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工农为何弱势到如此程度？
岳青山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即将开幕。
今读到新华社一篇题为《农民工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电讯，报导了本届人大代表组成。其中说到：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朱雪芹、胡小燕和黑新雯“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他们一定会成为中外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又说：“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度增加。其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还说：“十届人大代表是高学历的先进群体，文化层次与往届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全部2987名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92%，其中一半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文中还有“专家点评。”
这报导令我疑虑重重，百感交集。
毛泽东开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1954年，他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总纲“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人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年来，修来改去，这“第一条”一字未有改。“精英”们想删，却不能删。
宪法是根本大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全国人大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履行管理国家的权力。无论是代表的组成，还是代表大会作出的决策，都应当体现总纲的“第一条”。由此对照上述报导就生出了一些质疑。
先从“农民工”的界定说起。人的阶级、阶层地位究竟什么来的确定？本来这个问题是再清楚不过的。它唯一的依据，只能视其在社会的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同血统毫无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
农民进城打工是“农民工”，这已是约定俗成，天经地义。然而，我却质疑主：这样的界定根据何在？合不合理？是否公正？
报导中“专家点评”讲，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目前已有1·5亿人，“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哪里最苦累、最难因、最危险，哪里就都有大量“农民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无法理解的是：他们既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工龄长者二、三十年，为什么被戴上“农民工”的帽子？为什么他们生于农，就一定要“农”终身？
更有甚者，这些来自农村的“产业工人”，有些人表现突出，早已先后“提干”。这“3农民工”代表，都已提为干部。诸如，朱雪芹“有高中文化，进城打工13年，如今已是上海华日服装有限公司的团支部书记、工会副主席，先后获得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全国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这就表明，这1·5亿所谓农民工，不管干“产业工人”时间多长，是否提干，也不管贡献多大，不能由农变工。真是天可变，道亦可变，唯独“农民身份，永不能变。”
这只能说明，这“1·5亿”人的农民身份是血统命定了的。
然而，过去毛泽东和周总理那个时期，就完全不是这样。农民一经正式“招工”、“提干”，就改变农民身分，成了工人、干部。
请问人大，如今农民既然“成了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仍是“农民工”？为什么同是农村青年，读过大专，一经“打工”机关、大学、工厂、部队就可“跳出农门”，没有什么“农民干”、“农民教”、“农民师”和“农民长”？人大是管法制的，强调“依法治国”，“公平公正”，如此看待这“1·5亿产业工人”，如此看待中国农民，法律依据是什么？“公平公正”又在哪里？
再看，本届人大代表总数是2987名。以全国人口总数计，每43·5万人拥有1名代表。本届人大只有区区3个农民工“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所谓农民工就以1·5亿计，那是5千万人才拥有1名代表。这是43·5比5000呀！
请问人大：这是为什么？本届人大代表中我国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代表又是多少？同总数相比是几比几？我斗胆断定，这两个比例差距定会大得惊人。这又是为为什么？是因为如今私营企业主已经是“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而农民工产业大军只是“劳力者”吗？
至于专家点评：这3个“从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代表，步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履行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具体而生动的写照”，吹得也太没边了，令人哭笑不得！，殊不知三个“农民工”进人大，好是好，来得也太迟了。此前29年，没有一个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那又什么“民主政治”的“具体而生动的写照”？
再看，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应当有相应而适当 的体现。本届人大代表，1·5亿农民产业大军中首次有3位代表；“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70%以上”，使人欣喜。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大幅度增加”的背后，本届人大工农代表究竟是多少？经网上查得：在2987名代表中，工农代表占9·8%。而我国的工农群众占13亿人口的90%以上，这能说得上公平合理？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随着“政治民主”改革的发展，几届人大开下来，一方面工农代表愈来愈减少，已经边缘化了。这同整个工人、农民从主人变成“弱势”，是相应的、同步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代表则愈来愈多，私营企业主即资本家代表也愈来愈增多。一增一减，很值得深思。
请问人大：这同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是否相容？这是不是我国工农群众被岐视、排斥的结果？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十几亿工农劳动群众落到如此“弱势”地步？
最后还有一点质疑。新华社的报导说，“十届人大代表是高学历的先进群体，文化层次与往届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全部2987名代表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92%，其中一半以上具有研究生学历。”这也许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教事业的大发展。但我以为，“人代会”终归是“人代会”，它同“知代会”、“文代会”是不是还应当有所区别？
以上仅就代表的组成，说明广大工人和农民在改革开放中，应当有的政治权力被剥夺了，澄成为“弱势群体。”至于他们意志、期盼，反映的渠道还剩几多，工农的声音分量有多大？大家心知肚明。
贾平凹的新作《高兴》，是一本深刻反映陕西农民进城打工的力作。他们不屑于这三十年一波高过一波的非毛反毛恶浪，喊出“毛泽东为什么不万寿无疆”吼声。这是所谓农民工的心声！
我欣喜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年前劳动合同法的修改中，顶住了私营企业主及其代表—知识精英的强大压力，代表了广大工人和打工农民的意愿。期盼采取果断措施，从多方面改变工人、农民的“弱势”困境，使宪法总纲第一条落到实处，不至成为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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