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是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
——评中央党校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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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近日有一条消息说：“中新网12月18日电 据《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报道，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党校部分学员进行的主题为“今明两年的社会问题与走势”的问卷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判断情况，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其他依次是:“社会风气”(7.1%)、“失业”(6.3%)、“地区发展差距”(5.4%)、“看病难看病贵”(5.4%)、“农民负担”(2.7%)、“教育不公平问题”(1.8%)。等等。
中央党校调查组只说领导干部对最严重社会问题的位次变化，由“居民收入差距”变为“社会治安”，而不分析产生这些社会问题的原因。只罗列现象，关注现象位次的变化，显然是不够的，而分析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才应该是调查分析的主要内容。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与预测”课题组恰恰回避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毛泽东旗帜网站上却有唐尧的《一个未想明白的安全问题——毛泽东时代咋就恁安全呢？》文章，说他1971年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某连当武装班副班长，还兼“武器弹药库的管理员”：“这几十条破枪和相应的子弹、手榴弹、雷管炸药等，你得管起来。其实管啥？就是管一把钥匙。这库房与其他房子没什么不同，没有防盗门、防盗窗、防盗锁，连铁栏杆也没有。这门一脚可以踹开。那时不觉着存在什么安全问题。连队首长还是嘱咐，不要丢了，按时提醒武装班枪械保养，就这么简单。我嫌库房味道不好，也不愿意多进去”、“当年，每月连队发放工资，连队出纳（女）去团里取现金（全连队战士的津贴和上百人的职工工资，再加上连队开支的现金，一书包满满的，还不老少呢），要不是我，就是连队的上士，陪着去就行，十多里地骑个自行车就成，要不然赶个毛驴车也行，连个烧火棍都不用带。现在，实枪实弹、全副武装、专用车压运。社会的安全感为何到了这样的境地？”事实正像唐尧所说那样，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比现在低不少，但是，社会治安状况与现在根本不可比。那时基本上达到了夜不闭户，夏天晚上，长沙、武汉等地不少市民就露宿街头，而现在，防盗门、铁栏杆不断加固，但杀人、抢窃、强奸等恶性案件不断发生。毛泽东时期因为我国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劳动者人人有岗位，生活有保障，生、老、病、死有依靠，社会治安当然就好。
而当前“社会治安”恶化、“居民收入差距”、“腐败”、“失业”等社会问题严重，根本原因就在于把公有制经济演变为私有制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出现的现象。
失业现象是私有化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就有近4亿劳动力，数量居世界第一，但是，当时没有失业的现象，没有“下岗”的问题，劳动者只要有劳动能力，就都能劳动，这种现象表明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是出卖劳动力商的无产者，我国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而改革开放以来，失业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说明广大劳动者已经演变成为出卖劳动力商品的无产者了，说明我国的经济已经演变为私有制经济了。对于失业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最近在北京说，与中国签署转让核电技术协议，“将给美国创造5000个就业岗位”（《参考消息》2006年12月19日第一版）。与之相反，我国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谈国有企业时，只讲利润，说：“中央企业主营业务的销售额达到了8万亿，实现利润预计可以超过7200亿，净资产收益率可以达到10.5%，这都是历史上最好的纪录。”（《李荣融：央企责任心大大提高 今年利润可达7200亿》新华网2006年12月19日）根本不提国有企业的工人下岗、失业问题。这是不是说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资委主任，还不如美国的能源部长更关心工人的就业问题？
腐败现象的加剧，也是私有化的必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是公有制，厂长、经理只是公有经济的代表，他们只有维护、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义务，没有化公为私的权力。他们的活动既要受到国家的领导，也要受到群众的监督；而实行私有化路线以来，反正是要把公有财产化为私人所有，官员们不把财产化归自己或亲属所有，就归外人所有，官员们以权谋私、腐败现象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1989年“动乱”以来，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愈演愈烈的根源，人们讽刺为“前腐后继”。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私有化一种表现。所谓“居民收入差距”的说法，首先就掩盖了不同收入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以前，如果说居民收入差距如何，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当时人们都是靠工资收入。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收入的性质有了根本的不同：有的人仍然靠工资收入，但是，时时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劳动力商品”卖不出去，得不到工资；而另一些人，则是靠利润收入，这种收入和工资不仅只是数量上的差距，而是有本质的区别。仅仅靠“抽肥补瘦”，在再分配上做文章，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因此，当前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根源仍然是私有化，是我国已经形成了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已经形成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阶级分化的表现。
社会治安的问题的根源，仍然是私有化。当前我国一方面是大量失业人员，有劳动力而不能劳动，没有生活来源，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暴富，骄奢淫逸，一掷千金，这种鲜明对立的社会状况，必然导致少数人铤而走险，造成社会治安的恶化。所以说，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决定社会治安的状况，直接决定社会治安状况的是经济关系，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化。走私有化的道路，必然造成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
至于农民负担、地区发展差距、看病难看病贵、上不起学等，都是私有化路线的必然结果。依靠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发展经济，他们会帮助我们发展利润少、甚至于不赚钱的农业经济和内地经济吗？资本只是为利润而活动的，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而运动的；教育、医疗等部门产业化，一定出现有钱人上“贵族学校”，有专门的医生看病等；没有钱的人就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中央党校“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只排列各种社会问题的次序，不分析这些现象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不是失职，就是有意回避问题。
失业、居民收入差距、社会治安恶化、腐败等，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天经地义的现象，而我国走私有化的道路，也必将成为反复出现的社会现象。只有经过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斗争，重新回到公有化的轨道上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本上消除这些现象。
再论私有化是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根源
——兼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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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共中央党校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发表了一个报告；12月25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也发表了《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社会蓝皮书，这两个报告的共同点，是只罗列突出社会问题的现象，人们（领导干部、居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及排列次序，就是不揭示这些现象的本质与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现在，就利用他们的调查材料，再次分析造成失业就业、收入差距、“看病难、看病贵”、“教育收费问题”、“贪污腐败问题”、“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等等社会问题的内在联系，揭示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
一，失业就业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报告显示，失业就业问题是居民十分关注的突出社会问题之一，在被调查的对象中有33.45%的人关注这个问题，被排在第二位。
确实，失业就业问题不是一般的、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反映社会经济制度根本变化的社会现象，是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中心。它的出现和加剧，正是我国经济由公有制为基础，被不断地私有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反映，是劳动者由社会财富的主人，转变为雇佣劳动的主要表现。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失业现象在我国就逐步消失了，失业已不再是一个社会问题了。没有失业问题，这不是我国特有的现象，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现象。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也承认，原苏联就不存在失业问题。（参看《经济学》第12版 下册 第1306页）可见，这是公有制经济社会的特征。
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所以不存在失业现象。公有制、社会主义都是本质的概念，但是，它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表现的。在这些现象中，有没有失业，是最能反映经济关系本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首先就表现为没有失业现象和就业问题。没有失业现象和就业问题表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只要有劳动能力，就可以劳动，就可以获得生活资料。如果工人可以随意被解雇，失业和就业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还说工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所谓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劳动者连“饭碗子”都没有，还说是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的主人，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不管人们怎么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好，实际上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但是，当前我国的理论界十分混乱，有的人根本不顾现象，随意阐述所谓的“本质”。例如杜润生就说：“我国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推行集体农庄，实际上是无偿剥夺农民财产。”如果是剥夺农民财产，那么农民靠什么生活呢？凭什么劳动呢？事实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之后，我国农村劳动者由1958年的2。66亿，增至1978年的3。98亿，农村并没有出现失业现象。如果当时的劳动者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不能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怎么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成亿的“农民工”流落到城市“打工”呢？
还有人说，当时，农村和工厂都人浮于事，是“潜在着的失业现象”。失业是劳动者没有工作可做，没有人购买他的劳动力，劳动者不能获得劳动收入。有工作、能获得收入，说他是“潜在的失业者”，这种所谓的“理论”能够成立吗？当然不能！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失业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尖锐。
失业现象表明了什么呢？表明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不具备进行劳动的物质条件，只能出卖劳动力商品，而且是劳动力商品还没有卖出去的表现。劳动力商品卖出去了，叫就业，没有卖出去才是失业。失业就业作为社会问题，是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制度：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而劳动者则一无所有，只有出卖劳动力商品。资本的运行，是以无产者的存在为前提，而且以存在一批失业者为条件，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失业者队伍，资本家就不可能“自由地”解雇和招聘工人。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也保持着一个失业者队伍。按萨缪尔森的说法：“在60年代早期，肯尼迪总统的经济学者断言，处于劳动力充分就业的状况，失业率会是4%以下；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个数据估计是5%。到了80年代早期------自然率被认为是6%或者更高。”（《经济学》下册 第356—357页）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美国的失业率保持在4—6%叫“充分就业”。
总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由不存在失业现象、不存在就业问题，而现在失业、就业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是我国经济基础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标志。事实也是这样，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当庞大的资产阶级（包括内外资），雇佣了数以千万计的无产者。我们这里不考察资本家与无产者在国民经济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只揭示隐藏在失业现象背后的本质。
我们调查的目的不只是考察失业就业问题排列在第几位，排位是靠前了，还是靠后了，而是要反映社会经济制度发生的变化，反映事物的本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我国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但是它们的调查报告，只罗列现象，排列现象的次序，根本不触及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分析、预测我国社会现象的走势。
失业就业问题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变化，是所有制的转变和私有化的结果，也必然会带来整个社会现象的根本改变。
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
调查表明有32。06的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突出的社会问题，被排列在第三位。但是，调查就是不涉及各种社会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失业现象与收入差距大、贫富分化现象是紧密相连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所有劳动者都以工资、工分为主要收入来源。国营企业的职工实行“八级工资制”，人民公社的社员实行的是“工分制”，劳动者的收入有一定差距，是以劳动的差别为依据；而实行雇佣劳动制度以后，少数人凭资本占有利润，大多数劳动者则只能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工资，而失业者连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微薄工资都得不到，与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老板们相比，差距当然就更大了。
失业现象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雇佣劳动制成为主要的经济制度，表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和改革开放以前实行的公有制有着本质区别，这是从生产领域考察。而从分配领域考察，则是由劳动者全部靠工资收入，转变为一小部分人依靠利润收入和大部分人靠工资收入，这样，收入差距必然要发生根本的改变，贫富分化也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早就指出，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背面，两者有着内在联系。“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马恩选集》第二卷 第98页）以资本形式参与生产，必然以利润形式参与分配。这里的工资只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不同于公有制下的工资，那是占有自己劳动的一部分。这里我们不分析两种工资本质区别，只是说明生产形式与分配形式两者有着内在联系的事实。
不区分收入的性质，是利润还是工资等，抹杀收入的本质区别，只考察量的区别；孤立地考察分配现象，不把生产与分配联系起来考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惯用的手法。而我们的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也采用这种方法，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三，看病问题、上学问题、住房问题等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公费医疗制度（农村是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义务教育，住房由单位提供（农村已有少数先进的单位开始集体建房，大多数仍是社员私人盖房），这也表现了劳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人。正因为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主人，社会、单位就要保证劳动者的健康，使之能够不断地劳动；要使劳动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能力，就需要进行教育，不仅是劳动者要受教育，而且要让他们的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就要保障他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包括住房的需要等等，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就是再生产出主人公地位的劳动者。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主人公的劳动者，再次沦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与老板的关系，仅仅是劳动力买卖的关系。原来由劳动人民积累的国有资产、集体资产，被化为私人财产，医疗、教育实行“产业化”，与劳动者的关系也转变为“买卖”关系，所以劳动者面对的一定是“看病贵、看病难”、“上不起学”等社会问题。至于住房，那更成为私营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一颗“摇钱树”。近些年来，我国500名富豪的排行榜中，前几名中多数是房地产开发商；反之，由于房价不断上涨，老百姓则只好“望房兴叹”！总之，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日益尖锐化，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推行私有化路线的结果，都和劳动者由社会财富的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劳动相关联。
四，贪污腐败
调查表明，根据城乡居民认为贪污腐败问题，占突出社会问题的第四位。
腐败现象的加剧，也是私有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厂长、经理只是公有经济的代表，他们只有维护、壮大公有制经济的义务，没有化公为私的权力。他们的活动既要受到党和政府的领导，也要受到群众的监督，因此，当时很少有贪污腐败现象；而推行私有化路线以来，公有财产反正是要转化为私人所有，官员们不把财产化归自己或亲属私有，就归外人私有，因此，官员们以权谋私、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加之建国以来，广大劳动人民积累了大量财富，足够官员们贪污腐败一阵子。这就是1989年“动乱”以来，腐败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愈演愈烈，被人们讽刺为‘前腐后继’的根本原因。
五，社会治安
调查表明，根据城乡居民的看法，社会治安也是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被排列在第八位。
社会治安的问题的根源，仍然是私有化，而且这一问题与失业现象的联系更紧密。当前我国社会一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员，有劳动能力而不能劳动，没有收入来源，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暴富，骄奢淫逸，一掷千金，这种鲜明对立的社会状况必然导致少数人铤而走险，造成社会治安的恶化。所以说，生产、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决定社会治安的状况，直接决定社会治安状况的是经济关系，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还是实行私有化。实行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造成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
其他的社会问题，如干群关系、社会风气等等，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经济基础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因此，只要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社会基础，这些问题都能得到缓解（当然又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反之，实行私有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社会问题就一定会反复不断地出现，而且会愈演愈烈，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是在这种反复出现的事实中得到证明。
中央党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调查事实，如我国的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占全部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当前我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贫富分化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等等。这些事实本应该是他们调查的对象，而且也只有他们具备这种条件，但是，却有意地回避对事实的调查，偏偏只收集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罗列出来，排列次序，而不调查事实，不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不揭示这些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这种调查当然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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