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失衡——当下社会和谐的忧患

断裂与失衡——当下社会和谐的忧患

    

    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正在创造一个让世人惊叹的神话，它不仅经常成为报纸醒目的新闻标题；而且也是我们每日可看可见的客观存在。从上海浦东耀眼的写字楼到苏州庞大的工业园，从北京笔直宽广的长安街到深圳市中心的现代化广场，都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我们忽视这个社会不完美的一面。那就是，在这个人们常说的“五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感到幸福？

                                 社会结构紧张

    据2007年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显示，2006年，有53.6％的民众“主动”将自己划为“社会底层”。
    此调查数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零点研究咨询公司来执行完成的。从2006年 10月起，他们针对全国 5个城市、5个小城镇及其周边5个农村地区进行了入户调查。5个城市具体是北京、上海、广州、洛阳、绵阳，每个城市成功样本量不低于300个；小城是浙江绍兴诸暨、辽宁锦州北宁、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每个小城镇成功样本量不低于200个；农村执行区域在上面提到的 5个小城镇中分别选取一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的成功样本量不低于200个。
    调查把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级。结果显示，认为自己属于“上层”的仅占0.5％，“中上层”的占5.4％，“中层”的占 39.6％，“中下层”的占29.1%“下层”的占24.5％。
    很显然，这是一个“底层人群”极为庞大，而中间阶层还没有完全发育出来的“金字塔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一种紧张的社会结构。其实，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中等收入者占据多数的“橄揽型”社会结构。因为中等收入者身处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能起到缓冲作用，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扮演社会“稳定器”的角色。但是，我国中等收入者不仅人数较少，而且还“相当脆弱”。实际上，中国现在所谓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白领阶层）出现下滑的风险是始终存在的，因为他们往往都生活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中，对前途和未来忧心忡忡。

                              相对剥夺感日益深沉

    对于超过50％的民众如此“看扁自己”，我们很难说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谦虚心理，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对“相对剥夺感”的一种真实体验。“相对剥夺感”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泰得•罗伯特•古尔在其名著《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中所阐释的一个概念，他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对他们的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差异的主观感知”，如果这种“相对剥夺感”足够强大，以至于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时，那么人们就会“造反”。
    人们注意到，在建电厂、开发区、工业园、娱乐场、商品房而进行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 由此引发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且越来越激烈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不乏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民众之所以选择“抗争”，很大程度是“相对剥夺感”强烈到了一定极限所致。
    如果说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还是少数人群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日益深沉的“相对剥夺感”情绪正在向普通人群蔓延。当大面积的弱势群体、社会边缘人群产生时，势必产生社会的极度绝望情绪。实际上，单纯的贫穷相对不容易出事，但由穷到富的过程是否公平却极容易出事。
    目前以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以牺牲公平和效率为代价将社会财富转换成个人财富和特权，而伴随着这一过程同时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更加深化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
    有资料显示“大额腐败案件”从1992年至2006年间增加了1.5倍，各级腐败官员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腐败也在向高层蔓延（如陈良宇案）。

                             社会断裂呼唤社会和谐

    富人们一掷千金，普通民众却捉襟见肘。
    从财富占有上来说，据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在 2006年 10月17日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 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现在，中国已被公认为世界各国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从收入水平上来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已大大超过0.35—0.4的国际警戒线水平。
    2007年社会蓝皮书也对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了令人触目的披露。据显示，目前中国占20％的高收入人群与最低收入者，收入上的差距已达到了18倍左右，而且此差距还在向纵深发展。除了收入差距以外，财产的差距比收入差距扩大得还要快——达到了70多倍。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就如同一场马拉松比赛。绝大部分人在路上被甩掉。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跟得上，进而受益。由此造成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正在日益将中国雕刻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富人的世界，一个是穷人的世界。人们发现，一方面富人在饕餮鱼翅鲍鱼的清爽，另一方面贫者却在细品红薯玉米的味道。正如《南方都市报》的同一版面上的照片所显示的：第一张图，是斥资两亿元、装修得富丽堂皇的某重点幼儿园；第二张图，是田埂边满脸泥巴的学龄前农村娃。在这里，贫与富形成了一个残酷的对照。
    实际上，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渐拉大，很多人已经对分配的公平性产生了怀疑。一些地方、一些阶层产主了失望感、挫折感、不公平感、被剥夺感、甚至是压迫感，这些都对社会构成了威胁，但它们决不是线性的，而是呈指数形式爆炸似发展的。当一个群体的容忍度超过一个阀值时，社会的紊乱就将是不可避免的。这样整个社会就将进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这无疑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未来。
    不可否认，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裂痕，人们该做的就是要去弥合这道社会伤口，努力使其不再扩大。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裂痕的存在将使社会的凝聚力下降，并严重危害社会的信任，从而制造社会各阶层的对立。
    正如不久前，网上沸沸扬扬的“奔驰车碾压儿案，在事情的调查结果尚未出来之前，网上一场盛况空前的“仇富狂欢”就爆发了。众多“判官们”已经给车主定了性，大肆抨击富人对穷人的“残酷行为”。结果公安机关的最终调查表明只是一场交通事故。
    也许“断裂”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它隐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某种“失衡”状态。同时，它表明了这个社会的真实处境，传神地表达了中国改革处在十字路口的深深困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还任重道远。
  摘自2007年第2期《中国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