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畸形的新闻市场已经形成
记得有一次和导师在饭桌上谈到报纸开放，导师严肃地说，千万不能开报禁，否则报纸就成了资本家的报纸。但是，我的导师可能没料到，时间过去不到五年，报纸根本就用不着开放了，早已成为金钱/资本的俘虏，而且形成了庞大的畸形的新闻市场，一心一意为资本家和官员服务。
在学校的时候知道，高校学报几乎全部靠版面费来发奖金，从而导致学术论文的含金量越来越低。这一情况固然与学报“卖方市场”的地位有关，与高校乃至许多中学对科研成果的“数目字管理”有关，但我们不能忽视高校改革的因素。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高校和许多政府机构一样，开始了“甩包袱”式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中，大多数高校开始只负责学报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和基本福利，不再为他们发放奖金和额外的收入。这就导致大多数的学报开始把版面变为获利的资源，学报体制也由此逐渐走上堕落之路。
与高校学报相比，各地的报社改革更加“彻底”，各级财政基本上不再负担报社的所有开支，报社人员的工资、福利、奖金乃至报社自身的日常开销全部要从报纸中攫取。这样，报社纷纷设立广告部，广告在报纸上所占的版面越来越多，报社的收入也逐年增加。
其实，许多报社在改革之前都已经设立了广告部等机构，但由于基本上还是财政供养单位，广告部带来的收入只是用来给员工发福利。但报社改革之后，广告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那些擅于“拉广告”的员工，领导见面也得笑脸相迎的。
一般认为，在报纸上做广告的无非是各类企业。事实上，各级政府及下属部门同样是报纸的重要客户。近年来，各级政府都把招商引资当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为了能够招到大商引来巨资，市、县两级政府非常热衷在沿海城市媒体做广告，宣传地方的人文社会景观和各种优惠政策。另一种情况是，媒体尤其是上级媒体对官员政绩的展示（所谓软文广告）在官员升迁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对县处级官员来说，省市级媒体的报道就显得尤为重要。正常情况下，本级报纸有义务对上级和本级政府主要领导的活动进行报道，而部门领导活动不在报道之列。但因为哪个部门投入广告费用，该部门的活动和成绩就可以见报。
随着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宣传的需求越来越大，各级报纸纷纷推出彩色版面、彩页，或者扩版，从质、量两方面来满足客户。报社还会派资深记者跑那些广告投入较多的单位，为它们服务。如果遇到对这些单位的投诉，报社一般不会报道，以维护客户的利益。
对党报系统来说，企业、政府部门、媒体的利益轴心已趋明显。在这个利益轴心共同生产的报纸上面，大众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声音逐渐消失。老百姓的声音即使存在，也往要经过“无害化”处理，或者被扭曲以为企业或政府部门的意图服务。
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报纸来说，它们多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诞生，不像党报那样与政府关系密切，也很少接受政府部门的广告。它们主要靠企业广告生存，尤其是那些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更是异常深刻地依赖大企业尤其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广告投入。对这些大企业来说，它们对报纸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报道自身活动、展示自身成绩上，它们需要通过报纸对社会舆论进行控制，以便让多数人的思想与它们的立场保持一致或相近。在巨额广告费的诱惑下，报纸的义务变成了为大企业、跨国公司服务。这些报纸甚至会经常介入经济学家和思想界的一些论争，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引导社会舆论。
至此，在中国，一个庞大的畸形的新闻市场形成了，报纸不再是天下之公器，而是金钱/资本的俘虏。有的报纸更加干脆，直接声明是为成功人士、企业家、白领而办。在这样的境遇中，新闻理想和独立立场要不被彻底铲除，要不成为招揽读者的幌子，剩下的只有金钱。值得“称道”的是，这个市场恪守着买卖公平的法则，卖家总会想方设法为买家服务，比起那些混沌难辨欺诈横行的实体市场倒要好得多。
但报纸永远不是广告，报纸仍然要传播公共信息，仍然会发表一些有益于社会进步的评论、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故事。这些并不都是报纸招揽读者的幌子，否则报人都成了阴谋家。在这篇恶臭扑鼻的旷野中，仍有不少有正义感的报人，在勉力做着于国于家于社会有益的事情。
这时，再要反对什么开报禁已经徒然。报纸表面上仍然在六十年前建立的庞大的行政系统当中，却早已发生质变。而报纸的变化与整个社会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进程完全一致，没有丝毫的特别之处。也许，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这个庞大的畸形的新闻市场中，如何能够为无钱的百姓挤出些许的发声空间？或者，如何来改变这一畸形的新闻市场，让报纸重返天下之公器的壮丽角色？当然，答案肯定不是开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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