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死亡底线
卢麒元
建议中国的管理层阅读前俄罗斯代总理E﹒T﹒盖达尔先生的著作《帝国的消亡》。建议领导人2009年的集体学习，邀请E﹒T﹒盖达尔先生，并请他讲解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谈到反思改革开放，前苏联人是有发言权的。在那些充满血与泪的历史巨变中，有我们尚未参透的历史教训。
E﹒T﹒盖达尔先生用宽阔的历史视野、严谨的逻辑分析、翔实的数据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前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作为曾经的社会主义盟友，中国不能不对苏联解体进行深刻反思。在《帝国的消亡》一书中，有太多似曾相识的情节。《帝国的消亡》实在可以作为当代国人的一面镜子。
非常遗憾，E﹒T﹒盖达尔先生不是优秀的财政专家，更不是优秀的金融专家。他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却没有能力提供令人信服的结论。笔者借助E﹒T﹒盖达尔先生提供的资料，用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试图挖掘帝国消亡的深层原因。
笔者惊讶的发现，前苏联问题并没有多少新东西。问题的焦点依然在财政。而且再次验证了笔者研究明史得出的结论：伤于财政，毁于金融（可参阅笔者文章《伤于财政毁于金融》）。
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分为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
首先，广义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法和预算法确定的名义财政收入，以及名义财政收入之外的，用于公共开支补偿的一切收入。例如，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收入、公共机构的预算外非税收入、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成本摊销和利润留成等等，都属于广义财政收入。当广义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名义财政收入时，意味着国家正在形成食利者阶层，并逐渐开始失去效率。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50%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危险期；当广义财政收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75%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进入崩溃的边缘。
其次，狭义财政收入是指名义财政收入中直接用于国民福利开支的部分。狭义财政收入如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例过低，意味着政府行政管理权限的丧失，政府将失去对于国民经济的控制权。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5%的时候，政府已经陷入管治危机；当狭义财政收入低于国民生产总值2.5%的时候，政府将面临彻底崩溃。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形式的经济危机都会直接导致狭义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很容易触碰到底线。政府为了挽救危局，通常会采取举债或滥发货币来填补狭义财政收入的不足。这就必然引发金融危机。
笔者将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高于75%和狭义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低于2.5%这两项指标称为政府的死亡底线。
前苏联正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同时跨越了这两条死亡底线。腐朽的精英阶层经历长期蜕化之后，成为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阶层。他们的愚蠢、浅薄和疯狂令人发指。他们对于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导致广义财政收入和狭义财政收入最终失控。他们终于将国家竞争力消耗殆尽，他们终于将政府管治能力消耗殆尽。当可怜的狭义财政收入再也无法满足民众最低福利需求的时候，政府除了大规模举债，就只能印刷卢布。财政危机最终转化为金融危机。剧烈的通货膨胀使经济危机演绎为全面的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一夜间消亡。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精英阶层送上苏联历史舞台的政治小丑。他当然不会与精英阶层对抗。他当然也不会和西方对抗。他能够带给苏联国民的，就只剩下美丽的谎言。那些谎言经过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精心包装，成为了耀眼的改革新思维。任何政治承诺都必然需要付出经济成本。戈尔巴乔夫将成本来源寄望于西方的经济施舍。然而，轻易付出政治贞操的戈尔巴乔夫被廉价出卖了。一个伟大帝国的信用被他彻底糟蹋光了。出卖伊拉克，他仅仅获得科威特2亿美元贷款；出卖朝鲜，他仅仅获得南韩5亿美元贷款。而这些可怜而肮脏的贷款根本无法弥补狭义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戈尔巴乔夫开始疯狂地滥发卢布。通货膨胀开始失去控制。卢布形同废纸。国家资不抵债，政府入不敷出，诺大的帝国竟然即刻破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留给他的将是永远的耻辱。他的祖国，分崩离析；他的人民，饥寒交迫。前苏联地区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悲惨境地。
中国人需要警觉的是，二十年前苏联的教育、学术、传媒状况颇似今日之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与苏联学者、专家以及管理层合流，制造了一整套辉煌的“发展计划”（其实是死亡规划）。貌似“高人”的苏联“赵括们”，颇似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机构的学者、专家。他们对于财政金融的真实感悟近乎白痴。但是，他们了解西方的语言范式，他们熟悉领导人心理需求，他们利用了民众求变的急迫心态，他们获得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有力扶持，他们终于有机会规划和决定一个大国的未来。遗憾的是，比赵括更可怕的是，他们坑杀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今天，中国的“才子们”搞出来的刺激经济计划，颇似二十年前苏联刺激经济方案。他们的焦点，依旧是无限放大广义财政收入；依旧是要彻底压缩狭义财政收入。他们要用公共开支和钢筋水泥耗尽政府最后的财力，他们要枯竭一切用于国民福利的来源，迫使政府缴械投降并实际破产。
西方学术和舆论始终在曲解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他们总是绕开财政问题，刻意导入政治体制因素。笔者拥有一些经济史知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你是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要你敢于跨越这条政府死亡底线，就必然消亡。这是铁律。这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如果，一定要讨论社会制度的话，那就是用人治还是法治守住这条死亡底线。如果，既没有有效的制度，又没有优秀的政治家，那结果就非常值得忧虑了。
在苏联解体的同时，另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苏联的老对手德国。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在苏联开始分裂的时候，分裂的德国却完成了统一。德国的再度崛起绝非偶然，它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德国的成功源于佛莱堡学派的伟大社会实践。路德维希•艾哈德等伟大的思想家们，用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成全了他们的祖国（可参阅笔者文章《掠过佛莱堡》）。不仅如此，在德国统一之后，他们又制造了另一个帝国的雏形 ——欧盟。德国人的道路深深地吸引着一位年轻的苏联人。这个德国总理艾哈德的隔代粉丝后来成为了俄罗斯的总统。他的名字叫普京。
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尤其在财政问题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危险期，并逐渐在逼近危险的死亡底线。中国广义财政收入已经进入疯狂增长的状态，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迅速突破警戒线。与此同时，中国狭义财政收入迅速被蚕食，中国狭义财政收入也在迅速接近警戒线，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危险的金融手段处理财政问题了。真正的危机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对于危机的无知和无觉。我们这个民族缺少必要的自信，我们这个民族缺少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这个民族对于独立的思考者缺少必要的尊重。在瓦缶雷鸣之中，危机被系统地遮蔽和淡化了。尤为严重的是，华丽的瓦缶竟然真的能使黄钟毁弃。中国真正的思想家们被边缘化了。小丑们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冗长的逻辑和斑斓的废话之中，又一个伟大的国家再次陷入滑稽的梦魇之中。
2009年将是中国人艰辛而危险的岁月。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集中并交织在一起了。我们将怎样面对复杂的局面？历史当然不会简单重复。但是，历史常常惊人的相似。
希望国人重视E﹒T﹒盖达尔先生和他的《帝国的消亡》。希望中国将来没有机会产生中国版E﹒T﹒盖达尔以及中国版的《帝国的消亡》。甚至未来中国也不需要普京这样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再走俄国人的路！
我们需要中国的“佛莱堡学派”，以及像路德维希•艾哈德那样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我们永远追求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分裂。我们永远追求自由，但是绝对不会放弃主体性。我们需要市场，但是绝对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知道，号称资本主义的德国，数十年坚定不移地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德国人的“社会市场经济”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镜鉴。当然，中国人也不会走德国人的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像德国人那样独立思考；至少，我们可以尊敬我国独立的思考者；至少，我们应该允许独立的思考来测试主流逻辑的正确性。
笔者十分认同胡锦涛总书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三项重要原则。其中，不折腾本质上就是财政原则。通过财政制度与政策的变革，治理穷与不公，天下必无人折腾。中国只要能够持续降低广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只要能够持续提高狭义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国政府只要远离死亡的底线，就能从容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任何危机。
笔者认为，中国无需惧怕来自内部和来自外部的任何危机。最严重的危机早已经被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现实的危机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你爱这个国家吗？你爱这里的人民吗？如果你的爱是真的，你为什麽会允许你的政府去冲击死亡底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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