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与家庭暴力
宕 子
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禁闭、残害或其他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
据全国妇联今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30%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者九成是男性，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之而解体。可见，家庭暴力大多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
男性是否比女性天生具有暴力倾向呢？恐怕不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男性天生的暴力倾向大于女性。如果要对家庭暴力做出合理的解释，不能不承认，如理安·艾斯勒在《神圣的欢爱》所言，“这种暴力不是偶然的个人病症，而是一种社会病症——确切地说，是维护统治关系制度所需要的病症。”因此，家庭暴力是一种“结构性暴力”，即在家庭中不断地复制出压迫性的、不人道的、以暴力、痛苦与恐惧为支撑的，一些人统治与支配另一些人的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
自然，于施暴的个体，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的生成机制——其实，他们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甚至一些社会学家也将家庭暴力的原因归结为酗酒、性、怀孕或施暴者的性格或精神状态等因素，也就是说，他们将所有的家庭暴力都看成是个案，而不是某种社会病态，或者某种社会病态的症候群。
那么，妇女在维持统治关系模式的社会制度的持续与稳定中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呢？答曰：替罪羊。对女性的压抑与暴力首先是一个政治的问题——男权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建立在男性对女性的压抑之上的。如弗洛伊德所言：文明的历史即是压抑的历史。换句话说，是男性压抑女性的历史。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认为，一切二元对立都建立在男/女这一对二元对立之上。而笔者认为，专制制度必然会导致对性的压抑，而对性的压抑即表现为对女性的压抑。统治关系模式的专制社会制度的运转与维持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哪怕这个敌人是虚拟的，以团结他所统治的臣民。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敌人，他会制造一个出来。男权社会的巩固与维持，需要制造出男女两性间不断的冲突，将女性作为那个“共同的敌人”，并将社会动乱与罪恶的根源归因到女性的身上，如“女人祸水”神话的制造即其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犹太人的作用之一就是团结、凝聚德国人。而纳粹时期德国妇女的地位，也是很低的，妇女被定义为贤妻良母，为德国生育去充当炮灰的优秀的子民。女人在男权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犹太人在二战时期的作用是相似的。
另一方面，女人又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鲁迅先生《灯下漫笔》一文中说：
“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在这里，女性之维持社会稳定与政权的稳定的功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使社会积蓄的能量内耗了——女子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有的怨气都聚积在她们的身上，由于每个人的怨气都找到了发泄的出口，也就没有什么不平了，社会也就太平和稳定了。
在达玛·奥尔与乌尔苏拉·勒译纳合著的《婚姻家庭暴力及其对策》一书中说：“在男人背后，隐藏着一部分社会许可且又合法的权力。在特定的条件下，一旦情况适宜，他就会滥用该权力，在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身上发挥淫威。家庭暴力问题要得到消除，必须首先改变社会这种完全不利于妇女的状态，并且大幅度地增加妇女对社会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设法解决对妇女身体的严重迫害。”由于可见，家庭暴力问题的消除并不仅仅是设立或修订几项保护妇女与儿童权益的法律所能解决的，关键在于社会文化模式的转型与统治关系模式的等级制度的解体，即社会从统治关系模式向伙伴关系模式的转变，倡导与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日常生活与生存方式，以消解男权社会的统治基础。否则，一切努力都将是治标不治本，家庭暴力仍然将延续下去，不管是以旧的或者改头换面以新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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