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殊的利益谁来代表？
孙立平
今年的两会恐怕是一次在会后最值得议论的两会。这里所说的议论不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贯彻会议精神”，甚至也并不仅仅是对于会议中一些重要议题的继续关注，而是这次会议本身出现的一些原来没有过的新现象，成为人们继续议论和关注的话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新现象也许在预示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些重要的变化和新的趋势。德国《时代周报》在评论这次中国两会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政治变得十分有趣了”。但愿那些有趣的现象能够成为进步的开端。
在这里我们首先关注几个与代表的构成及其言行有关的现象。
首先的一个也是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政协委员张茵的提案、发言及其所引起的争议与反响。张茵是一位有名的企业家，曾经在2006年胡润百富榜上成为内地首富，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名列第五。张茵在这次会议上引人注目，是因为她提出的三个提案。可以说这三个提案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明确地为自己所在的群体的利益说话。其实，张茵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还不仅仅在于这些提案的内容，同时还在于她的提案和发言，用了一种直截了当、毫无遮掩的方式，甚至也可以说是直奔主题，毫无顾忌。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是农民工代表直接进入两会，以及他们在会上的表现。这次进入两会的农民工代表共有三人。农民工代表直接进入两会，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因此在会议期间，三位农民工代表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不但采访的记者蜂拥而至，而且还举办了专门的记者会，中央电视台也为三位代表做了专门的访谈节目。但对于三位代表在会议上的提案和有关的发言，舆论上，特别是在网络上，则不乏非议之词。人们议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是否很好地，至少是能够像张茵那样，代表了自己群体的利益。
第三个引起人们关注和议论的是明星委员们在会议上的表现。这不仅仅在于明星们本身就容易引起关注，还在于明星委员或代表在两会中占有一个不小的比重，这也是我们两会的一个特点。于是人们就自然会关心这些明星委员在会上提了什么，说了什么。尤其是一份由21位文艺界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一份关于《小学增设繁体字教育的提案》，更是引起人们议论纷纷，明星委员是否应当占有如此之多的参政议政的位置的怀疑也就由此而起。得到舆论一致赞赏的，似乎是一些明星在接受某网站专访时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但实际上，看一下其中的内容，这显然不是明星们的强项。
在这里之所以将代表本身以及他们的言论和提案特别提出来进行讨论，是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即在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已经有了很大分化的今天，如何解决对这些利益的代表问题，特别是如何在像两会这样的场所解决对不同利益主体的代表的问题。而这无疑是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甚至是建立现代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张茵的被指责，与其说是由于她的提案代表了她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不如说是她所属的群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强势地位，以及近些年来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表达上的失衡。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虽然对张茵只为自己所属的富人群体说话的指责得到了众多的呼应，但对于农民工代表应当为农民工说话的观点，却几乎没有任何人提出非议，相反，倒是有不少人指责三位农民工代表没有能很好地代表农民工的利益。从这个对比中我们也能够看出，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出身于某一群体的委员或代表应不应当为自己所在的群体说话的问题，而是在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表达如何能够有大体的均衡，特别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表达能够实现大体的均衡。
其实，通过这次两会，人们倒是在开始逐步接受一个新的事实，即应该为自己的利益大声说话。甚至有人认为，“张茵现象”标志着民主政治的进步。我觉得这样的评论其实也并不为过。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虽然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能经常是互相矛盾和冲突的，但利益这个问题有个特点，互相矛盾和冲突的利益可能并没有对错之分，只要这些利益是合法的，就都是正当的。为这些利益进行博弈，应当是我们正常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过去多少年来，我们总是强调这些利益的根本的、长远的、一致的一面，结果是人们具体的利益往往在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受到侵犯。因此，人们能够明确的而不是含糊地伸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事情显然没有到此为止。
评论家曹林先生马上就问了一个问题：有工人委员反驳首富委员张茵吗？曹林先生说，他其实并不担心张茵的提案，而担心另一个问题，即在政协上能不能出现与张茵不同的声音，会不会有委员与张茵就此提案进行辩论，有没有一种力量抗衡企业界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势均力敌的博弈——更直接地说，《劳动合同法》修改是一个涉及到资方与劳方双方利益的事，现在资方的委员发言了，能有劳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反驳，力挺有利于本群体利益的“无固定期限合同”吗？
应当说，曹林的这个问题更具有实质性。而且首先的问题还不是有没有劳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说话，而是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劳方委员的存在。有分析指出，今年两会在代表的构成上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一倍以上，基层农民比上届增加七成以上，农民工代表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等等。但尽管如此，正如曹林先生所说的，往届“明星多、专家多、冠军多、老板多”的特点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这种情况下，代表资方、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声音很容易成为一种独大的声音，劳方的声音缺席，没有委员站出来反驳资方的观点，不能在政协中形成公平的交锋和平等的博弈。也有人更进一步用统计数字说明，2.1亿农民工中首次出现三个农民工代表，而私营企业界人士在本届“两会”中的代表委员竟达200人之多。这个问题实际上早就有人提出了，比如四分之一代表权的问题，即农村居民中产生人大代表的比例只有城市的四分之一。而且，即使是名义上的普通工人农民代表，实际上也很少是真正的普通劳动者。正因为如此，改变代表构成的呼声，近些年就不时出现。
但紧接着的问题就来了。真的是不同阶层按照人口规模同一比例地产生代表，才能更好代表各个阶层的利益吗？或者换句话来说，只有出身于本阶层或本群体的人才能更好地代表本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吗？说得再具体一点，假如说我国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民，真的是坐在大会堂开会的代表也要有三分之二是农民，才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吗？事情显然不是这样简单。
以这届两会的农民工代表为例。也许我们可以有理由推测，无论是在会前、会中还是在会后，三个农民工代表内心中的压力都是相当大的。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两个亿的农民工，而且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他们无疑被寄予极大的期望。有人指责他们说，他们有的在记者会很熟练地说着官话，甚至有人说他们用外交部发言人的语气和记者打着太极拳。还有人直接质问，这些农民工代表怎么就不为农民说话？其实，我倒更愿意承认他们有着代表农民工和农民利益的迫切愿望。但事实是，与张茵这样的企业家代表的成熟、老练、自如相比，这些农民工代表确实是显得相当拘谨。甚至我们也许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们在这样的场合参政议政的能力，与张茵这样的企业家相比，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会议期间有一则报道，题目就是：（农民工代表胡小燕说）向总理反映问题时我不紧张。主持人问，你是照着稿子念还是自己说的？胡小燕回答：还是照着稿子念的，因为还没有那个水平脱稿，还有待努力。我们当然期待他们在今后的两会或其他的场合，能够成熟起来。但我们更加期望的是，那些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工利益的人能够走进两会这样的场所。比如，近年来一些从事农民工维权的NGO组织的代表，他们本身可能并不是农民工，但就表达农民工的利益的能力来说，也许会更为胜任。
至此，问题已经很明确，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制度，一种更为有效的代议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中，特定群体利益的代表，并不见得一定是这个群体中的成员，而是能够更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为此，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第一，选民在代表选举的时候就了解你的立场和主张，哪怕你是一个律师，也可以成为农民工利益的代表。第二，代表言行的透明，选出来的代表在会议上提了什么提案，发表了什么言论，是不是践行了原来的诺言等等，都能及时为选民所了解。有了这样的安排，也许“代表”才真正有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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