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救市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不救市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邓聿文
 
    3月28日，股市一改之前的颓势，出乎意料地强劲上涨。事后被证实，是因为当日有市场传闻称，周末监管层将会出利好。然而，新的一周已经到来，包括降低印花税、推出股指期货时间表、实施上市公司回购股票制度、限制再融资等市场期盼的几大利好一条也未兑现。
    自从沪指跌破4000点后，市场盼望政府救市就像快要枯死的树苗盼望甘霖一般热切，尤其是本周末，多个救市版本的流传表明市场信心已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然而，面对不断下挫的股市，监管层至今仍未出台实质性的利好措施，更有甚者，一些所谓学者还在鼓吹，政府不应降低印花税来激活市场等。
    本轮股市调整是在中国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市场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和利润都有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虽说有美国次贷危机的外部影响，但中国股市的调整幅度之大，远超美股。沪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跌幅已接近45%，大批个股被腰斩，中石油、平安等被喻为股市定海神针的蓝筹股甚至暴跌近70%。更为严重的是，不少股票在上周已跌破发行价。就算2001年6月到2005年6月那次长达4年的股灾，其跌幅也不过如此。但是，与历次股市暴跌政府都出手相救相比，此次股灾，市场期待中的救市之举却迟迟未能来到。
    是什么导致去年还被喻为全球新兴市场魁首的中国股市，转瞬之间就成了一个人人避之未恐不及的“瘟神”？我不能不遗憾地说，尽管原因很多，但监管层对股市错误地采取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态度是脱不了干系的。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地讲，是对市场的过度信仰，以为市场出了问题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一般情况下，市场的确可以自行纠偏，但任何事情都有个限度，走到极端，就可能出现反面。市场的平衡机制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市场供求大致均衡，因为只有供给和需求均衡，价格才能稳定，不会大起大落。这还指的是正常的市场。如果不是正常的市场，或者说是一个残缺的市场，比如，在此市场中，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企业不能自由进入，信息不对称、公民权利也不完善、社会普遍缺乏信任文化，等等，市场非但不能自动增进效率，进行纠偏，相反，还会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
    中国股市正是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不完善的表现就是中国股市还没有真正的市场化。虽然股权分置改革初步解决了影响中国股市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但由此而来的大小非解禁又造成了目前市场的供求失衡，而天量再融资也暴露出了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与中小股民在权利上的严重不对等，前者根本不受后者的制约，这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供求失衡。一方面市场股票供给过多，另一方面需求却减少，股价自然就要下跌。失衡的越厉害，下跌也就越多，直至像现在一样，出现暴跌。除此外，在股市其他微观环节，市场化的机制也并未理顺，行政干预的力量还很强大。对这样一个股市，监管层却迷信起市场的力量来，以为市场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沉积已久的问题，这是犯了严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何况，现在这个市场已极度疲弱。
    正如政府不是万能的一样，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当我们说，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对于股市的干预，它所隐含的潜台词是，市场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当市场自身身染沉疴无法有效运转时，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政府的影响，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因为市场经济不是自己运作的，是通过法令、法律和各种机构制度构成的一个体系来实现的。好的政府政策对于市场的发展是“支援之手”。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复杂多变，更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干预。
    对于中国股市来说，目前正处于转型期，股市的发展壮大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与实体经济和通货膨胀关系密切。降低高通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稳定股市，以免资金流出资本市场加速货币贬值，助推物价。所以，当股市处于暴涨暴跌的“非常时期”时，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听之任之。而目前，中国股市的非理性暴跌正是其发展的“非常时期”。政府理应及时出台护盘政策。及时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如果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往往贻误时机，酿成大错。这是有经验教训的。
    市场在大多数时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好方式，但要防止“言必称市场”的情况出现。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谈到中国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对市场过分热情，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我所说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我们不能为了抹去所谓的“政策市”痕迹，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与任何市场一样，调节股市也必须尊重国情与历史，尊重本国投资文化与投资习惯，否则，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思维去调控市场，会像现在一样，人为导致一场慢性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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