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挽救小“范进”们，许多中小学老师在辛辛苦苦地进行着“新课程改革”。但是，高考不改，所有这些努力都会付诸东流。
高考改革是关系中国未来的大事情。
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谢小庆
30年前，高考的恢复，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由衷的欢呼。我本人也于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30年后的今天，高考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改革高考的声音不绝于耳，甚至“取消高考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说“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有人说高考是“地狱”，有人说高考是“悬在中小学头上的剑”，有人说高考伤害了中小学生的健康，有人说高考“偷”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甚至有人主张将高考送进坟墓。（以上关于高考的批评均引自舒云的长篇报告文学《高考殇》，《北京文学》2005年10期）
今天，高考牵动着成千上万家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人都在对高考改革发出议论。我发现，许多谈论高考改革的人，并没有认真思考过“我们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的问题。
世界闻名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17世纪传教士将中国的“考试取人”方法介绍到西方，得到西方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大都源于中国的科举。
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严词挞伐。例如，明末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 梁启超讲“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谭嗣同讲“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在朝野的一片批评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猛烈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科举被取消的原因是由于它既没有为中国带来政府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没有带来国富民强和国家尊严。科举失败的原因在于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压力，才取消了科举。
从80年代初开始，我本人已经专门从事考试研究27年。作为一个职业的考试研究者，我清楚地知道，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试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多数情况下，考试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今天，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为什么？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为什么禁止考试，就是由于考试导致不平等。
我反对在小学、初中采用入学考试，却支持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招生中采用考试。支持采用考试，主要是出于提高教育效率的考虑。借助考试，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可以提高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效率。
今天，招生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降低高考在大学招生中的比重。从2006年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大学招生中开始尝试的面试方式，就是降低招生中考试比重的一项措施。反对在大学招生中降低考试比重的人说，这样做会损害大学招生的公平性。这些人需要认真思考，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我们今天进行高考改革，主要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2005年5月在巴黎进行的中欧贸易谈判中，商务部薄熙来部长曾说：“为了买回一架空中客车A380，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衣”。这句话，突出地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因此，在中共中央16届5中全会上，“自主创新”成为核心话题之一。在《全会公报》中提到要“着力自主创新”，提到“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到“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今天，中国对人类在科技和文化艺术方面的贡献，与得到世界公认的中国人的“聪明与勤劳”并不相称。虽然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不能说与“学以应考、教以应考”的“应试教育”没有关系。这种“应试教育”，从童年起就挫伤了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素质，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应试教育”，造成普遍的“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我们改革高考，主要是为了改变这种“应试教育”的局面，主要是为了改变目前这种“8亿件换1架”的局面，主要是为了改变我们跟在空中客车、波音、英特尔、微软、朗讯、松下、索尼、夏普后面喝一点残汤、吃一点剩饭的局面。
我们进行高考改革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追求公平，而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而是为了追求教育的效率。今天高考中确实也存在一些公平方面的问题，例如地区间录取率的差异问题，地区间名额分配的不平衡问题，等等。这些，都属于高考改革的任务，都需要认真予以解决。但是，这些并不是高考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想清楚了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才可能正确看待今天降低大学招生中考试比重的种种努力，包括扩大自主招生比例，增加面试，给高中教师一定的发言权，更多地参考平时成绩和成长记录，等等。
已经发表于《中国教师》2007年4期
再谈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谢小庆
2007年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2165人参加的关于高考改革的调查。结果显示，92.8％的人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有必要改革。35.2％的人认为“只需小改”，57.6％的人则认为需要“动大手术”。（《中国青年报》2007年2月5日） 这项调查显示，在恢复高考30年以后的今天，社会上已经产生了强烈的高考改革的呼声。
我在《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一文（《中国教师》2007年第4期）中表达了自己的主要观点：高考需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效率”，而不是“不够公平”。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在100多年前被取消，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公平”，而是由于科举“没效率” ，是由于科举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是由于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30年前恢复了高考，恢复高考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而不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考试作为一种人员评价手段，它主要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不是维护公平的工具。今天的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招生中采用考试，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了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我们今天进行高考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主要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主要是为了改变 “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主要是为了改变我们跟在空中客车、波音、英特尔、微软、朗讯、松下、索尼、夏普后面喝一点残汤、吃一点剩饭的局面。
大学毕业生本来应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幸的是，一些“宝贵资源”经过高等教育却被转化成“人口负担”。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的严峻局面，已经将教育的“低效率”问题凸显出来。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21日的报道，在8月12日举行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高层论坛上，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总经理丁学全指出：“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一边是学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 这种“企业为找人发愁、毕业生为找工作发愁”的现象在今天的各行各业都很普遍。这种现象，突出反映了今日中国教育的“缺乏效率”。这之中，既有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也有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高考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为了提高效率，需要通过改革高考来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保护好奇心和发展创新能力对于提高教育效率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改革高考，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
2007年8月17日，由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37名6至13岁的少数民族儿童组成的“五彩传说”儿童合唱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感动了到场的观众。被感动的余秋雨先生写出了《五彩歌声中的文化韵律与天籁情感》一文来表达自己所受到的感动。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在多次担任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时的感受：“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余秋雨先生对青年歌手们的批评，折射出今天在高考指挥棒驱使下的“应试教育”中缺乏“爱心教育”的严重问题，这是比“应试教育”挫伤儿童好奇心和摧残创造力更严重的问题。这使我们联想到夏丏尊在他为《爱的教育》一书写的“译者序言”中对当时的教育的批评：“单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地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笔者历来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谢小庆：《心理测量学讲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6页）近20年过去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这种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愈演愈烈。这种忽视学生人格发展的局面，与20年来高考改革的脚步迟缓有很大关系。
有色人才中心丁学全总经理在分析“企业找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时指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行业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高科技了，一些大学还在用20世纪的教材，讲授20世纪的知识”，一是由于“有色金属企业大多在深山里，学生们都不愿去”。前者是由于学校教育在能力培养方面的低效率，后者则是由于学校教育在人格发展方面的低效率。今天，在我国的许多欠发达地区对大学毕业生有较高的需求。但是，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宁愿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愿到非常需要他们的欠发达地区去工作。这已经主要不是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而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不仅越来越多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关注人格发展问题，关注“非智力因素”问题，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管理学家关注人际关系因素在组织效率中的重要影响，有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专家开始关注“情商”或“情智”。对于那些能力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的人，决定其成就大小的因素往往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不论是治学、经商、从政，许多人取得成功的关键不是能力因素，而是人格因素。
近年来，一些管理学家通过对松下、丰田、索尼等成功企业的研究发现，市场营销策略、技术开发、管理水平等固然是这些企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但使这些企业保持长盛不衰的最重要因素却是其“核心价值观”，是其“服务社会”的企业文化。
在今天高考指挥棒主导的应试教育下，不仅存在着“高分低能”的问题，而且存在着“重才轻德”的问题。“以分数取人”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强调知识记忆的高考，所损害的不仅是学生的能力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损害着学生的人格发展；所损害的不仅是教育“授业”的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着教育“传道”的效率。在这种应试教育中，“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成为当今教育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今天呼吁对高考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呼吁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我们呼吁进行高考改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更是为了让教师和家长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心，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能力。这些，不论是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还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已经发表于《中国教师》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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