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热”在台湾

毛泽东“热”在台湾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从妖魔化向学术化转变，而2004年台岛掀起的“毛泽东语录热”，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出“左派”的价值冲动，又有右派的防身之术

    1972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在他的寝室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尼克松说：“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则答道：“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不会赞成你这个讲法的。他骂我们是共匪。”尼克松说：“蒋介石骂主席是匪。那主席怎么称蒋介石呢?”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解释：“一般来说，我们称他们蒋帮。我们的报纸有时骂他蒋匪，他们也回骂我们共匪，反正，我们就是骂来骂去。” 
    “共匪”对“蒋帮”，这正是当年意识形态妖魔化的真实术语。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在台湾的形象只能是被妖魔化的。 

                             从“妖魔”到“人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和“毛泽东研究”开始向学术化转变，以《匪情研究》改刊名为《中国大陆研究》为其标志。最明显的现象，是台湾各研究性著名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的相关主题不断增加。笔者看到的博士论文就有《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比较研究》《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关于“文革”起因之研究》等等。 
    说起台湾的“毛泽东研究”，不能不提起王振辉这个名字。王振辉从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以后，就选择了“毛泽东研究”为主攻方向。数十年前的台湾，如果不是在尖端的研究部门，选这个方向可以说不仅是“冷僻”，而且甚至是“孤立”。 
    令人感慨的是，王振辉身处一个教会学校——台中的静宜大学，关于毛泽东的资料并不像中国大陆那样唾手可得，居然能就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和思想，写出详细的几卷著作，然后自己筹款印刷发行。打开《中国的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等近百万字计的研究成果，其细腻的史料梳理，严谨立论分析和旁征博引的中外著述，竞使人甚至怀疑这不可能出自台湾学者之手。 
    这个时候，社会上比较学术化的研究作品也陆续出版，更多的是台湾学术界对毛泽东的评价直言不讳。但应看到，此时的“批判”与20年前的“丑化”绝不能混为一谈。 
    其中，台湾大学历史系童长义博士翻译的日本产经新闻社编辑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就明显地反映出这一特征。这些来自日文的相关报道和时事评论，是从1998年3月开始以《毛泽东秘闻》为题的连载文章，从该书的第一部“四人帮垮台”、第二部“炮打司令部”一直讲到第六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属通俗性的历史读物，但书后附有详细的年表、参考文献和人名索引。据说，类似这样的书非常抢手，也不知道是第几次印刷了。 
    但真正让人吃惊的，是台湾著名中国思想史家韦政通先生的毛泽东研究著作。 
    韦政通先生早年得到劳思光教授的启蒙，又受到牟宗三先生影响，立志向学。1958年由徐复观先生大力举荐，以著作检定方式获教师资格，著有《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等书凡31种。可以说，韦政通是并非科班出身却实现了超过科班的成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的人。是不是他的这种特殊经历与毛泽东的教育理念存在着暗合之处呢?仔细想来，这倒好像未必没有一点道理。 
    韦政通教授的两部毛泽东研究的著作，是1999年9月版的《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的性格与命运》和2001年8月版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据韦教授自述，这前一本书是受到弗罗姆《人类破坏性的剖析》一书的影响，试图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阐释毛泽东。最后给出一个相对中性、但又明显感叹的学术断语：“‘大人物’的所作所为，从一般的价值观点，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但也是历史的主要推动者，毛泽东的时代，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未来，其影响力势必仍将持续。” 
    而后一本书可以看作前一本书的空间展开，也可以看成是史实验证。无论怎么说，后者比前者都要宽阔得多。 

                           2004年的“毛泽东语录热”

    2004年，台湾开始出现“毛泽东语录热”。 
    其实早在1974年“文革”期间，台湾就暗地里流传着大陆版的《毛主席语录》，只是只能在极小范围“内部阅览”。与此相对应的是，公开出版物则有王国琛所著《毛泽东语录的透视》一书，该书简约，共计22章，采取边引证边“批判”的形式。 
    但20年以后，《毛泽东语录》居然在台湾各大书店公开“隆重”登场，媒体为此喧闹了好一阵子。笔者也亲眼见到，在台大对面著名的“诚品书店”里，火红的《毛泽东语录》就摆在进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上。 
    笔者有幸与此书的策划者和发行人长谈了一个下午。那是一个挺帅气的小伙子，大名杨一峰。 
    杨一峰很健谈。虽然对于《毛泽东语录》的策划，他三缄其口，但也看得出其中不乏成功的得意。话题转向了对毛泽东的看法。说来话就长了：杨一峰的父亲属于台湾公款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是个信仰坚定的国民党员。后来杨一峰也到了美国。他父亲毕业后坚决要回台湾，以“报效党国”，但作为中学生的杨一峰则不想回去。经过妥协，家里又送他到日本读完大学。这样的经历使杨一峰比一般的孩子更“各色”，“政府”越不让听什么，他就专门“偷听敌台广播”，由于掌握英、日两种语言，可知的世界大得多。“这样，我成了一个典型的‘叛逆者’”，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 
    “那时官方总说毛泽东如何如何地坏，而我却在想：既然那么坏，怎么能打败老蒋而占领大陆呢?” 
    于是有一阵子，杨一峰专读台湾禁书，什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都是英文版，逐渐变成了一个“左派”的崇拜者。 
    杨一峰现在是一个小型出版社的小老板，自己当自己的家。在其办公室最明显的地方，摆放着古巴革命者格瓦拉的照片。杨一峰向我透露，他的出版社之所以叫做“东观国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其意思是以东方的视角观察国际事务的文化机构，公司标志则是一只圆睁着的大眼睛。杨一峰特意告诉我，：那可是一只‘左眼’哦!” 
    这本《毛泽东语录》，大陆版中原“再版前言”被删除，代之以台湾《新新闻》周刊副社长杨照所撰台湾版《毛泽东语录》的“导读”。扉页上印着庄重的小字：“献给对这个世界还有梦想的人”。 
    台版《毛泽东语录》除了照录了原版的全部内容，还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反对自由主义》五篇毛泽东的著作。最后附上了“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1967～1969指示”两部分内容。看得出来，这样的编排是花了心思的。 
    杨照的书序正题是：“策略与教条的辩证——重读《毛语录》”，分为三部分。“导读”开篇就说：“毛泽东是个现实的策略家，他对这个共产党最大的贡献，而且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的领导人，正在于他从来没有真心相信过马克思主义教条，也没有真正服从过共产国际的路线指示”。 
    杨照认为“毛路线”由三大主题所构成：其一，“承认相当长时间中，总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所以总战略，必当是持久战，可是战术上又必须追求有限的速决战”；其二，“是承认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相信阶级论、经济决定论真的就可以‘化繁为简’。二十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而言，是古代、近代、现代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靠一套‘现代’标准，来判定中国社会成分与社会情势”；其三，“就要靠懂得如何运用中国农民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 
    话挑明了，杨照的意思是说，毛泽东就是靠着这三条，打败了老蒋，影响了世界。今天要与大陆打交道，要认识、探触到毛泽东性格下的中国现实，“我们别无选择，还是回过头读读《毛语录》，理解《毛语录》的内容，及其语言与权力的策略”。 
    可见，台湾版《毛语录》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宣言”，其中有“左派”的价值冲动，也有右派的防身之术。据说台湾版《毛语录》卖得不错，问杨一峰究竟卖了多少，他说这是“商业秘密”，但我看去年年底已是第五次印刷，私下估计不会少于5000～6000册。要知道，这在台湾出版界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重新评价的“人物”

    或许由于身份和影响的考虑，与台湾业内精英谈论毛泽东总感觉有一点“约束”。仔细揣摩，其实这种情况的存在，与其说是由于“禁忌”，不如说是出于“谨慎”，而之所以需要谨慎，我想大概是因为面对的问题过于复杂。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陈永发院士，是专攻中共党史的台湾顶级学者。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时师从Lymanvan Slyke教授，博士论文《Making Revoluti On：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China．1936-1945》(制造革命：1936一1945年华东共产主义运动)，曾获得1986年加州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的最佳著作奖。后来又与英国学者Gregor Benton合著((Moral Econom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道德经济与中国革命)等书。近年他煌煌数百万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册)，更以翔实的史料和中肯的评述，受到海内外学术同行的认可。 
    陈院士以稳健和谦虚著称，在我们闲谈时涉及到毛泽东的定位，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不能否认他的确是个‘人物’!”我想这里的“人物”二字分量很重。 
    在严谨的历史学家眼中的“人物”显然与常人不尽相同，那将意味着这样的角色尽管难免随着现实需要而被不断地“重新解释”，但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则是，他已经属于那些要被后人“留下”的那一类，在历史的系谱中被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 
    作为历史学家，陈永发院士的研究视角是复原具体的政治过程，试图在政治事件的细节中展示宏观的历史主题。当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共党史”时，他简约地说是觉得许多既成历史的基础成因其实并没有说清楚，这其中不能排除由于意识形态倾向的装饰、掩盖和曲解。比如，为什么毛泽东竟然可能在短短20几年时间内聚集了如此强大的力量，最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无论就国民党内部的知识教养，还是就共产党高层的文化素质而言，毛泽东只是其中众多的优秀者之一。但他究竟用什么办法，在结果的角度上拔地而起，非常耀眼地凸显出来?在这其中必有奥妙!所以他把目光聚集到了延安时期，探讨毛泽东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就形成了他那本关于延安政治运作的著名作品。毋庸赘言，在此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同专题研究还没有涉及到这样微观的层次。 
    一次在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许倬云院士请教中国先秦思想特质问题的时候，偶尔把话题转向了毛泽东。这位著名的资深历史学家平静地说，“就像拿破仑一样，每过10年人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就要翻个个”。 
    我理解，许院士的深意是，一个被反复言说、乐此不疲的话题之本来功能就在于：历史以自己超越个体生命的形式不断地讲述着关于祖先的经历、磨难、斑迹和教训。“历史”之伟岸超越和难以捉摸的魅力或许就在于此。 
    大家之席论，四两拨千钧。尽管许院士是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对商周史更是大家，但看来在他们眼中“毛泽东”三个字，无论是个人，还是指精神，都在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5月22日《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