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定创：当前的宏观调控错误在哪?
——宏观调控要有前瞻性（之二）
我们可从宏观调控所依据的理论和决策路径二方面考察，可以看到宏观调控错误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机械地认为通货膨胀是个货币问题。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胀始终是一个货币现象（货币数量的变动与物价或货币价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物价随之上涨，货币价值随之下降；货币数量减少，物价随之下跌，货币价值随之上升）。我国在“两防”中所以选用严厉货币紧缩政策，就是因为执掌货币政策者照抄了这一理论，主流经济学者多数也是货币数量论的持有者。例如，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2008 年 02 月 14 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就强调：“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不管引发通胀的具体和直接原因是什么，控制货币的增长速率，都会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
货币多的物价就一定上涨吗？不一定！例如，当资本家手中的投资资金从1万亿增加到2万亿，对资本家来说，早己满足了的生活必需品怎么会由于钱多而涨价？如果这个资本家由于对预期收入不看好时不会继续投资，资产价格也涨不起来。相反，当资源性的产品供给受到资源约束，而需求刚性增加时，货币再紧缩，价格照样得涨。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从2007年的初的9%开始，一直调高到2008年6月的17.5%，可以说一直都在严厉紧缩货币，而这期间的的CPI、PPI都在同时走高，存款准备金到2008年的6月份已调高到17.5%，而到2008年8月PPI照样上涨至10.1％。实际数据证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与本轮的物价上涨抑制作用不大。
货币数量论者的错误在于其忽略了：①货币持有者的持有结构与货币使用结构。投资者手中的货币与消费者手中的货币使用方向不同，所作用的物价方面也完全不同。②社会的信心、信用因素。在预期不良，投资、消费信心缺乏的情况下，再多的货币供给也不能引起物价上涨。③与商品的供需均衡理论相矛盾。按照商品供需均衡理论，一般情况下当商品供需均衡时会产生均衡价格，商品价格的涨落是在商品供需不均衡的情况下发生的，与货币的供需数量无关。
从2007年二月份以来的这一轮物价上涨主要原因有三：①外汇储备引起的社会总供需失衡是物价上涨内因；②由低汇率价格传导是物价上涨的外因；③美元持续贬值，资源性产品的大幅涨价是直接推动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货币紧缩政策不仅不能反通胀，而且有害经济自动恢复均衡。货币数量论者照搬教条，严厉的通货紧缩政策对经济所造成的损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修复。
2、货币政策不考虑资本市场
货币政策不考虑资本市场是本轮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中的一个十分著名的口号。因为紧缩引发股市大跌，今年三月的“两会”期间，央行周小川行长面对代表们的质疑，仍然坚称紧缩的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并不是很肯定 ”。当2008.06.07日央行宣布再度提高1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既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7.5%时，沪深二市的指数当即分别下跌7.73%与8.25%。股市信心崩溃，股民们争相出逃，1000多家个股跌停。连没有多少财经知识的股民们都知道，紧缩的货币政策将给股市带来灾难，而掌控国家经济命门的央行行长，却不能肯定“紧缩的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实践证明，严厉紧缩的货币政策会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影响到股市：首先，是通过心理层面影响到股市。今年以来每宣布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股市就大跌一次，股市下跌、止跌的时间与存款准备金率的松紧时间高度重合。其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直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第三，紧缩使企业经营困难、信贷成本提高，通过业绩渠道影响股市。
3、忽略了我国经济中的二元结构的特点。
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十分明显，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扩展动机往往与企业盈利关联不大，而与地方GDP总量、政绩工程、或权力扩张等非市场因素关联更大。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信贷资金有优先权，货币政策对这些经济部门的作用影响很小，而过热的投资又往往表现在这些部门，受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影响的只能是民营的中小企业。我国经济中的这种二元结构特点，就决定着一般的货币紧缩政策对控制经济过热没有，而严厉的贷币紧缩政策当影响到国有企业的信贷时，民营企业早已大片倒闭，一控就死由此而起。
4、形而上学的红绿灯设置与片面的指标使用。
我如果说去年11月份出台的，对国民经济产生空前影响、股市几近崩盘的“两防”政策决策依据，出自国家信息中心的“经济景气监测预警报告”中的监测数据的几个“红绿灯”，你一定会吃惊不小，而事实确实如此。下面引用这个报告当时向中央提出的政策建议：
“1．以调控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为重点，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2．采取多种措施，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3．多管齐下，防止资产泡沫膨胀；4．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变化，适度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弹性。”
为何要建议这个政策？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在构成综合警情指数的10个指标中，变化与9月份基本相同。这其中，财政收入、M1、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等四个指标继续处于红灯区，并且已经持续了较长的时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发电量增速和CPI五个指标处于黄灯区，其中发电量增速9月份开始由红灯区进入黄灯区；10个指标中只有进出口总额增速处于绿灯区。”
这就是说，作出“两防”调控的依据是“财政收入、M1、工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等四个指标继续处于红灯区”。这四个指标都是经济发展速度指标。四个指标都“进入红灯区”，这就是说，经济发展的绝对速度“偏快”了，要防止偏快，结合CPI上涨，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由此而生。
但是，从这些决策依据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严重的问题有二：
首先，分类指标体系不全面，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运行的状况。比如说，物价上涨是本轮执行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依据，虽然也有PPI、CPI等指标，但本次物价上涨的原因却不能从这些指标中反映出来。再比如，国民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总供需的平衡状况，却没有指标能反映。
其次、设置“红绿灯”预警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何谓高何谓低？并没有客观依据，只是一种主观经验。象我们将发展速度超过11%就认为是高了，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省在人均收入超过2000美元后，都曾有过一段高速发展，增长速率达到16%至18的区间。其实，高与不高应该辩证地看，主要取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是否平衡，如果总供需平衡，各部门协调，既使增长速率达到20%也是健康的，不应该有红灯，如果总供需不平衡，或出现部门瓶颈，增长速率既使仅2%也是不健康的，应有红灯预警。关键是动态平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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