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国家混乱击溃中国民主化进程

中国周边国家混乱击溃中国民主化进程

何必

中国周边的多个邻国正同时经历动荡与阵痛。当中国和缅甸正在努力从地震和飓风灾害中重建时，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遭遇了灾难——人为灾难。面临问题的国家既包括亚洲一些最强大的经济体如韩国和印度，也包括一些一贯低调的国家如泰国和蒙古。它们遭受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暴力冲突、骚乱、议会垮台、军方干涉的威胁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考验。在韩国，数万愤怒的示威者夜夜在首尔游行，要求新任总统李明博下台，这是20年来韩国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泰国为类似的突发事件痛苦，比如大规模游行和议会针对总理沙马·顺达卫的不信任案表决，最后沙马平安过关。在印度，与美国的核协议谈判由于一些党派的阻碍再次破裂。因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导致的史上最严重骚乱已经导致蒙古5人死亡、329人受伤。而在巴基斯坦，执政联盟内部矛盾重重。（2008年7月3日《东方早报》）

该报道在对现象做了综述之后，紧接着就把问题提向了让咱们很是心痒难挠的地界儿：“民主过度”？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大多数这些情况中，“民主过度”破坏了国家利益。比如在韩国，李明博是在一个从全球化获利颇丰的国家中推行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印度，核协议帮助其接触到美国的技术和免费进入核武器国家俱乐部。然而，在应当被列为非西方世界中最成功民主政体的国家中，这样的目标失之交臂。韩国和印度经常因随心所欲的公共辩论、广泛的媒体自由、正在扩张的公民自由和强劲的经济表现而赢得赞誉。尽管个体因素在起作用，但这些斗争拥有潜在的共同原因。首先是缺乏民主成熟度。“别忘了，民主在韩国只有20岁，在泰国大约35岁，甚至在印度也才60岁。军方或独裁者统治时期下形成的习惯很顽固。腐败、高度私有化、强人统治、马太效应政治的传统在持续，把每一次政治小冲突变成生存之战。”文章写道。

这恐怕又会让中国不少人幸灾乐祸，认为民主本身就是罪魁祸首。

而现如今中国国内的乱象，更是让民主成为了一个看上去非常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我以前曾经多次对民主这个让咱们听着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的定义，援引过比如李延明等在此的讨论，也引用过比如陈志武、刘军宁、秋风等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认为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二法门的言论。实际上，民主究竟为何物，对中国来说，民主之路会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是不是也会与时俱进，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在现今就走民主化的路线，等等，这些问题，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都成了泥沙俱下的不一而足。

崔之元发来有人对民主的议论。

民主：

关于民主，现在左派、右派定义竟然不同。左派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内容。右派认为民主是形式，是选举。

左派认为民主是实质，民主摆脱不了阶级性和集团性。而右派认为民主是程序，没有阶级性，有普世性与终极性。

现在西方人搞的民主方式“选举”、“政党”、“表决”等现代民主制度被世界公认为“民主”了。大家普遍认为“民主”等于“选举”， 等于“投票”。这种联系很明显这是把民主异化了，是把形式当作内容，把表象当作实质，把民主越来越等同于选“秀” ，这就是古人说的：“买椟还珠”，滥用这种民主的结果就是台湾搞的一次又一次“公投”。异化民主的目的就是因为他们能得利。

五四时期，说要请“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应该请，但是“德先生”如何请，至今人们并没有弄通。如果公认“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按人民的意志、心愿行使权力。那么中国古代并不缺乏民主，儒学本身也并不缺乏“民主”思想。古人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夫民，神之主也。”（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按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

人民的意志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人民的具体意见并不一定正确，选举、公投也并不一定是人民真正利益表达，实施后不一定是人民所希望看到的结果。所以权力和决策一定是要代为行使的，决策总是领袖所为，决策民主化不是决策表决化。人民领袖的知识、智慧、专业能力必须高于普通人。古人要求君主要有极高的道德要求，这是根本。“贤能政治”正是为了实现民主。儒学经典《尚书》通篇讲的是“帝王之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民主和专制制度的演变在历史上是一个循环，不能说西方民主制度绝对优越。也不能说西方民主制是人类社会政治结构的最终形式。在历史上民主被专制取代过。民主被专制取代总有其合理的理由，希腊－罗马－中世纪是这一过程， 法国大革命也是从民主到雅各宾专政再到拿破仑称帝独裁。

希特勒上台也是民主转化为独裁的过程。中国也同样如此，中国从上古三代到三夏、商、周总的趋势是越来越专制。

独裁如何产生的？为了国家民族集体的福祉，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把权力交给最有能力的人，委托他来行使绝对权力。在西方，富勒说：“坎尼会战的意义就是罗马共和国的瓦解，罗马帝国的萌生”。但是独裁者以后的昏庸、残暴，使得后来的人们又以为“民主”有永恒不变的人类价值。

人们在看清独裁统治的残暴和专制后，却看不到民主制度也会走向腐朽。

再好再公平合理的制度也总是一部分人受益最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被这部分人充分运用和把持，具有明显的不当得利性和排他性，成为“形式得利者”。这时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不正义的一面就充分表现出来了，形式变成了内容，内容变成了形式，就需要变法和革命了。列宁说：“内容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

古代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理念，欧洲有雅典式的民主制度。儒家民主的缺陷是没有将“民主”制度化，法规化，无法确保真正实现，汉代察举制度到汉末就出现专门品评人物的名士，这些人品评还算中肯，但离民举已经隔了一层，时间长了难免不出问题。到了三国，则变成了九品中正制。雅典式的民主制度也沉寂了一千多年。不能说今后的民主政治一定会走向西方式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几年来，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暴露在世界面前，比如普选村长出现的贿选民主，台湾的民粹民主，美国的选秀民主等等，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美国的大选已彻底沦为大公司的商品”。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宿命，是不可改变的轨迹。民主－民粹－独裁－专制－民主，过去的历史就是历经这样的循环。说民主是历史必然的归宿是没有看清历史的全貌，思想史总是反复出现重复和扬弃，旧话重提，屡见不鲜。

民主加法制也解决不了奴隶制。六月份，山西黑转窑厂奴工事件曝光，如何解决这类丑恶呢？有人又抬出民主和人权、法制。可惜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在黑窑厂做工的都是外地人，即便当地人讲民主、法制、人权。这些做得再好，也轮不到关心矿奴，没人同情关心他们。当年到美洲开发新大陆的西方人不都抱着人权、自由的理想去的吗？但是对于黑人、华人却从不讲人权，而今天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各类奴隶在欧美也同样存在。

精英民主是不可以的

形式不是内容，“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

精英提倡的民主就是形式，认为形式就是内容，看看现在社会的阴暗面，就可以想见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

比如奥运就是精英利用民粹搞的分赃运动，精英们在需要人民参与支持时，发起一场又一场全民参与运动。宣传办奥运对国家对老百姓这个有利，那个有利。而当奥运到手，要分享奥运蛋糕时，则画了一道道利益圈圈，严禁入内。他们利用商标权、知识产权、城管工商把人民排斥在外，未经许可谁也不许用奥运商标。最惨的是崔英杰这样的边缘人群，要办奥运就要把他们赶到门外，剥夺其生存权。奥运场馆一颗石，一粒沙都精挑细选，沙子比白面都贵，连猪都以精选饲料精心喂养搞特供。另一方面物价在飞涨，北京市才给困难家庭补助二十元，社会底层人员温饱都解决不了，以至于有人说：“中国人不如奥运猪。”那么奥运是什么？奥运是中外高端资本分享的大蛋糕，奥运是文体精英一夜爆发的舞台和爱国主义早已无关，奥运前后物价飞涨，成本由老百姓承担，奥运是敌对势力给中国造成麻烦的最好机会，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奥运？办奥运已经偏离了人们的初衷，内容变成了形式，“形式得利者”把事物推向了反面。

这次军队换装国家投了60亿，给每个官兵准备了十几套制服，每个军官的制服都要厂家专门量身定做。而目前很多基层边防连队生活条件还很艰苦，农村来的士兵生活还很苦，军队最迫切的是更新武器，提高战斗力。这钱化的是地方吗？他们当然有理由，一句话“和国际接轨”就能压住议论。可是为什么不想想我军的宗旨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是有中国特色人民的军队，民本主义是本质特点，根本不用处处去接轨。

以上现象充分说明“形式得利者”是社会的毒瘤。“形式民主”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

精英民主解决不了两极分化，国有资产溅卖流失，社会不公，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现在的风气是每个部门，每个单位、地区都想方设法的巧立项目搞钱，之后则是大操大办想方设法地把钱化光用尽，所以我们看到层出不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公款吃喝旅游，中石化宁肯用2亿多赞助上海F1大奖赛，也不会为社会公益多出一份力。峨眉山景区门票举办听证，八成听证会代表赞成峨眉山景区票价涨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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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中国保守派典型的房宁，则是对西方民主的节节失守乐不可支。

房宁：西方民主在全球遭遇挫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的一本书而得名。在这本16年前出版的书中，亨廷顿写道：“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不过，世事无常，进入新世纪以来，亨氏所说的历时近30年的“民主化浪潮”却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变化。

随着“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上世纪90年代，“第三波”首先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衰退与危机。俄罗斯的GDP在几年内竟然减少了一半，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这是人类自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在无大规模战争情况下出现的最大经济社会衰退。俄罗斯人民在经历了灾难性的危机之后，顽强地寻求新的出路，终于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打击寡头，重振经济，集中权力，关注民生，重新团结起来，走出了危机。自诩为世界民主典范的美国对此显得很不自在，国务卿赖斯指责“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在倒退，杜马选举不符合国际标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种“倒退”挽救了一个陷于灾难的民族，而之所以陷入灾难却是因为接受了“国际标准”，听信了“普世价值”。

“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大中东民主计划”，在那里建立符合美国标准的民主模式。6年来布什总统及其美国政府为“大中东民主计划”可谓不遗余力，但是，除了把阿富汗、伊拉克炸得满目疮痍之外，“民主”究竟在哪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众多拉美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挥下亦步亦趋，但结果是80年代拉美经济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现在拉美贫困人口比例高达40％，是世界上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纪之交，拉美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动荡，1997年以来拉美已有7位民选总统被迫中途退位。2006年以后，除墨西哥等以外，在拉美的主要国家里，“左派”纷纷上台。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否定上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改变过去一味亲美的外交路线，力图走一条经济上更加自主、外交上更加独立的道路。

那种实际上是“泛西方民主化”的“第三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魅力。随着所谓“第三波”的衰退，众多西方以外的国家正在重新探索属于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

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和众多国家，西方式的民主模式并没有像它的兜售者所鼓吹的那样，也没有像当地人民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普遍的繁荣、幸福乃至公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这当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和深思的。

即使是在韩国这样的曾经被西方舆论视为“民主转型”模范生的国家，如今也出现对20年来政治进程的回潮。韩国大选前我的一个从前的韩国学生来中国，一见到我，他就谈起韩国社情民意的变化。他说，现在韩国有一种很强的舆论：看看中国吧！中国在崛起；看看韩国吧！韩国落后了；为什么？路子不对！怎么办？改变政权吧！韩国社会的这种舆论，反映的不仅是一场选举中的论调，它更包含着对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反思。

亨廷顿所描述的那种以言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西方以外越来越表现出“水土不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体制遭遇了“阶段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有些“文不对题”。

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可以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对民主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三个因素：一是国情，即这个国家的自然、经济禀赋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二是发展的阶段，即这个国家当下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三是国际环境。其中，发展的阶段性对于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体或者说民主形式是最重要的。这一认识，应当说是中国民主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一个理论成果。

西方民主体制之所以在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行不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体制不能满足许多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从表面看，当代西方民主体制十分复杂，理论表述亦相当深奥玄妙，很有几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但仔细分析一下，西方民主体制其实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复杂玄妙，它的基本社会功能无非在于解决“权利”和“权力”关系问题，即限制社会的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这个“权利”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是当代西方民主的主题。

但是，以限制公权、维护私权为核心功能的西方民主政体，却难以满足西方以外的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需要，无论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还是采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的任务无一不是实现国家的发展与富强，而且，这一历史任务是要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背景下加以实现，这又大大地加剧了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难度。

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

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体来说，它都面临着双重的任务：一方面它能够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把人民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调动起来，增强社会的活力。正像当年日本明治维新的社会纲领“五条誓文”中所言：“上下一心，大展经纶；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政体具有保护和实现人民权利的功能，正是现代化动员所必需的。然而，仅有保护权利的政治功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成功实现现代化，其政体还必须在实现社会动员的同时，具有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有效地实现跨越性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说：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政体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不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有效政体。

按照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理论衡量西方的民主政体，应当说，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的制度化水平并不高，它的重点是保护包括公民私有产权在内的个人权利，但却不利于集中民力、民智。从“第三波”以来众多发展中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经验看，西方民主政体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国家变得虚弱不堪。这表明西方民主政体不适应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发展中国家需要探索建立一种能够同时满足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双重需要的民主政体。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环境和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制度化水平更高的民主政体，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政体。

民主并未死亡，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

“第三波”退去，民主并未死亡，相反世界范围内更广泛的民主探索和实践正在展开。在伊斯兰世界，民主仍在向前发展。伊朗的实践和民主模式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亨廷顿也承认：在波斯湾，伊朗是“最民主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伊朗存在着竞争性选举，而这正是西方民主标准中的基本要素。然而，伊朗的民主并非西方民主的“拷贝”而是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伊朗的政治体制渗透了伊斯兰的团结、平等精神，体现了伊斯兰的信仰价值。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伊朗选举制度中的资格审查制度，是维护处于西方强大压力下的伊朗社会独立自主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

俄罗斯在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后，重新探索自己的道路。上世纪90年代给俄罗斯人上了难忘的一课：个人权利登堂入室，国家主权晦暗不明。在暗淡的主权之下，人权显出了无比苍白。俄罗斯人深刻地理解了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一种新的俄罗斯民主理论———主权民主理论应运而生。它的核心是寻求一种能够把强大国家与个人自由结合起来的民主政体。

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民，在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也在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中国现行民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是在于把保护权利和集中权力的双重目标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

“第三波”的退却启发出许多新的思考，它至少告诉我们，民主具有普世性，但西方的民主模式并不是普世的。民主，还是要靠各国人民自己探索，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房宁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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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李宪源，对曾经是中国左派者的右倾忿忿不平。

李宪源

2008年3月29日 3:09

何新政协复出后含泪赞颂美国操纵的“台湾假民主”预示了什么？

有关何新最新立场的这篇妙文，是否折射出此公复出全国政协时不得不接受的底线条件？对中国前景发展可能预示着啥？请大家分析……

另附最近发现包括《强国论坛》在内被国内互联网彻底删灭干净的旧文《"台湾经验"的核心就是做美国灰孙子》，美国《多维博客》文章《从误炸到误运 不战而屈人之兵》及相关跟贴。参照马英九当选后随即拜访李登辉两人打得一团火热之海外媒体报道，与何某文章相互对着看，或许，并不存在任何"重新出山"条件，而只是确实廉颇老也！以致昏聩泪糊，不知所以，一不小心，就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大景观。

李宪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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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评论台湾选举：民主是个好东西！

本文来源『兴华论坛』  http://bbs.1911.cn

今天全天陪同何新先生一起观看台湾大选直播，原来以为掌权的民进党不肯让出权力一定会发生奥布，证明假民主。结果看到台湾人民用真正的民意制胜了强权。何新先生也如同许多现场台湾民众一样被感动流泪。他说：这证明宪政民主制度的确能制约行政权力，民主是个好东西！

何新先生说：八年前全世界看到台湾把一个人渣选上台，今天我们看到台湾人民用宪政民主制度把这个腐败的人渣赶下台。这证明民主宪政制度，能够为真正的民意提供制约最高行政权力的条件和形式。民主可能包容腐败，但是也只有制度化民主能制约权力的腐败。

何新先生说：过去我过多批评西方民主的形式主义，对近代民主制度以宪政民主制衡行政权力缺少认知。可悲的是，中国诸多鼓吹民主的人士，所谓的知识精英，对宪政民主的制度性本质也与我一样缺乏认知。

何新先生说：有一个著名轶事，据说当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讲：要靠民主打破王朝更迭的周期律。但是毛泽东毕生没有实行真民主，他自称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就因为毛根本无知于近代宪政民主。他总是用民主来运动民众，文革就是用无政府主义发动暴民运动，废除了中共的党内民主。不要再呼唤文革，呼唤什么革命造反，左左们那一套意识形态都应该丢进垃圾堆！文革的伪大民主，是被一小撮阴谋家左右利用了的暴民专政。我是亲身经历的过来人。四人帮，包括林立果，就是极权主义法西斯分子，不要给文革招魂了，文革时代绝对不存在任何真民主。

何新先生说：这次台湾选举体现了制度化的宪政民主可以制约陈水扁行政权力的腐败。可以看到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值得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一思再思三思。

何新先生说：我从文革时代的群众暴政中走过来，我崇拜也敬仰超人毛泽东。但是我希望远离那个可怕的毛时代。我更敬爱以改革开放解放了国民并且倡导民主政治的邓*小*平！

何新先生说：与其说我是毛主义者，不如说我更是邓主义者。

何新先生说：我倡导国家主义，不要被误导为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纳粹国家主义。我寄希望于实现博丹（中国很少人知道这人）那种宪政民主的国家主义。

何新说：中国真正的统一和民族复兴，会以大中华共同市场为起点，但是政治统一应当有宪政民主制度认同的共同基础。台湾人民多数人拒绝台独公投，表明台湾人民内心认同大中华共同体，反对民族分裂，热爱中华文化。

何新说;穷兵黩武没有出路。国家军事必须强大，强大不是为了使用而是威慑，强大就是为了不使用。根本不存在武统的可能。世界大战，核战争，全面战争，可以想象么？纯粹梦话。还有什么鼓吹火箭覆盖台湾，鼓吹武力攻台，鼓吹毁灭台湾，这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心理变态，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看《汉武大帝》，别只看早年御侮图强的汉武帝和过瘾的漠北大战，还要注意那个晚年下罪己诏的汉武帝，最后一集的《汉武大帝》是主张和平发展的汉武帝！

（不严肃记：以上是我记录的何新今天的谈话大意）

[此贴子已经被于2008-03-25 10:44:54编辑过]

http://www.1911.cn/bbs/dispbbs.asp?boardid=5&replyid=229056&id=63604&page=1&skin=0&Star=1

"台湾经验"的核心就是做美国灰孙子

李宪源

2005年5月12日

这次宋楚瑜在大陆的所言所行中，中国自由新右特别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台湾经验"。尽管宋楚瑜在解释这一所谓的"台湾经验"时，特别强调"均富"对台湾平稳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和核心意义，但是在反对"仇富"、憎恨"均富"的大陆自由新右派心目中，所谓"台湾经验"，其实就是实现西方"多党竞争、民主大选"之类的金权政治操作游戏。海峡两岸统一的基础，应该是在全面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全面实行由资本势力操纵控制的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度。

那么，中国大陆和海外自由新右人士所津津乐道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和新民党主席宋楚瑜却不大好意思大肆夸耀的台湾"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世界日报》2005年5月10日头版头条报道《扁李决裂，扁：别把我当儿子》，作出了最为耐人寻味最能使人豁然开朗的雄辩解答。报道言凿字确地披露："陈水扁也首度透露'四不一没有'的政坛秘辛，他说，如果美国公开不要他当选总统，他选得上吗？选上了又有什么用。所以两千他在大选前答应了美国提出的'三不'……"。

哈哈，陈水扁先生的首度透露真是好得很！他可以使那些至今沉迷于自由宪政民主派所兜售的高妙理论中不知东西南北的人们，明白一个极为简单而又明确的道理，作为"台湾经验"重要标志之一的所谓"多党竞选"，根本就不是台湾民众在挑选合乎自己意愿的总统，而是在"民主大选"的旗号下，最终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主子，在挑选最合乎主子心意的走狗！

所谓"台湾经验"的核心，其实就是大家非常灵敏而自觉地看美国政府的颜色行事，就是心甘情愿勇做美国的灰孙子！

是否有好多同样甘做美国灰孙子的大陆人士，已经进入在这类同样基础上，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美梦？中国的走资势力是否想借"统一"之名,胁迫中国十二亿工农一起接受"金权假民主"的根本性政治制度改革? 对照某类民族主义人士"中国必须成为西方民主社会一员"的最新呼吁, 广大左派人士应该提高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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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误炸到误运 不战而屈人之兵

文章笑权

台湾大选后，除了西藏问题继续引起关注，昨天媒体突然爆出：美军将核导弹引信误运台湾。这条新闻看似乌龙，甚至有些反美共青愤老们，竟然把这当成嘲弄美军愚蠢的笑料。有味做家曾坐过中共大牢多年，大概坐牢坐糊涂了，脑袋very不好，连他也真的相信了这是个天真烂漫的"大笑话"。

昨天看过新闻，我顿时哑然失笑：这分明是又一次"误炸"。本来，没什么好写的，但唐老真的当了笑话，我才觉得共青愤老们的Simple and sometimes naive，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当时，我曾问过一个12岁的小朋友，这种"误运"，有没有可能，小孩立刻告诉我：那是故意的。我问，为了什么？小孩诡秘地笑笑说：那是要给收货人的敌人 a point color see see。

看，这是一个连小孩子也懂的肢体语言。

不过，上智下愚。中共再笨，也不会和共青愤老们一样傻。今日中共发言人秦刚立即反弹：这不是一般的"误运"，要求美方彻查。美国既然在第一时间就正式通知了中国，并且作了很详尽的核导弹引信部件演示，相信他们也会"彻查"。但是三个月后的结果，一定可以想见："误运"酒是"误运"，相关人员将受到处分，Notnegotiable！Period。

试问：台湾订购的是直升飞机电池，却送来高度机密的核导弹引信，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国家级的机密军事仓库有可能出现么？这个问题，问问在台商电脑仓库扛活的老友同志吧，他一定会告诉您，可能性有多少。这好比我最近从美国商店订购了普通相机电池，卖方会给我运送来尖端相机镜头么？

对于今次"误运"，人们不禁会联想起上次的"误炸"。

九年前科索沃战争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战机彻底轰炸。至今，美方仍然坚持那是一场误会。然而，稍有常识的人也知道那是一个难圆的谎言。那么，美军为什么要精心编织这个谎言？原因不外乎，还是中共掩盖了之所以挨炸的初因：大使馆的地下室真的是"新闻记者"么？中共一旦公布使馆内幕的真相，那么美军的谎言，便再也无须作任何解释。

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在台湾大选的敏感时机，美国的"误运"，究竟用意何在？西元2006年8月送到的货，至今有长达18个月的时间段，为什么一年半载，双方都没有发现，恰恰在大选过后的次日才发现，并及时由美方自己昭然公布于世。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美军在发生了这种"低级错误"之后，不仅不低调处理，反而大事张扬，不仅在3月25日"及时"通知中国，（这种嗅事，通知中国干什么？）这还不够，空军部长竟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悍然将物件现场直播世界媒体。

这么做，有必要么？那么，美军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这个内幕，和误炸事件一样，又要等几十年之后才能解密。其实，"误运"的张扬操作过程，只是一种肢体语言，确实是连小孩都能读懂的简单语言。不过，共青愤老们读不懂，并不咬紧。

要紧的是，只要胡锦涛朱成虎们读懂了酒醒，这酒叫做：美军再次活用孙子兵法。用兵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招，对苏联蛮灵，从加勒比海危机开始，屡试屡爽。不过现在对既深谙孙子兵法，又坚信刀枪不入的人来说，那可就很难说了，对吧。

公元2008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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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東西是管制品，不可能誤運。 呂奉先 [18 b] 2008-03-26 23:27:59 [点击: 32] (815145)

能否查出来，谁第一个爆出这新闻？ 凌锋 [26 b] 2008-03-27 01:46:07 [点击: 20] (815187)

是台灣軍方主動通知美國國防部，然後CNN報導。 呂奉先 [381 b] 2008-03-27 02:19:49 [点击: 32] (815195)

嗯，好！ 吾丁 [0 b] 2008-03-26 23:26:55 [点击: 1] (81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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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误炸到误运 不战而屈人之兵 [图文]》共21件评论

文脏哮犬的评论

March 27th, 2008 at 8:41 am

傻比才会相信是误运，狗屎运总是喜欢YY，可笑可怜~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rch 27th, 2008 at 8:55 am

美國人夠操蛋的。想給你就給你，不想給就要回去。臺灣人也夠可憐啊，一個引信還要掌握在別人手里，好像老爹給他發把槍，子彈要看情況才發到手。真慘，這日子還活著干什么啊

……………………

可当今中国右派里面的老牌人物则与其他右派同样，除了对西方民主等普世价值五体投地之外，似乎在其他事情上也无所作为。

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吴稼祥〗

○吴稼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部高级研究员，载08年4月2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吴稼祥，1955年生于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河南咀江边渔村。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长期从事经济、政治、国际政治、企业战略以及中国传统谋略思想研究，在政界、学界和商界均有阅历。主要作品有：《邓小平：思想与实践（1988年）》、《股份化：进一步改革的思路（1985年）》、《新权威主义述评（1989年）》、《智慧算术——加减谋略论（1997年）》及其新版《入世心法——从历史看加减》、《民主进程中的中国崛起（2004）》、《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2005年）》、《一杯沧海（2005年）》等。http://vip.bokee.com/20080323496018.html

◎红与绿

两会期间，给人们的听觉、视觉、味觉、触觉都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印象。我印象最深的是视觉上的色彩对比：股市飘绿，媒体爆红。“绿”飘在股民们的眼里，“红”却爆在记者们的笔下，请看人民网记者董宇的报道：

“今年两会，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人有很多进入政协担任委员，他们被媒体亲切地称为‘红色后代’。”

在这个红花丛里，最红的一朵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现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正师职研究员；接下来依次是周恩来侄女周秉建，财政部离退休干部局级巡视员；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朱德之孙朱和平，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陈毅之子陈昊苏，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先念之女李小林，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万里之子万季飞，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党组书记……

整个3月上旬，他们的笑脸和低调言谈几乎铺红了各大网站的网页，以及许多主流平面媒体的版面，其中最有代表性、转载率也很高的，是新华社记者李宣良、王建民写的一篇报道：《毛泽东、朱德孙子毛新宇与朱和平两会握手》（图），在百度上搜索这个题目，你能得到30，900个网页，它虽然只有短短的300字，但却很入眼：

“早就盼望见到你了！”

“真是太高兴了！”

3月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两位身着军装的政协委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位是毛新宇——毛泽东的孙子；一位是朱和平——朱德的孙子。他们由于忙于各自的工作，还没有机会见面。双双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给他们见面创造了契机。

“我一直关注着你，真为你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担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的朱和平大校说，“我们一定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

38岁的毛新宇大校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研究的领域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我有一个愿望，今年重返井冈山。”

“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一起去。一起重温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履行好政协委员的职责！”两只大手又握在一起。心情激动的毛新宇还当场赋诗一首：

“革命红旗飘井冈，历史会师军威壮。光荣传统须牢记，人民军队忠于党。”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销声匿迹。“厉股份”（厉以宁）已沉默多年，往年在两会上出语惊人的“吴市场”（吴敬琏）也突然没有了踪影。你打着灯笼，在两会期间的报道里也找不到他们脸上的风霜和口中的珠玑，更不用说胸前的勋章，但很容易发现的却是近两年来几乎把他们淹没的唾沫，咒骂者的唾沫。

不信请看新华网2007年11月13日转贴的《小康》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从吴敬琏、张维迎到茅于轼，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文章说，“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为什么挨骂？文章提供的解释是：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的面貌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护。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结果就是，革命后代像春花那样走红，因为他们的亮相，能够抚慰怀念革命时代平等的“民意”；改革先驱和股市一样发绿，因为他们不仅造成了，而且还在维护扩大再生产不平等的市场。实际上，被某些人吐唾沫的，不仅是为改革提供“脚本”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总设计师”邓小平。

有一个名为《中国与世界》的网上杂志（www.zgysj.com）从2004年第4期起，开始连载署名为“水陆洲”的批邓专著《邓小平的晚年之路》，全书共40章，洋洋30余万言，对邓小平的晚年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批判。随后，“毛泽东旗帜”（www.maoflag.net）、“”（www.wyzxsx.com）、“左岸会馆”（www.eduww.com）、“共产主义论坛”（www.hkcommunist.org）、“主人公论坛”（www.gongnong.org）、“共产党人”（www.gcdr.com.cn）、““工农兵BBS”（www.gcdr.com.cn/bbs）等网站都予以转载，有的发表了支持性评论和“读后记”，为了扩大影响，它们还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论坛。

另一方面，“”网站最近还正在热评马宾的一本新书《纪念毛泽东》。一篇题为“马老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署名文章2008年3月21日上传，截止25日上午，已被点击近3000次。文章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当然不是改革和开放，而是“在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同时，主要阐述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就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二就是强调搞群众运动。”（[InstallDir_ChannelDir]Class10/200803/34434.html）

以我观察，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

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这是一种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国家大规模流行过的病毒性精神流感。病毒的变异性和传染性强，流行面广，易于复发，而且不可能彻底治愈。只要世界上存在着风寒，就会有身体上的流感；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不公，就会有精神上的流感——民粹主义。

差不多所有研究或阐述“民粹主义”的文献都同意，民粹主义是社会科学语汇中最没有精确定义的名词之一，它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既广且杂。学术界有关民粹的讨论甚多，但是把它当成一个独立学术概念来处理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民粹主义呈现的样貌过于丰富，难以捉摸。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PaulTaggart）在研究了世界范围内大量民粹主义案例和研究资料后得出结论：“民粹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特性：即概念上的尴尬的不确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林红博士在其专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里承认，“即使已被研究、讨论了100多年，民粹主义至今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除了一个大致认可的民粹主义名称之外，人们对它的理解或者缺乏清晰一致的理论框架，或者仅仅是一幅有俄国、美国、拉美等地的历史现象拼凑起来的非常破碎的画面。”

也就是说，民粹主义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不是一种价值表达，只是一种精神症状。它是社会不公发展到危机水平时，公开发作的社会不满甚至愤恨情绪，越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情绪越激烈。

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把这种民粹主义情绪称为“灰姑娘情结”，应该是贴切的，后妈的不公带来了她的不幸、痛苦和愤恨。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有权者、有产者和有智者都是“后妈”。对于这个或这些“后妈”，一个“灰姑娘”可能会忍受，千百个“灰姑娘”就可能发作。“灰姑娘情绪”一旦发作起来，就会变成“灰姑娘病毒”，爆发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其典型症状有如下几种：

——发烧。这是民粹主义流感的典型症状，发烧容易发疯。从俄国到美国，从拉美到欧洲，发作中的民粹主义运动多多少少都带有某些疯狂性质，有的达到了宗教狂热。俄国民粹主义研究者乌拉姆（Ulam）将“到人民中去”比作一次朝圣；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尔哈特把“社会信用”运动当作“十字军运动”来发动。至于民粹主义在美国演变为三K党，在俄罗斯演变为对沙皇的暗杀活动，在当代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演变为焚烧华人商店，则已经是疯狂的恐怖活动了。

——恐高。民粹主义者的“恐高症”有自己的特征：他到不了高处，或者害怕在高处，不埋怨自己，却埋怨世界上为什么有比自己“高”的位置，以及所有在“高”处的东西。有些才情的民粹主义者可能会想到苏轼那几句词：“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在道德化的民粹分子看来，高的东西都不道德，道德只和自己在一起。道德有时像金砂，沉在底层；有时像空气，越高越稀薄。因此，民粹主义有三个表亲和一个孩子：大表哥是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资本精英；二表哥是无政府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权力精英；表弟是反智主义，因为它反对所有上层知识精英；当这三者在非宪政民主条件下，与一个赫尔岑式的父亲结婚，生下的孩子通常是暴君。

——自恋。学者杨鹏有一次到“”网站举办的一个论坛演讲，听众是三四十个小青年。由于话不投机，他讲一句，底下有人反驳十句，演讲很难进行下去。杨鹏于是问：

“在座的结了婚的请举手！”

无人举手。

“那么……有女朋友的请举手！”

稀稀拉拉地举起了两三只手。

“原来如此，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等你们找到女朋友时我再来讲。”

年轻人并非都是愤青，但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连女朋友也没有的青年人成为愤青的几率非常大，而愤青往往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后备军。这是因为，第一，缺乏责任感；第二，自恋。这正是所有民粹主义者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政治运动中的民粹主义模式是：领袖+人民。领袖当然是个别自觉的民粹主义者。

“到人民中间去！”表面看是朝圣，实际上是把人民当作群氓，要自己去启蒙、发动，自己才是政治圣徒。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自己当作种子，人民当作土地，土地不过是让自己开花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民粹主义者阿伯哈特自恋到这种程度，他在广播中宣称，“火星人”来探访加拿大艾伯塔省，受到了他的思想启迪。

自恋的民粹主义者与自恋的水仙花不一样，水仙花自恋是孤芳自赏，民粹主义者自恋是要做人民的领袖。这正是民粹主义者自己无法克服的“自恋悖论”：它不承认有任何高于人民的东西，除了他自己。他到人民中间去，绝不是要像一滴水那样，消失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要像车轴一样，成为人民辐辏的核心。当民粹主义的表弟，以反智主义者自许的薛涌自我标榜说，他的博客访问量达到1300万时，他自己知道，他就是那1300万网民的肚脐眼，因此他自称“民间意见领袖”。

——好斗。民粹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极端的，心理特征是敌对的，因此，情绪化和非理性，是它的一般精神状态，表现在行为上，是好斗。由于国家制度和现代化程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民粹主义在好斗性上也有差异，有的动手动脚动刀动枪，有的只动嘴。但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时期，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民粹主义者无疑是最好斗的之一。在中国当下，感染了民粹主义病毒的网民，可以称得上是“网络红卫兵”，他们见到不同意见，就辱骂，恐吓，甚至骚扰，有的还登门围攻。

有网友在2月17日上传的一篇题为“从理论到理论——关于茅于轼同意高校涨价”的博客里写道：“我在新浪博客搜索茅于轼，跳出来的第一条是‘茅于轼是狗的BLOG’，第二条是‘日茅于轼的BLOG’，第三条才是他本人的BLOG。再看他博客上的跟帖，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谩骂”。

民粹主义病毒性精神流感还有许多其他症状，比如多动，善变，梦呓，起哄，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饶舌。

◎中国“新民粹主义”联盟

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国当下的思想界和舆论界相当严重地感染了民粹主义的病毒性精神流感。这种流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过变异和交叉感染，上世纪初在中国流行的俄国来源的旧民粹主义，已经与其他来源的民粹主义联盟结为一种“新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主要神通之一，就是像变色龙一样，善于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

根据胡伟希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曾经流行过三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国粹派民粹主义，无政府民粹主义，“乡建派”民粹主义。此外，还有一种形态的民粹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派民粹主义。著名党史专家胡绳于1998年和1999年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两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重新捡起了曾经被他丢掉的民粹主义，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这四种形态的民粹主义，我称之为中国的“旧民粹主义”，俄国民粹主义是它的父亲，美国民粹主义顶多是个还没有串过门的远方亲戚。四派旧民粹主义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解放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农村和农民身上，这也是俄国民粹派的遗传基因。这个基因有三个核心元素：目标是社会主义，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是本土农民，道路是绕过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国粹派和乡建派是保守和怀旧的，无政府派和党内左派是激进与革命的。

有趣的是，革命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一再失败；建设时期的党内左派民粹主义却一度成功，成功的标志就是“大跃进”、“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但是一种极端思潮的成功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失败，改革前的中国就是这样。改革开放，无疑是对党内旧的左派民粹主义的否定，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一个新的民粹主义联盟，正跃跃欲试，浮出水面。

——市场经济导向、退休制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适应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人产生了对旧体制和其缔造者的怀旧情绪，这使得党内传统左派民粹主义仍然有市场。《中流》、《阵地》、《真理的追求》、《当代思潮》等，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几个摊位。有的摊位因为所卖商品的质量问题被市场管理部门关闭，摊主们郁闷之余欣喜地发现了网络市场，于是“毛泽东旗帜”、“”、“左岸会馆”、“共产主义论坛”网站等应运而生。

——社会转型带来的都市化趋势和乡村解体，让某些人产生了对传统乡村的怀念，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三农中国》+贺雪峰等人……，大概可以被看作是以新面貌复活了的梁漱溟乡村建设派民粹主义。

——中国迟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犯罪和道德滑坡，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步入的“后现代化”所造成的强烈对比，让那些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写作的文学家、评论家们良心不安，“底层”和“现代性”问题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以《天涯》、《读书》（汪晖执梓期间）和《上海文学》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现代性民粹主义派别，核心成员包括汪晖、旷新年、韩毓海等。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干部知识化，出现了高学历、高官位和高收入三位一体，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人自感处于无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地位，这种社会心理需求被远在美国的学者薛涌洞悉到了，国内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在高官、高权和高智中，最安全的是反智，于是中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支部——反智型民粹主义就在美国挂牌开张了。

——国门洞开，由于中国的落后，让西方瞧不起，一部分人崇洋，一部分人仇洋；由于中国的崛起，受西方大国限制，一部分人自卑，一部分人自豪。这种对西方对祖国的爱恨交织情绪，孳生出了一个阵容相当可观的民粹主义派别——民族民粹主义，它广泛存在于文化、政治、军事和国际政治领域中。在文化上，有“传统文化”派，主张“文化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有主张“政治儒学”的、有主张“天下主义”的，有反对西方民主的；军事上有《超限战》和《大国策》的；国际政治上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张文木了。

让人惊奇的是，这五派新民粹主义者比中国的其他思想流派要内聚得多，他们知道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一个统一立场：“六反三仇三热爱”。具体地说，“六反”是反现代性、反改革、反西方、反市场、反自由、反智；“三仇”是仇富、仇资、仇官；“三热爱”是爱毛、爱苏（包括今天的俄国）、爱“文革”。我不是说，中国所有的新民粹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立场中的每个主张，而是说，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对其中的某个主张不同意，也会同情。这个思潮联盟可以直观地在“”网站（[InstallDir_ChannelDir]Index.html）链接的“学者个人网站”上看到，我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学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旧民粹主义是新的，因为它的主要派别向前看；而中国当下的新民粹主义是旧的，因为它的眼睛向后看，怀旧，是他们共同分享的情绪。

◎春药还是炸药：民粹主义的三种政治形态

民粹主义作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个别人对社会不公，以及对其它社会弊端的内心感受，只是隐藏在“灰姑娘”或“窦娥”心里的冤屈；而一旦作为群体意识被动员起来，发展为一种运动，就会变成一种政治工具，这种工具的用途就像菜刀的用途一样广泛，可以用来切菜，协助烹饪美味，也可以用来杀人，成为罪犯的帮凶。关于这层意思，没有比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得更透彻的了：

“民粹主义已成为进步的工具，但也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派政党的工具，也是右翼势力的工具。”

他没有说明的是，决定民粹主义成为什么工具的，不仅是运用它的政治领袖的个人气质和魅力类型，还有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危机水平。一般来讲，有三种政治形态的民粹主义：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以及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显然，成熟的宪政民主条件下的民粹主义只能是选举与修补的民粹主义。这种民粹主义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运作，影响的至多是政党兴替，领导人更迭，以及政策性修补，不会对现有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结构性变革。

美国19世纪晚期人民党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末休伊•朗，60年代乔治•华莱士，以及90年代罗斯•佩罗的民粹主义，都被当作选举的一种策略在加以运用，它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所谓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的“社会信用党”民粹主义也是这样。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在西欧先后兴起左、右翼新民粹主义，它所能做的，也只是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拳击台上，增加几个新的拳击手，以及几种新的拳击技法，或者给“克里斯马”式的领袖人物提供让其兴奋的春药而已。

依附性的市场经济和外表的民主政治下的拉丁美洲，其民粹主义则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我称之为“操纵与改良的民粹主义”，这种形态的民粹主义，在政治类型上，是被“人民民主”的外衣包装起来的独裁统治；但在经济上，则是改良主义的，比如，追求民族经济独立，打破半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公正目标，等等。一般认为，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形态，它是经济上的劳工福利主义，政治上的独裁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和俄国，则既没有像样的市场经济，也谈不上外表的民主政治，老大帝国的臣民，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被西方列强欺负，自己被暴君、地主老财和资本家欺负，而且无处上诉，只有造反。想以最短的时间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前进入人间天堂，就是那个时代中、俄两国民粹主义者的梦想。这种民粹主义，自然是革命与暴力的民粹主义。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越不发达，民主政治越不完善的国家，民粹主义越可能不是春药，而是炸药，炸药一旦爆炸，不是炸出暴君，就是炸出暴乱。美国的民粹主义可能是感冒后的一个喷嚏，但对于依然处于政治经济二元结构的中国，民粹主义一旦爆发为运动，就不仅仅是洪灾、非典或者雪灾……

◎未雨绸缪：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流感，虽然诱发它的因素很多，但受感染的主要病毒是“社会不公”，传播它的主要机制是“社会危机”。感冒虽然不好，但感染了病毒却不会发烧，更不好。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粹主义思潮是一种社会意识方面的预警信号，它表明，社会在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已经接近危机水平，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逐步深化的危机可能变成深渊。

前25年的中国改革基本上是“效率主导型改革”，这是因为旧体制只要平等不要效率，以至于国民的温饱都成了问题。要前行，你总要迈一条腿，过去迈的是平等那条腿，死活不迈效率这条腿，结果是僵在那儿，像田埂边叉腿站立、守护着“社会主义苗”的稻草人，不吃东西，只喝北风。

改革从提高效率开始，用邓小平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当然没有错，社会财富像被打开闸门的泉水一样涌流出来：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的GDP总量增长了10.9倍，人均GDP增长了10.1倍。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6，792亿美元，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

但是，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不仅是一个高效的丰裕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和谐的公正社会。无论我们对公正下什么样的定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必定是任何正义或公正定义中必须包含的核心内容。暂且不说“什么是公正”，但至少可以说“什么是不公正”：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肯定是不公正。

无庸讳言，效率主导型的市场化改革，既没有保障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也没有保障公民权利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引起社会舆论的极大反感，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作“权贵资本主义”，虽然有点愤世嫉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情况的严重性。正是这种情况，成为培育中国当前各种民粹主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中共十六大以来，决策层高度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甚至免除了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农业税，但是，离深度解决这个问题还有距离。这是因为：

第一，权力支配下运行的市场仍然每天再生产出腐败和不公平。市场像只胃，你吃进去什么，它就消化什么。产权交易是市场行为，但一种性质的产权转变为另一种性质的产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行为了，更可能是市场行为之外的分配行为。被称为“国有资产”的东西，理论上说，国家的每个公民都享有对它的平等支配权，但事实上，对它的支配权却掌握在主管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手里，他有权决定以怎样的价格转让给什么人。在这种情况下，它既可能以最合理的价格转让给最会利用资产的人，也可能以象征性的价格转让给那个使主管官员受益最多的人，这就是所谓“黑箱分配”。

第二，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公民要对国有产权享有平等的支配权，首先要对政府权力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因为公民是通过政府去支配国有资产的。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所谓“公平主导型改革”，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要对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进行公正分配；其次，权利平等优先于利益平等。

这不是指对利益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性矫正，而是指对权利分配不平等的体制性矫正。权利公平分配是一个社会的首要正义，有了它，可能没有利益平等，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平等；没有它，则肯定没有利益平等，也没有机会平等。

权利平等是一项正义原则，也是一项政治体制安排原则。这个原则在制度上的最根本体现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所指出的：“必须在实际上确保每一个成年公民都拥有投票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所谓“民主”。民主最简单的定义就是确保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如何“确保”？当然是通过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宪政制度来确保。从理论上讲，权利平等与宪政民主互为条件；从操作上讲，有了宪政民主的体制安排才会有真正的权利平等。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公平。因此，公平主导型的改革，也就是民主化改革。

民主化不仅能够在制度上促进社会公正，减少社会患民粹主义流感的可能性，即使患了，也顶多发几天高烧，打几个喷嚏，而不至于演变为革命与暴力。

……………………

海外媒体对西方民主在中国的适应性则给出了另外的解读。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主编如此这般地描绘着。

杜平：外国资本和中国民主

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分界，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近些年来一直相对平稳。其主要原因是，双边之间的经贸合作，淡化或取代了政治冲突。由于对华经贸往来的主要参与者和最大获益者是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因此若再深究下去，就可以这么说，西方对华政策的部分决策权，其实是掌握在商业集团及其利益同盟手中。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这是西方资本大举进入中国之后的附带效果之一。而其直接效果，是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来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文化。中国要继续繁荣，就需要继续向外国资本开放，与世界经济保持融汇与贯通。

适合资本扩张的社会环境

但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西方财团和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另外一个话题。

如上所述，商业财团能够影响、甚至牵制本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取向，实际上已暴露了西方民主体制的严重弊端之一，那就是民主程序经常被财雄势厚的少数人所控制。固然，所有选民每隔四、五年就有一次机会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利，但政商利益同盟及其游说集团，却随时有机会参与到立法和决策过程中。资本的力量有时候可以无所不能，导致民主体制本该有的公平与效力被大大削弱。

当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接轨之时，很多人都曾满怀期待地认为，在引入西方资本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将必然朝民主化方向演变。可是，从这些年来的情况看，虽然中国确实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求民主化的呼声，但却与资本主义的登陆并没有必然的关联。相反，西方跨国公司不仅没有给中国社会和新兴的本土企业带来良好的民主示范，反而还为了最大程度地追求利润，而趁机对中国的非民主体制加以利用。

在向外资开放之初，中国各地政府为了政绩而大张旗鼓地吸引外资，千方百计地展现本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包括以“亲商政府”的目标来自我要求。“亲商”原本无可厚非，但政府在亲商的同时却忘记了“亲民”。由于对外资的需求过于迫切，导致政府制定的政策过于倾向和迁就资方利益，民众的权益被忽视，甚至被肆意侵犯。外国资本与本土政权相互配合，形成了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使本来就缺乏民主素养的社会更没有民主可言。

过去，人们在谈到吸引外资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要有良好的“软环境”，包括健全的法制、政府决策的透明化，执行政策的公平化，等等。但是，殊不知，不健全的法制、独断专行的政府管理模式、看似混乱的商业秩序以及没有民主意识的劳动力队伍，这种环境实际上最适合自私、贪婪和投机的资本主义生存和成长。

由于公民没有基本的民主意识，所以在受到权势集团的盘剥和压迫时，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因为没有权利意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何在，更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没有表达诉求和维护民权的机构，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在薪金、安全、健康等等问题上，与资方进行平等谈判。

资本势力与民主体制失衡

欧美跨国企业最近几年在海外的扩张，大多集中在非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人们普遍认为，外资愿意进入这些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其他资源。这一点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还没有看到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只要善加利用，非民主体制也能帮助企业和公司降低商业成本。

在这一点上，除了上述劳动力队伍缺乏民主意识和维权能力之外，在非民主体制的社会里，当局可以随时诉诸国家机器来保护资方的利益。例如，若民众因自己的权益受侵害而与资方进行抗争，当局就可以动用警察力量，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管制和镇压。借助专制手段来化解劳资纠纷，扼制民众的维权行动，结果使资方无需向劳方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在不增加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使自身的利益获得保障。

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家乡之外获得了再次发展和壮大的土壤和空间，也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繁荣，这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化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资本也并非必然能够带来民主。相反，当资本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就越有必要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此来制约和规范资本势力的行为，否则就要付出太大的社会成本。

笔者并非故意丑化资本势力，相反却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是资本家与生俱来的责任，而是政府必须承担和履行的任务。

很显然，现在的中国不缺少资本，而缺少能够制衡资本势力的民主体制。这也就再次说明，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人们不能把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希望过多地寄托在资本主义身上。中国依然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居，以“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追求的目标，只可惜长期停留在口头上，至今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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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算是海归的从澳大利亚回国的主儿，也是对民主赞赏有加。

请别妖魔化民主

杨恒均

一、谁在妖魔化民主？

上个世纪初，生活在苦难中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出了要用“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救国的时代最强音，从那以后，无数的仁人志士都以追求民主为己任，前赴后继。然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在追寻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踽踽独行。

如果说上个世纪初的前辈先烈们是靠自己的远见卓识大胆地给病入膏肓的祖国 开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幅猛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的话，那么百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实践都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地理差异，不管历史背景，更不用说文化的异同，民主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的最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年历史向我们展示的是“历史的终结”。

从中国百年的历史看，虽然风云变幻莫测，政治人物粉墨登场，知识分子各领风骚，人民群众被一次一次激动和发动起来，但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逆历史潮流地公开宣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和科学。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百年来所有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政治人物没有一个不是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民主大旗一直被高举，庄严的承诺一直在重复，然而，百年过去了，我们离民主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无论远近都不是问题，历史的大趋势即使被暂时阻挡，也只是时间问题。然 而，让人忧心的是，经过百年的奋斗，民主始终没有实现不说，“德”先生却在中国被彻底妖魔化了。民主不但被套上西方的标签，而且，民主是与帝国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用来分裂祖国划上等号的，民主是绝对不会有高速的经济发展的，民主也是安定团结、稳定与和谐的死敌……

百年的统治者几乎无不用民主的旗帜号召人民，凝聚人气，但当他们用民主作 为武器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却再也不肯放弃绝对的权力。在摇身一变成为人民主人的妖魔化之下，百年来连民主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的中国普通百姓一听到民主几乎就条件反射，自然而然地把民主与自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对立起来了。在民众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自己归队到不适应、不喜欢民主的行列里同时，洋洋得意的统 治者又找到了一个阻止民主的借口：这些民众素质比较低，不适合民主。

这种一面利用民主为号召夺取政权，取得政权后开始妖魔化民主，可同时还继续玩弄民主以掩耳盗铃，虽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其中却脱不掉和民主本身的关系。我认为对民主制度最准确的描述就是那句“这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不坏的制度”，这句话里包含的“最不坏”和“坏”两个内涵，常常让那些从来没有见过民主、对民主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的人在追求的过程中失去了方向，又或者在见到真正的民主时却迷失了自己。

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也能够充分理解在统治者妖魔化民主下生活的普通民众对民主的误解，但我却对一些精英仅仅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对民主忽冷忽热，甚至不时歪曲民主的做法无法理解，也不能原谅。

二、我所认识的“德”先生

我对民主的认识要晚于同时代很多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我从北 京到地方又到香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时，我对民主的知识可以说仍然停留在大学课本以及好莱坞电影展示的水平。当然，就算在主要的民主国家生活和工作过后的今天，如果让我说清民主到底是什么，我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我想说一下一个对我有比较深影响的朋友的故事。

当时在政府共过事的一位年轻的领导常常给我讲西方民主，由于他对中国制度 运作了如指掌，加上他的专业就是研究西方民主，所以，当我们在一起时，他对比着中国体制而讲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常常让我如醉如痴。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讲述对于我最后决定离开政府而申请到美国去从事研究工作，借机亲眼见识民主制度起了重大影响。

就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要到美国去看一下的时候，他轻松地笑着对我说，他已 经拿到去美国自费留学的签证。他说，他辞掉了工作，和单位也脱离关系了。他的话让我大感意外。要知道，他的年纪比我大不了几岁，但在政府的级别却比我高两级，如果不出意外，不要三五年，他将是局长甚至副省长的当然人选。可是一旦辞职，就无法回头了。当时说起西方民主，政府中讨厌体制特别是人事制度的不止他 一人，但真正像他这样辞职不干而去自费留学的，在他这个级别几乎找不到第二个。而且我也知道，他属于比较正直的一个人，一直不搞歪门邪道，手里除了工资积蓄，也没有几个钱。正因为这样，我对他肃然起敬。我问他，带老婆孩子一起去？他说，不，不知道那里到底如何，我先过去看看情况。

几个月后，我也步他的后尘踏上美国的土地。刚到美国那段日子，每当我感到 失落和彷徨时，我常常想起他，用他来鼓励我自己。但由于不在一起，很少见面。只是后来才知道，由于他是学习社会科学的，在美国勤工俭学并不容易，送过外卖，洗过碗，也许还干过一些不愿让人知道的工作。不过，好在他总算坚持下来，也拿到了学位。

当我见到获得学位的他时，感觉到他已经完全变了。由于所学的学位专业在美 国并不好找工作，他很失落，我自然也听不到他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了。后来，经过一段折腾，弄得几乎身无分文的时候，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回来后，通过以前的老同事和老部下——有些已经是有相当级别和影响的领导干部了，他在广州谋到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两年前我们再次相聚在广州，当他知道我在西方每年赚的工资不到他在广州赚的一半的时候，他不再隐瞒自己对西方民主的嘲笑和敌视。他极端的批评让我脸红，他大概误会以为我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尴尬，调侃地说，我们当初不应该出去的， 你应该马上回来。……你知道以前那些处长和局长发展得多好？你主张民主，可想了没有，那种民主对你、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我想他误会了我脸红的原因。因为就是眼前这位我一直尊重的兄长般的人物给我灌输了最具体和现实的民主知识，也是他亲口告诉我，在中国的体制下，你没有关系，不使用歪门邪道，不行贿受贿的话，你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你如果使用这些 手段取得成功，你的生活质量又低贱了，做人的价值也贬值了。也是他向当时还年轻的我说，中国应该走民主之路，民主能够让我们活得有尊严，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稳定……。也是他告诫我，一定要出去走走，去看看，去体会一下那种高质量的民主下的生活……

这些年，我曾经理直气壮地面对很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抗拒民主的利益集团；也始终没有被根本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网友的质疑和辱骂感到失望和气馁过。特别是对于后者，在我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民主是无法通过别人的 眼睛帮你看，通过别人的嘴巴帮你说清楚的，你得去试，去感受，去实践，去经历，去拥有。

可是，我该如何面对这位曾经影响我走上追求民主之路的兄长呢？他当时对我讲述的中国体制和西方民主之比较是以我至今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无法更好表达出来的。按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感到尴尬，感到失落。

不过，我既没有感到尴尬，也没有感到失落，因为就在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这位留学归来的现在过得很好的老友告诉我，他正在办理儿子到美国留学和定居。他说，他一定要让独生的儿子到美国生活，澳洲和加拿大也行，把老婆也一起办过去，他们是他的最爱，这是他最大的愿望！

如果说这位朋友在国内时只是通过书本了解了民主制度，从而心里向往，满怀希望投奔民主，却遭遇了各种不适应，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从东方到西方，也遭遇了和他不相上下的彷徨和无奈，但我至少还能够分清楚，这种彷徨和无奈 并不是由于那个国家的制度引起的，而是由于民族和文化的差异议及生活习惯和环境造成的。

对于精英眼中民主的双重性，我是不是没有说清楚？那么，让我再多加一句，当那位朋友无法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那种制度让他无法赚钱，过得也没有在广州当一名精英更滋润的时候，他开始嘲笑和攻击和他的遭遇毫不相干的民主制度。而 当他在嘲笑过后，他却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和我做出的一模一样的决定：把自己最爱的人，尽量送到有民主制度的国度生活。

行文到此，我还是无法简单地告诉你民主是个什么东西，但我却从那位和我持相反观点的朋友竟然和我做了同一件事中体悟到，在当今没有民主的地方追求民主的最大动力应该是什么？——是爱！

三、把民主当成我的信仰

我不知道在我之前有没有人说出这样一句话：把民主当成信仰。但我知道，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估计所有的人都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人会把追求民主制度当成一种信仰，虽然我们曾经信仰过另外一种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但我们谁都知道那是因为这种制度好像虚无缥缈的神仙一样，永远不会到来，更不会实现。

当我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最无法理解我的一定是西方那些已经生活在民主 体制下的人。对于他们，民主太平常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管理自己的方式，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们绝对不会理解——特别是当我自己随时可以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时——我怎么会把这么一种见惯不惊的制度当成自己的信仰？！有什么值得信仰的？

那些生出来就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不知道有些民族追求民主超过一百年了，所以 他们不能理解。而那些追求了一百年都不可得的同胞又何尝不会嘲笑我？大家不是不知道，被权贵们玩弄来玩弄去的民主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简直不亚于人尽可夫的东西。但民主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些年竟然让世界上一个又一个专制国家接踵崩溃和瓦解。柔弱的民主不亚于飞机大炮，所以，没有统治者敢真正地抛弃它。他们 还需要一块遮羞布。

这样一个被反复玩弄了百年之久的民主能够作为一个人的信仰？也许有人会 问，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还有没有人把民主当成一种信仰？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很多人把民主当成一种理想，当成一种追求，当然也不乏一部分人把民主当成一种达成理想的手段，包括达成推翻某种制度，建立某种政权的手段，当成一种他们取得权力的工具。至于说到是否有人把民主当成宗教一样的信仰来对待，我实在说不 准。如果是以前，我也会嘲笑那种把民主当成信仰的可笑之人。

但现在，我自己成了这样一个可笑之人。活了半辈子，我总算明白了一个道 理。这个世界还算是公平的，只要你不计成本，愿意付出努力、汗水、辛苦、智慧或者人格和尊严，你总能够得到想要的。——拥有用不完的金钱并不难，大多数人在死的时候银行里都放着他们挣了一辈子，却舍不得用或者没有来得及花费的金钱；拥有两套房子……；或者拥有一本外国护照，一定的地位，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家人的权力……；以及拥有一个或者几个情人，这些都不是那么难，——可是，无论你多么努力，无论你愿意付出多少，你却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拥有一种信仰。这道理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去相信一种东西。

每一次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我都自惭形秽，看到他们在上帝和佛祖的关照下，平静地对待生，平和地看待死，我惴惴然；看到那些受压迫的有信仰者在众人歧视的目光下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地抗争，我无地自容；看到那些有信仰的人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我更是一次次陷入沉思。

小时候我也曾经被人灌输过信仰，而且也自认为曾经真心地相信过。那种信仰破灭后，发现自己再也无法相信。我曾经彷徨在佛庙和教堂外面，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接受佛祖和上帝，最后只能一次次对自己失望。

而民主成为我的信仰却是如此的自然，自然得有些不可思议。走了那么多路，探索了那么多地方，最后连自己也迷失了，忘记了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直到那一天决定把孩子留在西方民主制度下生活的时候，才猛然发现，自己一直在为所爱的人寻找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制度。

从那一刻起，一切大话和空话变得都那么无足轻重，问题只是，我所爱的人应该生活在一个有人权，有民主和法制的地方，那么，我热爱的国家里所有的同胞为什么不能都生活在一个民主、法制和人权的国家？

如果我不是出生于农村，不是在从北京到地方都工作过，如果不了解国情，不了解外面的民主，也许我没有发言权，但我的认识和经验让我坚信，中国不但适合民主，而且早就应该民主了。一百多年来，民主无法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众不想要或者他们不适合民主制度，而是那些想继续当人民的主人的当权者和利益集团竭尽所能，一次又一次地把民主扼杀于摇篮。而被妖魔化的民主由于始终没有成为哪怕那些追求它的人们的信仰，结果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可是，我却越来越坚信，民主能够让中国更加富强，人民生活更加稳定和安康，社会更加和谐和公平——就这样，民主悄然成为我的信仰。

当我把民主追求当成信仰的时候，我立即感觉到信仰的力量。你不必顾忌别人对你说三到四，甚至辱骂；你不会把信仰当成阶梯和垫脚石，去追求那些世俗的荣耀和权力；当你的信仰一时无法实现时，你也不会灰心丧气，你会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

更重要的是，当你把民主当成信仰的时候，你就会坚信：这种制度一定会光顾到你爱的所有人身上，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2008-5-4 青年节

（本文原载天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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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哥们儿对民主的讨论，与被中国左派称之为“美国鹦鹉”的其他人一样，很多都是看上去很有些隔靴搔痒。

也有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杨恒均、陈志武们的说辞不以为然。

相蓝欣：中国改革应摆脱西式套话

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西式套话更加到位

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其实，将“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GDP为衡量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看成是政府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任务，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个世纪里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凯恩斯经济学为止，经济活动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安定和道德伦理不可分离的。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不可能自动防止国内动荡。因此，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还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发展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西式套话，诸如现代化、进步、中心、转型，建设、文明等更加到位。众所周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软肋是财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动荡，而社会不安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着眼点就是如何应付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的西式发展观本身就有历史局限。在20世纪的下半叶，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证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用“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来告诫发展中国家，但东亚并没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经济学家要求东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东亚则直接进入“出口推动”的发展轨道；西方专家强调民主和法治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在所谓的集权体制里进行的；发展经济学以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却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顽强地捍卫传统文化。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没有被人家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后更应突破这样的框框。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关键。在某些人看来，“民主”本身并不是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其实这个观点连西方人都已经不敢认同。冷战之后，西方政治科学日渐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实践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实质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欧洲模式同美国模式的分野。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续，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阐发和利用，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义原则。

中国的改革需要有中国的特色。“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如“用人”改革。对党内干部如何进行监控，党外干部能否进入核心部门为外交和国家安全做贡献，各决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如何明确规定？潜规则如何破除，决策透明度应当多大？总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实在是很多。人们一谈改革就喜谈“制度建设”，其实中国从上到下，“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之。

实际上，如果从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源头上进行探索，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进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传统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极少，但职权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县的实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责任重大，必须以身家性命担保。在盛唐时期，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务、经济、邦交和礼仪往往只有数千士大夫官员即可正常运转。荀子有言，“士大夫众则国贫”，我们现在的官员体制，虽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远。传统制度难道一无可取之处吗？再比如说，传统的监察、考绩和反腐败机制未必没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乡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大家都承认，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国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权力制约机制、西方的舆论监督机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为何中国吏治和廉政传统却被主流学人以“伪命题”一言以蔽之呢？

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

对外关系领域的思想解放似乎更加紧迫。在中国大国地位急剧攀升的历史时刻，对外关系的领域受西化的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突出，一个负面后果就是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入侵。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强权为公理，实力是硬道理。弱者被打无奈，打人反而有理。按照五四以来流行的西化历史哲学的结论，中国到“现代”之前一直在“沉睡”,长期落后于西方文明，落后就要挨打是势所必然。如果我们以此推论，必然得出国家的“崛起等于威胁”，于是陷入种种“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观而不能自拔。

如果我们彻底跳出五四传统的历史哲学，放弃“现代化”的西式语境，就会发现，今日中国对外关系的大环境同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大势并无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无非是两大国际问题：首先，由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对外贸易的顺差和硬通货的积累均居全球之首，因此出现外交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存在。其二，能否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准入”还是“不准入”的标准。其实，早在康熙时期就发生过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西方文化比中国本土文化优越，于是中国儒家的礼仪是否符合基督教义，就成为中国人是否有资格“进入”基督教主流文化的先决条件。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这场“礼仪”之争仍然在继续进行。所幸的是，中国不再是孤军奋战。传统西方的欧洲也开始与美国发生“礼仪”之争，对国内治理推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化市场经济”原则，对国际事务的管理则提出多边主义和多极主义的要求。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正是这场全球性的“礼仪”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既重礼仪（或称软实力），也重和合。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相反，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历史时刻，缺乏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能力是造成与他国相互误解的巨大隐患。以欧洲为例，近年来中国商品遍地皆是，中国文化急剧升温，但新“黄祸论”的幽灵也开始在欧洲上空回荡。从根本上讲，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但他们抱怨中国人没有向世界传播明确的信息，展示其对全球发展方向的看法，这必然加剧欧洲人对未来世界不确定性的焦虑。比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本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创哲学，但是中国人现在被欧洲人普遍看作是只要经济发展，只向地球索取，不顾地球生命。诚然，中国在环保上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但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公开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日益焦虑不安的欧洲人将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必要让世界了解自己。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过客座教授，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也不是西方民主制，但它解释自己的能力确实让人称奇。前总理李光耀在国际媒体上纵横捭阖，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既谈经论道，也直言优劣。虽然未必能够说服所有的西方人，但新加坡模式同不少其他模式相比的优点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对“中国威胁论”置之不理，用“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终究不是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更不能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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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郑永年的分析则更是与时俱进。詹奕嘉发来相关内容。

詹奕嘉

2008年2月28日 20:41

近期网文共享

近期网文.rar

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地民主化.doc

反思民主是为了中国更快、更好的民主化

[郑永年]　（2008-02-27）

最近，在有关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去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中共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新鲜事。历届中共领导人都是否定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适用性。每次讨论一旦涉及到政治改革，人们总会把西方民主拿出来反思一番。

但最近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有很多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是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相信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其次，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为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的价值。再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可以得到合理的根据了。

“反思民主”可能变成“反民主”

近来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在大力提倡思想解放。这一波的反思民主显然和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联。思想解放当然是容许任何人来反思一切，这一点在知识界和学术界尤其重要。但是如果对“解放思想”作极端的理解，那么很容易表现为虚无主义，最终变成了虚无一切和否定一切。表现在政治领域更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如果反思民主演变成了反民主，那么思想解放可能事与愿违，因为思想解放的本意就是为了寻找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手段。表现在民主政治方面，如果对围绕着民主化政治的很多理论问题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就容易把反思民主转型成为反民主。

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经验上看，很难说民主政治和中国一些学者所说的诸多负面现象联系起来。显然，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民主的国家和地区通常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民主政治也通常较之非民主政治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它输出形式，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也是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它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当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基于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中。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一国一模式。

民主政治一国一模式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从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被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到了中国“西化”更具有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这种等式的产生并不难理解。但同时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为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没有具说服力的理由可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的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个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解放和反思西方民主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本身，更不是要阻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而是为了中国民主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的民主化是中国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需要，而非“西化”的需要。只有把民主化和“西化”区分开来，才能对民主政治有正确的认识。简单地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争论民主，并无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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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从西方民主对中国的作用方面给出了警世名言。

西式民主与不战而屈人之兵

一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西式民主的定义。

西式民主的定义：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摘自张维为的《反思西方民主》。这个西式民主的定义是一位欧洲学者给出的，他给出这个定义后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张维为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长期生活在西式民主的西欧国家，他走访过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国家。可以说张维为关于西方民主的文章是既有理论也有事实的。

张维为《反思西方民主》一文的要点是：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行。更为具体地说就是：“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完全忽略西式民主的操作顺序，在发展中国家全力推行“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是三步合为一步”的现代西式民主化，其极为不现实性，张维为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分析得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张维为却没有点出为什么西方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完全不顾民主操作顺序地，迫使发展中国家马上实行一人一选票的普选，这不是好心人的失误，而是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正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说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完全忽略实际情况地，强迫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西式民主，其目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地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

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仍然被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尤其是社会上层知识精英们，奉为神圣崇高，具有普世价值，这就非常地成问题了：精英们把自己的祖国卖了，把自己卖了，还要帮助别人数钱，叫好。这真是天下最为悲惨的事了。

谁说西方人不懂孙子兵法？将西式民主作为崇高神圣的普世价值，强迫发展国家实行，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消灭、削弱竞争对手，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进入现代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策。

西方民主对于西方人绝对具有普世的意义：永久地保住、维护、巩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老百姓，要想使自己的祖国经济发达尽早进入现代化，就需要对于西式民主有清醒的认识。下面这几点是被掩盖在普世的崇高神圣光环之后的，西式民主的并不崇高，根本不神圣的，而是相当罪恶的本质特性。

1．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西式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西式民主服务的社会目的，是使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深刻理解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是理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作所为，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以及现代化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的钥匙，是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发展之规律的根本。

西方文明的人生价值观念：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追求个人欲望、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随意和自由，崇尚个性。

与西式民主的政治形式相适应相配合的经济形式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式民主的社会管理形式，极为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尽可能大地继续不断扩张，与利润的无限制地持续增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和西式民主的政治管理形式，使得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得到了最为有效的实现；反过来，正是由于对西方文明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最大发挥和利用，使得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此之发达和兴旺。

2.西式民主不是能够独立生存的社会形式；于是，全世界人类社会整体的西式民主是不可能的。

西式民主是贵族精英和社会上层的民主，而不是全民的民主（请不要马上跳高，等我把话说完）。这就是说，西式民主的实现，是需要奴隶阶级、弱势群体，或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垫底，来支撑的；这些垫底支撑的阶级、群体和国家，不是西式民主的享受对象。一个社会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一定是要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西式民主高唱“独立”，但是，却是与真正的独立意识、独立行动、独立生存，根本无关的。

如果你的目光只是局限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或是今天西欧的某个小国，你当然要羡慕感叹这些国家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个人言论意志自由。羡慕感叹之结果，自然是认同西式民主的普世价值：要是中国社会也是这样的富足和自由，那该多么好。

但是，当你把眼光放得深远一点，开阔一些，当你把眼光放在人类社会的全局上，再加上张维为这样对西式民主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结果的屡试屡败的事实理论相结合的深刻认识，接下来当然是要问：为什么西式民主不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成功的普及？至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例子是，首先实现了西式民主，然后经济发达，进入现代化。

更为深刻一些的问题是：西式民主有可能成为将来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吗？我的回答是：没有可能。那么，这里之所以不可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西式民主不可能成为地球上整个人类社会的普及的社会模式的根本原因是：一个社会的西式民主模式的成功，必须依赖于对于其它人群、地区、国家的奴役。

关于西式民主的这种绝对不独立，必须建立在对于他人的奴役之上的依赖性，我记得很久以前（至少十几年前）岳东晓有文章深刻地分析过古希蜡的民主，只是奴隶主贵族等社会上层们之间的民主，其目的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奴隶们，以便更好地，更为有效地维护巩固他们自己高高在上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社会优势。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奴隶阶级作为统治对象，也就不会有奴隶主贵族们之间的民主。

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销倾销西式民主的现代发达国家，本国内确实是实现了全民的一人一选票、普选、政党轮替的民主。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国内西式民主的成功实现，是将国内的劳资矛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建立在对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的剥削掠夺之上的。西式民主的成功建立，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全民团结一致地（工人阶级当然包括在内了），以维护自己的国家整体利益为由而对付发展中国家。没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你能够想象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民，仍然能够与资本家亿万百万富翁精英上层们站在一起，保持一致性吗？

一个简单的例子：只要国内汽油价格一升高，美国的人民老百姓就都心怀不满地气哼哼地瞪着中国和印度；我敢说，如果这时美国政府发动侵略中国或是侵略印度的战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民老百姓都会高举双手赞成。

换句话来说：西式民主在全世界的普及实现是不可能的；除非，在其它星球上发现了人类，比如火星上有人类，地球上的人类可以共同去奴役火星上的人类（当然是以现代文明的方式奴役了），于是，地球上全人类社会的西式民主就是可能的了。

3.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全力推销西式民主的目的是（当然是不可公开声明的）：遏制、削弱竞争对手，以维护巩固发达国家的优势领先地位。

西方文明发展出科学的概念和方法。科学是研究、了解、掌握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解掌握客观规律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使得人类办事的行动更为有效率。科学办事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对症下药。

按说，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是一件有关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命运、人民生命安全的大事，有着科学传统的西方人更应该懂得实事求是对症下药的原则。但实际情况却是正好相反：西方人有意地颠倒了西式民主程序的顺序，完全不顾发展中国家实际社会情况，强硬推行一人一选票的西式民主的第三步，其结果从来不是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幸福，而是制造出各种社会混乱，以至流血战争，大大地延误了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西方发达国家深刻地懂得，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发展中国家向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当然是对发达国家不公平地占有地球资源的挑战，是对发展国家强者统治者的绝对优势地位的威胁，发达国家当然要想方设法地予以阻止的。以救世主的面目，挂着普世的价值，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前，威胁强迫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式民主，这实在是发达国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了。

2008年3月16日

附：反思西方民主（张维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 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反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它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它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 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 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 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它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着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 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它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本文系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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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实际上，讨论民主，是不是在卢梭的社会契约基础上，李延明似乎对主权的分析津津乐道。而哈佛黄万盛则从目前东西方实际情况层面给出了西方民主令人悲观的结论。对于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党内民主，许允仁对作为中南海智囊的俞可平蛊惑人心的相关说辞给予了丝丝入扣的驳斥。作为力主中国走宪政道路者，许允仁和张博树都对民主、特别是宪政民主歌功颂德。陈永苗则从对改革的否定层面直截了当地以后改革时代进行了民主的诠释。

当然，这些内容于此不赘。

与此相关，咱们也不去涉及中国的民主到现在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被见仁见智的众说纷纭当中，比如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民主是如何成色，中国自从1949年之后，是如何从前苏联贩运来专政品种，甚或列宁是如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概念进行修正的。到现在，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们对此有过太多的吵闹。

民主是不是的好东西，得看民主是不是个东西。

有人（比如郭宇宽等）对郎咸平一直拿着效仿美国政治制度的菲律宾的民主及其结果就是大量兜售菲佣的说法不以为然。另外的右派（比如秋风）则在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因而并非洋鬼子专属同样可以为中国人享用上进行论证。

左派们则更愿意逮着王沪宁、俞可平等有关民主的陈词滥调不依不饶。

而三足鼎立的与左右派形成舆论力量角逐者的中国传统学派，则在民主方面有着威权主义的倾向。

从宏观层面看，这三派势力都对中国目前的现实不满，虽然说给出的解决路径大相径庭，但殊途同归于对现政权的严厉批评。

是不是文人相轻，咱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混混儿，还真说不好。只能坐山观虎斗，超然物外其乐融融。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周边国家一个个都在乌烟瘴气当中不可自拔。越南、韩国、蒙古、缅甸、泰国、菲律宾、尼泊尔……更不用说被美国鬼子兜售其民主价值而遭受战乱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阿富汗和伊拉克。

是不是存在普世价值，姑且不论。

习惯于将自身描摹成百分之百正确的委府，自然会从周围国家的乱象当中，图解出民主作为乱七八糟的万恶之首，并为专制寻求到可以为之佐证的无处不在的事实依据。走上民主之路，就会出现周边国家此起彼伏屡禁不止的社会动荡与灾难，会使得统治变得让贪官污吏毛骨悚然般的不可收拾。

还别说今年以来中国国内流年不利，三天两头爆出的事件令人如坐针毡。只是看周边国家的混沌狼狈，就足以让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其评价我也是喋喋不休，在此不做过多涉及）进程面临着倒退的现实选择。

实际上，进入今年，党内民主进程停滞，基层民主也呈现出萎靡不振。虽然一直倡导民主的崔之元看到深圳出台政府差额选举这种令人兴奋的措施，而媒体更是关注到新疆有地方颁布官员财产（而不仅仅是收入）申报、并且向社会公布的制度。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些举措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大回潮或者逆流当中转瞬即逝的政治泡沫。

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国家都曾经是中国王朝的进贡番邦。现在，这些国家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遭遇到的麻烦，给中央王朝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警示，告诉北京，民主到底是不是个东西。

或许，人们会说，东方国家一直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相沿成习，民主遭遇麻烦，并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民主并没有完全到位的阶段性迷局。

这种说法，就如同改革开放到现在遇到了空前的麻烦，对此应该如何解释一样。可以说是改革本身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改革没有完全彻底的问题。

对此，理论上并没有可以令人信服的答案，全凭借着个人好恶以及价值观倾向来取舍。

抛开这种似是而非的坐而论道不说，现实情况给出的解析，让咱完全有理由预测，中国将在民主化道路上大踏步后退。

但愿，别像咱以往似的，现实总是被俺这悲观主义、失败主义乌鸦嘴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