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债务：高校不能承受之重？——专访北京师范大学袁连生教授
高 艳
高校，这个一度被誉为“象牙塔”的神圣之地，近年来在国内却被舆论频频推到峰口浪尖。各种负面报道将人们众人的目光齐齐聚焦于此。
这一次，高校广受瞩目的是其自身严峻的债务问题——吉林大学在其网站公开承认，该校现难以偿还巨额贷款利息，已陷入严峻的债务危机，这一消息犹如一枚被引爆的重磅炸弹，迅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震荡。
据称，国内相当部分高校，都面临程度不等的债务问题，如何“解决高校债务危机”，由此成为中国的一个新焦点。
高校积弊被推上舆论浪尖
高校，这个一度被誉为“象牙塔”的神圣之地，近来却频频被舆论推到峰口浪尖上。各种负面报道让人将目光齐刷刷地聚焦于此，各种鞭挞之声不绝于耳。
当屡见不鲜的学术腐败频频被曝光于高校，“有知识没文化”被众多专家学者看成对如今大学生素质的概括，由此让人不得不对当今高校人文环境产生深深隐忧。
当大学生已然成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失业群体，“毕业=失业”从过去的口号，成为今天不得不直面的严峻现实时，让人不得不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积弊。
当教育与住房、医疗被百姓视为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媒体前公开坦言：“现在的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是有点高了。”让人不得不去沉思，我国的大学收费缘何高到如此畸形的地步？
当媒体爆出，北大每年的对外接待费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众人无不在惊叹之余，发出如此质问：“中国的高校到底有多少钱，可供这样大肆挥霍？！”
当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鸣教授在其博客里怒斥，大学已经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由此，有人对目前高校的管理体制产生质疑。
而这次，高校受到众人瞩目的是其自身严峻的债务问题。
当吉林大学在其网站上公开承认，该校现因陷入严峻的债务危机，而难以偿还巨额贷款利息时，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迅速被引爆，一石击起千层浪：“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高校？谁能将其从这场危机中拯救出来？！谁又该对如今高校大面积的债务问题进行担责？！解决高校债务危机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对此，本刊专访了一直致力于教育财政领域问题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袁连生。
不负责任的资金使用者
《中国财富》：“2005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集思广益，尽快解决财务困难，我们迫切需要向广大师生征集具有建设性、操作性强的合理化建议。”吉林大学前不久将这样一个债务难题抛给了该校师生，同时也抛给了社会。由此是否可以推测，高校的债务问题是否到了开始引爆的临界点？
袁连生：高校的债务大都是在2000年后形成的，很多借款的期限在5年左右，相当一部分开始到期，举债较多的高校陆续感受到还本付息的压力。由此，目前高校债务问题日益集中显现。
《中国财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高校都有贷款。有部分业内人士认为，现实情况比这还要严重得多。您认为，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面积的负债额度？
袁连生：高校的大量借款是1999年后连续扩招的结果。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2005年的504万，增长了367%；在校生从1998年的341万增加到2005年的1562万，增长了358%。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成倍的增加了招生数和在校生数。为了满足高速扩张的需要，高校必须大规模建设教学和生活设施。
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远远不能满足高校建设资金的需要。1998年预算内高等教育拨款为270亿元，2005年增加到1046亿元，增长了287%，但远远低于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增长幅度。虽然学费提高了不少，但学费毕竟只能弥补高校经费的一小部分。
在政府拨款不足的情况，公立高校只能通过贷款来筹集建设资金，应对扩招后建设新校舍和增加设备的资金需要。这是几乎所有公立高校都存在负债的主要原因。
《中国财富》：为什么这些高校敢在已经亏欠巨额款项的情况下继续贷？这种底气何来？
袁连生：公立高校的举办者是政府，虽然高校是事业法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因此，政府对公立高校应该承担财务责任。
公立高校在借款的时候，自然会考虑到还款问题，但更多的高校会认为，政府是学校的举办者，扩招任务又是政府下达的，为此发生的债务责任政府当然会承担。这是公立高校不怕债务压身的主要原因。
《中国财富》：与此同时，金融机构作为一个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市场主体，为什么在明知这些高校已经开始陷入严重债务危机的情况下，还继续放贷？难道他们没有预料到可能导致的金融风险？
袁连生：同样的，从银行的视角看，公立高校坏帐风险不大。第一，如上所述，政府对公立高校的债务承担责任，政府是不会坐视公立高校被债务压垮的；第二，公立高校的资产远远大于债务，如果真到了不能还本付息的地步，通过法律途径强制高校变卖资产，是可以偿还债务的。对银行来说，给公立高校贷款是没有太大风险的。
《中国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大学变成一个负责任的资金使用者？如何让银行成为负责任的资金借贷者？
袁连生：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公立高校现在还不是真正的独立办学实体。一方面，无论是校长的产生还是招生数的确定，都是政府决定的。另一方面，因为政府没有全面负担高校的经费，而是让其多渠道筹资，对高校的财务管理和监督没有到位。再者，公立高校普遍没有建立反映多方利益的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
在这种状况下，要求公立高校变成一个对社会公众负责任的资金使用者是不现实的。
扩招是直接诱因
《中国财富》：一方面是高校逐年高涨的学费令众多学生家庭不堪重负，教育消费已然成为民众不堪承受之痛，另一方面是高校自身纷纷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两者看似矛盾，为何同时发生？
袁连生：扩招以后，高校学费确实大幅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还不完善，使得部分家庭教育负担沉重。但整体来说，学费加上政府的拨款还是不能满足高校经费的需要，特别是不能满足大量建设新校舍和购置设备的资金需要，出现债务也就不足为奇。
《中国财富》：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日前提供的一份新闻材料指出：“据调查，北京大学每年的外事接待费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规模，清华大学近几年召开的国际会议年平均300-400 次。”您怎样看待目前大学的行政成本控制状况?长期以来，教育主管部门在对各大公办公立学校的资金监管和操作使用情况有无明确具体的严格限定与限制，在监管力度上是怎样的状况？
袁连生：如美国著名高等教育财政学者鲍文（Bowen）所指出的，非营利性高校支配性的目标是追求卓越、声誉和影响力。为追求卓越、声誉和影响力，高校需要花费的资金几乎没有止境，其结果就是高校成本的持续上升。行政成本是追求声誉和影响力的付出，对高校来说很重要的。由于前面所谈到的高校资金来源多样化，政府对高校财务的约束和监督不很严格，以及没有建立代表多方利益的董事会等原因，高校确实存在奢侈浪费的现象。
《中国财富》：国内高校近年的急速扩张，有评论认为这是一次非理性的大跃进。此背后，众多高校走入了“扩招——借贷扩建——再扩招还贷”这一怪圈。您怎样看待扩招与巨额欠债之间的关系？
袁连生：高校的巨额债务是扩招的直接后果。
《中国财富》：曾想在教育产业化中分一杯羹的部分民办高校因各种主客因素限制景况并不乐观，一些已经关门。公办高校在面临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将来会否面临同样倒闭的结局？
袁连生：公立高校是否会倒闭，取决于政府。绝大多数公立高校资产远远大于负债，即使是偿还债务有困难的高校，主要也是现金不足，不是资不抵债。政府作为主办者，对公立高校承担财务责任。因此，如果有一些高校出现不能还本付息的状况，政府应该承担债务责任。如果政府不承担责任，可能会出现法院判决公立高校拍卖资产还债的现象，有的高校确实有可能倒闭。
建立董事会势在必行
《中国财富》：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部分高校‘破产说’言过其实，教育不会成为第二个国有企业。”大学即使不会破产，而债务却在飞速增加。一旦风险引爆，就您看，灾难殃及的会是谁？谁来承担这个风险？该追究谁的责任?
袁连生：我认为，高校负债问题虽然严重，但没有到产生灾难的程度。周部长说的有一定道理，高校的负债主要是用于购置土地和建设校舍的，形成的资产质量还是不错的，资不抵债的学校很少很少。如果某些高校真的不能偿还债务，即使政府不承担责任，只要允许拍卖资产，银行是没有很大坏帐风险的。
如果要追究公立高校债务责任的话，我认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一是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二是政府没有负到监管责任。公立高校校长等主要负责人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因为目前对校长等决策者的外部制约不力，有些校长为了追求政绩，在任期内大举举债建设，将还债责任留给后任和政府。
《中国财富》：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谈到关于财政教育支出时表示，今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有可能会超过3%，根据国家财力的增长，会逐步向4%的目标推进。这个比例相对于目前高校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而言，是个什么概念？
袁连生：我可以肯定，今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无望接近4%，能接近3.5%就是奇迹了。
《中国财富》：如果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会给高校目前的状况带来哪些变化？
袁连生：若真如此，那我国教育财政状况就能大大改善。
2006年我国GDP总量约为21万亿元，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3%左右。2007年我国GDP总量应该能达到23万亿元，如果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4%，教育经费将增加2900亿元左右，如果将其中25%用于高校，高校可以增加经费近725亿元。不但可以缓解正常运转资金的压力，还可以用一部分来偿还债务。
《中国财富》：您认为，应该建立怎样有效的高校债务防范机制?解决高校债务危机的根本出路在哪里？
袁连生：我认为，一是政府要承担公立高校的财政责任，要根据政府财力的可能来确定招生数等事业发展目标，不能只要求高校增加招生，而不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二是要改革高校治理结构，建立有人大代表、政府官员、校友、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组成的代表多方利益的董事会作为公立高校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招聘校长等学校的重大决策。三是要明确公立高校的财务责任。
公立高校应该是以财政资金为主支持的公众机构，其财务收支应该受人大和政府控制，不能独立承担财务责任，也不能享有重大投资和负债的财务决策权。要将公立高校全部收支纳入规范的预算管理，并将公立高校预算纳入相应的政府预算，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核和监督。
对于公立高校已有的债务，要由政府出面作出偿债安排。政府要拿出一部分财政资金偿还公立高校债务，还可以帮助高校通过土地等资产置换方式偿还部分债务。高校自身也要尽量减少开支控制成本，以自有资金偿还部分债务。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5期《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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