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要以大众权益为旨归
邓聿文（北京）
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改革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就思想理论而言，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争论。最近一次的争论因为网络的普及和民意的觉醒，延伸到了普通大众，并且以民间的争论为主。这是好事，因为只有争论，才能最大程度地消弭差距，凝聚共识，从而找到一条相对公正的改革路径。
中国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目前中国改革出现了四大问题。即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有所削弱，以及粗放增长方式难以向集约增长方式转变。
我认为，除了这四者外，还有一个问题应注意，这就是，长时间里，在改革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上，占人口绝大部分的普罗大众并没有真正进入改革决策者的视野，从而致使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改革中陷入了相对贫困，而一个不能让社会多数民众受益的改革总是很危险的。这其实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不公平分配有扩大之势
中国多个权威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学者们多年来的调查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一个社会所能容忍的贫富差距上限，而且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
经济学有一个“帕累托改进定律”，意思是一部分人福利的增进不能以另一部分人福利的受损为代价，反映到改革上来就是少部分人先富可以，但其他人不能更穷，这也是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的真正含义。当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绝对不是以其他人陷入相对贫困为代价的。现在，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出现如改革开放初期所预计的那样在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鼓舞下达到共同富裕，换言之，达到“帕累托改进”效果，从经济角度来说，我认为有两个因素。
一是在市场领域，尽管中国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框架，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放开了，但核心的要素价格和市场并没有放开，再加上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权力之手时时插进市场，那些掌握要素资源的垄断企业、强势集团和政府部门，就能借助垄断高价掠夺大众以自肥，或者设置门槛将人们挡在门外以独享其利。政府官员则通过寻租以致富，而寻租的代价最终还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或直接通过垄断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
二是在再分配也即民众福利领域，正如一些学者所讲，中国的财政制度是一种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制度，这种制度最严重的弊端，是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按照身份分配，而不是按照真正的需要分配。相对富裕的城镇人口可以享受政府财政供应的福利，而收入本来就低的农民却需要自己承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等福利之成本；而在城镇内部，财政补贴也是按照地位和权力进行分配的，谁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最近，谁能够享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
这种福利分配体制本来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是改革的对象，但改革却没有矫正这种不公平，甚至在很多领域放大了其扭曲。不仅如此，政府还一直试图减少对民众的福利责任，致使教育和医疗等现在成了很多民众致贫的首要因素。
应重视大众的自由、权利和福利
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普罗大众对关系自己切身和长远利益的改革没有发言权和话语权，只能被动地承受改革所加诸于他们的后果。由此也说明，在改革者的价值天平上，为了尽快建立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市场经济，可以牺牲、至少暂时牺牲作为社会主体的普罗大众的利益。
改革排除干扰是对的，但不能在“排除干扰”的名义下，把民众合理的诉求和福利一块“革”掉。以为牺牲掉一两代人的利益，就可以换来改革的成功和后代生活的幸福，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改革一旦陷入了这样的路径，后代通过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际遇的希望，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概率更少，因为起点就不公平。而在一个不公平的起点上竞争，除非你付出更大的努力，或者是天才，否则是很难成功的。
对于个人和家庭来说，贫困影响他们一生的幸福；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贫困影响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特别当社会主体部分的人口长期处于贫困时，尤为如此。由此可见，一个让社会主体人口福利受损、贫困加剧、就业无望、流动受阻的改革，即使谈不上失败，但也绝不是成功的。看看历史就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唤起了民众共同奋斗，而唤起民众的方法就是给了农民土地和自由。中国初期改革的成功，也是给了农民包产到户和企业承包的致富权利和自由。所以，处于攻坚阶段的改革，若要顺利推进，也必须将普罗大众的自由、权利和福利作为改革的核心目标。
改革必须让公众参与
首先，要扩大工人、农民和一般民众对改革的参与权，提高他们在政府决策中的话语权。缺少公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但长远而言，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方向，使改革失去民众的支持而丧失动力。扩大参与，首在增加工人和农民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性，同时，政策和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要广泛听取民意。
其次，为各利益群体的公正博弈制定有效的规则和程序。贫富差距的背后，实质上反映了不同群体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不同的。解决不同群体权利的失衡，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博弈规则，特别是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和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劳资矛盾是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矛盾。政府在加强产业引导和保障就业的同时，应更加关注劳资关系发展的新趋势，及时完善协调机制，化解矛盾；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保护农民对土地的产权，严格控制建设占地。
第三，实施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在目前经济增长下滑以及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保障就业对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显得尤为关键。政府要消除就业上的各种制度歧视，在制定公共投资、财税金融等宏观政策以及社会再分配上，尽可能以解决就业为导向，扩大受惠范围。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诚如吴敬琏所说，需要对过去进行认真的反思，对未来进行慎重细致的规划。改革以普罗大众的权益和利益为旨归，将能重新激活社会的活力。
系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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