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下的中国产业垃圾化
2007年第10期《中国财富》
张由存 杨金凤
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现了举世公认的高速增长，为什么绝大多数国民仍不得不靠着微簿的工资维持生存？
低工资不仅遏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而且它的负面效应正在越来越深刻地向生产环节扩展，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一些地方的产业升级政策一再被低工资效应所抵消。
低工资的确引起了外资的极大兴趣，但受此吸引的多半是一些被母国淘汰的“垃圾产业”。因而过分强调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的突出后果是，吸引来一大批“垃圾产业”成规模地向中国集中。
2005年12月15日，一名网友通过天涯论坛发帖，建议网民公开一下自己的工资条，“以供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朋友参考”。帖子一出，应者踊跃，一年半之后，仍吸引了不少人回帖，而回帖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月收入不足2500元的竟高达80％左右，月收入超过8000元的亦达到8％左右。
此次非正式调查所暴露的中国工资分布状况部分地得到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证实。2006年5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发表谈话时坦陈，我国目前工资分布明显存在行业间和职位间差距过大的问题；垄断行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员工工资的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高达5—10倍，而且正在呈加速扩大之势。如果考虑进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低之间的差距至少要再翻一番。
但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6月28日发表的《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一文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而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占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而且另有研究机构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即使一些垄断行业内部，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仍高达15倍，高的甚至达到了30多倍。由此可以推知，前不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的一系列数据，除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分配正在加速向少数人集中之外，丝毫不能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拿着低工资维持生存的现实。
长期维持低工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呢？美国经济史学家瓦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曾提出一个经济成长六阶段论。比照罗斯托的标准，我国显然早已进入了需要较高积累率支撑的经济起飞阶段。之后如果仍然长期维持低工资水平，我国经济成长不仅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遥遥无期，而且很可能望着成熟阶段的萧墙长期徘徊不前——现代技术迟迟不能被推广到各个经济领域；工业不能朝着多样化发展；新的主导部门迟迟不能代替起飞阶段的旧的主导部门。另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仍有很大一部分依靠外资推动的现状，不少专家已经发出警告，长期维持低工资正在使“垃圾产业”成规模地向中国集中。
中国工资水平究竟有多低
邱刚（化名）毕业已经八年，现在供职美国一家驻深金融公司，月薪约21000元人民币，接近美国本土的平均工资水平。进入美国公司之前，邱刚更换了6次工作，几乎一年一个城市，从家乡徐州沿南京、上海、杭州、厦门、广州，一直到深圳。虽然单位几经更换，但他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行业。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徐州一家银行的营业员，月收入只有361元。他坚持了两年，最后不顾母亲的反对，只身南下，每更换一次工作，薪水都会略有上涨，但一直到2006年3月份，他最多的一次工资是税后6400元。
“我短时间内不会考虑离开。”邱刚表现出很乐业的神情，“至少我不必穿着高档西服吃咸菜过日子了。”
但是，他的不少同学和比他后跨出大学校门的学弟学妹们正在经历他以前穿着高档西服吃咸菜过日子的生活。他前不久打开同学录，不少同学问他，深圳的工资水平怎么样，意思是想跟随他的脚步到深圳发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从报刊上搜集来的信息，制作了一个表格，作为统一答案，—一回给了他昔日的同窗。
邱刚搜集的信息与广东多家媒体披露的信息基本一致。
与邱刚的同学们相比，刚刚迈出大学校门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大学生的处境可能更加困难。根据各种媒体的统计结果，从2004年到2006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正在呈节节下降的趋势。2004年，某门户网站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起薪不到2000元的占了调查人数的51.59％，而到了2006年，该数据上升到了58％左右。起薪超过4000元的人数略有增加，但起薪3000～4000元的“中间阶层”人数始终未能超过起薪4000元以上的人数的比重，基本维持在9％以下。
上述数据所反映的工资水平放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大背景下考察，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间，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但同期中国与印度工资的增长情况则完全倒了一个个儿，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印度的平均工资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超过印度当年的GDP增长速度，而中国2000年到2005年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从12％下降到了10.91％，延续了从1980年以来节节下降的趋势。更令人震惊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不久前披露的数据显示，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领域的劳动力价格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印度还要低10％。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拿欧美发达国工资总额占GDP 50％—60％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工资水平显然太过牵强，但是有学者估算认为，使工资总额提高到GDP的40％，人均年工资达到4万元左右，才应该是中国劳动工资的合理份额。正因为如此，均富国际公司美国成员2005年年中出版的《中国视野》研究报告的一句感叹：“中国的工资之低，实在令人吃惊。受访中国厂商给予每名工人每月工资的中位数是121美元（超时工作除外），比美国厂商所给予每月2160美元的工资相比，确实有很大的差别。”才会引起如此众多国人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如此之低
如果低工资只是一种市场现象，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成熟，或许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然得到解决。但事实上，我们的工资水平之所以长期被维持在一种有悖任何一种正义原则——互利的正义和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状态，是有一系列隐性的制度做支撑的。因而试图通过强制一些企业让出部分利润来缓解低工资造成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压力，只能是隔靴搔痒。
简而言之，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大体由工人工资、资本收益和国家财政收入三部分构成，而我国长期推行的是一种低消费、高积累、高税收的政策。换言之，我国工资被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状态，正是国家政策设计的必然结果。
建国之初，为了满足大规模建设的需要，国家通过压低消费，从农民和工人那里吸取急需的资金似乎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国家实行过几次工资调整，当然不是普遍涨工资，而是将一些高工资拉下来。另外，为了尽可能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国家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等三大民生问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而且长协间保持食品和日用品的低价格。我国的“低工资制”逐渐成形。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引进外资和鼓励创办企业事实上被各级政府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展开，低工资被当作我国的比较优势而得以继续维持，而且被无限制地放大。虽然没有哪一级政府明文限制工资水平，但各级政府引进外资和批难创办企业时，采取了偏向资本方的态度，几乎没有对工人工资标准做出硬性规定，客观上纵容了各类企业通过压低工人工资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行为。另外，住房、医疗、教育主要由政府包下来的政策仍基本保持不变，针对因物价放开而导致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问题，各级政府基本采取了政府补贴的方式加以解决，亦消解了要求打破低工资的动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三改”（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的逐步铺开、物价的上涨和产业升级压力的增加，民众和政府要求提高工资水平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是下述三种力量阻碍了这一愿望的顺利实现。
第一，国际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以低劳动力价格作为主要比较优势吸引外资。墨西哥便是典型例子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墨西哥便同中国为争夺美国服装市场摩擦不断。与中国相比，墨西哥不仅可以仿照中国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充分发挥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而且与美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可以几乎不受任何边界和配额的限制，顺利打进美国市场。正因为如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企业将亚洲的工厂纷纷转移到墨西哥。为了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我国不少地方政府仍只看到了“洼地效应”。选择了继续压低工资，而不是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推动产业升级的办法。
第二，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倾向。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呈逐年持续上升之势。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财政收入约占GDP的12％，但到2006年，已猛增到20%（尚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的隐性收入），比上一年猛增了24%，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总数超过GDP多出中国一倍有余的日本。被政府切走一大块之后，加之企业所得上升，GDP这块大蛋糕可用做工资的部分自然就少了。
第三，先于政策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民意的顺畅表达和政策的执行。中国工人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迟迟未能得到实现，因而急需媒体、社会组织和知识分子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是他们不少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倾向为资本方代言，比如我们就很少听到揭露和批评资本方利润和企业高管收入过高的声音。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往往亦因为既得利集团的阻挠而流于形式。
低工资已成为产业升级的瓶颈
诚如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言，低工资制成就了我国早期的改革开放目标，广东珠三角之所以能迅速崛起为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1／3强的制造业基地，很大程度上是托了低工资制的福。“珠三角一塞车，全球就断货”的豪言壮语背后，是几百万拿着超低薪水的外来劳工的超负荷劳动。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后，随着更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入瓜分制造业蛋糕的战团、国内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迅速崛起及广东省内调整产业布局压力的增加，珠三角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制造基地”地位的战略正日益接近“天花板”。为拓展发展空间，广东省政府上世纪90年代中期便喊出了产业升级的口号，而且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如加大对汽车、石化等产业基地和重要产业项目的投资力度，努力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条，发展和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以期抓住国际重化工业产业转移的机遇，找到新的、持续强劲的增长引擎。
但是，2007年初有关部门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广东省各级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收效非常有限。一、200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重工业所占比例只有59.9％，明显不及上海（72.5％）、江苏（67.2％）和山东（65.9％），表明广东低水平加工业比重过高而高加工度工业成长不足、一般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供给不足的二元结构现象仍很突出。二、截至2005年，各类企业中，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不足10％，绝大部分仍然依靠引进技术；从工业增加值率来看，全省平均只有26.2％，不仅远不及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而且不及全国28.7％的平均水平，尤其是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率，平均仅为24.2％，作为IT产业主要内容的通信及计算机制造业更是只有21.3％，而非高加工度工业则高到28.6％，表明广东工业整体上仍处在全球分工体系的产业链末端。三、多数工业产业缺乏龙头企业，表明广东工业产业缺乏竞争力。
上述数据所预示的珠三角产业升级前景亦不被海外投资机构看好。一家由一群来大陆投资且取得成功的台商所组成的公益智库——大陆投资创业网曾发表评论说：“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困境，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内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使得企业不会担心人力成本上升，靠人工就能赚钱。现行体制的弊端使得大量在珠三角地区打工的外地劳动者得不到当地政府的足够照顾，劳动力成本受到压抑，客观上延长了那些靠低成本活命的企业的寿命。长期以来，珠三角一直是香港淘汰产业的放逐地……（但）香港所擅长的是服务、贸易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在产业、科技升级方面难以给予实质性的帮助。看起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之路将是漫长的。”
与珠三角十余年产业升级步履蹒跚并行的是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十二年来只涨了68元和八成以上的职工拿着不足2500元的月薪过活的残酷事实。
深圳比亚迪一名前员工小刘（化名）的经历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珠三角产业升级之困与员工工资之低之间的内在关系。
小刘2005年6月硕士毕业，8月份进入深圳比亚迪，七个月后选择了离开。从他的叙述可以看出，他之所以选择离开，既与不满比亚迪的企业文化有关，亦与看不到工资上升的希望相关。
根据他的叙述，比亚迪光鲜的外表下面，不过是一艘由一堆被外国淘汰的垃圾产业支撑起来的和由一群靠关系而非才能取得权利的人控制的破船。进入比亚迪之后，他与厂方签订的协议书规定，前三个月税前月工资3800元人民币（本科每月为 2700元），食宿公司另外提供补助。试用期满后，硕士升为每月税后4000元人民币；两周工作11天，一般没有加班工资。劳动合同一签就是三年，三年内如果辞职，必须赔偿公司2.5万元违约金（本科2万元），无论工作年限长短。一开始，他对自己的待遇基本满意。但后来他发现，按照公司规定的工资等级制度，涨工资是一件概率极小的事情，从A级到H级（每个级又被分为5个亚级），每年升级（比如从E1升到 E2）的人少之又少，而要从一个等级升到更高的一个等级（比如从E升到D）则至少要等上四年时间。所以，他认为，“在比亚迪涨工资是神话。”后来，他又进一步发现，公司管理之无序、技术之落后、人际关系之复杂，让他几乎看不到发展的希望，最后他决定离开。据他说，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基本都已离开了比亚迪。
小刘和比亚迪的故事至少说明，工资增长缓慢很难实现人力资源升级，更难实现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再生产，而没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产业升级只能是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及。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正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正在提高，而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正在下降。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更加重视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
另外，工资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因而自然适用社会正义原则，而按照英国思想家休谟提出的“互利的正义”（英国思想家布赖恩•巴里的说法）原则，只有实现相关各方均等的效用增益，才能实现共同的效用最大化。具体到产业升级，如果尚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资本方却用损害作为重要相关方的员工的利益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不仅有悖社会正义，而且永远不可能达到作为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的帕累托最优。换言之，如果资本方一味压低员工的工资，要想实现企业增益和产业升级的目的，显然是不现实的。
外国“垃圾产业”纷纷瞄准中国
中国的低工资的确引起了外国资本的极大兴趣，但它们多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技术含量低的产业。
联合国贸发会《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国际产业转移明显表现出日益向高新科技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的特点，亦即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正在成为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业等为生产服务的知识密集型新兴服务业和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传统服务业，正在成为各自服务业发展的主流；每年以20％速度递增的服务业外包则主要流向了印度、墨西哥和东欧国家。
与当今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流相反，中国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仍然是以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为主，结果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两头弱、中间强”——两端的研发、工艺和销售弱，中间的制成品生产和组装强——的特征，而且使得高能耗和高污染成为了中国产业的常态。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每生产1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耗费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日本的7倍。世界银行则估计，中国每年因高能耗和高污染造成的工业产值和人民健康方面的损失高达1200亿美元，即便是发达国家亦难以承受如此之重。
中国被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视为理想的转移目标地与中国的低工资比较优势被过度夸大不无关系。
ASAT是美国一家半导体封装设计、封装与测试服务全球供应商，因为持续亏损，2006年决定将它的制造业务全部转移到东莞。正如时任ASAT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obert J.Gauge所言，公司做出此项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的低工资：“东莞的劳动力成本大约是香港地区的五分之一。此外，我们将工程、财务和维修支持等一些非直接劳动人员转移到中国大陆之后，预计会节省大量的一般和管理费用。”后来的事实证明，移师中国大陆之后，ASAT很快就实现了扭亏为盈的目的。与ASAT一样，蒙受巨额亏损的日本NEC之所以决定对它的全球个人电脑生产布局进行调整，关闭和出售它设在苏格兰和马来西亚的工厂，将它的个人电脑制造业务大部分转移到苏州、吴江和上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期望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淘金。
从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中，我们早已看出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移时，优先考虑的是目的地的人力资源、政府服务水平和市场环境，只有那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会优先考虑劳动力价格问题。根据上述简单事实，我们不难准断，过度夸大低工资比较优势，而不注重人力资源的培育、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我们只会坐失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积累起来的优势和新一波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死死抓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产业转移潮流的尾巴，与比我国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竞相吸引来已被发达国家视为垃圾的产业，从而陷入“低工资一低素质一低竞争力—更低工资”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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