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重提阶级斗争啦
何必
记者日前从河南省总工会获悉，河南省工会基层组织发展迅速，工会会员首次突破千万，总数达１０１７万人，其中农民工会员达３００万人。据介绍，通过创新工会组织形式和组建方式，开展工会进街、进村、进社区、进店、进工地、进私企的“六必进”活动，２００７年河南省工会基层组织净增１．２万个，会员净增１５０余万人。近年来，河南省各级工会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列入工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积极为农民工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在已有工作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在强化维权意识、拓宽维权渠道、探索维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实践。据悉，今年河南省各地将以农民工为主要对象，加强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2008年1月14日新华网）
很让人兴高采烈吧。这种没羞没臊的粉饰太平的玩意儿，就这么充斥着媒体，污染着咱们的视觉，剥夺着咱们对生存环境的知情权。
农民工工会会员有那么多，蔚为壮观啊。“各级工会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列入工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维权意识”，“拓宽维权渠道”，“探索维权机制”……维权啊维权，多么动听的词汇，有多少男盗女娼行径假汝名义而行。
具体到维权，李延明发来的内容倒是很另辟蹊径。
liymbj9206
2007年12月20日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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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维权运动想到阶级斗争[杜1][2].doc
从维权运动想到了阶级斗争
（征求意见稿之三十三，2007年7月）
杜 光
（说明：本文试图对现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进行粗浅的分析。这是一个陈旧而又新鲜的课题。说它陈旧，是因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列宁毛泽东等人的长期歪曲与滥用，人们深受其害，对它十分厌恶，改革开放以来，在报刊、文件上都绝少提及，以致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使人有“恍同隔世”之感。说它新鲜，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本文采取了与毛泽东完全相反的视角，正反易位，这种论证方法是从来没有过的。二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只是在某些“左派”讨伐改革的文章里，见到一些若隐若现的踪迹；正面论述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的文章，揭示专制制度的阶级本质，则可谓前所未有。我近几年写了一些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和性质，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进行一些分析与探讨，本文就是这一尝试的一部分。希望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吝赐教。）
近一两年来，每当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介绍民众维权斗争的报道的时候，脑海里便不禁泛起一个十分陈旧的概念，这就是阶级斗争。在每年数以万计的群发性事件中，在被压迫被剥夺的农民、市民奋起反抗压迫和剥夺，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斗争中，我都强烈地感受到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存在。
长期以来，由于毛泽东肆意歪曲阶级斗争理论，把它用作镇压人民、巩固专制制度和独裁统治的重武器，因而这个概念及它所包含的内涵，在文化大革命后受到人们普遍的厌恶和唾弃。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官方的文件、报刊，还是民间的言谈、舆论，都很少见到“阶级斗争”这四个曾经使人胆战心惊的大字了。
然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毕竟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不容否认的现实，我们没有必要忌讳、回避。相反，作为剖析社会问题的利器，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透视被舆论导向所笼罩的社会真相。
（一） 阶级斗争理论是怎样被歪曲、被滥用的？
为了正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现当代中国社会，有必要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它被歪曲、滥用的历史，作一番简略的回顾与考察。
我在1999年所写的一篇征求意见稿《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里，曾经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把他们的阶级斗争学说，归纳为9点内容：1、阶级斗争就是政治斗争；2、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3、阶级斗争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4、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斗争；5、为争取阶级斗争的胜利，无产阶级应当组织自己的政党；6、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7、阶级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专政；8、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取决于当时的制度；9、夺取政权的工人阶级应当创造合理的环境，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在这个理论体系里，虽然有一些未必妥当、未必精确的判断，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的理论表现，阶级斗争学说还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其中有些论述，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百多年来，阶级斗争学说一直是指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但由于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这个学说在西方各国和东方国家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命运。
在西方，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阶级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股份公司的发展和社会资本的普遍化，实现着无产阶级的有产化，越来越多的无产的劳动者成为有产者；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改变着生产的面貌，许多体力劳动为脑力劳动所取代，更使无产阶级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阶级基础而日益衰落，以至趋于消亡。有产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有了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阶级协商、阶级合作已取代阶级斗争，成为这两个阶级处理阶级关系的主流。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的主要任务，不是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工人阶级和资本家进行谈判、协商；不是在街头、而是在谈判桌上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反映一百多年前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里已经成为历史，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在东方的一些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夺取政权的国家里，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仍然把阶级斗争理论用于指导国家行为。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执政党的特殊的重视和推崇，同时也遭到了彻底的歪曲和全面的滥用。这是因为，领导这些国家的政党虽然标榜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们深受东方专制主义的熏染，都不能不透过专制主义的有色镜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在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社会主义的条件远不具备的条件下，便开展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自以为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实际上，不论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还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社会，都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以垄断财富、垄断权力、垄断真理、垄断公民权利为特征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歪曲和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正是为了巩固这个独裁极权的专制体制的需要。
这种歪曲和滥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阶级斗争学说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思想武器，但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却成了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迫害异己力量的政治工具。这种镇压，首先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既继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遗产，又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理念，这就使他们成为对专制体制最具威胁的社会力量，从而也就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1997年4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高尔基在1919年到1921年致列宁的五封信。在这些信中，高尔基抗议苏维埃政权滥捕知识分子、把半饥饿的老科学家塞进监狱的野蛮行径，谴责这种“对俄罗斯人民的最优秀最宝贵的力量的杀戮。”列宁却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把这些被捕者说成是“满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五十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在运动中提出善意批评和建议的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把这种维护独裁制度、镇压知识分子的暴行，曲解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手法。1959年，他针对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就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了反击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他的批评，竟大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而为发动清除异己的政治斗争做好了舆论准备。到了1966年，他更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式，把阶级斗争推到了“全面内战”的地步，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民众遭到关押、折磨，甚至惨遭屠杀。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坚持极权独裁的专制统治者赤裸裸地镇压被统治者的野蛮暴行。就像斯大林在苏联大清洗的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那样，毛泽东也是以阶级斗争的幌子，掩盖他的清除异己的罪恶行径。
其次，阶级斗争在它的提出者米涅、基佐等的叙述里，指的都是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马克思则进而指出它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斗争。所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斗争。但建立起专制统治的独裁者为了巩固专制统治的需要，却把阶级斗争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使之成为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以便把打击的矛头，指向对专制制度最具威胁的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在1957年反右运动即将开始时，毛泽东就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毛泽东把被自己专制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奉为唯一的真理，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浸透了专制主义的思想观点，作为裁判是非的唯一标准。他虽然提倡百家争鸣，但又说：“就世界观来说，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且肯定大多数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首先宣称文化思想领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时又断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资产阶级，这就准备了打击、镇压知识分子的理论思想条件。接着又开展反右运动，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划出对专制体制最有威胁的“右派分子”，也就顺理成章了。可见，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构成了反右派和其他政治运动以及一切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文件、媒体很少提到阶级斗争，但在文化思想领域，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问题的事例，仍然历历可见。从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到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秩序”、“被敌对势力利用”等等滥调，无不散发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毒气。
再次，马克思在他的《法兰西内战（初稿）》里，曾经表述过阶级斗争学说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公社应当“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个经典式的论述里，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将经历哪几个发展阶段，我们无从了解，但另两句话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提供合理的环境”，并且“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来进行阶级斗争。所谓合理的环境，按照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的论述，“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以合乎人性的原则来进行阶级斗争，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的。马克思一贯主张：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果说，在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曾经不得不依靠暴力的话，那么，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完全有可能采取合理的、人道的，也就是合乎人性的方式，例如通过法律，帮助剥削者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从而实现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
但是，从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一谈到阶级斗争，无不暴露出一副狰狞的面目。他们总是把阶级斗争同暴力革命联系在一起，以暴力革命的手段，以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对待知识分子和持有不同观点的异见分子。他们往往颠倒是非，捏造罪名，制造舆论，毒化环境，以违反人性、违背常理、悖于常情、背离法律的方式，对无辜的知识分子或干部、群众，进行批判斗争，甚至横加杀戮。在苏联，继列宁滥捕知识分子之后，斯大林先后制造了以清洗党外技术人员为目标的“沙赫特事件”（1928）和“工业党事件”（1930）。他断定前者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一种形式”，后者的“基础是阶级斗争”。以1934年12月基洛夫遭暗杀为借口而发动的一系列所谓审判“叛国集团”的大清洗运动，更把阶级斗争引向残酷的屠杀。“以俄为师”的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丝毫也不逊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既不合理也不人道，毫无人性，只有残暴的兽性。为了煽动阶级仇恨，挑起人们的愤怒，他们往往先运用强大的舆论工具，把被批判者加上反人民反革命的敌对势力的罪名，然后发动无情的挞伐与斗争。如开展反胡风运动时，毛泽东亲自撰写按语，诬称胡风等人“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就是凭着这样一些血口喷人的胡言，把胡风和他的朋友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判刑入狱，长期关押。反右运动也是用的同样手法，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许多人被送到劳教场所，在极不合理极不人道的环境里辗转沟壑，遗尸荒野。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人性泯灭，兽性张扬。阶级斗争达到了无比残暴、骇人听闻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可耻的记录。
（二） 建国五十多年来的阶级格局和阶级斗争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华大地上，阶级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人阶级获得了当家作主的名义，被提升到社会领导阶级的地位；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成为独立的农业劳动者；知识分子怀着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憧憬，把献身于祖国的美好未来，作为实现理想的最佳途径；资产阶级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的鼓舞下，乐观地、却也不无顾虑地展望未来的前景。作为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三反五反、镇反肃反虽然有很多不合理、不人道的成分，但对整个社会还没有产生震撼性的影响。
1953年至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社会由民主主义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从而打破了形成未久的阶级格局。工业化的进展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虽然因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依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但社会主义主人翁和领导阶级的虚荣感及比较完备的福利待遇，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基本上满足了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期待。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甚至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管理学校、医院、文化机关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构成为那个岁月的奇特的政治景观。农民阶级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社会地位却每况愈下。经过合作化、公社化，从独立自由的小农，最终沦落成为人民公社这个农奴制庄园的农奴，连出外行乞讨饭的自由都没有了，以至在大跃进所造成的大饥荒里，数以千万计的生产了粮食的农民竟然活活饿死。至于资产阶级，在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作为一个阶级和足以威胁专制统治的阶级力量，已经不复存在。毛泽东把资产阶级这顶帽子按在知识分子头上，把他们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思想改造”，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仍然构成了对新建立的独裁专制体制的最大威胁，因此也就不免于残酷的打击和镇压。把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不但使这些人成为全国共讨的贱民，而且使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丧失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整体失语，只能匍匐在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听任独裁者的压迫和凌辱。
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和新专制主义的确立，造就了两个新的阶级。一是贱民阶级，那是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入另册的民众，从土改时的地主富农，镇反肃反时的旧军政公教人员，到反右运动被划出的右派分子、反社会分子、反革命分子。由于每次运动对斗争对象都规定有一定百分比的控制数，所以贱民队伍也不断扩大。所谓“地富反坏右”，连同他们的子女，都被认为是人民公敌而受到社会的鄙视和唾弃。大饥荒时饿死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的，主要是这个阶级的人。他们是文革结束前的独裁专制统治下民族灾难的承受者。直到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他们才得以咸鱼翻身，这个阶级也就不再存在了。
另一个新阶级是官僚特权阶级，主要是掌握一定政治权力的党政官员。在建国后的具有民主主义雏形的社会里，党政官员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特殊的阶级利益，只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特殊群体。但社会性质的改变使国家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实行全面垄断的社会里，党政官员是为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服务的，自然也就成为这个体制的维护者。他们已经不再是社会公仆，相反却体现着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权力，而且是不受制约、没有监督的权力；这种不受制约的特权，既与专制制度共生，又是专制制度的保证。凭借这种权力，他们才有可能实现着对社会的压迫和掠夺。这个阶级虽然主要由共产党员构成，但它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都标榜愿为共产主义献身而进入这个政党，但从价值观到人生理念却各不相同。共产主义只是发轫于西方的乌托邦投射在东方专制主义的铜墙铁壁上的幻影。中国的社会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供物质基础的程度。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其主要构成来说，只有两种：一是积累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奴隶主义；一是一百多年来由西方传入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民主主义理念。一百多年来的近现代史，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这种社会现象，使诞生在这个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也不能不具有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双重品格。标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实际上并不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性质，即使有也是被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浸透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招牌，却只有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货色。正因为共产党具有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两重性，所以，以共产党为绝对领导的政权机关，和构成这个政党与政权机关的成员，也不可避免地有着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两重性，
正是由于共产党和官僚特权阶级兼具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两重性，所以，在五十年代封建专制主义复辟之后，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既存在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也存在于共产党内部。这就是说，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既有体现专制主义的政治力量，也有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力量，这个事实，使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
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官僚特权阶级，对妨碍专制制度的巩固、有可能威胁其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阶层，进行无情的打击、镇压，把他们打入受人蔑视、唾骂的贱民阶级。一有风吹草动，便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名义，对他们发动批判斗争，甚至加以杀害。这是完全一面倒的阶级斗争，由于统治阶级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和舆论主动权，处于斗争对立面的被统治的弱者不但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束手待毙，而且必然名誉扫地，身败名裂。
还有一种斗争形式是体制内的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也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薄一波的“公私平等纳税”，邓子恢的农村“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彭德怀的万言书，七千人大会（它给刘少奇带来杀身之祸），杨献珍对“叫花子共产主义”的批判，等等，都体现了这个阶级内部的民主主义倾向。不但官僚特权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具有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两重性，而且这个阶级的成员也无不具有这样两种相互矛盾的品格，因而时常出现同一个人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转换的现象。他们虽然在路线上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见解，从而产生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但是，在打击、镇压贱民阶级和准贱民的时候，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即使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表现民主主义倾向的人，这时也会显露出专制主义的凶残狰狞的面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社会阶级结构产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动，除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官僚特权阶级有着较大的变化外，政治专制体制下的市场经济还孕育了三个新的阶级：1、以原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中产阶级；2、从官僚特权阶级里分蘖出来的权贵资产阶级；3、在贪官污吏庇护下，通过仗势掠夺人民和国家的资财而暴富的豪强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在经济增长的形势下发生了三个重大变化：1、民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吸收了上亿的劳动力，大量农民向工商业转移，使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2、阶级成员之间贫富分化，有产化和无产化同时并进。垄断企业职工月薪动辄上万元，许多民营企业工人却只有几百元，而且经常拖欠不发。3、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在改制之际被强制下岗，成为失业者，无工可作，生活困难，成为工人阶级的边缘群体。
农民阶级虽然摆脱了人民公社的束缚，在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里增加了生产，改善了生活，但由于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他们所得到的解放是不彻底的。在改革大潮推动下，这个阶级也出现了显著的分化：一部分农民通过创办乡镇企业或经营工商业逐渐致富，上升为中产阶级；有一部分农民进城务工，长期留城，融入工人阶级；大部分农民只能留在农村，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伍，并且忍受着被基层的权贵和豪强盘剥欺诈的苦难。据有关材料统计，近十来年农村耕地被侵占达一亿多亩，几千万农户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加上名目繁多的罚款、摊派，上亿农民陷于贫困，成为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一大根源。
知识分子在经过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的讨论之后，获得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解放。在官僚特权阶级内的开明派民主派胡耀邦、赵紫阳等人的推动和支持下，尊重知识的社会风气得到恢复；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公众的尊敬和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他们对自由、民主理性的诉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伸张和发扬；追求新知识，探索新问题，反思历史教训，批判专制政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时风尚。这一切使八十年代的中国成为空前自由、和谐、健康发展的社会，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心情最为舒畅的年代。虽然官僚特权阶级的顽固派不时祭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法宝，进行打击、压制，知识分子里也有一些丧失良知之徒跟着摇旗呐喊。可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努力。从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民主论坛、八十年代初的竞选人民代表、1986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到1989年的天安门大示威，都谱写了知识分子作为民主革命主力的历史篇章。“六四”以后，知识分子有了进一步的分化：有的追名逐利，顺势俯仰；有的屈从权力，噤声不语；有的坚持传统观念，对抗改革开放；有的扔掉铁饭碗，愤而下海；有的漂洋过海，远离国土。但知识分子的主流却仍然高举民主革命的火炬，为推进民主化与现代化而勇敢地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他们有的坚持宣传民主思想，不断发出争取自由的呼声；有的继续探索改革途径，为执政者出谋献策；有的投入维权运动，仗义执言，不畏艰险，不避打压，站在运动的前列，把维权运动引上合理合法非暴力的轨道。
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随着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废黜和“六四”后开展的所谓“清查运动”，开明的民主派被清除殆尽，党政干部日趋市侩化、乡原化。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使许多党政干部脱离官僚特权阶级，跻身工商界，转入中产阶级；同时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基本条件，结果是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萌生了利用不受监督的特权谋取私利的利益集团。他们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卖官鬻爵，花天酒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1989年飙发的学生民主运动把反腐败作为两大诉求之一，为铲除这个利益集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目光短浅的官僚特权阶级顽固派却报之以坦克、机枪，血洗长街。这样，就为那个腐败的利益集团继续为害扫除了障碍。他们利用1992年以后出现的新形势，大发不义之财，聚敛起巨额的财富。于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便在官僚特权阶级内部隐然形成，脱胎而出。与这个新阶级相伴而生的，是托庇于这个阶级的另一个剥削阶级——豪强资产阶级。他们勾结权贵，贿买官吏，并且依仗权贵资产阶级的特权，鱼肉百姓，迅速暴富。这两个阶级是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的产物，因而也成为维护特权、破坏改革、反对民主革命的最顽固的社会力量。
繁荣的市场经济，还为中国社会诞育了一个正在蒸蒸日上的新阶级——中产阶级。它是三资企业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产物。它孕育于乡镇企业的母胎，成长于民有经济的勃兴。随着大量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党政干部“下海”办企业，或作为白领进入工商界，这个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素质不断提高。很多知识分子在进军经济领域后，发现了自己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人生坐标，和报效祖国的最佳方式。他们把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宏扬个性、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的品德带进了中产阶级，使这个阶级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强大力量，民主革命的可靠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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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杜光，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去年，我在博客中国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专栏作家研讨会上遇到过。他也许算是全部发言者当中，唯一文不对题者了。人们都在就劳动合同法本身喋喋不休，而轮到这位老先生发言时，却语惊四座，痛斥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让在座的与会者开始时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到后来则哑然失笑，大家心领神会，但这种与议题太过南辕北辙的表述，并没有被继续下去，权且算作老先生发泄了一通；而且，这种发言内容注定也无法在网站上刊载。
将维权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这倒是个不错的设想和实践。
改革开放，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一经济建设为纲，到后来，阶级斗争的词汇从公共话语当中渐行渐远，逐渐退出了人们的信息库，退化成为对文革的痛苦记忆。
仨代表（网上人们称之为仨呆婊）试图改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表述，完成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向全民党的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阶级被别有用心地故意闭口不谈。中共十六大报告当中，就彻底没有了无产阶级的字样。
这表现出，共产党自身的尴尬。一方面，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这种横亘不变的常识，党派政治体系当中，党对于自身政治主政的确立与实施，与不同政治诉求的群体分庭抗礼，具有高度的排他性，使得不同政治主张、政治理想、政治利益、政治文化的群体在不同的党派当中寻求或维持自身的政治存在，而党派政治并不具有超越党派而将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扩大到党外的合理性基础；同时，中共的申请制上的批准加入与退出制上的批准方式，都使得与通常的党派政治组织模式相去甚远，党员主动加入和退出，才是其合理性的本源；另一方面，古往今来，不存在什么全民党，即使是执政党，也不能将其党派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更不能超越国家利益；从国家层面上说，对于各式各样的政治主张、政治诉求，应该具有兼容性，允许国家公民具有不同的政治、乃至宗教立场。而这就与党的排他性形成了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党派在自身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铲除异己的本能冲动和组织资源，但是，却无法将政敌逐出国境线，并且至少的表面上，要维持政治异己的合法公民权益。
改革开放实际上走了一条不归之路，以钱为纲的路线成就了全党的利令智昏以权谋私。其结果，就是现如今人们谈得越来越多的将中国社会少量的所谓中产阶级（或者按照当局故意抹杀阶级社会的用语，叫做中等收入群体）日益无产阶级化，通过官商勾结强取豪夺，让日益庞大的国民沦为贫困人口，并且，这种剥夺还不仅仅是在财富层面上，更是在权利领域，因此，维权活动的日益频繁与刀光剑影，就成为社会转型当中令人匪夷所思的常态，权利的贫困化，导致了阶级斗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高歌猛进一往无前。
这也就结果了执政党不可能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现实，并且，在绝口不提阶级斗争之际，无论按照财富、还是按照权利，呈现阶级分化的事实有目共睹。而且，按照孙立平的说法，这些阶级（他的表述是阶层）之间彼此交换的渠道已经被堵塞，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各个阶层已经固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处类似恢复高考等制度供给，还能够提高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以钱为纲的总路线作用下，财富门槛已经使得低收入群体彻底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其中，在财富与权利上最为贫困的，就是中国的农民。相对而言，城市居民的权利自我救济渠道与手段要丰富得多，人口密集、信息传输渠道多样化、受教育程度、与官员距离等等因素，都使得城里人有着得天独厚的救济情势。这也是类似厦门PX事件、北京天通苑地铁设站事件等都没有演变为血淋淋的暴力镇压的制度背景所在。而在中国农村，组织化程度非常低，人员居住分散，距离官府遥远，镇压的隐蔽性强，维权难度极大，这就让农民成为当局暴力最大的牺牲品群落。
当然，这不是说城里人就无忧无虑。事实上，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职工下岗、以及社会保障缺失所制造的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都是权利贫困的暴发户。
要知道，上述这几类人群（按照杜光的区分，可以称之为阶级），恰恰是共产党起家所依赖的群体。也就是说，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当中，共产党将自身夺取政权的基础性力量变化到了对立面上去了。
而如此阶级斗争的无处不在，才使得委府对此只字不提，继续采取愚民政策，遮蔽现实，粉饰太平。面对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这恐怕让任何人都无法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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