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越坏，精英们越是喜爱
佚名
多年研究文革，对于主流精英们的文革故事讲述日益熟悉起来，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江青越坏则精英们越是喜爱。主流精英们已经以江青的名义开设了一家政治性的股份公司，积累一种可以姑且称之为“江记政治资产”的资产，这个政治资产的妙用到了“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之后才日益凸显出来，因为民间对于精英们垄断太多的权力和利益有很大的意见，张贤亮针对这个广泛存在的不满说：“今天虽然腐败不公，但是跟文革江青横行的时候要好上千百倍。”这个简单的说法精确地阐释了江记政治资产的妙用——文革和“四害横行时期”所带来的结果越糟糕，精英们领导下的“进步”就越是显得宝贵，再糟糕的处境都变得可以忍受了。精英们迫切需要江青的“坏”来衬托他们的“好”，如果江青的坏法还不够的话，精英们往往通过“故事新编”的方式来加以提高。
普通人如我等总是后知后觉的，只有等到事情完全明了之后才会产生一点看法和感想，但是积累政治资产的伟业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尽早提前。从这个角度回顾过去，就不能不深切地感到我们的精英们的伟大英明和远见卓识。实际上，自从“深揭狠批四人帮”一开始，精英们就已经开始了在江青的名义下积累“江记政治资产”的事业。
在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普通人大概想象不到这样的过程中间，包含了精明的政治投入和积累需要。当时，一个主要的路径是批判四人帮迫害老干部，说他们如何坏如何阴险，如何侵害人权和法制，有多么多的老革命遭到他们的残酷迫害丧失权力地位乃至生命。这个控诉过程确实引发全国多数民众的同情心，也确实让人们感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十恶不赦。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有不止一位高官出面公开宣布文革期间受迫害的人数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而报章持续数年的重头宣传文章，则千篇一律地把迫害责任归之于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善良而富有同情心的中国人无不切齿痛恨江青。
根据宣传文章，老百姓都知道江青肯定是迫害了数不清的人，但是具体数目是多少，则不得而知。1980年参加过两案审判的法官王文正，近年来出版了他的口述回忆：“法庭调查中有根据可查的，康生直接点名诬陷了592人。而江青仅从1966年底至1970年7月的部分讲话录音中，查出她直接点名诬陷的就有172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8人。”（王文正，沈国凡著《共和国大审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31页）从审判中间透露出来的相对严谨并经过查证的数字看，江青对于文革中上亿受迫害的人数所担负的责任实在是不成比例。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对比一下少奇同志的夫人所迫害的人数（未计入“桃园蹲点”的迫害人数），江青和康生合计才点名批评了764人，似乎太少。而王光美仅仅在它担任顾问的清华工作组的努力工作，成就就大得多：“在他们的毒手下，当时清华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据不完全统计有二百多人，被斗争的有七、八百人，被推上楼的一千多人，另外在工作组‘七·一三’给市委的报告中，竟要在群众中抓出‘右派分子’九百六十二人，电机系一个系的‘右派分子’竟达一百四十五人，真是令人触目惊心。”（王文兰：戳穿王光美对干部的四条毒计——前机械系总支副书记王文兰同志的发言1967.04.10，载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而作为工作组长的叶林也说出了王光美对于这些迫害的责任：“王光美对镇压群众运动是不遗余力的，她精心策划镇压群众的方法，她强调批判大会要开得很有声势，发言人要层层选拔，会前要练兵预演。每次斗争大会之前的预演会，都是王光美亲自主持的，并且亲自动手修改发言稿。在她的导演下，‘上纲’愈上愈高，一时，清华园内‘反革命’、‘反党分子’帽子满天飞，搞得人人自危，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叶林：王光美是刘少奇派的刽子手——原清华工作组长叶林同志发言 1967.04.10，清华大学《井冈山》1967年4月11日第33、34期合刊）王光美本人对此也是有认识的：“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1966.10.10）
看起来，精英们实在是精明，他们把审判安排在报章猛烈批判四人帮的数年之后，显然就有可能淡化人们死抠数目字来看问题的可能，从而能够更多地积累起“江记政治资产”。显然，审判所要求的严谨，在数目字上面对精英们积累江记政治资产是不利的，但是，精英们还是有办法的，他们可以通过在“质”上面做文章，说江青他们在迫害人方面“情节如何恶劣”特别招人们痛恨，以继续积累对他们至关重要的政治资产。换言之，积累江记政治资产除了有一个“量”的方面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质”的方面。
说江青迫害老干部的情节特别恶劣的一个案例是：江青要康生提交一个名单给她，然后他们合伙按照名单进行迫害。据称：“1968年7月21日，康生根据江青的要求，亲笔给江青写了一封绝密信，并随信附有诬陷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王书第131-132页）在两岸审判的法庭上“检察员王振中发言。他指控江青和康生搞的这个名单，是为了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大批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铁证。接着，他便列举了江青、康生一伙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被点名诬陷的人员数字。（王书第135页）
邓小平的大公子邓朴方控制下的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留卷本的《历史在这里沉思》，书中间有大量活灵活现的描写，其中一段说到江青迫害性质之恶劣的文字是这么说的：“1968年7月21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写明：‘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这就是江青和康生密谋后，拟定的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黑名单。19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除有病和死亡的31名外，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的多达89名，加上‘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名，共计96名，竟占中央委员总数的58.9%。尔后，江青就是按照这个罪恶的黑名单，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残酷的构陷和迫害的。”“江青派出她的党羽和走卒，如成本禹、迟群、谢静宜之流，煽动和控制一些狂热无知的学生，分赴各地，按照她定下的调子，到处搜集诬陷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然后，她拿着这些‘炮弹’，在各种‘接见’和‘群众大会’上，随心所欲地兴风作浪。”（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一版，第217页）
邓朴方控制出版的这一套书籍，在为文革定调子方面产生过很大影响，一代青年人对于文革的印象主要就是《历史在这里沉思》、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叶永烈的《四人帮传》提供的。邓家出版社在书中收罗那些文章，虽然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形，但明显有利于为精英阶层积累政治资产，由于存在着“不争论”的高招，所以这些人说假话之前不需要担心被人揭穿，客观上是用不着打草稿的，结果出现许多低级错误：邓书中间提到的戚本禹在六八年一月份就被隔离审查了，失去了行动自由并且关进了秦城监狱，怎么还有机会去“控制和煽动”无知的学生“揪叛徒”呢？而且，康生的“绝密”名单提出后不到一周时间，就是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从此红卫兵运动基本上结束了，哪里还有“狂热无知的学生”“到处搜集黑材料”呢？
王文正在书中披露了曾经被称为绝密的名单，名单中间进行了分类排列：一是“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八届中央委员）：朱德、陈云、徐向前、陈毅、李先念、聂荣臻、萧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叶剑英、邓华、邓子恢。(18)”第二类被称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及列入专案被审查分子：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乌兰夫、胡乔木、谭政、刘晓、李维汉、王稼祥、刘宁一、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方、张闻天、谭震林(?)陈少敏、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位(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李井泉、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刘澜涛、陈绍禹、杨献珍、张鼎承。(46)” 在候补中央委员90人中间，康生也列出了两类：“有错误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潘自力、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苏振华、江华、冯白驹、李志民(12)”“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及列入专案的：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壁、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王任重、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44)”（王文正，沈国凡著《共和国大审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32-134页）
从王文正披露的这个名单看，许多人都是在六八年七月之前，就已经由中央文件定性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的，例如六七年三月中旬中央文件就已经向全国通报了“六十一人叛徒案”就已经涉及许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了，看起来至少有一部分人不存在事后按照名单进行诬陷的问题，因为他们早已经被“诬陷”过了，并不需要再次按照名单进行诬陷。
看起来，精英们在江青名下积累政治资产的行为，有着很精明的设计：首先是由胡某人当上宣传部长趁着审判必须披露严谨数字之前进行大量的渲染，这个渲染并进入国人的头脑显然需要几年的时间，那么就有针对性地把两案审判押后；同时，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的政治资产积累过程同时开始。
由于积累政治资产是“硬”政治任务，其他的标准和规则例如事实上是否存在过等等都必须为这个需要让路，例如：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的大批判文章就广泛地“代四人帮立言”，最著名的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老田曾经访问过朱永嘉，他四人帮帮派骨干体系中间与张春桥姚文元最接近的人，他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两句话，此外老田也访问过曾邦元，此人是江苏省革委会常委70年代中期曾经主管过江苏省的宣传工作，粉碎四人帮之后被作为“帮派骨干体系”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他也从未得到过上面的相关指示更为执行过这样的指示。
还有一个积累江记政治资产资产的方式，就是把四人帮捧到决定一切的高度，似乎文革期间的党政军人财物的权力都是四人帮掌握的，一切事情没有不是林彪四人帮集团插手的结果。我们今天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文革期间四人帮这几个人都主要是分工主管意识形态领域，没有插手党政军人财物的事情。但是为了积累江记政治资产，精英们什么事实都不顾了，最后在事实上是把控诉的矛头最后指向掌握国务院和经济权力的周总理。例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就是这么干的，贺龙被监护，明明是周总理和李富春亲自办理的，毛毛偏要颠倒黑白地说是林彪一伙抓的：“贺龙被揪斗后，先是由周恩来把他们夫妇藏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住地等处，后来被林彪一伙抓走关押，孩子们都被‘扫地出门’赶出了家。”（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20-421页，另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7年1月19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次日凌晨，派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看来，毛毛预备把周总理和李富春打成“林彪死党”了。
还有那个著名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谎言，也是服从于积累政治资产的需要的，文革期间，财政经济领域的事务都是周总理和国务院在管理的，不是四人帮插手的部门。而且，根据粉碎四人帮之后核查的统计数字，文革期间的经济数字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速度相比，都不逊色。但是，把经济说得特别糟糕之后，经济上所有的进步及其贡献都将可以归结为精英们追捧的设计师名下了。“贬低”是为了“捧高”，离开确凿的统计数据说话，显然是出于政治挂帅的需要。
不过，江记政治资产的积累固然反应了精英们的高明，但是也不见得总是管用。前年邓朴方有一次讲话，在控诉文革的口吻里来凸显设计师带来的进步，却在新浪网上遭遇到了3万多条网友跟帖的严厉质问和批评，事后有网友写了一篇幽默文字说“邓朴方的讲话激起了‘毛泽东热’”。看起来，一个从西方流传过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你可以蒙蔽所有人于一时，可以蒙蔽部分人于一世，但是你不可能蒙蔽所有人一生一世。其实，精英们所积累的江记政治资产，其效用在1989年就开始打折扣了，学潮期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华国锋的儿子看不见，邓小平的儿子搞募捐，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
邓朴方希望继续激活他们苦心积累起来的江记政治资产，但是却因此引发大量的网友批评，据说这一网络事件引发中央高层的讨论和疑问：邓朴方对文革的批评并不算过分，为什么引发如此众多的批评呢？这其实也很好理解，邓朴方对于自己亲自参与推动并积累的江记政治资产的认识有一半是正确的——人们对于文革的厌恶和痛恨并未有根本改变，但是，若因此推定人们对于邓家的贡献持有感激态度则大谬不然，毕竟，设计师的改革中间工农大众乃至小资白领都成了弱势群体（小资白领都成了“房奴”“负翁”），而且正是大多数人成为弱势群体的过程中间，邓家却涌现出数位大款和省部级高官，那个流传久远的顺口溜深刻地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权力到底是应该为多数人福利进步服务还是为自家人升官发财服务？毫无疑问，邓朴方的控诉文革讲话不算错（至少对多数网友的文革认识而言是这样），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邓朴方本人及其兄弟姐妹的财富和权力恰恰被网友们看作是权力服务自己的典型代表。正是在“权力服务自家”的代表人物和“受害者控诉文革来激活江记政治资产”的对照中间，邓朴方受到最严厉的审视和批评，这些批评意见不能认为是为文革翻案或者对江青怀有好感，而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垄断政治权力服务自家的强烈不满，特别是表达了小资白领在少数人暴富中间成为“房奴”“负翁”的切齿痛恨。看起来，江记政治资产的效用已经过了最大化阶段，而且，网友热批邓朴方的事实也提示了江记政治资产的失效条件——权力为自家所用的程度达到一定的高度就开始逆转，这其实就是邓朴方的另一半错误所在——作为权力私有化的典型受益者——在众多网友看来是没有资格批评文革的。
二〇〇八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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