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诉求目前已经演绎为“救市派”与“不救市派”两大阵营间异常火爆的一场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主要平台是网络，并迅速在报纸、杂志和电视等传统媒体上发酵。
著名经济学家、财经人士以及重量级媒体的主编、记者和评论员纷纷加入这场论战，或捉对厮杀，或就事论事。
这些年中国舆论一直不乏热点，从去年的物权法、钉子户、厦门PX事件到今年的新劳动合同法、雪灾和奥运，但没有哪个在网上引起的争论和关注热度能够超过股市。
据报道，天涯社区一个“个股讨论”的帖子，目前的访问数量已经超过4700万、回复数超过55万。这两个数字前所未有，以后有没有帖子能超过它也难说。
另外在谷歌资讯点击榜里，跟股市有关的新闻也长期居于第一，超过十七大，甚至也超过奥运。奥运会、十七大和华南虎等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结束迟早都会退出大众关注的视野，但中国股市自90年代诞生以来，随着股民人数的日益增多，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人们关注股市与政府的互动
这样的趋势相信会继续持续下去。股市与政府的互动问题（即所谓“政策市”问题）是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相比较于中国国内其他一些涉及政府的敏感问题，股市的监管与调控是舆论比较放得开、讨论也相对充分的一个议题。
在报纸、杂志、网络和电视上不时能够听到批评股市政策的声音。温家宝总理自己在新加坡演讲时也承认，2005年股市跌破1000点时，当时周围骂声一片。所以有人戏称，中国最不好当的部级干部是证监会主席。
股市之所以能够成为公民自由大讨论的平台，有三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一个是股市涉及各类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且覆盖面很广。
沪深证券开户数已超过一亿，这些投资者背后还牵涉着整个家庭和其他亲属的经济利益。从议题设置角度来看，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首先是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海外媒体与中国国内媒体关注点经常不一样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在于股市属于传统低政治领域，政治敏感性并不是很高。
第三个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发展的时间还很短，从无到有，政府在制度建设、形势判断上并无十分把握，往往采取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不同政府部门和官员可能在许多问题上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分歧。正因为这样，才给了不同声音很大的表达空间。
海外很多人认为中国媒体和言论一如以往，仍然被管得很死。但其实近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多低政治领域以及和人民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上，公民发表不同声音的空间在扩大。比如说环境保护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和医疗卫生等问题，由于符合以上的这些条件，越来越被大众媒体和公民们广泛地加以讨论，不同的声音和激烈的争论时有出现。
在这一进程中，互联网、手机等新传媒在中国的普及以及中国媒体的逐渐市场化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这有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民主权利的扩大，公民在言论上应当享有对社会、经济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迈向小政府、大社会
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的形势下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92年南巡时曾说过，“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现在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问题出在微观领域而不是是否继续改革这样的大是大非上。这些微观领域的问题解决往往涉及技术层面，且牵涉利益众多，因此各方自由辩论就显得格外重要。
就股市这场大辩论而言，无论“救市派”和“不救市派”谁对谁错，这种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趋势是非常良性的。即便言论中带有个人利益倾向也无可指责，因为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从追求个体利益开始的。
股市这场大辩论其实目前已经超越了股票涨跌本身，它让人们开始反思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更为宏大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实际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过于频繁，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市场的正常预期，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的规则受到干扰。
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助于制约这种全能政府的理念，有助于这个国家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
这场股市的大辩论起于“征税”，即政府去年5月30日突然调高股票交易印花税所导致的股市暴跌。无论政府初衷如何，这样突然加税的作法很值得商榷。
本来股市应当遵循买者自负的原则，即无论当时市场泡沫如何，由投资者承担其中风险。但由于政府突然干预，无疑把股民损失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了。
现在股民亏钱，他们会把其归咎于政策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这也是他们要求政府出手援救的主要原因。政府本来是想通过抑制投机和提示风险来减少市场波动，没想到好心办了错事，造成市场更大的波动。
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加税问题不是小问题。印花税问题居然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之一，此后美国历史上的多次国内动乱与冲突也都与征税有关。现在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希望税收问题不要成为其中不和谐的因素。( 陈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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