。但不论怎样讲，以黄帝为代表的中心氏族所管理的地区幅员已相当大，并且，这个中心氏族逐渐变成了氏族显族，以后的唐尧、虞舜、夏、商、西周乃至春秋时代的许多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是黄帝的后裔。今天的中国人也把黄帝尊奉为始祖之一。黄帝成为中心氏族代表者，成为缔造中国文明的象征人物的过程，曲折地反映出在上古时代，黄河流域开发过程中，多元文化的碰撞、沟通、交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整合，确实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3]
当代中国亦复如此。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处中国东部海岸线中点的温州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此一占地11500平方公里面积的区域，以其卓越的成就而被人们称为“温州模式”。导致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因素很多，如美国学者艾伦·刘（Alan P·A·Liu,汉名刘平邻）即以为“三M”与“一I”的结合是温州成功的秘诀（所谓“三M”即群众创造性、流动性、市场，“一I”即指一个空隙）并将之归结为一句话：改革传统体制以适应现代形势[4]。而据我们的研究，透过“温州模式”，同样可以看到多元文化的碰撞与沟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交融与整合是区域经济的特征与发展动力。在温州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有二种文化力在起着重要作用；一是作为中坚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著名的东方集团公司，其前身是1974年由温州市日用陶瓷厂办起来的玻璃钢建材厂，到1983年，仅有职工100多人，固定资产21万元，年产值44万元，负债40多万元。而如今的“东方”拥有职工4000多人，1997年创造产值18亿元、实现利税8000多万元，产销基本平衡，固定资产达6亿元，资产负债率仅为40%，成为浙江省和全国建材行业的优秀企业、全国首批转换机制好的典型国有企业，被国务院列为512家重点企业之一。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亲临视察，并给予其很高评价。“东方”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就是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优势。该公司有一个以党委书记、总经理为首的19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它集中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能够廉洁自律、为职工群众拥护的人才，内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优秀党务工、优秀管理干部，半数以上的人获得全国或省、市的先进模范称号。他们人人以公司为家，以在国有企业工作为荣，不分上下班和节假日，终日为搞好工作操劳。这个班子的成员都是党委委员，实行以党委为政治核心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充分发挥班子的整体效能。党委的集体领导主要体现在集体决策上，按照党委制订的《企业重大问题议事规则》，凡有关企业发展的规划、重大经营决策和技改项目、中层以上干部人事任免、主要规章制度等都要在每月一次的党委会上讨论决定。以此为基础，实行一个目标、一条心、一致行动，行政集中统一指挥的管理方式。党委书记、总经理滕增寿是这个领导班子的核心。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信国有企业能够搞好，也应该搞好。他的办厂目标是“一大三好”即大干社会主义，让职工吃好、穿好、住好； 治厂思想是“治厂先治人，治人先治心，治心先治己。”他的行为可以用15个字、两句话来概括，好“干有劲、言有理，利要让、难要抢，带头干”和“金钱面前不变心，美色面前不动情。”这为其他领导成员以至全体职工树立了榜样。东方集团公司的成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优势，是温州地区经济飞跃发展的关键因素。二是历史形成的务实精神、商品意识这样一种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早在宋代，温州人即以务实求效著称，陈亮、叶适就是体现了这种文化精神的著名思想家。温州人又有很强的商品意识。他们在宋以来开发、利用本地区天赋自然资源，将地理位置转化为相对优势的过程中，尤其擅长商品性作物和手工制品的生产，换言之，历史上的温州人就是在为市场而生产，这使其易于形成强烈的商品意识。可以说，务实精神和商品意识早已作为文化传统深深积淀在温州人心田深处。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传统立即发挥重大作用，极大地激发起温州人对于市场经济的热衷之情。一时间，在温州本地以小商品生产为主的家庭工业迅速兴起，来自温州的营销人员更遍布全国各地，由此当不难想见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对于温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需要指出，在温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上述两种文化力固然有矛盾、冲突的一面，但更有在碰撞中交融、在交融中整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文化，并对社会经济起推进作用的一面。一定意义上似可将之视为“温州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外国的情形也是这样。拉美区域的发展即具有明显的族裔文化特征。所谓族裔，主要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移居巴西和秘鲁的日本贫苦农民，以及移居拉丁美洲地区的黎巴嫩裔居民和叙利亚裔居民。这些有着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族裔，共通的特点是具有吃苦耐劳、创造精神。他们在与本地民众交往过程中，吸纳着当地文化，更将其固有文化精神充分发挥出来。经过几十年奋斗，当年的日本贫苦农民已基本进入拉美地区中产阶级以上阶层，在巴西、秘鲁的贫民窟中找不到一户日本人。而黎巴嫩裔居民和叙利亚裔居民则大批进入拉美地区领导层，在拉美诸国20位总统中有3位来自这一族裔：阿根廷的梅内姆、厄瓜多尔的马瓦德以及洪都拉斯的弗洛雷斯。这一族裔在拉西美洲的人口中比重并不高，但出了三位总统，确是相当惊人的。
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的开发建设和发展，了是以多元文化的碰撞、效融与整合为特征和动力的。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移民大批到达北美地区。其后，来自于世界各地、各个不同民族的人陆续到达这一地区。他们都有各自的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的碰撞、交融，这引起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逐渐整合成为以务实求效、锐意进取、民主自由、开放逐新等为主要内容的美国文化精神。这无疑对北美地区、尤其是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由上所述，古今中外大量历史事实启示着我们，在构划并着手从事区域经济开发建设时，必须对该区域的文化资源进行认真调查、开掘，必须认真处理好区域内并存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积极有效地引导，将多元文化整合成为能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文化力。反之，如果做不好这些，多元文化总是处于交锋、碰撞状态中，则易形成内耗，影响以至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注释：
[1]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第92—93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关于黄河流域即华北地区自然环境之恶劣，现代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从气候变迁角度予以论析，并得出结论说：“按诸气候上的通例，凡雨量愈稀少者，其每年之变率愈大……一地方雨量之变率，视其平均雨量之大小而定。所谓雨量差者即将各年雨量与当地之平均雨量相比而得之较差也。……中国雨量之平均率……长江中部为10%，至华北则约有35%。因一地方农作物之选择须以当地之标准雨量为依归、而雨量之增减达25%则作物已受伤害，若达40%则将无收获可言。……据中国历史上所载，自公元初以至十九世纪，其间在华北境内发生之旱灾980次，水灾650次，此皆历史上著名之天灾也。……世界上人口稠密之区并无一地，其雨量之变化性之大有如华北者。此外人之所以称中国为灾荒国也。”（《竺可桢文集》第181页）
[3]诠释一下黄帝一词中“帝”之义，亦可充分看出这一点。“帝”字初义并非如《诗》、《书》或商、周甲、金文中所表示的“上帝”这样一种宗教观念，而是如许慎《说文解字》云：“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帝”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诂林》引吴大澂《字说》：“象花蒂之形……蒂落成果。即草木之所由生，枝叶之所由发，生物之始，与天合德，故帝足以配天、虞、夏禘嚳，禘其祖之所从出，故禘字从帝也。”近年，刘翔从仰韶文化遗址等史前陶文中找出一些认为是“帝”之初文的符号，提出“帝”字最主要的部分象征植物的子房，认为这“无疑是当时华夏民族对植物崇拜的原始的文化心理的反映。……华夏文明是在植物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孳生发育的，华夏民族的称谓本身，就保存着原始植物崇拜文化的信息。华、花二字在殷代卜辞里是同一个形体，便是佳证。至于本象花蒂之形的帝字，其最初语义的蕴涵的意念，即是对植物的原始崇拜，也是不言而喻的。就植物而言，开花结果，生生不息，花蒂是其根本。植物花蒂的这种带根本性的神异力量，很自然会引起人类的重视和崇拜，进而成为自然界至尊神的化身。到了殷商时代，隐没了花蒂本文的帝字，已经成为表述人们意念里的自然界至尊神的尊称。”（《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第11页）其说大体不错，但尚需进一步探讨。生殖一事本自神秘，春种一粒，秋收万籽，籽又生籽，以至无穷。上古之人生存艰难，怀孕率低，养育不易；处于蒙昧、野蛮之时代，人样本有生殖崇拜的观念，并因植物种植的经验而知植物花蒂有包孕“种子”之德，故而对“蒂”亦发生崇拜，以为其中有生养的魔力，外之，人们以为氏族部落的某些杰出人物隔壁有生养万物的主人翁力，并以此为大德。而这也正是黄帝时代成功地建立其社会组织的奥秘。当时社会，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落联盟或酋邦，不断融合壮大，必有一种理念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理念就是认为大家同出一源，犹如众籽同了一植物子房。溯源愈远，则联合愈大。对此做出创造性解释的时代应该是炎帝、黄帝时代，这是一个缔结部落联盟的时代。炎帝、黄帝是当时的两个中心氏族，后来融而为一，在这样一种归“根”结“蒂”的在联盟中，主盟者便被尊为“蒂”，即“帝”。因此，“帝”字实含有同本同根的民族同一性之理念。这理念无疑是黄河流域经济开发、社会发展的根本精神动力。
[4]参阅艾伦·刘《“温州模式”的利弊》，今见张敏杰主编《西方专家为中国经济诊断》，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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