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桑珠
《财经》杂志的“长三角调查”，直指中国市场经济的这块风水宝地。
“浙江模式”的欢歌笑语犹然在耳，然而历史之河，在这个甲子年，旋涡重重。浙江的事情，或也是中国改革史上一大节点。财经网站上终于登出调查报道《明暗债务链》，说的是被浙江工商评为当地民企第一的浙江广厦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层层解剖下来，那一声棒喝已在当头。
债务链条，实质是企业的资金链条。有明暗的债务链条，就是明暗的资金源头。世界经济危机山雨欲来，这链条紧绷之际，我们赫然发现，如此表面风起云动的经济幻像居然很多就是在这明暗两条绳子上的高空舞蹈。
与国外先有金融危机，后有实体经济危机不同。浙江的危机，是从实体经济的危机，向着金融体系转移。受挫最大的当是浙江赖以生存的民间信用。
浙江的工业化，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作用尤大。这个熟人社会的基础，是家族，同乡，同业。一遇来自上面的调控压力，资金上可以相互周济。外乡人惊诧的，温州人可以发个短信，不立字据，就可以从乡亲朋友那里借到钱，可说明浙江民间信用力量之强大。
宏观调控，业已多年。这些年间，浙系民企，靠着有限的银行贷款和雄厚的民间资金的输血，于内外的窘迫中，逆势扩张；浙系民间资本，也在境内攻城略地，炒高房地产和生产资料的价格。
但民间信用毕竟是体外循环的，备受争议地地下金融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实际上对地方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输血功能，但由于其高额的获利方式，被冠以“高利贷”和“地下钱庄”。
例如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国内银根抽紧，企业叫苦连天，但浙江民企却因有民间借贷这根脐带输血，得以逆势壮大，民企和民间贷款人得到双赢。
有这些暴发的先例，加上中国金融体制滞后，使浙江的民间融资这根脐带，非但未脱落，反愈发粗大。集资者，亦有一金字塔行结构，利息逐成翻高，到达那些实际使用资金的企业，多已成法律意义上的“高利贷”。
浙江的地方政府和司法，实际操作中，一直对此采取优容态度。政府官员要GDP，但中央政府控制银行体系，而现在的银行体系，对民企的身份歧视依旧存在，这种“优容”也就符合地方政府的工具理性。
浙江“民间高利贷”的形成，有其政策性后果的一面。
这些被贬称称为高利贷者的群体，背后多是中小企业主。而他们的企业发展资金，没有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而是变成追逐投机暴利的“游资”，也与政府对企业的输血政策有关。
在政府间的经济政策博弈中，浙江那些血统纯正的大型民企。享受到政府对类似以往国企这种亲生儿子一般的照拂。优惠批地，税收减免，信用贷款，阳光雨露，尽为沾染。
相形之下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想扩张一地难求；想银行贷款，难得其门而入；税收减免，则是想都不敢想。而大多由他们创造的税收形成的地方财政，相当比例为财政补贴给了大企业。如此，他们的资金积累，要么进入“炒房团”，“炒煤团”；要么借贷于大民企，支持他们在银行贷款不足的情况下的扩张行动。
曾经的创业者摇篮，中小企业天堂由此异化。
形势的发展，关于民间小额贷款的合法化已经提在日程上。不过在这个黎明前的黑暗之际，经济形势的压力，却使得这种融资行为失去国家，法律和舆论的保护，有沦为转嫁企业经营后果的“羊群”的可能。特别是在面对大型民企身上，这种端倪已经非常的清晰。
身负“明暗债务”的大企业，银行的帐，不敢赖，因为银行毕竟是平等的对手，甚至高出一头，而且利息较民间为低，因此借民间的钱，还银行的贷款者不为少见。在企业无力偿债时，银行的公开融资渠道，总是优先的，但拖欠民间借贷，不止是钱的问题，伤及的还有亲戚，熟人，乡亲，朋友的这些社会关系。
所以在压力下，我们看到了非常典型的两种乱局。
一种结局是逃。如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绍兴江龙”，直到老板夫妇出逃，政府才了解他们的帐外借贷情况。
一种结局是懒。某些大企业家作为“新阶层”的代表，获得相当大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资源。这种资源体现在对民间借贷的债务时候，转化为一种强势的力量。
如浙江一著名民营企业家，雇佣大量司法离退休干部为公司法务部人员。在民间借贷出险时，他可以穷尽手段，压制住民间借贷人的求偿要求；推延法院已经生效判决的执行；甚至以刑事司法手段威吓债权人。
此等企业家，享受的保护，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为私人“看家护院”的强度，已经远甚于当年政府之保护国企。
为在金融上挽救民企，中国给了浙江一县开一家或一家以上小额贷款公司的指标，如果不出意外，将多为这些所谓大企业所获得。
浙江大学一位经济学家认为，实际上，前些年对所谓民营企业的扶持，结果是扶持了豪强。给予民企的政策利好，多为这些与权力有裙带关系的企业家所获，或者促成了这种官商裙带的形成。因此“扶大”，等于是“扶持豪强”。
政府遂“救大放小”，对大型企业，几乎是见一个救一个，以维持市面信心。小的只好如山间草木，任由荣枯。现已到了岁暮，局面未见好转，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确已到了收帐的时间。民间逼债的行动此起彼伏，随之而来的，是银行紧急收贷，企业停产，老板出逃，民工讨薪。
这些曾经的“名企”，榜上的富豪，其帐外借贷难窥其详。企业和银行，企业家与民间借贷者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也难得完整信息：不少表面光鲜的大企业，政府扶持了他们，补贴了他们，最后还要为他们掏口袋，料理后事。
银行有抵押品可以收。民间借贷者能落下什么？但政府要为社会稳定负责，在大企业动辄数十亿的民间借贷后面，藏着也许几百上千个小企业，上万个家庭。
危机的压力仍然在持续。所有对利益的心态也在焦灼。浙江的模式中还会飞出什么暗器有待观察。但在此种乱局中，坚持正义和公理的力量从何而来？
面对危机，人们热衷于谈论经济的转型。但转型只是一个远景。
偶见《浙商》杂志的一篇小文章，或给人些许安慰。他们是几个大学生，双亲文化程度不高，多为小企业家。在上海上大学时，成立校园服务公司，毕业时靠自己的努力，挣得百万身价，出大学门后，又成立技术投资公司，结伴创业。
欣慰之际，又开始担心，觉得在他们头上飞舞的暗器和大刀，实在是风声如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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