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律有个原则，即“无罪推定”，这个原则在西方也许真的很适用，所以被西方社会普遍接受。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中国，“无罪推定”就得灵活掌握。比如，对老实巴交的农民和工人，“无罪推定”就绝对不会错。中国老百姓天性懦弱，不逼到“兔子急了”的程度，绝不会讨法律的野火。小偷小摸因为穷，杀人越货是逼上梁山，但能像程咬金卖草筢子也能填饱肚皮，中国社会都不会有人造反。
当然了，问题还要辩证的看，倘或这些老实巴交的工人农民一不留神中了五百万大彩，那就得另眼相看。俗话说男人有钱就变坏，金钱本身虽说就是个交换的媒介，但诱生魔鬼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身边这样的活教材比比皆是，穷困潦倒的时候，见到街道上戴着红胳膊箍的老头、老太太都低眉颔首，可有了钱、有的大钱，天王老子就都不入眼了，因为，——不差钱。
经济暴发户的丑陋嘴脸已经让人不齿，政治暴发户比之更甚。林嘉祥是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纪检组长，众目睽睽之下，在酒店大堂猥亵女童。酒店的监控录像上显示，林嘉祥犯罪证据确凿，但在录像带神秘失踪后深圳警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林嘉祥的行为仅仅属于酒后行为不当。前者猥亵女童，后者猥亵法律，丑陋之嘴脸丑得让人不敢瞅。这到让法律专家们犯难了，该怎样从法律上界定呢，“无罪推定”或“有罪推定”都不合适，最合适的界定是“有罪推无”，可惜法律上没这个术语。
周“至尊”由于明目张胆的保护地产商，被网友们有罪推定，果然有罪。目前人“肉搜索”的功能还有很大局限，倘或多增加些功能，一万个周“至尊”也能有罪推定出来。
原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张小川包养70个情妇，也只是个小巫，大巫要数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108个情妇。但108个情妇也不是记录，原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拥有146位情妇。看到这个数字，就算皇帝来了，也难免不发“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哀鸣。
像这些壮阳药和壮胆药通吃的官员，法律若强调无罪推定，毋宁说是坚持不作为。
法律并非形而上的东西，法律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公正和民意的统一，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为了维护一个空洞的好看的形式，就忽略了法律所要体现的价值。事实上，任何一种法律、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遵循自然趋向正义的原则。
在西方的司法实践中，默认正义是法律的贞操，是法律天经地义要恪守的司法伦理。具体的讲，那些民愤极大的杀人犯、强奸犯，如果受到来自法律之外力量的严惩，对于后者的违法行为，法律就会保持沉默。即便有人追究，这样的案子也会因久拖不决而失去实际意义上的诉讼效果。在美国，社会惩罚通常是在高速公路上制造车祸，在欧洲往往借助黑手党或其他什么异质的社会力量。
这种非对称性质的司法操作，对维护社会正义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种心理上的强烈震慑，对于遏制潜在罪犯们的犯罪恶念，比之机械的操作法律，的确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这里看，法律同样是不作为，但前者如深圳警方那样的的“无罪推定”，就大面积生产罪犯，而后者的不作为亦即以拖制诉，就成功的遏制了犯罪。
一般的观点认为，在西方司法实践中，律师常常钻法律的空子，实际上却是双向的，法律也常常钻律师们的空子，不是不办，调查阶段，证据不足，不能结案。
法律钻律师空子这个功能，无疑弥补了西方法律的某些局限。用中国老百姓的眼观看，这实际上就是装250以邪制邪。中国法律虽然越来越健全，但司法腐败的普遍存在，早已使法律背离了初衷。尤其是在反腐败问题上，指望借助司法力量，不啻与虎谋皮。十个法官九个黑，一个不黑没人勒，面对这种司法现实，只有另辟蹊径，从法律之外着手，才能对症下药，彻底解决中国社会的腐败现象。
这些天电视上正在热播《李卫当官》第二部，其中有这样一段剧情耐人寻味，果亲王去西安逮蛐蛐，被年羹尧罢了官的琦良求果亲王给想个辙，果亲王说，他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我哪能有什么辙，你找李卫去想辙吧。琦良摇头说，李卫就一个小混混，走的是旁门左道，不行不行。果亲王说，现在正道根本就走不通，你说不走旁门左道还能走什么道。
今日中国社会正如此，走正道循规蹈矩的按章办事，在简单的事情也办不成，反过来再大的事，大到人命关天，玩点猫腻就办成了。比如说，有些贪官黑白通吃，判十次死刑还绰绰有余，但背后一捣鼓，就成了死缓和无期。而有的人，明明没罪，只因有人老“惦记”他，在背后一捣鼓，就判了死刑。
从技术上分析，中国反腐败本不是什么难事，贪官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存款都不必查，只要查一下谁家都有几套房子，买的是什么车，十有六七的正厅级官员和十有三四的正处级官员，准定构成犯罪事实。
问题旨在于，但凡有几套房子的人，一是手握重权，二是这些人结成了同盟，三是谁敢跟我过不去，我就跟他过不去。于是纪检委、检察院尽成虚设。事实上包括纪检委、检察院，也是利益圈中的共犯。正因此我们才看到这样一个怪现象，邮寄给地方反腐败部门的举报材料不是去了中纪委，而是落到了被举报人手中。
形象的作个比喻，中国反腐败斗争，就像飞机不能下到地面抓俘虏，翅膀在硬，火力在强，顶多是在天上丢几颗炸弹，炸死几个没长眼睛的罢了。虽然偶尔也有伞兵空降地面，但杯水车薪，根本无改大局。
十多年前社会上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个挨着一个杀，有冤死的；但隔一个杀一个，就有漏网的。这实际上已经说明，对中国官员不能做无罪推定，必须做有罪推定才行，要先把他们看成罪犯，然后一一甄别出哪些人不是罪犯。
几天前网上披露，吉林靠卫星定位逮着一个贪官，有些人感到惊讶，引为奇闻。其实这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玩剩下的东西，现在人家早就不用这么笨的招数了。三年前看过一份资料，上面介绍说，手机的芯片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老早就下上了木马，就算是关机状态，也能把讯号传送出去。
听到这个消息，欧洲人几乎炸了窝，但美国官员却显得心平气静，显然，在他们的生活中，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是有机的一部分。美国官员早就适应了这种被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互惠”的日子，他们的经验是，只要没有太大的权力欲，也不是很贪，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一定会替你严守秘密，因为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也不愿意成为媒体关心的话题。至于私生活被人冒犯，只要他们不说出来，——听不见为净。俗话说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美国官员的心态很值得中国官员学习。
美国法律虽然保护个人隐私，但对监视政府官员却持默认态度，其法理依据是，如果某些人的确存在危害他人利益的可能，并且这种可能如果不受约束就会变成事实，那么，通过特殊手段约束这些人就是必要的。
美国法律的这个不能见诸文字的原则，也是美国政府维护世界秩序的法宝，比如对无赖国家，美国政府一贯都做有罪推定。无论这些无赖国家是否有伤害别人的犯罪事实，美国政府都毫不客气地用特殊手段约束之。
美国政府在反腐败问题上虽然也存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难题，但总体上看，还是很成功的，非常值得中国借鉴。虽然我们缺乏美国那样的科技优势，比如手机芯片我们还无法自主创新，但其它方面却有广泛的利用前景，其中最大的资源就是人。
完全可以相信，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老百姓，只要国家有这方面的要求，任何人都不会计较报酬。因为，清除腐败这个行为的本身，就是在为老百姓创造财富。
专制或民主跟老百姓有多大关系
民以食为天。往小了说，二亩地两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往大了说，衣食无忧、大病不愁，再有辆家庭轿车，每年全家人能进大城市旅旅游。如果百姓生活达到了这个水平，老百姓们还会在意是专制还是民主吗？民主也罢，专制也罢，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谁就是好制度。
有些老百姓虽然常在网上发发烧，那也不过是茶余饭后找点消遣，不然就是打着灯笼去找，想找到个一门心思想当作家和记者的老百姓，只怕十万里无一。网络虽然也是一种媒体，但更多的职能都跟政治无关，而是给人提供交流、娱乐、信息沟通的平台。
纸媒则不这样，除非专业的纸媒，其余纸媒无一不是文人骚客摇唇鼓舌、争风吃醋的东西，兼赚稿费。政客们则利用纸媒蛊惑人心、愚弄视听。
我从来不信报纸电视，在过去，但凡跟政客有关的文字或跟政治有关的报纸，我都放在卫生间里，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大众健康》上说，用报纸擦屁得肛门癌的几率很高，遂改用卫生纸，于是就把这些报纸存起来，待收废纸的上门时卖掉，换一些茶水钱。
说到这里倒想起一个真实的笑话来，我们这儿有家银行，以前卫生间里免费提供手纸，金融危机发生后，免费手纸就取消了，那天下班前，大门口的黑板上贴出告示：从明日起，卫生间不再免费供应手纸，如厕请自备。
匆匆之际，没几个人注意到，结果第二天弄得民怨沸腾，男的方便完一看没手纸了，一个电话打出去，同事就把报纸送来了，惨的是那些女职员，手机不随身带，结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还不好意思喊人，有的在里边直憋了半个小时，才被意外的获救。
问明原委，女职员再如厕时就带手纸了，但男职员没那么多讲究，他们的办法简单实用，一摞子报纸，这还有个好处，方便的时候可以看看报。于是中国人对政治的热情指数也就无意间被发现了，因为过一段时间后人们发现，那些报纸被撕的很乱，生活类、知识类和娱乐类的版面被留下了，登载理论文章和政治文章的版面被消费掉了。
银行界的一位朋友是为了挖苦我给我讲的，但我却从中提炼出另外一些东西，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关心政治，以至还患上了政治冷淡症呢？难道说是老百姓不懂政治么，显然不能这么理解，比如今年的两会，成了老百姓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因为两会出台的政策，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收入。
问题的症结显然在那些文章上面，说的冠冕堂皇，理论上甚至无懈可击，但核心是兜售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东西。总体上做个分析，今天市面上流行的时政类报刊，真为老百姓说话的，一千个里面都找不到一个，而且，越是吹嘘代表老百姓利益的，越是处心积虑的危害老百姓。他可能会建议给老百姓在街里多修几个厕所，但对地产商强扒民房却视而不见，甚至他还变相的鼓励血腥和暴力的原始积累。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所以冲突不断、所以不够公平，非老百姓有暴力倾向，也不是高层不爱惜老百姓，而是无耻的政客和那些无耻的文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两头拨弄是非，然后他们从中渔翁得利。这些可耻的政客和可耻的文人，跟商人结成联盟，商人用金钱资助他们捞取政治资本和社会影响力，他们反过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给商人提供便利。
从社会学上讲，专制和民主仅仅是政治体制不同，这种体制仅仅对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产生影响，比如社会反对派，在专制体制下就不可能得到实惠，这也是他们拼着性命反专制的原因。但跟老百姓却没有直接关系，道理很简单，专制体制下，老百姓也未必不富裕，比如伊斯兰国家，老百姓都是大富翁。反过来，民主体制下，老百姓也未必就不受欺凌，比如菲律宾和印度，朱门酒肉臭，穷人连干净水都喝不上。
泰国的民主体制更差劲，老百姓选出一个总理来，被军队推翻，再选出一个来，又被推翻。只要泰国军方不放弃既得利益这个念头，泰国社会的阶层对立永远不会消弭。新加坡形式上是民主体制，事实上是民主体制掩饰的专制体制，——李氏王朝。然而，尽管是王朝，老百姓却并不吃亏，吃亏的仅仅是反对党而已。在这里我们插上几句，反对党之所以反对李氏王朝，并非他们想为老百姓谋求更多的利益，事实上他们的竞选纲领，常常损害老百姓的利益，面上的话很动听，但一推敲，原是为他们几个人谋私利，所以新加坡老百姓至今不认可他们。
与其它国家的区别在于，新加坡老百姓受教育程度高，有分辨是非的能力，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受教育程度低，所以每每被这些可耻的政客和可耻的文人们卑鄙的利用。他们躲在幕后，有的甚至在欧美观光度假、玩女人，却把老百姓们忽悠到大街上替他们流血牺牲，颜色革命成功了，他们包下专机回来享受战果，倘或失败了，也无性命之虞。
用别人的性命和鲜血谋取自己的私利，这是所有无耻政客和无耻文人惯用的伎俩，事实上，即便颜色革命成功了，老百姓该受穷照样受穷，甚至比颜色革命前还凄惨。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司务长效应”，意思是说，司务长不要老换，否则新换上来一个，他就得从头开始捞，比前边那个下手还很，与其如此，还不如让前边那个捞肥了的接着干呢。
轮流做庄说穿了就是“司务长效应”。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我不一定喜欢A，但B也不是什么好东西，B在台下骂A坏，可真要让B上了台，比A还要坏十倍。所以社会对我来说，最好少折腾，更别影响我打酱油，否则我就骂你。我已经看透了，A也罢、B也罢，谁在台上，都是任人唯亲，都是往个人兜里划拉，我管你专制还是民主，少拿我开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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