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富
——炊烟/文
中国“工联”副主席、山西著名民营企业家李海仓2003年1月22日上午在他的家乡山西运城市闻喜县遭枪杀身亡。1月16日上午，福建省轮船总公司总经理（国企）刘启闽在他自己的办公室被刺4刀，送往医院抢救得以幸存。2月12日，浙江一知名私营企业家周祖豹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歹徒杀害。身中14刀。
据报载：浙江温州一位身家过亿的私营老板患上“广场恐惧症”（怕人多，心里虚）。引来温州三成私营业主患心病，而且发病人数呈逐年递增态势。
他们都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涌现出来的富人。
据经济学家调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6，突破了国际认可的0.4的贫富不均警戒线。又一组调查数据报道：20%不到的富人掌握了中国80%以上的财富。贫富差距之大，实在是怵目惊心。
20年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只诱人的“大蛋糕”，各路英雄一齐围着这只可爱的“大蛋糕”，跃跃欲试。20年后，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那只“大蛋糕”已被各路英雄分而食之。
20年后的今天，少数的富人不但控制、支配着中国市场，同时，他们绝大限度地控制着中国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很大部分生产资料。
而且，他们影响着未来的中国。
富人，给中国老百姓的未来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原因是，中国的富人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当初，社会进入转型期，历史经予了每个公民的发展机遇是公平的，也许历史忘记给予他们平等的权利，于是，便出现形形色色的中国富人，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贫者。
第一类富人属于理智型的，他们靠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又把握住了机遇，一步一步迈向通往富裕的路。他们是财富的创造者，是财富的经营者。他们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这类富人真的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类富人是当之无愧的强者，是中国人学习、效仿的楷模。我想，像这类富人，中国老百姓不会歧视他们，更不会仇视他们，因为他们的钱来路清白。
第二类富起来的人靠的是“背景”。这类富人从“权力”那儿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通过自己运作变成富人。这类富人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老百姓只能望“富”兴叹。
第三类富人是贪官。他们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蛀虫，其“致富”手段层出不穷：或索贿受贿，或恶意破产，或私分国企……等等，举不胜举。20年前，中国的“国企”好似一只肥母鸡，腐败分子使用文火炖鸡的方法，将“肥鸡”炖成骨架还给国家，肉，全被他们给吃了。据统计，中国每年有2000亿资金被洗白，国民50余年的“原始积累”被蛀虫们给蛀成空壳。
中国老百姓最仇视这类富人。
社会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井》中提到：至97年底，中国7%的豪华家庭控制着全社会30.2%的财富，20%的人拥有全社会80%的消费支配权（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有数据表明，1.3%的人拥有全社会20%的存款额，而且，他们的存款额度还在上升。
她说，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用十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漫长道路，创造了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现代神话。她进一步指出，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以权力为手段，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的“免费大餐”。
她说，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同，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以牺牲效率和公平为代价，是以权力为手段的赤裸裸的掠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中国的原始积累所导致的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无处不在腐败。
中国全社会的财富80%被不到20%的富人控制着，那么，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用什么办法挣脱贫穷？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问题。
或许，贫困的原因并不能笼统归结为贫者的弱智和无能，那是他们无力进入经济领域，生产资料不在他们手中，他们所能支配的仅仅不过是自己的劳动力。财富好比是一张大饼，分割完了会不会再有一张？
但是，颇为奇妙的是，贫困和富有似乎又有着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共同创造着财富，又各自生活在不同的空间。要使贫困人进入经济领域参加角逐，必须向他们提供财政援助，让他们重新获得机会发展，以避免贫穷人群和富裕人群之间的相互歧视和激烈的斗争。
那么，国人靠什么容忍贫富差距？我想，多半靠的是信任和理解。中国穷人很希望自己国家的富人努力去接受西方国家的“给予”文化，这“给予”文化即非但不歧视“穷鬼”而必须倾力扶助他们。或者，从中国富人队伍中多走出几个“邵逸夫”。
创造与回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比尔·盖茨生活在资本主义法治社会，富可敌国，他和他的妻子一致赞同，在5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中，起码拿出99.9%以上财富回报社会。这样的财富观，完全称得上是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财富观。
这类富人多数是白手起家，他们靠勤奋和智慧积累财富。他们认为，财富来自社会，因此要回报社会，或改善生存环境，或帮扶贫困者。
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钢铁大王，也是当时的大慈善家。进入晚年，卡内基将自己拥有的数亿美元投入到慈善机构。他说：人死富有，死而蒙羞。他说的这句话，简直可以让守财奴无地自容。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某些富人就表现得不大理智，也不文明。他们盛气凌人，摆出一副狰狞面孔。
首先，国企改制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他们甚至厚颜无耻地说：他们是“合法”占有。工人阶级几十年的积累就被他们在一夜之间就“合法”占有？简直是在不择手段掠夺属于国民的社会财富。与回报社会的富人相比，这类富人的确让人望而生畏，因为他们通过非正当途径取得财富而成为富人。
报载：秦皇岛一煤矿中的长城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占股45%，达460多万元。矿长哪来这么多钱？杭州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经过两次改制，个人拥有1200万元企业资产中的150万元。绍兴某公司经营者买下企业240万资产中53%的股份，折合为127万元。类似上述例子举不胜数。国有中、小型企业产权改革中“经营者持大股”（当官的）方式已呈燎原之势，席卷全国。
试问：这些富人的钱从何而来？
有识之士呼吁：任何股权改革都应还富于民。
有人认为：“关系”提供机会，腐败创造成功。我想，不完全是这样。同样都是面对财富（与西方国家的富人相比，如：比尔·盖茨、卡内基们，中国某些富人或许在观念上出了问题。在某些西方国家，富人往往考虑的是怎样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中国某些富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更多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拥有”。
怪不得，短短十几年时间，不到20%“先富者”一下子就揽去了整个中国80%的社会财富。那么，再过十几年，这个数字不知该怎样变化？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勤劳善良的老百姓。
动作迟缓的老百姓被这场急风骤雨的变革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希望稳定，虽然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不可回避。改革好比人要吃饭，人不吃饭就要饿死，因此不能因噎废食。
“三个代表”之一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这说明，改革在提倡高效率的同时，必须强调公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为民认为：应该充分肯定过去敢于制造差距的重大意义，为了带动一个社会的发展，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制造出差距来，使这个“差距”短时间存在，“但这个差距如果长期存在，并且成为社会的裂痕，执政党就难以有效地执政。”
由于资本在改革的初始就是权力资本，市场经济实施之初，“机会”就是很不均等的，因此，贫富差距被不均等的“机会”拉大了。而腐败又加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说到底，腐败制造出了一条贫富差距的巨大裂缝。因此，必须清除腐败，还穷人一个健康心态。“共同富裕”是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起码要求。
在中国，权力和金钱是一对孪生兄弟，借此而发“改革财”者大有人在。国有资产，从各个渠道大量流失。权力与金钱在改革舞台上大显身手。“远华”和“南丹”是最好的例子。“南丹”是中国最大的铅矿基地，如此藏量丰富的矿产资源竟被黎东明这样的私企老板垄断着，真叫人有点想不通。广西连黎东明这种“人才”都找不出来？绝对不是。是“权力”让他出面执掌“大旗”。于是，中国的矿产资源变成了私人的财富。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制造出多少富人？
更有甚者，中国许多地方连旅游景区的经营也出了问题。据我所知，广西桂林一景区已出卖50年经营权。四川洪雅“瓦屋山”、彭州“丹景山”也相继出卖数十年经营权。乐山大佛寺是举世闻名的名胜风景区，是世界遗产，但是，权力之手已经伸进这处世界遗产的腹地（为了凿建“巴米扬佛”，硬要让外国神佛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家，接受中国老百姓膜拜，于是，麻浩崖墓惨遭毁损。）请问，这些景区的管理人员都是吃干饭的？他们真的是无能吗？非也。醉翁之意不在酒，是猫腻，是权力与金钱在那里跳舞。
执政党应该毫不含糊地给权力舞蹈戴上镣铐，使其在有效的监督下有所收敛。限制权力的滥用，才能保护弱者的权利。
再来看看我们的“不富裕群体”——穷人，尤其是被误认为“愚昧”的农民。社会学者党国英撰文提到：所谓农民愚昧是实实在在的陈词滥调。农民是有木讷的外观，但那是内心世界恐惧的表露。他们的恐惧与他们所受到的排挤成正比。他们怕官，怕城里人（尤其是城里的富人）。城里人的金钱与流行风尚塑造了他们的自信与雅致，优越感由此生成。但是，他们“位卑未敢忘国忧”。
农民，为共和国江山付出昂贵代价，至今仍然处于“弱势”公民，他们的生活处境比之城市有着天壤之别，但他们的歧视，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努力支撑着威严的共和国大厦。面对“富裕阶层”有“仇视心理”，只是穷人中的极少数。
改革之初，经济政策向城镇居民倾斜，是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是个人口多、土地少的国家，8亿农民人均耕地不足1亩，勉强能够维持生存，但他们还要纳税，却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待遇。除了粮食和蔬菜是自己种的，其它消费都比城镇高，因此他们消费不起。中国农业是靠天吃饭，有灾荒，农民也有生、老、病、死。他们养成了听天由命的思想。
再看看大城市周边的“开发区”，由于权力缺乏制度的制约，权力便与资本相勾连，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成了权力者的盘中餐。农民的土地在所谓的被征用的过程中受到事实上的掠夺。农民的生活本身就够苦的，这样一来，他们既失去了土地又无法获得工作，有的靠租房过日子，无房可租的农民靠打工过日子，根本无“社会保障”可言。
在农村“开发区”，当官的凭着手中掌握的权力不失时机地发了“开发财”（非法炒卖、盗卖集体土地，巧立名目搞开发，所得巨额资金据为已有），他们蚕食自己的同类，成了“开发区”制造出来的一批批“新富”。这类富人，怎能受到老百姓的宽容？但是，老百姓容忍了，因为他们投诉无门。即使举报有门，毕竟没有多少“铁包公”敢拔坚如磐石的“萝卜”，此类问题，在农村的许多地方，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我所调查的农村“开发区”，实际情况更为严重。中央早有文件，规定土地流转要征得农民同意，自愿接受，企业要与农民直接订立土地流转合同，村委不能以村集体的名义介入，但是，村官们仍然以村集体的名义与企业签订了合同。（他们要操纵土地资源）
权力，在基层干部手中同样具备威力。
农村“开发区”，穷了老百姓，富了当官的。失去土地的农民一夜之间变成“空头居民”，他们获得了城镇户口，却用着比城市价钱高得多的电和水。为了生计，一个扫地工引来起码十个人竞争上岗，月工资300元。
我所了解的一个农村“开发区”就是被一群贪官“开发”成“空壳”的，除了低矮的灰色楼群，农民，居住在一无所有的“空壳”中。
中国的穷人太穷了，近几年出现的“民工潮”，年比一年多的下岗工，一年比一年多的失业大学生，数以千万计失去土地的农民，我不知道这些人们会不会变得“富有”？
《南方周末》载：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煤城，为共和国“工业能源”立下汗马功劳阜新煤矿工人，处于月收入156元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有19.98万人，占市区人口的25.4%，已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警戒线”。矿务局40万矿工已有20万人下岗。当了30年矿工的张大爷说，到了这么大岁数了，他不仅要养儿子、还得养孙子……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都是给共和国创造财富的忠诚劳动者。
或许，惩贪，振兴“国企”，打破行业笼断，关照穷人，方能还富于民。
也许，“还富于民”需要立法，“富民政策”需要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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