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要强化社会问题意识
戴生岐 武小菲
新闻是生活的观照和社会的折射，是信息的传递和知识的启蒙，更是舆情的反映和受众的再造。深入社会生活、触及社会问题、揭露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的方案，以便给民众展示美好生活理想的新闻工、以及新闻作品和广大的新闻受众，三者组成了一个螺旋向上、循环往复、开放多变的系统与圆圈。当代新闻工，因其置身于开放、改革占据主导潮流的时代氛围下，加之全球化浪潮的推动，在新媒体等现代化传播 “平台”层出不穷的新情势和价值多元化的新境地下，更承担着把握主流、反映政治、引导舆情、传递民声、干预生活、启蒙知识、娱乐受众、消弭“异化”、再造“社会和谐”和和谐受众的历史使命。纵观近年来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大多数新闻工在体现新闻的上述功能时走出了一条保证新闻事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新路子，并因此也产生了许多成功的“互动平台”和“传播品牌”。比如“焦点访谈”、“对话”、“百家讲坛”、“今日说法”、“走近科学”、“欢乐大本营”，乃至平面性的“南方周末”、“读书”、“生活周刊”以及网络新媒体中的“”和“学术中国”等等，这些都是新闻工与广大受众平等互动，实现“双赢”的优秀传播品牌。由于新媒体等传播手段的介入，大量知识分子的加盟，以及新闻人自身素质的提升，致使新闻事业的人文气息日益浓郁，新闻人对自身的道义相当意识更加自觉，以至于有人认为，新闻工，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是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
然而，由于市场机制放大局部利益冲动、新闻监管力度不够、新闻人自身疏于自我提升等多重原因，一些新闻工的社会问题意识却变得日益淡薄。表现为对转型期社会生活嬗变过程中的结构性、变迁性等社会问题的“宏大叙事”的多有疏离；也表现为对微观性层面的越轨性、道德性乃至心理变态性社会问题的反映麻木。以至于又有人士认为，新闻工“已经不能算作是知识分子”了。审视目下“新闻界”的状况可知，上述说法虽不无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一种“真实”。如过于强调新闻的时尚性，缺乏对匡正社会风气的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欠少激浊扬清的热忱，跟着世俗社会的大众趣味随波逐流；过于放大新闻的娱乐性，缺乏对低层民众生活流变困境的关注与忧患，甚至把“躲避崇高”、疏离历史和漠视政治当成了新闻的“常态”，借宣示后现代主义之名，行道德犬儒主义之实，从而造成一定数量的“狗仔式”新闻工混迹于新闻队伍。这些人追逐明显兴趣盎然，借“事”造势神通广大，炒作本领花样翻新；相反，对社会问题则漠然置之，对民众“痛痒”则视而不见，对社会道义则缺乏体认，甚至因此而变为莫泊桑笔下《漂亮朋友》一书中所描述的杜洛阿式的人物。有鉴于此，在当前语境下提出新闻工强化社会问题意识的话题，就不是一个“被人说乏了的话题”。
关于社会问题最为简洁的定义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Mills·C·W）的论述。他认为社会问题也即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社会的公共问题常常包含着制度上、结构上的危机，也常常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和‘斗争’”。从主体维度考量，结合社会问题萌芽、展开和被“标定”的历时性的进程，[1]社会问题从时间性上必然涉及如下先后相随的一些主体或环节：一是局部利益受损集团的不满和焦虑；二是社会敏感集团对问题的“发现”以及为解决问题而奔走呼号；三是社会舆论集团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体）对问题的宣传以及公众（受众）在社会态度上的认同与共识；四是社会权力集团对问题的“承认”和解决问题时对各种资源的动员。我们认为，从“生活与实践第一”的观点出发，新闻工强化社会问题意识首先就应从扮演以下四种角色切入。
首先，新闻工应该是利益受损集团的感同身受者。
社会的全方位转型必然带来结构性、变迁性等等类型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利益受损集团往往是“转型”与“发展”中的“代价”的承担者和社会分层进程中产生的弱势群体。对弱势人群的困境心怀殷忧并抱有同情，应该是一个新闻工的道德底线。勿庸讳言，这些年有些新闻工“坐板凳”时的“屁股朝向”的确有令人病垢之处。一方面，他们对社会强势人群在态度上摧眉折腰，在宣传上也紧盯不舍，在称谓上则极尽肉麻之能事，什么“老总”、“大腕”、“巨星”、“款爷”的不一而足；另一方面，却对那些背井离乡在生活的底层“打拼”的人则不无调侃和歧视性的“描画”，什么“盲流”（进城务工农民）、“打工仔”（第一线劳工）、“肉贩子”（个体肉商），擦鞋佬（以摆摊擦鞋为生的）等等。更有甚者，个别农民工因讨薪无果被逼无奈打算跳楼以死抗争，也成了某些新闻工追求卖点的“噱头”，并被渲染为什么“上演跳楼秀”，以此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呼唤新闻从业者的道德良知就显得颇为重要。而且，我们认为光有同情心是不够的，因为新闻工不是街道里弄里的“事儿妈”，只要对弱者的遭遇抛洒一掬同情之泪就可以转身再寻觅另一家的“家长里短”，而将前者的不幸抛置脑后。在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心的基础上，新闻工一定要体现专业水准。因此，就必须把“同情心”上升为“同理心”。同理心又称之为“同感”（empathy），它是“社会工作”的关键词之一，然则我们认为，就关注弱势群体而言，新闻工无疑也是社会工。“同感不仅仅是对案主的感受，它还要社会工在体会案主感受时，敏锐地正确了解这些感受所代表的意义”[2]（P133）。也就是说，新闻工在面对利益受损集团的困难时，一定要有米尔斯所说的“社会想像力”。这样，他才能因小见大、见微知著，敏于洞察问题主体身处困境的社会原因，从而就能在“描述”问题时对“问题”“之所以然”的“原因”做出“诠释”，而“诠释”是正确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在这方面，最值得广大新闻工效尤的莫过于新近揭出山西省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内幕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付振中了。付振中首先就对被挟持到砖厂的童工抱有深刻的同情心。他说：“做苦工的孩子，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他们每走一步就像踩在我的心上，有一种揪心的痛”。不啻是同情，他还想方设法用非常理智的办法营救了不少被奴役的童工。
其次，新闻工还应该是社会问题敏感集团的中坚力量。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有一个观点，即当改革占据主导潮流的时候，一般而论，新闻记者、报告文学作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因其自身的专业背景和职业特点，往往会对社会问题心存敏感，他们也因此而承担了“描述”（问题）→ “诠释”（问题）→预测（走势）→解决（问题）的历史使命。平心而论，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和日益多变、多元，加上一般民众因个人利益导向所造成的短视和社会知识的匮乏以及“信息不足”等多重原因，他们往往会遁入感性的泥淖不可自拔，由于对自己的不利处境难以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宏观的把握，生活的无常感与荒诞感会陡然增加；同时也会丧失克服自身不利局面的勇气，并相应产生对社会不抱希望的悲观意绪和孤独无助的心理感受。在这里，新闻工因自身承载了较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其活跃的流动性也鲜有其它阶层能够匹敌，加上开阔恢弘的宏观视域和综合杂多的专业背景以及得心应手的业务技能，因而，他们考虑问题就比较容易超脱一已私利，从而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发现自身的问题，并利用自身优越的传播条件把这些个人性问题转化为公众性问题。所以，新闻工在发现社会问题和加速社会问题得到合理、公正解决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仍以上述案例为例，不难看出，如果不是付振中（也包括郑州市好公民辛艳华）等人的努力，如果不是他（她）们借助于网络媒体的“利器”在河南大河网上发布“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的跟贴并迅速引来众多网民和媒体的跟踪关注，400个家庭的问题就依然是“小众”范围的问题，而不可能在瞬间得到广大受众的认同成为公众问题，黑砖窑问题“盖子”揭开的时间还无疑会滞后。
再次，新闻工还理所当然地是掌握媒体工具，引导社会舆论，打造解决社会问题的民意基础的“共识”催化者。
当代被人们称之为信息时代。一般受众截获信息的主渠道就是大众传媒。包括网络等新媒体在内的媒体系统，已经成为制造、传播社会舆论、再造受众，并影响制约受众判断力的主要工具。抽象地讲，人们对某一社会事件做出判断、考量应该是每个人独立自主完成的。因为舆论本质上讲就是一般大众对某一社会事件的看法。然而，由于一般大众社会生活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所有社会事件都直接一一亲历。“众”前面冠之以“受”，明确无误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大众传播和信息化时代，大众对社会事件的判断带有明显的非自主的“受动性”的特征。这就为广大媒体从员——新闻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引导舆论健康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一部当代新闻传播史告诉我们，一般民众对什么社会事件重视以及对该事件做出什么评价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认知和态度。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评价对大众来说有双重功效：一方面，吸引了受众的眼球，使他们转移注意力到媒体关注的对象上，并“仿同”媒体的立场对一定的社会事件做出类似的判断；另一方面，散在性的受众把被媒体“调动”起来的看法、观点和立场拿来又通过日常的社群间的“互动”，使之协同放大，从而就形成了对社会管理者而言的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又无疑会促使社会管理者及早对解决问题拿出合情、合理并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和意见。仍以上述案例为例，正是由于付振中们看到了网民这一新型受众喜欢上网的心理偏好，故他（她）们才接二连三地在网上发布贴子；一时间，发生在洪洞县黑心砖窑老板虐待童工事件成了神州大地“街谈巷议”的话题。大量博客铺天盖地的跟贴和几百万的点击量，各大报刊乃至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纷纷跟进，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促使高层领导对自身工作的深刻反思，并最终实现了问题的解决朝着人们期待的方向演变。
最后，新闻工还应是善于“游说”上层，并促使权力集团创设解决社会问题的条件的各种资源的争取者。
本质上讲，问题是“当解”和“能解”的统一。新闻工在发现了社会问题并通过媒体宣传凝聚了民众的“共识”，只是从价值层面上阐述了问题“应当”解决的“价值合理性”，如果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师出有名”的“人和”之缘；那么，“工具理性”层面的“天时”之利和“地利”之便，便成了问题“能够”解决的资源凭借。在众多的“工具”体系中，权力工具的效用无疑是最大和最有效的。在这里，“高层”对问题的“定义”、“承认”至关重要。由于涉身高层的社会权力集团远离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第一线，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对问题的敏感度上占优势。勿宁说，就反映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及时性而言，高层权力集团还是比较滞后迟钝的。然而，由于他们掌握着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各种资源，因而，不啻是社会问题的“标定”离不开他们，而且就社会问题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公正的解决，也与他们的参与状况和投入资源的丰匮状况有直接联系。在权力相对较为统一、集中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制约下的中国，这一特色可能会更加鲜明。于是，想尽一切办法引起高层关注，调动他们手中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来促成问题的良性解决，也是新闻工的使命，用中国式语言表达，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惊动上面”。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其所著中塑造的记者或作家形象，无疑都是一些“游说”上层有方的“手眼通天”的非常人士。如《浮躁》里的州城日报社的记者金狗，《怀念狼》里的州城市的作家子明等。这些人都是敏于感受社会问题并巧于借势权力机构截获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资源的“上蹿下跳”的能手。就现实案例而言，日前“两高”（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新近出现的10种受贿罪做出司法解释，就是记者调动高层创设法律资源（资金支持和道义支持以及政策支持也类同）条件解决令人棘手的腐败新变种的成功典型；一旦“两高”的司法解释正式生效，往日不好定罪的新腐败问题便会在新的法律资源的“供给”下变得较易解决。
新闻工的上述四种角色是一个“一以贯之”，并由解决社会问题实践过程制约的集合。实践中的角色扮演可以强化角色意识，但系统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培养，也显得非常重要。就从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来看，新闻工要强化社会问题意识，就必须强化两种意识，积淀一个气质，树立一个情怀，并入进一个境界。第一，要强化人本意识。马克思曾明确提出：“人是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3]（P118）；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也极富“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干预社会生活以及匡正失衡的社会结构和关系为已任的新闻工，应该从这些思想价值观念的富矿地带钻探寻宝。第二，要强化社会意识。用中国传统文化讲也即要培育“天下情怀”。新闻人要突出新闻事业的“人学”特色，就要把它具体“置换”为可资操作的实践观念。因而，“以人为本”就主要是指以天下苍生和皂黎百姓为本。这就要求新闻工必须为争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的实现而鼓与呼。尤其应该看到的是，无论从西方的“社会——国家”的二元分析框架考量，还是从马克思的社会生活（广义的）四元（即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狭义的>）结构分析框架来考量，在我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社会”一词历来是一个弱环。不做大、做强“社会”这一环节，就好像一个木桶缺少一个插板一样，肯定会影响到整个木桶的盛水量。因而，以劳动人民为本，就要关注社会建设、社会事业、社会关怀、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社会幸福（民生痛苦研究）和社会价值诉求进程中的人与事。惟其如此，才会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打造出和谐的社会格局。第三，新闻工要积淀一种因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敏感气质。黑格尔认为，敏感就是“在感性直接观照里同时了解本质和概念”[4]（P167）。因为“社会想象力”的发挥，面对弱势群体的窘境对自身“同理心”的唤起，一点离不开具有“敏感”气质的人。因为只有对利益受损者的问题心存敏感，他才会对其“处境”的社会意义（即本质）有所“洞察”，才会进而激发他的以小济大，以柔济刚的悲悯情怀，并设身处地为弱势集团考虑问题，以促使问题得以解决。第四，新闻工要树立一种维护性的建设情怀。新闻工揭露社会问题绝对不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幸灾乐祸的心理偏好，也不是为了给党和社会“抹黑”，而是为了促成社会问题的解决。因而，他们既要善于发现问题，捅开问题的“马蜂窝”，又要善于解决问题，防止“马蜂窝”的“人头蜂”出来伤人。因此，充满善意、爱心、理智和忍耐的维护性、建设性情怀和建言献策的参政性习惯也是新闻工须臾不可或缺的。最后，新闻工要进入到一种大人境界。中国传统文化一般把理论性、规律性、普遍性、意义性的东西称之为“大”或“大体”，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就是这种意思。而将“小”或“小体”看成是现象性、感受性的东西。《孟子·告子上》：“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赵岐注：“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朱子注：“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从中可以看出，大人就是因小见大的和谐人格。他们不仅仅“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而且能够做到“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从而就造成了大（社会）与小（个体）之间的高度和谐。这样的人，才会超越“本我”与“物欲”的奴役，不断向“自我”或“超我”境界迈进，最终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新闻工就应向这种境界努力！
注释：
[1] 朱力.社会问题界定[J].南京社会科学.1997,(12)
[2] 翟进、张曙.个案社会工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 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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