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关于生态殖民扩张的命题对我国调整外资战略的启示
郭尚花
[内容提要]生态殖民扩张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我国作为连续15年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生态殖民主义也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以各种形式彰显出来，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我国应对内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加强领导干部的“生态审计”，对外采取动态的外资政策，加大对资源的保护力度，积极抵制生态殖民主义在我国的扩张。
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变之时，资本金融全球化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纵深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生态殖民扩张的命题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利用外资的政策取向显示出醒目的警示作用。他们以警惕和敏锐的目光，从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不可调和的矛盾出发，揭示了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生态危机、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过去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政治压迫、经济掠夺为表现形式的殖民主义逐渐演变为一种对第三世界“温和”的生态殖民主义，而且正伴随着资本和市场在全球的扩张，呈现发展和蔓延之势。我国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资直接投资目的地，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王超在温州出席“2006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论坛时说，截至2006年9月底，中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超过6650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近200个，全球500强企业已有约480家来华投资兴业。据联合国贸发会议调查，2006到2008年，我国仍是对跨国投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的内容，也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新要求。我国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际，防范生态殖民扩张任重而道远。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提出防范发达国家进行生态殖民扩张的理论
生态殖民主义是指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生态社会主义者在其理论中占用大量篇幅，剖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与保护生态环境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醒目地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本国的生态危机，大举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的必然性和严重后果。
（一）生态社会主义从生态危机入手批判发达国家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尽管人类的生态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但生态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生态学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以私有制为基础并且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必然导致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从而导致环境恶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占世界 25％的人口消耗着占世界 75％以上的能源和80％以上的原料；在全世界释放的可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中，发达国家占2/3”。因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如果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去预防或挽救本国尤其是全球生态危机更是不现实的。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期刊的主编詹姆逊•奥康纳早就撰文指出，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即使在本国范围内，要在私有市场结构中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内化是不可想象的。“在体制内进行生态改革也像其他改革一样是有局限的，因为改革一旦触及体制的本质，就会被利益集团所扼杀。”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安德列•高兹也阐述了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动机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冲突的。他认为，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要素的联合体，为了获取利润，“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资源、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高兹提醒人们，不要被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保工作所迷惑，这只不过是拓展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范围。
（二）为了转嫁基本矛盾、摆脱生态危机、降低产品环境污染内在化成本，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具有必然性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发达国家不仅难以在本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而且由于本国资源无法维系和满足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跨国资源掠夺，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它们的资源环境买单。“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约翰斯顿认为，资本主义喜欢剥削新的土地和资源，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他称这种行径为“生态帝国主义”。戴维•佩来指出，西方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占有从第三世界获得的剩余价值。“逐渐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雷格哈万早在1990年关贸总协定就跨国公司迫使美国政府坚持进一步向第三世界开放和取消贸易管制后就敏锐地提出，这是对第三世界“重新殖民化”的一种努力。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正在从转嫁生态危机中得益，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的生态掠夺从未停止过。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和社会干预的退却，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渐渐主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以流动资本为媒介，大肆地进入第二、第三世界寻求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料来源，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三）生态社会主义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
生态社会主义深刻揭露了生态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掠夺行径，认为生态殖民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直接的掠夺是指发达国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原料仓库甚至垃圾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直接掠夺那里的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洁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生态社会主义指出，正如今天一些欧美国家是建立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的基础上一样，今天一些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同样是建立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城市被污染的基础之上。佩柏指出：“环境的质量与一个社会物质财富的丰裕或贫乏是紧密相关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它的一些兴建的绿色生态区就是这样的一些特权地区，有毒废气较少，土壤和树木保护得比较好。”
间接的掠夺则是借助“结构性暴力”实现的。罗伯特•海尔布隆纳指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强大的外国资本加上本国上层资产阶级通过政府制定各种政策，迫使农村大量公有土地被私有化并被带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农民为了在所剩不多的土地上求生存不得不过度耕作，导致土地的贫瘠甚至沙化。另一方面，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受到发达国家农产品的巨大挑战，迫使发展中国家为降低农产品成本而对有限的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这种生态殖民掠夺同16、17世纪的贩卖黑奴，18、19世纪对落后国家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那种掠夺，本质上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针对萨默斯将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指出这“不过是号召将美国国内正在施行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未落实的政策和做法推广在全球范围而已”。戴维•佩拍也尖锐地指出了发达国家推行其生态殖民主义使全球自然资源遭受掠夺性开采的严重后果。“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而这种环境也是它最终所依赖的。从全球的角度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在产生诸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和造成严重污染的大量废弃物等不利后果。”那么对全球资本流动带来的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发达国家除了客观上把基本矛盾转嫁到更大的范围外，也把生态危机和生态矛盾扩散到全球。尽管国际上颁布了一系列防止跨国污染转移的公约，如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1989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等，但追求利润的根本动力往往使环境成本内化和生态保护问题放到次要地位。曾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的托普弗承认，他起初试图将环境署变成为一支国际环境救援部队的设想远远没有成为现实。现实却是“第一世界”正在对“第三世界”进行生态侵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控制着世界的主要资源，对全球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
二、生态殖民扩张在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的渗透
不容质疑，外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有目共睹，但生态殖民扩张也随着外资的大量涌入以各种形式彰显出来。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在 2007年《呼声》11月号发表了《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相应的环境负担也就集中到中国。尽管我们还没有具体统计出外资企业在中国水污染、大气污染、掠夺式采掘不可再生资源等方面所占的比重，但外资在以下几个方面所渗透的生态殖民扩张行径已令人触目惊心。
（一）外资以资本直接投资的方式，以控股权为前提对我国的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掠夺式或低价开采
中国矿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外资以合资、兼并和并购等方式控制我国的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开采。据2006年2月17中国并购研究中心报告的《中国产业地图》显示：我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资产控制权，涵盖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众多领域。目前，已“有100多家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矿产勘查，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涉及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锌、金矿等400多个勘查开采项目。外商、港澳台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矿业企业达到594家”。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中国矿产资源开发领域共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797个，合同外资金额为70．2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72．42亿美元。其中，外商独资项目134个，总投资额大于2800万美元的大型项目17个。由于外商只谋求短时间利润，因而导致我国的矿产资源开采浪费严重、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难度加大。以煤炭资源为例，按照我国相关法规和技术规范，薄煤层要求回采率不能低于85％，中厚煤层不能低于80％，厚煤层不能低于 75％。但是，目前我国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35％。矿产资源利用方式还比较粗放，一些地方采富弃贫、一矿多开、大矿小开的现象较为普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分别为30％和35％左右，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大中型矿山中，几乎没有开展综合利用的矿山占43％。从2004年外资投资增长的行业结构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外资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有采矿业、大型设施制造业、高科技制造业等。
（二）外商通过直接投资和贸易把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
根据1995年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我国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有16998家，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和高度污染密集产业的工业占其全部投资企业的一半以上（51.9％），说明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是高度污染密集产业是外商投资的重要产业。这些产业主要是皮革、毛皮、羽绒及制品；化学原料及制品；火力发电；纺织印染；原油开采加工及炼焦等。“1996年我国外商投资中，污染型企业占全部三资企业的28.7％，其中严重污染型企业为三资企业的 12.6％。”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变成了发达国家产业优化的一块跳板，变成其淘汰产业、污染产品、污染物的集中地。
（三）外商通过投资方式转移有害技术、设备和产品
一些外商将国外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和禁止使用的技术、设备和产品，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我国。甚至以整旧翻新、以次充好等手段，将低劣、陈旧、落后的设备充当优良的先进设备，通过投资方式转移到我国。这类设备高污染、高能耗，对我国的环境和职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据沈阳市人大的一项调查发现，某合资企业引进了早已被国内废弃的工艺，即用液态汞生产日光灯，导致车间空气中的汞浓度超标几十倍，严重危害了工人的身体健康。生产这一产品的中日美合资的福建惠龙农药有限公司在1993年七八月间发生了六起农药中毒事件，导致三人死亡。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很少考虑职工的身体健康，不配套引进环境保护设施和劳动保护设施，或引进环保设备后让其长期闲置，或有些引进的环保设备只为应付检查。这种做法的危害性已开始暴露，恶性中毒事故及劳资方面的纠纷屡有发生。《北京青年报》2002年12月23日报道了一则触目惊心的消息：广东惠州一家合资企业三名工人因每天都要接触二氧化硅、重金属、三氯乙烯等可能导致职业病的有害物质而中毒猝死。
（四）发达国家以出口形式，通过国际贸易把生活、生产垃圾转移到我国
电子废物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垃圾，“如果这些‘电子垃圾’被掩埋在土壤中不作任何处理，渗透出来的有害物质就会对土壤造成严重的污染；而假如对这些垃圾进行焚烧，则会释放大量的有害气体，对空气造成污染，最终形成酸雨。”我国广东汕头贵屿镇就有全国罕见的废电脑垃圾场，致使该地区饮用水中有害物大大超标，当地人不得不从外地运水进来。2006年11月，“一项联合国环境计划报告指出，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设备废料高达2000万至5000万吨，其中八成出口到亚洲。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中有80％被出口到亚洲，中国成为受害重灾区。硅谷防止有毒物质联盟的一份报告说，每年美国大约有50％到80％的电子垃圾被出口到亚洲，主要是出口到了中国。另有报道称，大约40％的英国垃圾是在国外处理的，主要出口国为中国和印尼。”2005年底，国家质检总局还通报了一起外国基金会捐赠“医疗垃圾”及失效产品的事件。沿海地区是危险废物的主要进口地和使用地，乡镇企业是危险废物的主要使用者。
（五）我国生物多样性减少，基因污染初露端倪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外来物种入侵造成严重灾害的国家之一。据2007中国环境绿皮书记录，目前入侵我国的外来生物有400多种，其中危害较大的有100余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外来物种中，我国就有50余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有1000亿元。外来物种入侵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生物污染。大部分外来种入侵成功后大爆发，难以控制，容易形成单优势种群，导致本地物种的消失和灭绝。在《濒临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的濒危物种中，我国有156种，约占其总数的1／4。还有资料显示，一些外国投资者早已进入我国境内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产品，1998年其相关投资企业已达200余家，投资总额已达10多亿美元；而我国2000年进口转基因作物已达1000多万吨。
（六）外商对我国森林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
在维护生态安全中，林业承担着建设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湿地生态系统、改善荒漠生态系统的重大使命。全球已出现的森林锐减、湿地退化、土地沙化、物种灭绝、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涝灾害、气候变暖和水污染、空气污染十大生态危机，有八大危机主要靠林业来治理。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胶合板出口国，而且很可能在短期内超过意大利成为最大的家具出口国。据中国环境绿皮书统计，2000——2004年中国的林产品出口量翻了一番，2004年的年增长率更达到了 35％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出口的木制品（不包括木制家具）主要输出到美国、日本、韩国、香港、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额的增长，但是，我国的森林资源遭到极大的破坏。日本的快餐业在刚刚起步时就开始从我国进口一次性木筷。从经济角度看，这种木筷的价值并不大，而从环境成本考虑，它的价值是难以计算的。几分钱的成本背后是我国大面积的森林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泥石流、山体滑坡、沙尘暴等恶劣的气候状况，为改善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我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
三、我国抵制生态殖民扩张应采取的外资战略措施
鉴于上述“生态殖民主义”的种种危害，生态殖民主义已成为我国环境安全中的新问题。我们虽不能因为外资对我国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就因噎废食，但清醒地权衡外资对我国科学发展观战略实施的利弊，采取动态的外资政策，在中国资本市场流动性过剩的今天显得必要而急迫。
（一）解放思想，使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已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任何通过对生态系统大规模破坏来实现的经济增长都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我们必须从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向生态安全的质量上转变思想，把生态文明置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上去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对引入外资的领导干部考核绿色GDP政绩并在离任时进行“生态审计”
盲目引进外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导致领导干部在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中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如果对领导干部实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和审计制度，将会使生态安全意识在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利用外资时会更加审慎。
（三）动态调整外资政策，进一步加大对我国资源的保护力度
2007年11月7日，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颁布了修订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提出不再允许外商投资勘查开采一些不可再生的重要矿产资源；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等内容。但外资参与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远大于弊”的言论仍然不绝于耳。由于我国资源性行业赖以生存的矿产资源没有完全市场化运作，从事我国资源性行业可以无偿占有大量的国有资源的价值，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超额垄断利润。因此，资源性企业是外资觊觎的首要选择。作为国家主管部门应根据人民币升值的幅度，采取动态的策略控制外资企业在我国资源性行业进行野蛮掠夺或低价开采。
（四）对外资企业实行环境成本内在化原则
面对外商投资企业向我国转移污染问题，我们一方面应参考国际规范，建立我们自己的环境壁垒体系，另一方面，使治理污染的社会成本内部化，由外企承担相应的污染成本，采取“排污者付费原则”。目前发达国家要求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污染者应彻底治理污染，并将所有自理费用计入成本。
（五）依靠政治大国的优势，积极参与完善抵制生态殖民主义的国际公约
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积极展开环境外交，促使环境保护的国际条例和公约不断完善。如关于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和处置的巴塞尔条约确认任何国家皆享有禁止来自境外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进入其领土内处置的权利，但并没有涉及到污染产品与污染企业转移问题。此外，还应联合发展中国家，监督发达国家遵守国际公约。
总之，生态殖民扩张已在资本金融全球化和人民币不断升值背景下日益向我国渗透，我国因为生态灾难所致直接损失每年均不低于1000亿元，每年国民经济增长的一半由此被抵消，如果我们听任生态殖民主义的蔓延，国家经济安全将受到威胁，建设生态文明将更加困难重重。
（《环球视野》摘自2008年第3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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