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突围“世界工厂”

中国：突围“世界工厂”

    

    模块化生产技术使产业分工在全球展开，中国企业沦为跨国公司的“打工仔”

    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自废武功、“和平转制”，以及中国所实施的开放战略，导致全球经济体系按某种规则循环成为现实，国际垄断资本由此获得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配置其资源的空间。而模块化生产技术的革新，也为跨国资本在企业间和国际间采用新的分工形式提供了技术基础。为了削减成本，他们争相将附加值低的工序如加工、组装等转移到劳动力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潮流当中，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成为委托加工的基地，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大历史背景。
    随着生产过程分工的深化和细化，模块化技术逐渐成为了跨国垄断资本组织生产的主要方式，分工己不局限于企业内部，也不局限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全球展开。所谓模块化就是将产业链中的每个工序分别按一定的“块”进行调整和分割。如个人电脑的生产就可以分为中央处理器（CPU）、内存，硬盘、显示器、鼠标、键盘等不同的“块”交给不同的企业乃至不同的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这些不同的模块集中在某一特定的地点进行组装，个人电脑的生产便告完成。生产过程进行这种划分之后，各个模块的生产既不受其他模块的影响，也不会影响其他模块。因此，实现模块化生产以后，无论是将这些不同的模块交给不同的企业生产，还是由自己进行某一模块的专业化生产，都已变得轻而易举。这种组织方式也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培养熟练工人，积累生产经验，降低生产成本。
    对于跨国资本来说，模块化生产方式对于提高自身产品竞争力、集中精力进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研发、设计是极其有利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这种模块化分工一般还都局限在本国内或者发达国家体系中，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和原社会主义国家丰富的劳动力进入全球市场分工中，跨国公司开始将产品生产中成本较高因而利润比较低的环节如加工、组装等转移到劳动力成本很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由于其核心技术的研发仍然在本国内进行以及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这种转移并不会危及其垄断地位，反而由于成本的降低而增强了自身竞争力。
    对于像中国这样劳动力资源特别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全球产业转移为自身工业化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地使自身处于全球分工体系低端的地位固定化了。丰富的劳动力从一方面来说是这些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优势，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却意味着工人群体的利益将受到损害且得不到保护。在这一全球产业转移大潮中，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迅速成为全球委托加工的新基地，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浙江等地的经济获得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而为此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的工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据调查显示，广东省在过去十年间，农民工的工资仅增加了70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的话，他们的实际工资是下降的。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的利润也被压低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跨国公司转移来的加工、组装环节不需要高深技术，也不需要这些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可以进行，这必然加剧了这些国家之间争取转移基地的竞争，在竞争中不仅政府的税收以及土地增值收益都被“优惠”掉了，而且本土企业的利润也被压低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迅速增加的贫富差距严重制约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迫使中国企业越来越深入地转向国际市场。
    中国走上外向型发展道路也与中国的外汇政策有极大的关系。上世纪90年代前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外汇储备最低时只有几十亿美元，为了满足对外支付的需要，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以增加外汇储备为首要任务的外汇政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之前的3.7：1变为8.7：1，贬值幅度超过50％，致使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大增，促进了外贸额的快速增加。
    在这一大潮中，我国沿海地区的轻工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两头在外”的委托加工占据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半壁河山，某些产业迅速做大，但末端产业激烈的竞争格局并没有使这些地区涌现出一批能够影响国际价格体系、参与全球竞争的特大型企业和知名品牌，大多数产品还是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于是在出口领域产生了严重的无序竞争，产业利润迅速被压低。据统计，目前国际市场上名牌产品所占比例不到3％，但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我国广东省的外贸出口产品尽管量大却无法享受品牌带来的高收益，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品牌的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低于10％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使超过90％的利润被外资拿走。近年来珠三角地区每年出口的鞋子都在20亿双以上，而出口均价仅为27美元；广东作为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著名的芭比娃娃就在此地生产，在美国市场的零售价是9.9美元，可是我国企业得到的加工费仅为0.35美元／个，在这0.35美元中包括企业主的利润、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工人的工资，而拥有该品牌的美国企业则获利近8美元外，差距之大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这种现象，台湾宏基集团老总施振荣用“微笑曲线”给出了一个形象的展示。在这一曲线图上，他用X轴表示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个人电脑为例，从各个配件以及配套软件等新技术的研发设计，到劳动密集型的中间制造环节，再到后期的品牌运作、销售渠道的建立及售后服务等，用Y轴表示这些不同环节附加价值的大小。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品牌、服务等因素对产业影响的加大，在产品前期的研发设计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附加价值逐渐上升，处于后期的品牌运作、销售、售后服务阶段，是产品实现其市场价值的关键环节，附加价值也在上升；而处于中间阶段的制造、组装环节，不但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而且市场竞争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因此成为整个价值链条中最不赚钱的部分。依此画出的是一条向下凸出的曲线，类似于微笑的曲线，被施振荣先生最先形象地称为“微笑曲线”。
    可惜的是，中国的企业大都在“微笑曲线”的下颚处，面对“微笑曲线”他们只能苦笑。据统计，浙江省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都属加工组装型，投入的是普通劳动力，产出的是低端产品，赚取的是微薄利润。资本投入对于浙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却不到20％，在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况下，显然这样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瑞典以军事工业为龙头研发高端技术，带动民用技术进步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为构建社会和谐奠定了物质基础

    我国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维系其高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柱，是一个标准的“雷锋”国家。据摩根士丹利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1998～2003年间，仅中国制造的婴幼儿服装就为美国的父母们节省了4亿美元。在此国际经济体系下，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农民工不得不长期忍受极低的工资、超时的劳动和缺乏劳保设施而充满危险的劳动环境，出口到国外的每一条廉价衬衫都渗有他们的血汗。此外，随之而去的还有宝贵的自然资源，大量花高价进口的能源及其他矿产品又以极低的价格提供给了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是被污染的水体、大气以及深受其害的社会大众。
    要摆脱我国目前的“雷锋”地位，除了加强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培育自有品牌，促使企业生产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之外别无出路。
    纵观目前世界上社会各阶层比较能够和谐相处的国家，除了少数自然资源特别发达的海湾国家以及少数几个地理位置独特的城市国家如新加坡之外，科学技术发达是其共同特征，对此，瑞典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国家。
    瑞典地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部，陆地面积为4499万平方公里，约15％位于北极圈内，人口 888.4万，森林、铁矿、水力资源比较丰富。
    瑞典是一个中立国家，自从1814年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以后就从未卷入过任何战争，但尽管如此瑞典却发展出了一个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大国拥有的相当完备的军事工业体系，其国防力量均使用本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武器装备，多数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使用“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AIP）的“哥特兰级”潜艇的国家，其首艇“哥特兰”号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设计，1992年 11月20日开始建造，1995年2月2日下水——这是一个开辟世界潜艇技术新篇章的日子，使常规潜艇在水下潜航时间从3—4天提高到了2～3周，从此常规动力潜艇有了与核动力潜艇一较高下的资本。鉴于其优异的隐身性能，美国海军曾在2005年初租借“哥特兰”号与其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据《中国国防报》报道，在演习中，以两艘航空母舰为核心组成的反潜编队竟在整整两个月内没能抓到它，无法找到它的藏身之处，甚至还被其在近处拍摄到了照片，如在战时将很难逃脱被击沉的命运。尽管每年的租金高达2000万美元，在租期结束之后，美国海军还是又续租了一年。日本作为技术大国，为了打造一支“亚核潜艇”舰队，为其最新的“亲潮”级潜艇装备AIP系统，使用的就是瑞典考库姆公司生产的“斯特林”发动机。
    此外，瑞典生产的“维斯比”级隐形轻型护卫舰已建造5艘并相继进入现役，而美国的同类型舰艇还处于试验阶段；瑞典航空航天工业集团生产的JAS－39“鹰狮”战斗机是欧洲第三代战斗机中重量最轻、尺寸最小、最早投入使用的，其首架生产型于1993年6月8日交付，我国同类型的战斗机歼10则刚刚解密；瑞典生产的“爱立眼”预警机于1994年7月进行了首飞试验，仅2004年一次性出口巴基斯坦价值就高达17亿美元。
    在先进的军事工业带动下，瑞典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环保领域在世界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木材加工业已逐渐被机械制造、电子精密仪器和汽车等工业部门所代替，也出现了一批享誉全球的公司，如爱立信通讯公司、ABB电气公司、沃尔沃汽车工业公司、伊莱克斯电器公司等。
    如果说在以前瑞典的发展是建立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上的话，那么，今天其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现代工业体系才是瑞典占据世界经济体系核心地位的根本保障。
    大量的利润、资源和财富通过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流人发达国家，为这些国家全方位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各阶层之间基于利益的冲突相对缓和了；同时，发达国家通过将高污染的传统产业向外转移，人与自然环境之际的矛盾也缓和了，可以说这些发达国家的秀水青山是以不发达国家的高污染为代价的。
    相应的，我国产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低端位置正是我国目前诸多不和谐因素的根本原因。从社会角度来看，被极度压低的利润使我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劳动条件无法改善，劳资矛盾也难以得到缓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虽然目前还没有以激烈的形式全面表现，但十多年来社会犯罪率的大幅度提高已经昭示了这一点。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仅加剧了国内资源的紧张局势，而且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污染事件频发，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医疗费用支出增加，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负担。我国本就是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外向型经济却要消耗大量资源。以石油为例，正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从石油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近年来进口量已占国内总消费量的一半，不仅抬高了国际市场上资源品的价格，而且加剧了与其他国家基于资源争夺的矛盾，不利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善，增加了潜在冲突的危险性。
    自从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被提出以来，曾经盛极一时、流行于各类讲坛——以“比较优势论”为指导，主张我国只应该发挥廉价劳动力“优势”，否认我国有发展自主核心技术必要性的观点逐渐消失了，社会各界在此问题上逐步达成了共识，自主创新的意识空前增强。在解决了认识问题之后，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创建自主创新的平台，使之落到实处而不是流于口号。

    高端技术创新所需投入越来越大，远远超出民营企业自身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量上看已经占到了GDP的60％以上，也出现了少数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大企业，但总体来看，与我国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相比则微不足道，占据绝大多数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根本不具备自主创新的基本条件。
    我国大多数民营企业要么处于低端产业，要么做的是加工贸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利润被压得很薄，使其技术研发受到限制，特别是重大核心技术的进展更是无法进行。综合20世纪以来各国经验来看，国家整体科技水平的上升必须依靠若干重大核心技术的突破以及在研发过程中对其他技术的带动作用，而这些重大技术的突破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高，远远超出后发国家单个企业所能负担的限度。如美国“二战”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投资20亿美元，消耗了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电力；我国于1970年8月开始的运十研制计划投入经费5.377亿多元，考虑到汇率和物价上涨因素当不下于今天的百亿元。甚至有时还会超出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如为在航空制造业取得突破，由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联会在1968年组建了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据披露仅上世纪80年代四国政府对空客的无偿财政资助就高达260亿美元，此外还有大量的无息贷款。
    以我国企业有限的实力，根本无法承担能带动我国科技整体进步的重大项目。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跨国公司不仅用知识产权支配着利润的分配，同时也靠强大的研发投入能力掌握着再次创新的主导权。近年来，微软、IBM、英特尔、三星电子等领导型企业每年研发投入绝对额都超过50亿美元，任何一家都超过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的投入总和。如此不对称的研发投入，决定了我们依靠单个企业根本无法整体突破跨国公司的技术围困。

    韩国以政府为主导组建大企业集团，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为我国打造自主创新平台提供了宝贵经验

    要解开这个死结，离开国有大型企业的主导作用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我国要发挥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就是要求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我国重大科技进步的平台，而从现实来看，这一任务完成得并不好。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教授介绍，我国国有企业每花费1元钱引进技术，跟进的消化、吸收投入只有0.07元，而韩国、日本在其崛起阶段，这一投入在5元以上，这是两国能够在很多领域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
    这一高投入是在由政府组建的大企业集团的平台上实现的。公共政策经济学家罗伯特•利姆在他的《政府的政策和私人企业：韩国的工业化经验》一书中，充分肯定了组建这类大企业集团的好处，“企业的纵向与横向联合可以使一个企业规避风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纵向联合能够消除企业对原材料供应者和产品购买方的依赖性，确保了市场的稳定性……横向联合则增大了信息流，进而减少了投资和生产决策者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在政府主导下组建的三星、现代、大宇等几十家大企业集团，于上世纪70年代初中期，在“重化学工业化”浪潮中，得力于政府的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迅速推动了韩国的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为主导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导，实现了生产结构和经营结构的升级换代。
    对照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并没有达到增强国家竞争实力的目的。经过多年以MBO为主要形式的改制，大部分中小企业已经转移到了私人手中。改制后分散到私人手中的股权只是便利了实力雄厚的国际大资本对我国企业的大规模并购，使很多行业的排头兵企业落入跨国公司手中，不仅占领了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而且消除了潜在竞争对手。跨国公司的这种并购行为严重弱化了我国产业竞争实力，自主创新也无从谈起，即便个别企业进行了技术研发，其创新成果也毫无例外地属于外资所有；一批关系到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并购，直接使我国战略利益受损；固化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不利位置，使我们在很多领域失去了与对手一争高下的可能。
    为打造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技术平台，我国也应该学习韩国已经很成功的经验，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组建一批大企业集团，在重大科技项目的带动下实现我国产业水平的升级。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扭转目前尚存垄断型国企的改革方向，将其垄断利润恢复全民所有的属性，用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而不是成为发放到少数高管手中的百万乃至千万年薪，如此才能为和谐社会建设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11期《中国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