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投资者之所以把美国政府拯救金融市场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行为，无非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国有制。美国政府收购金融企业的股份，是一种国有化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自然而然地被等同于社会主义。
其实，美国政府将几个金融企业收归国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美国政府收购房地产信贷企业，只不过是在政府注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投资的力度，从而避免前期投资血本无归；政府出面收购金融投资银行，无非是兔死狐悲，害怕金融危机连累到自身的利益。当前美国政府的主要决策者，都来自于华尔街投资银行，所以，美国政府决定收购华尔街投资银行，不需要任何想像力，跟社会主义也没有丝毫的关系。这只不过是美国政府少数人，为了拯救金融同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措施。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欧洲国家政府明确表示，不参与美国政府金融拯救行动。正因为这样，当美国政府提出庞大的国有化方案时，美国国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不少美国国会议员反对美国政府出面拯救商业金融机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将纳税人的资金投入到少数金融机构之中，从而损害中下阶层民众的利益。
西方一些金融投资家、政治家之所以会那样判断，不是他们不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昔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的商业金融投资机构，起死回生后继续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美国政府将金融机构收归国有，是害怕此次金融危机彻底动摇自由资本主义的根基，进而破坏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所以，美国不是在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在巩固资本主义。
不过，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至少印证了笔者的两个观点：当今西方各国的市场经济都是亏损型的市场经济，金融是转移发展中国家利润的最有效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重建世界贸易体系规则，但无论是关贸总协定还是世界贸易组织，都被深深地打上了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烙印。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借助于服务贸易特别是知识产权谈判，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达国家服务产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后起的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生产链条的中下游，不得不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污染环境为代价，争取应有的国际贸易地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贸易分工越来越明显，发达国家提供服务和知识产权，而发展中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发展中国家依靠制造业和农产品出口赚取外汇，可是由于世界金融体系的规则制定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就可通过调整外贸结算规则、改变汇率政策、开发金融衍生交易产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发展中国家获取的外贸利润转移到自己手中。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的加工工厂，处于世界制造业的末端，既没有掌握知识产权，也没有掌握国际货币市场的话语权。中国通过出口工业制成品获取的外汇，相当大一部分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实行美元贬值的货币政策，导致中国的债权损失严重。此次美国雷曼兄弟等一些投资银行折戟沉沙，导致中国数家国有金融企业损失数亿美元。如果不尽快走出传统市场经济的窠臼，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主动利用国际货币市场规避商业风险，那么，中国企业还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总而言之，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再一次提醒我们，必须对国际经济秩序有清醒的认识，认真研究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以便能在波诡云谲的国际金融贸易市场中争取更加有利的地位。(：乔新生)
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9月22日晚要求布什政府终止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这对原本料想26日会通过此项议案的财长鲍尔森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经济周期性规律决定了逆势干预的收效性往往低于预期。目前金融市场动荡主要是起因于前期房地产市场、及其衍生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带来的泡沫破灭冲击。按照经济周期原理，经济循环必然要经历从高峰到低谷的过程，任何外部干预只能平滑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能完全熨平其波动的过程。
干预救市理论要求更为完善的救市计划。救市的本源来自于市场本身机制的缺陷，单纯的自由竞争市场因交易者的疯狂逐利而失去其内在的平衡机制，最终导致市场本身的崩溃和交易者的巨量损失。救市的目标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只是要将交易者的行为和逐利性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即在保障市场内在平衡机制发挥功效的承受能力之内，以此维持自由市场机制的有序运作。而此次布什政府呈交国会的拯救计划除了关注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存亡之外，对于选择金融机构国有化与市场化破产的标准;国有化与破产之后的金融机构如何运作与监管;最终这些机构如何重归自由竞争市场等等均语焉不详。难怪报告遭到了大多数议员的反对。
再次，委托——代理理论下的干预救市方案对于委托人（纳税人）的利益保障严重不足。如果将美国纳税人与政府分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话，那么严格来说，布什政府是代替纳税人在干预金融市场，以实现纳税人降低房贷信用风险、促进就业和刺激消费的宏观经济最终目标。而布什7000亿拯救计划虽然称得上是“大萧条”之后最大规模的计划，但是实质上却与罗斯福的救市计划大相径庭。当年新政的核心计划是制止工业实体经济的衰退，促进就业以拉动消费和经济增长，而布什的计划则完全倾注于拯救华尔街投行巨鳄，主要受益者是华尔街大腕而非普通纳税人。财长保尔森的提议也是建立新设机构来吸纳早已贬值的次贷资产，以实现金融机构的脱困。
作为此次救市计划的最终出资人，纳税人恐怕难以享受到救市所带来的实质好处。华尔街大幅裁员不说，就是对于在次贷危机中受损的纳税人，其所承担的风险并未因政府拯救华尔街而降低，只不过债权人从私人机构转为了国有组织。同样背负着在次贷泡沫中过度炒作的恶名，为何华尔街投行与其高管就能通过救援计划置身事外，而普通投资者作为救助的出资人却依然深陷其中？
实际上，此次救市计划最大破绽就在于其没有完备的应对措施。很难想象美联储与布什政府从去年的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之后，一直没有提出应对次贷危机极端恶化状况出现时的应急预案。或许，伯南克与保尔森一直以为金融市场的动荡只是短暂现象，甚至在今年4月还抛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的论调。在次贷危机急剧爆发之后，美联储与布什政府不得不转而求助于更为直接的政府干预措施，可长达数页救市报告充分说明了该计划的仓促性。即便国会无法在程序上阻止计划通过，其真正的救市效果也很难得到保障。
首先，救市计划未能提出完备的金融机构救助、国有化运作与监管、私有化重返市场的一整套计划，缺乏这样实际操作的构架，救市的后续进展很难得到明确界定。看来，即将离职的布什政府极可能把这一“烂摊子”丢给其继承人去处理。
此外，在金融机构国有化运作过程中并未明确如何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督机制，那么很难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尤其是对于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高管而言，冒较大的风险进行投机以获取高回报，或者通过内幕交易将公共利益转移为私有利益均可能出现，而一旦风险暴露，则可通过政府补贴弥补。如果不能在后续的措施中不断完善对纳税人的保护措施，那些机制设计上的问题仅仅靠保尔森所说的引入华尔街“经验人士”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正是这些经验人士将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华尔街百年老店拖入了破产的深渊。
就对中国的冲击而言，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直接拯救了处于困境的房地美、房利美，美国国际集团等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对于直接持有数千亿这些公司债券(资讯，行情)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但是也应该看到，华盛顿为危机融资的主要手段依然是传统的国债。而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TIC）报告，截至今年7月，日本持有美国国债最多，为5934亿美元，其次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5187亿美元。随着美国救市计划的扩大，美元汇率极可能在转强之后再度走弱。而美元贬值之后，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不得不面临持续缩水的可能。
此外，美元汇率下跌，主要以美元计价的原油、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将可能再次上调，届时对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将会增大。最近以来持续扩大的PPI与CPI剪刀差可能面临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并最终给中国的企业带来巨大成本上升和最终商品价格难以上涨之间的冲突，直接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生存能力。（文/陆志明）
法国总统萨尔科奇以现任欧盟主席身份发表讲话，称目前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意味着“它强加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理念的失败”，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他认为现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已经病入膏肓，需要“推倒重建”。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也表示，美国可能将失去“世界金融体系霸主”地位，而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不负责地”夸大无约束的自由市场原则。
以“华盛顿共识”为基本标识的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苦心经营的意识形态权威，不可避免地坍塌了，美国确立的全球性的制度迷信也将走弱。这种意识形态魅力的逐渐祛除，影响比美国金融霸权危机更为深远。随着对西方流行概念的深入反思，关于国家发展道路和世界前景的理论辩论将在全球重新兴起，新的思想解放将在不同国家真正成为可能，制度竞争也将随着世界秩序的重构而以新的面貌展开。
目前西方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进程中逐渐扩展的“国有化”趋势，就引起了此前二十年少见的理论辩论。在国有化“两房”和准国有化AIG之后，美国财长保尔森提出7000亿美元金融市场救援计划。这一巨额计划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进一步操作“国有化”的压力，其中部分压力是以批评这一计划的方式呈现的：如果说政府不能不拿纳税人的钱来拯救那些陷入麻烦的金融公司，那么，应该避免“亏损社会化，盈利私人化”，但是要避免利益输送，就意味着要让“风险社会化”和“盈利社会化”对称，这样就要重复国有化“两房”的逻辑，将“临时国有化”（政府买下金融机构坏账）长期坚持下去。有意思的是，英国媒体近日认为，欧洲银行系统也将出现美国式“国有化”浪潮。
在华尔街式“金融资本主义”终结之后，一国之内的金融制度和全球金融体系怎样才能更有效更公正，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国有化”成为此次美国政府拯救危机的关键手段，促使人们重新展开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和辩论。全球评论者多拿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与1929年美国大萧条相提并论。1929年美国大萧条和全球经济危机的主要社会政治后果，在于催生了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西方进步运动浪潮和席卷全球的红色运动浪潮。这一次危机之后将发生什么？
历史有的时候会有惊人的相似，但有的时候也不会，关键看时势能造就什么。华尔街模式的权威终结之后，其他国家在谋划重新分配国际金融市场话语权的同时，能否为重塑现代金融制度和其他制度开辟一些新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即将度过59岁生日的共和国面对的一份邀请。即将开始下一个甲子的建设进程的文明古国，刚刚将“神七”飞船送上太空，中国宇航员也将踏出行走太空的第一步，在制度建设领域，中国也应该有勇气和信心尝试为世界制度文明寻找新的可能和方向。温家宝总理近日在纽约面晤美国经济金融界人士时表示，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不仅是中国应对危机之道，也应该是中国承担文明责任的进取之道。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