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有七十口室内鱼池。那是张家五兄弟的全部，也是秀生养鳗场的核心。上百万尾鳗鱼生长在这18亩鱼池里，养它们的是十口从地下百米左右取水的井。鳗鱼每天吃两顿饭，也洗两回澡（或者按老张的话讲，鳗场每天都要排两回污）。至于那些残存的鳗粪和废水，则会通过管道，被引入邻近的排污沟里进行光合降解，直到入海。
跟不少同行一样，秀生养鳗场是地方烤鳗场的原料供应基地。在与烤鳗场签订协议后，日本就会成为这些池中之鱼的最终目的地。但2007年7月间国际媒体对“纸包子事件”的恶意炒作，改变了福清水产出口的命运。出口订单突然之间成为了多数烤鳗场的奢望，而鳗农们则很快发现，他们的产品无处可卖。
在风险面前，单干已久的张家五兄弟决定合养。但是几个月后，鳗鱼市场依旧每况愈下。张秀曾想过就此收手，但已经从事这个行业十几年的他已经不能说放手就放手了 — “我们五个兄弟，一家借五家，你算算这要借多少钱？”他表示，如果时间能倒回自己刚开始养鳗的1993年，他“就肯定不养了”。
《纽约时报》：“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我们现在是进退两难。那些外国记者太没道德了 –像我们这样合在一起搞，一发财，整个家族都发达；一亏损，所有亲戚全完蛋。我们怎么可能拿自己鳗鱼的质量开玩笑啊？”
对于老张的困惑，这个县级市的120万居民，尤其是官员、协会代表和鳗农，无不感同身受。
福清早在明代就获得了“侨乡”的美誉。而1987年，农民杨宗龙于赴日考察后在此建立全国首家养鳗场的创举，则揭开了当地鳗鱼养殖加工业大发展的序幕。在杨氏成功经验的鼓舞下，成千上万的农民开始养鳗。时至今日，福清的鳗产量已独占全国的三成强。
然而，发展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在2003年前，我们用药很频繁，”50岁的渔溪镇书田村曙光养鳗场的大股东刘后俊告诉记者。
“但我们养鳗的那套都是从日本学来的，”他解释道。在1996年跟弟弟刘后斌一起创立曙光之前，两人共同的留日经历为其创业奠定了基础。
2003年以来，日趋严格的国家政策使非法用药无处可寻。2006年成立的福清鳗鱼协会更是担起了统一购买和配送渔药的责任。但是，外媒的恶意报道仍在继续。
去年12月1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2400余字、中译文本与录音齐备的长文。文章借其所谓在福清实地采访而得的证据，指责中国“在毒水中养鱼” 。
该文声称：“为确保鱼的成活，水产养殖者用混入非法兽药的饲料喂鱼，使含有毒性、致癌性药残的水产品进入市场，威胁着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福清：“这里的水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纽约时报》的说法，福清的水产养殖户和官员们都表示了强烈反对，称其无任何事实根据可言。
“养鳗过程中，主要的污染物是自然形成的氮、磷和鳗粪，”福清环保局副局长谢何杰说。“养鳗场越多，对水质的环境压力也自然就越大……但这些污染物都是能够自然降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渔场再多，恐怕也不能说水就会变得‘有毒’。”
“更何况，水中的氮、磷含量对养鳗不产生任何影响，”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陈任平说。“而说到用药，现在谁还用禁药，谁就肯定亏本。普通渔民根本不敢，也没地方买非法兽药。”
福清的养鳗场多集中于其西部的渔溪和上迳两镇。在此，养鳗的水源来自于山泉水、地下水和几个分散的小型水库。
“不管是在这两个镇里，还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鳗鱼对水质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工作在监测一线的市农业局执法大队队长庄政说。“再说了，毒水里怎么可能养得活鱼呢？”
而在张秀国看来，他家场里95%的鳗种都是欧洲鳗的事实，足以说明其水质的安全可靠。“跟日本鳗比，欧洲鳗得要更好的水才能养得活。”
刘后斌表示同意。“我们的水都能养得活欧洲鳗，你说这水质还能差得了？”
养鳗可不简单啊，刘后俊说。“谁说它门槛低的？非但不低，养鳗的水质是最高的，因为它技术含量高。鳗苗刚引进来的时候，跟火柴棍一样细。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心思？养鳗鱼的水必须是恒温28摄氏度，上下不能超过0.5度。多少回多少次，我们两兄弟昼夜轮流查水温。”
对渔民们来讲，水质从来不成问题 – 刘氏兄弟“都是吃这个水长大的”，后俊从来都用自家井水泡茶，因为“自来水泡茶不好喝”；而张家人所在的柳瘄村更是曾经的海滩。秀国说，这里清澈而稍咸的地下水“是老祖宗留下的宝”，“养出来的鳗鱼更好吃”。
在他们的养鳗场以北不远，步履岭横贯东西，将福清大多数的水产养殖户与当地的主要水源 – 龙河流域 – 分割开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龙河流域的水“已为造纸厂和屠宰场倾泻的垃圾所影响”。在这条河的上游是福清最大的，据该文称其水“甚至不适与人体接触”的东张水库。超过一万人居住在水库边的东张镇上。
“福清历来缺乏水资源。即便是今天，我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也还不到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一半，”谢何杰说。“所以，我们才在1958年建起了东张水库，为解决福清水资源贫乏现象做出了贡献。而现在，环保总局的检测结果显示，我们这座已经有50年历史的老库也只是轻度富营养化，比全国湖泊平均的中度富营养化水平都要好。”
东张水库管理局局长陈天赐强调说，水库在1999年开展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排污行动，已经彻底解决了其水质曾经存在的些许问题。“我们的水质在三四类水之间，”他说。“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环保总局从2005年起公布实施了新的，类似‘一票否决’式的水质监测标准。根据该标准，湖泊和水库的水质是由其最差的一个指标决定的。我们的大多数指标都是一类，但少数几项指标，比如氮、磷含量，是在三四类间。”
“2007年3月5日是枯水期，水本来就少，死亡的藻类也比较多。那天所做的检测，的确查出我们的氮含量比四类水要差一点。但我们的水，不论作为饮用水还是养殖水，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重视环保是一种自觉的行动，”2006年在湖南退休，后又被返聘为东张水库总工程师的江惠龙说：“我们自己老婆孩子都喝这的水。我们能不重视吗？”
为保护水质不惜血本
为了保护水质，东张镇的居民付出了惊人的牺牲。为水库建设创造空间的大规模搬迁行动在此地开始时，镇上三星村村民周元桂才三岁。他今年已经54岁了。75%的东张居民迁居外地。周家先是搬到福州，但不久就搬回三星，因为在市里找不到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们在河的上游，不能发展工业。所以我只能养猪。但2004年起，市里连续下发了一系列通知，要分批拆除所有的养猪场 – 这样能更好地保护水嘛。但现在连猪都养不了了。大家的猪场都拆了，我的到2006年11月也拆了，还拿了4万6千8百块补偿款。”
福清在2006-07年间共拆除了472家养猪场；周元桂的猪舍只是其中一家。政府为此投入了6千6百万元。“村民们开始不理解，”谢何杰说。“但现在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了水质保护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在猪场被拆后，许多村民还是只剩下了种田这一条老路。这是对地方经济的巨大打击。但官员们认识到，在水质保护这个艰巨的长期目标面前，暂时的经济停滞算不了什么。
不少东张人不得不外出谋生。2006年12月，王金松成为三星村倒数第二个猪场被拆的农民。不久，他和儿子就去别处做生意了。从他猪场原址开车只需一刻钟，就可以到达最近的施工地点：福清的第二家污水处理厂。在龙河边上，工人们正忙着接起长长的排污管。处理厂将在年内建成。到时候，在东张水库下游的福清最后两家废纸浆造纸厂均将关闭。
福清水产养殖业前景堪忧
“据说我们是美国2007年拒收中国进口水产品记录之首，截至11月，43项产品全部含有非法药残，”福清国检局副局长陈辉说：“这些人是不是把拒收和自动扣留搞混了？”
“我们的记录显示，市里到目前为止，2007年共出口81批900吨鳗鱼到美国，另有5000吨出口日本，无一拒收；266批4000多吨对虾出口美国，只有一批拒收。鳗鱼是美国海关自动扣留我们的五类水产品之一。自动扣留和拒收是一个意思吗？”
刚刚过去的2007年，是迄今为止福清鳗农们最难捱的一段时光。“只有很少的养鳗户能拿到银行贷款，因为日本鳗鱼市场的价格波动大，风险大，坏账多，农民又没什么像样的抵押物，”福清鳗鱼协会主任刘明龙说。
“再这样下去，整个行业就垮掉了，”协会副秘书长林春银说。
如果行业垮掉，一切将会怎样？刘后俊已经买不起他心仪的小汽车了；或许很快，张秀国18岁的宝贝儿子就无力接受高等教育，只能继续从事他父亲开始后悔进入的养鳗业了。而像他们一样在鳗鱼养殖和加工战线上奋斗着的一万多名福清农民，又当如何呢？
二月份就该投苗了，但刘后俊说：“价格不好，没人投 – 因为没钱。”没钱，没出口，也没有成熟的国内市场 – 换句话说，鳗农们能做的少之又少。就像张秀国调侃的那样：“我们干嘛还坚持养？为全球消费者做贡献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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