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3日凌晨4时55分，阜阳豪华办公楼“白宫”举报人在安徽省第一监狱医院狱中死亡。举报人李国福生前举报区委书记，被区检察机关带走，后被批捕。
此和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派警察进京抓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1月4日发生的《法人》杂志记者朱丈娜因报道辽宁西丰官员负面断闻而遭警方拘传一事，虽已发生一个多月，可是，让所有新闻工脊背发凉的那股冷气却依旧泛着寒光。它不仅再次证明“无冕之王”的称谓与中国记者之间的距离有多遥远：更再次印证了今日中国的“王” ，仍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戴着“王冕”的政治权力。
朱文娜是因报道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而被以“涉嫌诽谤”立案，遭西丰警察拘传”的。刑法规定，诽谤案为自诉罪，如果张志国本人不自诉，当地公安部门不能立案，更不能进京“拘传’一哪怕朱的报道真的有偏颇的地方也不能。西丰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福禄向《新京报》记者证实，此次立案和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无关。张志国本人也表示对警察进京抓记者一事一无所知。
和当事人无关，就意味看这是西丰警察的一次自觉行为：自觉成了书记家的“私兵” ，在书记不方便出面时越俎代庖。这种咄咄怪事放在西方社会未免骇人听闻，但在中国，除传媒人士会感觉到强烈不安全外，其他大多数人或许视之当然，就像他们早已习惯了许多不得不习惯的类似情况一样。
在中国，公共权力及资源基本掌握在政权的代表者——各级官员手中，被书面恭称为“国家主人的老百姓，往往只剩下服从的“权利” ，而官员权力又主要集中在各地区、各邵门的‘一把手’手中，“一把手”对所辖地区、部门官员的得失荣辱，几乎有“一言而决”的权力。当官民力量高度不对称时，一切政权机器和公共设施就易于成为部分官员的“私器”，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相应地，“为一把手服务’也就成了一些地方最有力的官场潜规则，从而形成“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集权格局。即使上级的政策、法令，也可随“一把手”的意志而任意解释。“一把手”个人成为公权力的人格化身，以此为核心，很容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并成为无节制吸取全社会养分的癌变毒瘤。当此之时，舆论监督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可对此进行约束与制衡的稀有手段之一。本地区、本部门的媒体当然早已被控制，异地媒体的“异地监督”就成了最遭特殊利益集团所忌的“眼中钉”。如此即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与异地媒体的冲突频繁发生。
舆论监督作为公器，地方政府本应避之犹恐不及，怎么会主动凑上去呢？地方政府要对“负面报道”作出反应，办法多得是，完全可以按照惯例，通过政权系统内部的途径，悄悄‘向上反映并施加压力，为什么西丰非要动用司法手段，以至酿成新闻事件呢？或许，类似湘西凤凰县政府殴打记者的事件太多，且近乎都不了了之的结局，给了西丰政府某种底气；或许，对赵俊萍的成功“惩处”（张志国在电话里对《新京报》记者说：“帮赵俊萍进行评估的所有人都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要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使西丰县“为张书记服务”的整个系统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从而变本加厉滥用公权力；又或许，这种滥权恶习早就已经放肆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只不过这次意外失手而已——无论哪个理由，都令人忧虑，难以释怀。毕竟，县级政府也是政府，县级党委也是党委啊。
1月8日，在中国记协及海内外媒体对此迅速作出强烈反应后，西丰县公安机关正式撤销对朱文娜“沙嫌诽谤”的立案及其拘传。截至发稿日，我们还没看见其他处理进展。舆论的反应固然可使朱文娜个人免于刑拘，却不能改变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与行为逻辑。在现行体制下，唯一可对此产生威慑作用的，就是官员问责制。西丰事件既是闹剧，也为以问责方式改变地方政治生态提供了示范的机会：既然西丰县以公权遂私利早有前科且愈演意烈，那么，张志国本人究竞知道不知道呢？如果知道，他就是滥权；如果不知道，至少是渎职；如果先前不仅知道还默许，后来见事情闹大了，就想瞒天过海，不了了之，更是无视党纪国法，败坏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光辉形象。无论哪一条，都该得到应有的惩罚。于是，一系列困惑民众心头的问题开始聚焦了：
一为什么还不将他撒职查办，以儆效尤呢？
—为什么如此惧怕和敌视新闻监督的行为，有关部门还不严令阻止呢？
原载：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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