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铁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忧思录
按：这篇文章是1996年十五大前，写给党中央的谏言书。该文的数据是当时的，但观点仍然适合于今天。重新发出，供朋友们参阅
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祖国人民深深的爱和对祖国前途深深的忧虑，谨写此文。
一、纪念碑前的沉思
革命是一项崇高但代价昂贵的事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基于几千万人的牺牲，经过几代革命志士和亿万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才获得的。
在天安门广场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
因此，在中国人民的圣地——天安门广场的中央，在高耸入云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才有毛泽东满怀激情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这些先烈们共同的崇高信仰。先烈们为了这个信仰，个人的一切以至生命都可以舍弃。
面对着这样的伟大、崇高和壮丽，任何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任何似是而非的权威都是渺小的！
二、中国又到了历史的关头
列宁告诉我们：“革命是在被统治阶级不能再按原样生活下去和统治阶级不能再按原样统治下去的时候发生的。”而历史告诉我们：历史是在不能循着原有的发展轨迹发展下去才会发生转折的，这就是历史的关头。
满清末年，宫廷昏庸，吏治腐败，民不聊生。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争先恐后地入侵中国，迫使软弱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落后的、封建的中国变成了更加黑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民国初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军阀混战。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日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深重了。
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关头。
在这个历史的关头，中华民族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进而历史和人民又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作为世纪伟人已完成了他辉煌的历史使命。
历史又前进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巨大挫折，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在国内和国外，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的前途。是靠社会主义救中国，还是靠资本主义救中国，已经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在当今中国，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宣传着、赞美着、营造着、强化着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个社会的基本面貌是由它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和人民的幸福，与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为它设计和选择的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
在今日的中国，“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尖锐地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看来，中国的历史又前进到了它的一个关头。
这一次，历史和人民将选择谁？！
三、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三点主要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她的伟大、光荣、正确不是凭空的，而是有根据的，主要根据有三点：
第一，立党的宗旨正确。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立党为公，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根基。
第二、历史的伟业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雪洗了百年列强欺凌的耻辱站起来了。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了建国初期的困难，成功地恢复了经济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继而成功地实施了中国城乡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起以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成绩。
首先，国民经济以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迅速发展。据统计，1950－1978年我国工业年平均增长13.4%，农业年均增长4%，而同期美国工业年均增长4.5%，农业年均增长仅1.9%。其次，短时间内就组建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建国十年就生产出以飞机、汽车、拖拉机、万吨轮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工业品。第三，特别具有史诗意义的，是建立在生产和科学技术都非常落后的旧中国的基础上的新中国，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就研制和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导弹、氢弹，仅用了20年就成功的发射了人造卫星。
不仅如此，从1952年到1989年的37年中，在粮食、猪牛羊肉、水产品、水果、食糖、布匹、煤炭、石油、发电量、钢锭、钢材、水泥、载重汽车、电视机等14种重要产品中，中国的粮食、水产品、水果、布匹、煤炭、水泥、电视机等7种产品的产量超过美国。美国的钢、钢材产量在1952年是中国的六、七十倍，1989年是中国的一倍半；美国的发电量1952年是中国的六十几倍，1989年是中国的四倍多；美国的石油产量1952年是中国的七百多倍，1989年是中国的两倍多；美国的水泥产量以前是中国的15倍，1989年则仅为中国的1/3；美国的煤炭产量1952年是中国的七倍，1989年则为中国的九成。中国的电视机产量1989年已为美国的一倍半。
中国的人口37年增加了94.3%，美国只增加了38.4%，按人口平均计算，中国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但各方面的差距已大为缩小。1952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仅有35岁，仅及美国68.9岁的一半，1989年中国的平均寿命已达70岁，美国为76岁，差距已不大。
1952年，印度的人均工业产量大致比中国多1/3，到1989年，中国的人均工业产量反比印度多二、三倍。1952年印度的人均寿命为41岁，中国为35岁，1989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达70岁，印度仅为54岁。
1952－1989年的37年间中、美、印三国经济增长幅度
总产量增长倍数 人均产量增长倍数
中国 美国 印度 中国 美国 印度
粮食 1.49 0.81 2.27 0.29 0.31 0.42
猪牛羊肉 5.87 1.71 2.55 0.95
水产品 5.90 1.49 3.13 2.57 0.80 0.79
水果 6.50 2.88
食糖 10.01 2.38 4.79 4.74 1.44 1.52
布 3.86 -0.5 1.39 1.51 -0.64 0.03
煤 14.76 1.12 4.42 7.14 0.53 1.34
石油 311.39 0.24 105.67 159.54 -0.11 45.26
发电量 78.73 5.00 36.73 40.21 3.33 15.35
钢锭 44.36 0.04 7.19 22.44 -0.25 2.62
钢材 44.89 0.04 22.78 -0.25
水泥 71.38 0.68 15.40 36.38 0.27 6.10
载重汽车 0-57.4万 9.60
电视机 0-2701万 1.97 0-512万
（注：以上数据引自喻权域著《论三个时间差》）
综合计算，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大致比美国高3倍，比印度高2倍，若仅看工业增长速度，则中国更高。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美国、印度在经济增长速度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上均高很多。
第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没有否认在党的历史上曾有过“左”或右的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并没有否认“左”或右的错误路线曾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恰恰是因为她有水平、有勇气、有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纠正自身的错误，使党的路线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
四、共产主义前途小议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然而历史的发展又是非线性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型上升是历史的规律，曲折和反复也是历史的规律。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记载着历史的沉重。
在历史上，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尚且历经复辟和反复辟的反复争夺。比如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就历时几百年，多次发生王朝复辟。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消灭剥削和压迫的伟大革命，怎么可能不经历曲折和反复。
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资本主义复辟，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灭亡。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反对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原则，它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原则，它的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进行科学、计划管理的原则，它的以集体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更符合人类理想社会的标准，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贯穿古今中外历史的是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野蛮的掠夺和奴役。然而人类追求光明和正义、追求真善美的愿望并未泯灭。在蒙昧时期，人类的这种愿望在宗教的“天堂”和“极乐世界”中得以体现。在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人类的这种愿望又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得以体现。到了19世纪中叶，人类的这种愿望在马克思那里科学化了。于是就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光明和正义就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普罗米修斯手中的神火。
历史向来是公正的。苏联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复辟，曾使东西方的资产者及其应声虫们兴高采烈地喧闹了好一阵子。美国当时的总统布什在1992年1月28日的国情咨文中得意地宣称：“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发生了几乎象圣经一样伟大的变革。……在这一年里，共产主义灭亡了。”然而，现实对布什之流是严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东欧及独联体各国并未福星高照。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刑事犯罪、贫困、普遍的生活水平下降，狠狠地惩罚和教育了上述各国的人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东欧及独联体各国，左派及共产党人重新活跃起来，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毛泽东诗云：“风物长宜放眼量。”
李大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真理报》1995年7月10日登载（俄）鲍里斯•斯拉温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争论问题》一文摘要，很能说明问题。见附件一）
五、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段时间，有人称之为“毛泽东时代”。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有人称之为“改革开放年代”。
人们常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历史的巨大变化。那么，“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有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1.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以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本特征，公有制在农村表现为劳动集体所有制，在城市表现为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核心和主导力量。
“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单一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向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它所有制经济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的社会结构转化。在这里，生产资料的外资所有、私人所有、个人所有业已合法化，并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例。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由81.56%下降到38.23%，而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产值比重则上升为23.51%，同期，国有企业劳动力比重由50.07%下降到28.24%，而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力比重则上升为24.77%。从1979年到1994年，国有企业资产比重由87.98%下降到55.59%，而非公有制经济工业资产比重则上升到18.61%。另外全社会商业网点的87.1%属于个体和私营性质。据统计，到1995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已达2528.5万户，从业人员4613.6万人，自有资金1813.1亿元，私营企业已达65.5万户，从业人员956万人，注册资金2621.7亿元。注册资金超过100万元的私营企业有46270户。以上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业主和从业人员合计已达5635万人。另据统计，到95年底止，在私营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就业的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合计人数达6463.5万人。而此时国有经济单位的职工为10800万人，城镇集体单位的职工为2995万人。又据新的统计，到96年6月底止，全国私营企业已上升为70余万户，三资企业为20余万户。又据《人民日报》（1996年9月5日）的资料：目前三资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已超过1700万人。
2.社会财富的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按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尽管“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执行中存在很多问题，但整个社会的分配差距和贫富差距并不显著。社会把社会主义的反对经济剥削作为一条原则。
“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按资分配”已合法存在。社会默认（实际是准许）经济剥削的存在。社会分配的差距和贫富的差距已日益悬殊。（数据见本文第七部分）
3.社会经济运行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体制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经济活动，社会生产均按计划进行。
“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基本思路是，社会经济运动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
上述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已导致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今日中国在原有的单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已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在成长和发展。
社会分层、阶级重新出现已成为社会事实。两大对立性阶级——雇主阶级（资产所有者阶级）和被雇佣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业已形成，经济剥削已为社会默认，并已合法存在了。
经济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阶级的多元化已成为事实，并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政治经济观点、道德法律观点、美学文艺观点等等方面均明显地表现出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并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左右着所有社会成员的言行。“舆论一律”已为舆论的严重不一律所取代；信仰的单一化已为信仰的多元化所取代。
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社会的各阶层、各阶级、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所期望的社会发展方向，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就必然是多元的，而且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所有这些“社会发展方向”、“社会发展目标”的“多元”和不同，最终会表现为政治诉求的不同，即最终会表现为追求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于是，上述“多元化”的进一步演进，必将导致社会政治的多元化和社会政党的多元化。
阶级问题、阶级斗争问题；政治问题、政治斗争问题；政党问题、政党斗争问题等等，将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社会政治稳定将不复存在。社会将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可能发生中断。
上述社会的重大变化，还处在渐进的量变过程中，还未引起社会质的变化。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逐步衰弱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逐步成长，均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
上述社会的重大变化，有的正在进行，有的尚未开始。正在进行的重大变化是在“静悄悄”之中进行的。但是，下一步，社会的重大变化还会在“静悄悄”之中进行吗？！
上述社会的重大变化的初始原因，是为了纠正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左”倾错误，克服不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缺陷。历史已经证明，十几年来，我们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今天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再是纠正“左”倾错误的问题，而是这个“纠正”是不是超过了“中点”发生了“右”的偏差？！
世界上从未有过不犯错误的历史，也未有过没有失误的政治。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跟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的状态中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至善的社会，至善的‘国家’——这都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引自《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历史上从未有过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没有任何偏差、绝对正确的前进过程。客观的人们也不作这种企望。但是人们却企望，出现偏差，特别是出现大的偏差后，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面对上述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当作最终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如何认识，应该制定怎样的政策，以调整和引导中国社会向较公平、较合理的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
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正在等待着回答。
六、对“改革开放”的一点忧思
“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然而，十几年来，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均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出台，而其正确性、真理性却是令人怀疑的。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改革开放”多一些思考。
“改革”就其字面意义来说，“改”意为变更、更换。“革”意为改变、去除。当“改革”成为一个词组时，其意义，可以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变、改动，也可以是彻底革除原有的一套，另行新法。因此“改革”就其意义来说，并无好坏、善恶、是非、对错之分。从实践上看，“改革”的动机、理论、方法、后果等亦无先天的一定是好、一定是坏；一定是对，一定是错；一定是进步的，一定是退步的；一定是革命的，一定是反革命的等等含义。因此，具体的“改革”措施的是非对错，只能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开放”就其字面意义来说，“开”意为打开、分开、融化等，“放”意为解脱约束，任意、随便等。“开放”既是一种精神状态，又是一种行为状态。“开放”从精神状态的角度说，是解放，是不受任何信条、教条、规矩等的约束；“开放”从行为状态的角度说是打开、放开、随意，任何东西都可以进出等。因此，当“开放”仅仅表现为“状态”而无具体内容时，也是无所谓是非对错的。而当“开放”有了具体内容，即怎么“开”、怎么“放”具体化时，这个具体化的“开放”做法就有了是非对错，就可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了。
“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演进表明，“改革开放”是全党全民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共同选择。其初始原因，是由于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尽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也发生和发展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愈演愈烈的严重“左”倾错误。这个“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造成了严重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的禁锢。为了纠正这个“左”倾错误和克服它所造成的“禁锢”，重新赋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活力，只能选择“改革开放”。无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有了“改革开放”大方向的正确，而是在于必须有“改革开放”的具体道路的正确。
“改革开放”不论是针对全局还是局部，也不论是针对全局还是局部的一个方面，其具体的方法，都是可以有多种选择，多种方案的。而对这些“方案”的是非优劣的评价只能经过理论的辩诘（讨论）和实践的检验，有时需要经过多次理论的辩诘和实践的检验，才能筛选出较优的方案来。在这里，理论的辩诘是重要的，因为经过这个程序将使实践减少损失，少走弯路，而不进行理论的辩诘则往往使实践增加损失和多走弯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的历史和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无意粉饰历史和现实，就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的失误和偏差。而这些失误和偏差与错误理论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密切相关。
当代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已大大地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在社会科学中，经济科学的发展则更显滞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客观上确实很难为“改革开放”提供正确有力的理论指导。然而更可悲的是，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纷纷乘虚而入。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伦敦学派等经济理论均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理论界。特别是我国主流经济学派信奉马歇尔及萨缪尔森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力主清除一切障碍，全面放开市场，听由市场价格左右供需、配置资源，认为这种自由市场经济是可以自然实现资源和各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创造最高经济效益的最优经济体制。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与“公有制、计划经济没有积极性、没有效率”；“非公有制（实际主要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和生机，是最有效率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搞早了，应该进行资本主义补课”等等谬论互相呼应，近些年来误导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误导了传媒和公众舆论；也误导了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思想；甚至党和政府的一些重要文件亦可以看到受其误导的痕迹。
在如此思想混乱和错误思潮泛滥的大环境下，尽管中央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正确方针。但由于执行层和舆论层的认识不足和工作不力，即执行层并没有制定出、并切实执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保障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也没有制定出、并切实执行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限制、制约其它所有制（实际是私有制为主）和其它分配方式（实际是按资分配为主）的发展和膨胀。而舆论层也未配合性地开展工作，以营造一个保证中央正确方针得以贯彻执行的舆论环境。结果就自然造成了中央正确方针的“虚设”。
在这样不受制约的环境下，“其它所有制”经济和“其它分配方式”就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客观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相互配套的。市场经济特别有利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而我国是既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又在事实上没有制约私有制经济和按资分配的发展。这样就在事实上既营造了一个存在于“社会主义机体”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又营造了一个有利于这个经济基础发展的客观环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这个存在于“社会主义机体”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的大发展。这个“大发展”已为几年来的社会现实和统计资料所充分证实。事实上，对这个“大发展”若仍无有效的节制，它将最终淹没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偏差，而这个“偏差”又是具有全局和宏观意义的，它将影响和决定社会主义中国的兴衰安危、人民的安乐幸福和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
行文至此，心情是不能不沉重的。然而可以令中国人民欣慰的是，我们还有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还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还有一大批报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我们还有诚心诚意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以，尽管存在上述的“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偏差，我们仍然有信心依靠党和人民的力量纠正这个偏差，使中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向辉煌的明天。
七、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一种崭新的经济体制，需要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历史已经和将要证明，这个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异常艰难、充满风险的过程。为了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课题，笔者以为，有必要特别考虑如下几个问题：
1.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是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出现，到资本主义时代逐渐发展成熟的，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可以说，“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配套的。
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这是完全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在这里，“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相互配套的。
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天然并不配套。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并且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内经济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差异，这样完全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就不完全适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当前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解决问题的思想和方法如果过度，从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偏向了它的反面，造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形态的过度成长和泛滥，那就意味着中国历史的倒退和中华民族的大灾难。
这个问题，就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将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将决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存亡。
2.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同一的。“利润”是资本追逐的目标，利益驱动是市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和直接动力。对“利润”的追求才使市场经济充满了活力，“利润”是市场经济运动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当前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其动力源泉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看，仍然是“利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并无区别。
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运动中，“利润”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选择“市场经济”，是不是也意味着选择“利润”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若不是，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若是，以“利润”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否妥当？
3.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获取最大利润。资本运动的目的也是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和社会经济运动的基本动力。资本在市场中运动，资本主义在市场经济中发展，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同一的，即利润。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则是尽可能地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然而，当前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均以“经济效益”即“利润”作为目标。这样就在事实上将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利润”也作为我国当前实行的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了。
社会生产目的的这一变化，对社会经济行为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生产的目的是利润，为了利润而生产，就使得很多从宏观上，从社会道德上看不合理的行为，在微观上，在具体的经济行为上变得“合理”了。例如，浪费大量资源的商品过度包装问题，生活方式的过度奢华问题等等。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触目惊心的假冒伪劣、贩毒贩黄、走私贩私、三陪卖淫等等丑恶的行为，也是为了“利润”这个“生产的目的”。
4.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而私有制必然产生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也伴随着私有观念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追求价值、追求利润、追求自身利益，必然导致私有观念膨胀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追求个人私利的动力机制促使一部分社会成员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金钱拜物教和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必然导致的社会道德结果。
在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中，他律性和功利性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在市场经济运动中，对利润的追求往往导致不择手段，这就成为社会腐败的重要源泉。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个人私利最大化的特点，对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成员的职业道德和效忠精神形成了强大冲击，具有极大的侵蚀力量。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具有普遍性的“权钱交易”、“寻租行为”和其它的社会腐败，其主要根源就在这里。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柱。而个人主义的发展、膨胀将导致集体主义的衰落。因此个人主义的发展、膨胀也将导致社会主义的衰落。然而市场经济又是促进个人主义发展的，从这个逻辑看，社会主义和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相容的。
5.市场对经济运动的调节是依靠自发的力量，所谓“看不见的手”，即依靠市场经济运动对最大利润的追求来实现的。然而这个调节是正方向时，即见到“利益”、“利润”大的事业、商机时，则往往蜂拥而至，表现得过于灵敏热情，过于盲目缺少节制，从而使得一种“事业”、一种商品迅速出现“过剩”。而这个调节是负方向时，即出现“过剩”、“利润下降”的征兆时，则往往表现得过于迟钝和滞后。从而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销售困难、利润下降，以至亏损，与此同时，往往造成一种“事业”或一种商品的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从而不得不被迫废弃大量的厂房、设备、物业、设施等。
因此，可以说市场经济在每次进行劳动力和资源的配置变动（调节时），都是以失业、破产、社会动荡、生产破坏和大量浪费为代价的。人们一定记得，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国内市场商战频繁。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洗衣机、电视机、录音机到电冰箱、录像机、空调机……几乎所有的家用机电产品都经历了或几十家或几百家或上千家企业的生死搏杀。此外，这种情况也在食品服装等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和汽车行业、以及高档住宅、写字楼、大型饭店、高级商厦等建筑发展部门先后重复，盲目上演。尽管市场竞争促进了技术进步、质量提高、品种增加、成本下降，实现了优胜劣汰，但由于宏观没有计划，仍给很多盲目发展的厂家、商家造成了本可避免的巨大损失。
据统计，近年来由于盲目投资、乱上项目，造成我国重要产品生产能力闲置的比重为：彩色电视机1/2，家用电冰箱2/3，洗衣机2/3，空调机1/2，汽车3/4，棉毛纺1/3，原油加工1/3等等。此外，上千家衬衫厂积压男式衬衫15亿件，3000多家化妆品厂的70%的产品滞销，还有5046万平方米的商品房空置。
所有这些生产能力闲置，产品积压、滞销和商品房空置等等问题，均是盲目的市场机制造成的。
6.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好条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容量无限大的市场。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决定了它的扩张性。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因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容量无限大的市场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好条件。
然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的有限性却是一条铁的规律。因此，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不会有最良好的表现，都不是最佳的经济发展模式。
事实上，在资源紧缺、市场狭小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弊病反而更加突出，其所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加严重。
反之，计划经济在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的有限性这一铁的规律时，则可以充分表现其合理性和优越性。
7.市场经济追求利润，追求“效益”的本性决定了它经济上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无限地扩大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必然导致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对环境的破坏，必然导致环境和生态的恶化。如果说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由于其追求利润而焕发出来的生机和活力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的话，那么在高度工业化的今天，盲目的、不受节制的市场经济已经开始危及人类的生存了。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今天，它一方面仍然是有一定的生机和活力的，另一方面它已经和人类的根本利益相矛盾了。
这样的实例是很多的。如80年代以来，我国淮河流域的广大农村和城镇，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盲目建设了数千家小造纸厂、小制革厂等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这些企业每年向淮河水系排污数十亿吨，造成整个淮河水系被深度污染的严重问题。直接影响和危害了淮河流域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生产、生活。
又例如80年代中，我国水产品市场率先放开。低投入高产出的海洋捕捞业在市场经济利益驱动下迅速发展。1985年我国海洋机动渔船不足10万艘，到1995年猛增至30余万艘，总马力数则从500万马力增加到1600万马力。如此强大的捕捞力量，长年累月的高强度捕捞，远远超过了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目前我国海洋四大经济鱼类中，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已基本形不成渔汛，带鱼的总数量和个体大小也严重下降，前景堪忧。
在我国广大的农业区、牧业区、林业区、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过度耕种、过度放牧、过度砍伐已经造成了土壤退化、草原退化沙化、森林资源被大量破坏的严重后果。
8.以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与生产资料私有制、按资分配相结合的经济运动，将加剧社会财富的集聚、集中，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是有市场经济以来的世界经济史所一再证明的经济规律。
市场经济运动所造成的两极分化，从世界的角度看，它加剧了富国和穷国的两极分化，从一国的角度看，它加剧了地区和地区、富人和穷人的两极分化。
据统计，世界上富国和贫穷国家之间人均收入相差倍数如下：在工业革命之初相差两倍；1945年相差20倍；1965年相差40倍；1975年相差64倍；1978年相差78倍。
南方委员会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中说：“1981—1988年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在这方面流向北方（富国）的净额达1630亿美元。”1988年后，财富流向富国更为严重，每年约500亿美元。
据统计在最近20年里，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贫困国家从27个增加到48个，在最近5年里，全世界最贫困的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目前还在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加，目前发展中国家有近1/3的人处于赤贫之中，每年有1300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人说：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落入了社会上最富裕的一小撮人手中，而数以百计的民众却更加贫困。下述数字是意味深长的：全世界现有358个亿万富翁，他们拥有的资产相当于26亿人（占世界人口的45%）的财产总和。（见1996年8月1日《参考消息》）
我国正在实行“市场经济”，又准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一定程度的存在。这样市场经济加剧两极分化的规律在我国也就必然会有所表现。
我国地区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在1980年至1994年的15年中，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19.88:16.20:15.78，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这种增长速度差的积累，使建国后一度缩小的东西部差距重新扩大。1992年农村社会总产值达25386亿元，其中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6.3%、32.2%、11.5%。1993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62.1%、29.8%、8.1%，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7.6倍。1994年东、西部差距达8倍。
随着东西部发展差距的拉大，东西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人均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20元，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之比为2.80:1.86:1。其中东部地区的京、津、沪、苏、浙、广6省市人均收入超过1800元，最高上海市达3436元，最低甘肃省为723元，两者相差4.75倍。就省际间比较，80年代最高收入省份与最低收入省份的绝对差额只有500多元，而到90年代，绝对差额已扩大到2000元以上。
据统计，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增长率，“七五”期间，东部地区为2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仅为10%，到“八五”期间，全国平均水平为4.28%（扣除价格因素），而中部地区仅为0.28%，平均年仅增加3元钱，西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增长，平均每年减少4.3元。
又据统计，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1985年为1.15:0.88:1，1990年扩大为1.28:0.92:1，1994年扩大为1.41:0.95:1，1995年扩大到1.42:0.97:1。（见96年9月17日《工商时报》）
更为严重的是，1995年，中西部城市剔除价格上涨因素，生活费收入与94年相比出现负增长。如银川、呼和浩特、兰州、昆明、西宁、郑州、武汉、南昌实际人均生活费收入分别下降8.6%、8.2%、4.7%、3.9%、3.2%、2.7%、0.5%、0.2%；沈阳、南宁、重庆三市出现收不抵支现象。据统计，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减收面为41%，比94年增加了1个百分点。其中兰州和呼和浩特减收面分别达到83%和65.3%。减收的主要原因是物价上涨、占26.8%，其次是企业不景气、拖欠工资、就业人口减少等，占14.2%。（见96年9月17日《工商时报》）
我国个人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估计我国拥有100万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100万人。1993年占全国人口2%的高收入者提供了约占30%的城乡居民个人储蓄额。在新增居民储蓄存款中有70%－80%是由10%的储户提供的。1996年5月14日《经济日报》载文称：现在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约有600万人。另有材料称，占银行储蓄总户数20%的富人占存款总额的80%。另据1996年9月17日《工商时报》载文称：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在城镇约有85万户。
近年来，我国城乡已经造就了数以十计的亿万富翁，数以百计的千万富翁和一大批百万富翁。这些“大款”们高级奢华的生活与数以千万计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劳动者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运动自然加大两极分化的规律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9.市场经济运动中利益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之一是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的基本途径之一是降低工资和减少员工。因此，维持一定数量的待业（失业）人口，造成劳动力之间的竞争是“降低工资”和“减少员工”的自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因此，市场经济运动需要并自然造成待业（失业）人口。这也是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之一。在市场空间狭小，资源紧缺，人口（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环境中，这一基本规律就表现得更为突出。
据统计，实行市场经济的美国1890－1990年的100年间平均失业率约为6％。另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达8%以上。在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失业率高达10%以上。
下表为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后东欧国家失业率的百分比：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波兰 3.5 9.2 12.9 14.9 16.2
匈牙利 1.4 7.6 10.5 10.1 11
罗马尼亚 3.0 8.4 10.2 14
保加利亚 1.7 11.1 15.3 15.8 13.3
捷克 0.7 4.1 2.6 3.5 3.5
斯洛伐克 6.6 11.4 12.7 1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师事务所）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所导致的失业，类似于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在生存空间狭小、生存资源短缺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竞争，意味着少数强者（适者）的生存和多数弱者（不适者）的死亡。在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空间、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人类社会中，市场经济的竞争一方面具有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市场竞争的弱者（不适者、失业者）也意味着一定意义的、无情的生存淘汰。
但人类社会毕竟不是自然界。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失败者、失业者，若无出路和生计，其中一部分就会铤而走险，或流落于市井成为黑社会和刑事犯罪的后备人员；或聚啸于山林、原野，成为土匪、路霸；或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街市，成为社会动乱的煽动者或政治的反对派。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三大问题。人口膨胀、空间狭小、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生态恶化已成为今日世界普遍性的严重问题。而今日中国的上述问题则更为突出和严峻。这就在客观上使得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空间更为狭小拥挤，进而使市场经济自然造成失业表现得更为突出。这样就必然使上述刑事、政治问题在中国加速放大为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问题。
事实表明，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日趋严重，黑社会组织日渐发展，社会冲突逐渐增加等等问题，均与失业人口事实上的不断增长密切相关。
10.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其它情况的简单比较。见附件二。
以上所述需要特别考虑的几个问题，还不是市场经济存在问题和弊病的全部，但是它们所揭示出来的市场经济的问题和弊病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显然，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力求避免、减少或削弱上述的问题和弊病。
无庸讳言，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而应该是对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的扬弃，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对其改造、创造和发展，是使其在基本原则和运行规则方面严格有别于并优越于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是使其与社会主义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绝不是将未经改造的市场经济和名不副实的社会主义的简单相加。
八、国情决定道路选择
鲁迅先生说：“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十二亿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问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共同问题。
今日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必须遵循一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一是人口太多，二是资源太少，三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狭小，基本条件异常严峻，四是虎狼在侧。
这四个基本国情在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候就存在。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也存在。历史前进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今日的中国来说，这四个基本国情仍然存在，只是在内容上有了一些变化和发展。
孙中山试图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法解决旧中国的问题，他没有成功。毛泽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而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成功了。
毛泽东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他太了解中国，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了。他知道，必须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而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才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这个历史的结论是中国的近现代史反复证明了的。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有一部分中国人似乎忘记了这个历史的结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应该进行资本主义补课”等等，就是他们的政治观点。
这些人竟是如此地健忘，竟是如此地分不清大是大非，竟是如此地搞不清中国的根本利益，也即是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获得真正的保障！
这使人不能不感叹！这使人不能不想起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一段话：“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是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然而所得却往往很小。当代的中国人难道把付出了几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这个“只是一小块”的所得，也忘记了吗？！
一个社会的问题千头万绪，说到底，决定它性质的只有三点，就是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这三点也构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所谓政治经济制度是否适合国情，实际上，主要就是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经济运行方式是否适合国情。
国情决定政策，正确的政策产生的前提是对基本国情的全面了解和深刻把握。
对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已有很多的统计资料和专论。笔者在这里仅例举部分数据和事实作为佐证，以说明笔者下面的一些观点。
1.我国人口、粮食、耕地、水、矿产资源的简单情况。
中国现有1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
中国庞大的人口对食物的供给形成长久的压力。“吃饭问题”将始终是中国的第一难题。
中国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是非常艰难的。据测算，目前我国粮食年均需求为5200亿公斤，而1990年至1995年的粮食产量却一直徘徊在4500亿公斤左右，每年缺口均达700亿公斤左右。
我国粮食生产增长潜力有限。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8年，粮食年均增长96.5亿公斤；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平均增长仅52.5亿公斤；从1978年至1984年年增长最高为171亿公斤；从1984年至1993年年平均增长回落到54.5亿公斤。我国1990年粮食总产量为4450亿公斤，1995年达到4550亿公斤，5年年均增长仅20亿公斤。因此实现“九五”计划的200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900－5000亿公斤的目标，需要从96年起每年增产粮食70－90亿公斤，这是相当困难的。
中国过剩人口造成大量人力资源闲置，造成大量城乡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口。据专家计算，1988年我国农业生产性劳动系数为56.2%，剩余劳动率为43.8%，剩余劳动力约为1.4亿左右。另据专家计算，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为2亿左右，在城镇、工矿企事业单位在岗冗员约3000万左右。另据估算，城镇实际失业人口已达3000万左右。另据测算，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2亿。
我国人口文化素质低下。据统计，文盲、半文盲等低文化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文盲、半文盲约1.8亿人，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者为4.2亿人，这两者合计占总人口（12岁以上）的52.9%。
据最新统计，我国现有耕地总面积为20亿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4.1%。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为1.68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我国耕地质量较差，在20亿亩中，旱地“望天田”占60%，灌溉水田和水浇地仅占40%。我国现有耕地的2/3是中低产田，其产量比高产田至少低40%以上。我国耕地的有机质含量平均只有1.5%，远远低于欧美国家2.5%－4%的平均水平。近年来我国耕地总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在减少。“八五”期间，我国人口每年增加1300万人，而耕地每年减少500多万亩。总之，人多、地少、地差将是长期困扰我国的基本问题。
我国的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仅有23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居世界第109位，是联合国列出的13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我国每年农业缺水300亿立方米，城市缺水60亿立方米，预计到2000年我国每年至少缺水600亿立方米。目前全国有18个省（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个省（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仅有500立方米，而联合国机构认为占有2000立方米就处于严重缺水的边缘。我国现有600多个城市中有300多个缺水，108个严重缺水。
我国是一个矿产资源的大国，又是一个人均矿产资源的小国。我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约占世界的12%，现已发现矿种168种，有151种探明了储量，其中煤、钒、钛、铅、锌、钼、钨、锂等20余种重要矿产储量位居世界前列。我国45种重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仅次于前苏联、美国，位居世界第三。然而，我国人均矿产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名列第80位（比如石油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8）。我国45种最主要的矿产资源中，到本世纪末已有十余种不能满足需要；到了21世纪很快将有20余种不能满足需要；到2020年前后，将仅有煤、钼、稀土等少量矿种能满足需要，其余的矿产资源（包括铁、石油等最重要的矿产资源在内）均不能满足需要。
2.我国的人口已超过我国国土及其资源生态系统的最大承载能力。
有专家认为，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及其资源生态系统最大的负荷能力约为7亿人口，另有专家最乐观的估计为16亿人口。
从几十年、几百年以至几千年的历史发展看，中国广大的华北、西北地区的植被、生态状况是在逐渐的恶化，而沙漠化、荒漠化却在逐渐推进。在广大的黄土高原，如河北、山西、内蒙、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在历史上曾经都有广阔的森林覆盖，而今很多地方却变为不毛之地。在广大的新疆、青海、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上曾经多有林木繁茂、水草丰美之地，而如今却是黄沙滚滚。塔里木河消失了，罗布泊消失了，娄兰古城消失了……青海湖等许多内陆湖正在逐渐缩小，敦煌等西北、华北古城正在逐渐地被黄沙吞没。而北京、天津、沈阳等大中城市正处在荒漠化的前沿。
据统计，我国受荒漠化影响的区域以每年20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大，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近四亿，每年造成损失540亿元。目前全国有1300万公顷农田受到荒漠化的危害，耕地退化率超过40%，草地退化率达56.5%以上。
以上严重问题的形成，固然有气候、地质变化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破坏。自古以来延续至今的过度砍伐、过度耕种、过度放牧，以及战争破坏等人为因素造成了上述严重后果。
当然，上述人为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生存问题。然而，生存问题一旦超过了自然系统承载的极限，其后果就是环境的破坏和生态的灾难。
以上自然植被、生态逐渐恶化的历史演进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直至现代，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为解决当时一定数量的人口的生存问题而从事的生产活动和战争，均造成了自然环境、植被和生态的破坏。
如果，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的时期的人口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对于他赖以生存的资源生态系统来说就已经是超负荷的，那么，今天中国的12亿人口对于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及其资源生态系统来说，就更是超负荷的。
3.虎狼在侧是我国国际环境的主要危险。
从19世纪到20世纪，从满清末年到民国时期，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今天，这一百几十年的历史记载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策”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粗略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时期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9年中美建交前；第三时期从1979年中美建交后到现在。
第一时期。从184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56年英法帝国主义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884年法帝国主义发动“中法战争”，到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长达14年的全面侵华战争，到1946年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蒋介石集团出人，替美帝国主义打的三年全面内战，这百年的历史，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联绵不断，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一时期主要是采用军事征服的手段实现其瓜分中国或独占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野心。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政策”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军事上的侵略征服，实现其政治上压迫奴役和经济上掠夺剥削的目的。
第二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先是企图用侵朝战争扩大升级的军事手段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未达目的后，便转而采用军事上包围、威胁，政治上孤立遏制、颠覆，经济上封锁、打击的政策。在这一时期，美帝国主义成立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支持西藏叛乱和民族分裂势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派遣特务刺探情报、骚扰破坏，派遣第七舰队上千次的侵略我国的领海、领空，发动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多次进行武装挑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不承认主义，排斥中国进入国际社会（联合国、奥运会、世贸组织等）等等。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把中国作为敌国，实行冷战（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颠覆，经济上封锁）为主，辅以“热战”的政策，其目的一直是妄图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时期。在第二时期的对华政策不能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战略意图的情况下，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3年中美互设联络处，1979年中美建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便逐渐进入了以“和平演变”策略为主的第三时期。
在军事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仍对我国保持包围态势，实行军事威胁，支持台独势力，妄图阻止两岸统一。
在政治上则散布中国威胁论，支持台独、西藏分裂、民族分裂势力和“民运”分子。并以民主、人权、自由的卫道士自居，攻击我国政治不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同时大力向我国灌输多党政治、议会民主的思想，意图迫使和诱导我国的“改革”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实行“西化”、“分化”，最终走上西方政治体制的道路。
在经济上，一方面通过所谓学者、专家的经济理论，历数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弊端，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私有制是最合理的、能带来最大经济效益的体制，极力推动我国的私有化、市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放手让美国的饮料（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香烟（如万宝路、三五）、快餐业（如肯德基、麦当劳）、化妆品等轻工产品和计算机、汽车、飞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大举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牟取高额利润，同时采取种种手段阻止我国“复关”，加入“世贸组织”，压迫我国对外全面放开市场、取消关税保护，意图全面占领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全面挤垮我国的民族工业。
在意识形态、文化上，则通过影视、书刊等各种渠道向我国灌输反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享乐至上的思想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促使整个社会，特别是执政层蜕化、腐化，意图消蚀、软化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团结奋斗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主义的精神。
冷静观察，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和强化其全球的政治、经济利益和霸主地位，是决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真正强大起来，取得足以与其相抗衡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早在1944年美国著名战略家斯皮克曼就曾指出：“美国战后在东亚主要课题是明确的：在美国的安全形势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关注由谁来控制欧亚边缘区的问题。必须警惕未来形成的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影响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国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见斯皮克曼《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
斯皮克曼的这一思想代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几十年来对华战略的主导思想。这一思想贯穿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全部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实践之中。
打击中国、削弱中国、遏制中国、分裂中国、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将中国在政治上“西化”，在经济上变为“附属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政治上维持其称霸地位，在经济上控制和剥削全球的需要。
上面例举的事实、数据和国际环境的一些情况，仅仅是我国基本国情存在大量危险、危机和问题的一部分，还有诸如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土壤侵蚀、自然灾害加重等等问题并未涉及。然而，仅就涉及的问题看，我国人民今天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所面临的条件均是十分严峻的。在这样严峻的“先天”条件下，中国人应该选择怎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看，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是适合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的。
然而，第一，如果对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政策之所以是合理的和必要的，不能从理论上给予进一步的阐释，则执行层和社会公众就既不能在认识上真正深化，也不能主动自觉地维护这个正确的政策。第二对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政策，必须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来给予保证，否则实践上这一政策将会落空。第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赋予科学合理的内容，否则将造成市场经济的优点不能充分体现，弊病不能有效的避免，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真正贯彻的局面。
由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而且极不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就不符合中国今天的客观实际。于是才有了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为补充，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并引入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正确的政策。
然而，中国今天的重要问题已不是继续加大上述的理论和实践突破，而是需要特别强调、公有制为主、按劳分配为主和经济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客观必要性和重要性。
1.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机制上不会自动加大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因此更符合社会公正、公平的要求。
反之，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在机制上却会自动加大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而且这个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又主要是靠剥削和巧取豪夺形成的。因此，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不符合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道义要求。
2.是实行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实行私有制按资分配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均由客观条件决定，均体现一种历史的必然。
客观地说，美、英、法、德、加等资本主义国家，其远为优越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为它们现行私有制按资分配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
而中国则不然，中国选择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仅仅是出于道义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社会公平的实现，而是中国严峻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本文前面已例举了我国基本国情存在的大量危机和问题。正是这些危机和问题以及本文未涉及的其它大量的危机和问题构成了中国今天制度选择的制约因素。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仅例举我国1995年生产的部分产品的人均情况：粮食387.5公斤，棉花3.75公斤，油料18.75公斤，电833度，原煤1.08吨，原油124公斤，钢78公斤，乙烯2公斤，化肥19.5公斤，化纤2.41公斤，汽车千分之一辆，彩色电视机1.6%台。
十分明显，这些产品的人均数量是很低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绝大部分还是原料和动力，并不能直接用来消费。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生产、国防、外交、科研、基本建设、文教卫生事业、公共事业，以及政府的社会管理等等，总之全部的社会需求都要从所有这些产品（包括未涉及的产品）里面出。可以设想，在作了所有这些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从实物的角度看，中国的人均水平将是怎样的一种窘迫的状况！
中国今天的资源和生产状况，正象一个收入拮据的大家庭，其生产所得只能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才能维持全体家庭成员很低的生活水平。如果不进行较为公平的分配，而是不断地扩大分配差距，结果就势必造成一部分家庭成员无法生存的局面。
这个比喻说明的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但是，恰恰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决定了中国今天制度选择的一个大道理：中国今天只能选择一个在机制上不扩大分配差距、能有效制约分配差距扩大的制度。这个制度只能是一个不断强化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而对其它所有制（实际上主要是私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实际上主要是按资分配）实行有效的限制和制约的制度，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
因此，在今日的中国，对“其它所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就必须在范围上、程度上给予严格的限制，让其在制约下发展，而绝不是无条件地放手、听任甚至创造条件发展“其它所有制”和“其它分配方式”的经济。
3.在我国当前生产力水平较低且极不均衡的情况下，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客观上不可能解决所有就业人口就业问题的情况下，在我国的技术较落后、资金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也确能发挥一些有益的补充作用。
然而，目前在我国“其它所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十分明显，这些“其它所有制”经济的过度发展势必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势必威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安全。
因此，从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安全的角度，也应对“其它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一定的制约。
4.在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各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组织、无计划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正是这两个基本矛盾的发展导致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马克思在设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框架时，正是基于对这两个矛盾的深刻批判，才提出了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科学设想，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三大基本特征。
市场经济赖以产生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生则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批判的结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理性设计和理性选择的结果。
因此，计划经济的出现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计划经济的进步性在于：将资本主义各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有计划扩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了用科学的组织和计划、管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理性时代。计划经济的进步性还在于：它是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即尽可能满足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样一个正确的生产目的服务的。因此，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合理利用资源，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在根本上与人类的长远利益相一致。
任何经济体系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计划经济就可能出现计划不科学、不全面、不符合客观实际及缺少竞争、激励、淘汰机制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计划经济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改进逐步加以解决。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们能够将计划经济的优点和长处与经过改造的市场经济的优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的经济运行体制，那么不仅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与人类长远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科学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
5.本文前面在简述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时写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和容量无限大的市场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最好条件。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的有限性却是一条铁的规律。因此，本来意义的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不会有最良好的表现，都不是最佳的经济发展模式。
事实上，在资源短缺、市场狭小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弊病反而更加突出，其所造成的危害反而更加严重。
反之，计划经济在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的有限性这一铁的规律时则可以充分表现其合理性和优越性。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人均资源的小国，其资源状况和生存条件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世界上较差国家的行列。在这样宏观条件严峻的情况下，既要保证今天12亿人口的生存、温饱、发展和国家建设各方面的需要，又要兼顾中华民族未来的持续发展，中国只能计划着过紧日子。这个道理，就是中国曾经和现在必须实行计划经济或经济计划的根据。
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中国实在是没有条件潇洒地听任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从“改革开放”十几年以来的实践看，那只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给中国吃的苦头还少吗？我们还能继续把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交给那只没有经过改造的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吗？
因此，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是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结论，绝不是出于对计划经济的偏爱，而是中国严峻的客观条件决定的。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中国严峻的客观条件强迫中国必须选择经济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行文至此，只能实话实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提法是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的，是不科学的。由于这一提法是一个基础性的理论提法，因此在理论指导的意义上和实践上都是无益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在国家计划为主的情况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补充性作用。
6.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各种经济类型共处于我国当前的经济体系之中。这些经济类型之间既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存在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利益不相容的关系。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出现的大面积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谁又能说目前国有企业出现的困难与“其它所有制”经济对它的排挤无关。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有责任制定具体的政策，规定各种所有制经济准许进入的产业、行业，及准许其发展的规模，即建立产业、行业准入制度。这个制度的建立，将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健康发展。这种政策，绝不是排斥竞争，而是改变竞争的对象和竞争的方式、方法，从而有利于消除经济领域腐败的一个根源，从而更有利于技术进步，质量、管理水平和效益的提高。
7.市场作为一种无形的资源，在中国和世界都是有限的。而我国的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却只能依靠这个有限的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外市场生存。尽管这两个市场都可以逐渐扩大，但终究是十分有限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利益，为了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点和长处，并避其所短，为了协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为了兼顾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利益和发展，有必要合理地划分市场、分配市场，实行市场准入制度。
这个市场准入制度和前面谈到的产业、行业准入制度、实际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谈到的同一个制度。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大量矛盾、问题和弊病看，设立产业、行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将有效地规范企业的经济行为，促进市场运行的有序化，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8.“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分配原则，也是当前最重要的基本政策。“按劳分配”的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最能体现社会公平。“按劳分配”原则的认真贯彻和执行，将对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质量、经济效益的提高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总之，“按劳分配”既是“公平”的，又是有“效率”的。
然而当今社会的主要倾向实际是忽略按劳分配原则的认真贯彻和执行，反而对“按资分配”特别热衷和关注。
如今颇为流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实际上把“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似乎要“效率”就必然牺牲“公平”，要“公平”就必然牺牲“效率”。或者是不要“公平”就有“效率”，不要“效率”就有“公平”。照此逻辑，我们知道，公有制是“公平”的，按劳分配也是“公平”的，要“公平”就必然牺牲“效率”，实际上是说，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没有“效率”的。反过来说，私有制是不公平的，按资分配也是不公平的，不要“公平”就有“效率”，实际上是说，私有制和按资分配是有“效率”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把“效率”放在优先的地位。按照上述逻辑，其真实的含义实际是说，既然私有制和按资分配是不公平但有“效率”的，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公平但没有“效率”的，那么，私有制和按资分配自然应该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十分明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的真实含义违背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原则，也根本不符合客观的实际，因此是错误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隐匿了自己的真实含义，因此蒙骗了一些人，包括部分领导同志，这是令人遗憾的。
9.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内含着社会拥有生产资料、社会管理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含义。在当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拥有”和社会“管理”只能通过国家（政府）来实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社会“拥有”和社会“管理”正是对私人“拥有”和私人“管理”批判的结果，它与计划经济的出现一样都是历史进步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简政放权”、“放权让利”、“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社会却呈现出“逆向”发展的趋势。这个趋势目前已造成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的严重弱化。近些年来，我国经济领域出现的一系列混乱现象，与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被严重削弱密切相关。
本文前面例举的，由于市场利益驱动而造成的乱上项目、盲目投资、产业趋同、滥捕滥捞、假冒伪劣、走私贩私等等严重问题都是迷信市场“看不见的手”自伤“看得见的手”，即自伤国家管理计划的职能，所必然造成的恶果。
199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指出，我国近几年经济领域出现了“大而全”、“小而全”，“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导致了经济结构严重失调，重工过重，轻工过轻；加工工业过‘长’，基础工业过‘短’，原材料、粗加工、初级产品比重过大，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档次产品的比重过小；大型企业过少，集中度过低，小型企业过多、过散、生产能力过小”，及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非常严重，东、中、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相似率达90%以上等等极不正常、极不健康的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对造成上述严重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未能一针见血地点明。
无庸讳言，上述严重问题的出现，正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被严重削弱，放弃本应保留的经济计划，任由盲目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造成的。
因此，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我国必须重新强化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必须坚定地走经济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
10.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根本的原因都是经济原因，都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导致的“热战”。“热战”结束后，世界逐渐进入美、苏两大集团对抗的“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对抗是政治的对抗，更是经济的对抗，是国家、民族、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的对抗。“苏、东”解体后，有人说“冷战”结束了。其实不然，“冷战”并未结束，而是变换了方式和内容，仍在继续着。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斗争，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球展开，不过它目前的主要表现是“冷”的经济战，它的次要表现是政治经济目的都十分明确的局部“热战”。
中国正是在本文前面简述的“虎狼在侧的国际环境”和上述的大背景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对世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友谊和合作。然而，针对中国的“经济战”却早已悄然拉开了序幕，在广阔的范围内展开了。例如：
①据统计，1995年我国2/3以上的彩色胶卷市场和4/5以上的相纸市场被外国产品所占领。1995年，报关进口的彩色胶卷为1200万卷，相纸为1100万平方米，而市场实际销售的彩色胶卷为7700万卷，相纸为5100万平方米，走私货竟占65%。
②据统计，1995年我国走私进口的糖高达200－300万吨，占国内市场的1/3。
③据统计，1994年我国进口药品高达71632万美元，占我国医药市场的22%。另“三资”企业的医药产品又占我国医药市场的13%。
④据统计，1995年我国啤酒产量达1500万吨，合资啤酒已占20%，其产量还在迅速扩大。
⑤据统计，1995年经海关正常进口的彩色电视机只有54.9万台，而走私进口的彩电竟高达500万台。
⑥据统计，目前合资企业生产的洗衣粉已占有3/4的国内市场。
⑦据统计，“顶新国际集团”的“康师傅”方便面年产量已达50亿包，已占有普通方便面市场的23%，中高档方便面市场的48%。此外，“美厨”等外来品牌也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目前市场上已难见国产方便面的踪影。
⑧据统计，到1995年底止，我国的“三资”医药企业已达1500家。据北京市卫生局调查，北京一些医院使用“三资”企业生产及进口药品已达98%以上。
⑨据统计，目前“三资”企业已占有我国市场的份额为：电子20%，化妆品34%，饮料39.7%。
上述情况已使我国电子工业、彩电工业、彩色胶卷工业、医药工业、饮料工业、啤酒工业、洗衣粉工业、方便面工业、化妆品工业等遭受沉重打击。
然而，上述情况仅是冰山之一角，全面情况则更为严重。
的确，“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然而自拆关隘、引狼入室也绝对不是“改革开放”的初衷。
诚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就要付出一些代价，就要让渡一些国内市场”，然而，如此门户洞开，“走私”竟闹到几百万吨、几百万台的规模，“三资”企业抢占我国高盈利行业竟如此畅行无阻，也绝对不是“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目的。
一个民族的悲剧在于，当危险正在降临时，他却在睡梦当中。
这场针对中国的“经济战”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当代对华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是挤垮中国的民族工业，占领中国的市场，剥削中国的劳工，掠夺中国的资源，最终实现拆解中国，彻底粉碎中国成为现代工业强国的一切可能，将中国变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商品的倾销市场，劳动力和资源的供给国。
这绝非危言耸听。
面对如此严峻险恶的局面，中国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集中的办法。就是利益主体是相对单一的，国家是代表全民的、集中的、最大的利益主体。非公有制经济处于绝对次要的从属地位。经济运行实行国家计划为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集中人力、物力和其它各种资源、共同建设国家，统一对外，实行有效的市场保护，粉碎列强针对中国的“冷”的经济战和可能发生的“热”战。立统一强大的中华民族于世界。这套办法就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经济计划为主，并居于统治地位的办法。
第二种选择是分散的办法。就是社会所有制多元化、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逐渐衰落、逐渐丧失其主导、主体地位。社会利益分散、资源分散。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自谋出路、自谋生路。这套办法必然形成各利益主体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局面。这套办法，绝无可能一致对外，实行有效的市场保护，也无可能保护民族工业，最终将使西方列强针对中国的经济战大获成功。无庸讳言，这套办法的实质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办法，但它却建不成资本主义的强大国家，只会使中国分裂，并沦为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附属国。
行文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西方列强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为什么如此热心地鼓励中国推进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
结束语
自古言政者的命运多坎坷。作为一个平常之人，谁对生命和幸福不是深深眷恋呢？然而既然选择了追求真理的道路，就要准备为此付出。我将本文和自己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历史。古人云：“托体同山河”，我没有这个境界，但我景仰和追求崇高。
如果本文的一些观点和思考最终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这对笔者已经足够了。
（1996年12月）
〖附件一〗《真理报》1995年7月10日登载（俄）鲍里斯•斯拉温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争论问题》一文摘要。
文中说：“不久前所有的官方报刊还在断言，社会主义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寿终正寝了。……但是这一看法越来越同现实不符。同共产主义运动在俄罗斯在复兴相左。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最大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在1993年10月国家杜马选举中稳居第三位。全国群众情绪普遍左倾，这种情绪甚至渗透到执政的精英阶层。”
文中说：“众所周知，群众情绪左倾这一情况不只是出现在俄罗斯。左翼政党在波兰和匈牙利的选举中获胜表明，历史的钟摆重新摆向社会主义方面。人们对东欧各国强制实行资本主义化造成的严重的消极后果感到厌恶。”
文中说：“群众将根据在资本主义中生活体验学习社会主义。实际上，资产阶级改革的三年实践给劳动人民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生活水平日益严重下降，对明天失去信心和失业的可能性。公正的统计表明，随着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和企业破产，到今年底，失业人数可能达到1000万，贫富日益悬殊。今天5%的上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比85%的下层居民的生活水平高出10倍。生产继续滑坡，生产总量比1991年减少50%。社会保障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化甚至没有把资产阶级民主带给俄罗斯：议会遭炮轰，国家治理方式日益具有极权性质。”
文中说：“所有这一切在国内引起成千上万次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这些游行和集会通常打着红旗，并且是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人民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的变化，1991年和1994年五一节游行示威者的两个代表性的口号可以说明。3年前我看见父子两人举着这样的标语：‘资本主义是生存，社会主义是死亡！’1994年青年人则高举着这样的标语：‘资本主义是臭大粪！’‘社会主义是俄罗斯的未来！’”
〖附件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其它情况的简单比较。
首先看苏联和东欧。
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13年相当于后来苏联全部领土范围内的工业总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6.9%，到1985年已达美国的80%。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包括石油、钢、铁、水泥、木材、拖拉机、化肥等）整个经济实力，从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升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从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苏联迅速缩小了与美、英、法、德、意五国的经济差距。
七个老牌大国各时期经济对比
1914年 1950年 1980年 1986年
人均 指数 人均 指数 人均 指数 人均国 指数
收入 GNP GNP 民收入
美国 377 100 2536 100 11360 100 18200 100
苏联（俄国） 41 10.8 699 27.6 4550 40.1 8362 46
英国 244 64.7 1393 54.9 7920 69.7 12260 67.4
法国 153 40.6 1172 46.2 103 12780 70.2
日本 36 9.5 382 15.1 9890 72.8 13180 72.4
德国（西德） 184 48.4 1001 39.5 13360 73.4
（东德） 11873 65.2
意大利 108 28.6 626 24.7 6480 57.0 12080 66.3
注：1950年数据是保罗•肯尼迪以1964年美元价格计算的。1986年数据引自美国中央情报局《1988年经济统计手册》。（注：引自喻权域著《论三个时间差》）
下表为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与实行市场经济的美、英等国工业生产能力增长的年度指数比较（以1913年为100）。从表中可以看出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增长是最快的。
世界 苏联 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191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920 93.2 12.8 59.0 92.6 70.4 95.2 122.2 176.0
1930 137.5 255.5 101.6 91.3 139.9 164.0 148.0 294.9
1938 182.7 857.3 149.3 117.6 114.6 195.2 143.0 552.0
（数据引自保罗•肯尼迪著《大国的兴衰》）
罗马尼亚《经济论坛》第34期公布了一个统计对比表。按他们以及西欧经济学家的计算，从1950年到1989年的40年间，英国的国民收入增长3.46倍，法国增长6.7倍，而保加利亚增长10.7倍，罗马尼亚增长15倍。显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经济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英国和法国。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后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原苏联《真理报》主编维•戈•何法纳耶夫在《〈真理报〉总编辑的沉浮》一文中说：“苏联已经解体，而俄罗斯正在解体之中，用市场（作为经济调节者）取代行政命令的经济管理体制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结果是：经济陷入极为深刻的危机之中，濒临崩溃边缘，卢布一再贬值，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到处是无法无天，新兴暴发户和非法（现已是合法）生意人开始控制酒吧，犯罪率达到惊人程度，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公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独联体各国经济在全力营造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以自由竞争利润驱动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关系，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①仓促而就的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为贪官污吏和厂长经理阶层、投机者和暴发户侵吞国家资产造成可乘之机；②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的支付危机相互交织持续发展；③国家财政债台高筑。哈萨克斯坦欠外债80亿美元，乌克兰为100亿美元，俄罗斯欠1300亿美元；④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独联体各国在改革中经济大幅滑坡，多数国家国内生产总值比苏联解体前减少一半，高加索三国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倒退十多年至几十年。俄罗斯95年农业生产下降12%，粮食产量降到30年来的最低点，居民实际收入减少12%。
匈牙利《人民自由报》1996年2月24日载文称，“改变制度是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四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愿望。但在改变制度的国家中，情况并不很妙，谋杀和无情的战争在不断发生。生产下降1/3或1/2，过去运转良好的机制（卫生机构、退休制度、儿童供给制）已全部崩溃，一些独断专制机构仍存在，出生率在下降，而年轻人的死亡率却在不断上升。在这四个国家中，人们的不满情绪都在增长。1995年的调查表明，从1991年以来，上述四国认为现制度比过去更坏的人都在增加。从四国总的情况看，60岁以下的人中，认为自己受益的人平均占26%，而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平均占47%。”
下表为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苏联、东欧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预计）
波兰 -11.6 -7.2 1.0 4.0 4.0
匈牙利 -4.0 -10.2 -5.0 -1.0 2.5
原捷克 -0.4 -15.9 -8.5 -2.0 3.0
罗马尼亚 -7.3 -12.9 -13.5 1.3 1.0
保加利亚 -9.1 -11.7 -7.7 -4.2 1.0
俄罗斯 -12.0 -12.0
原苏联 -2.2 -9.0 -18.5 -12.0 -12.0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师事务所）
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很高，到95年头9个月仍达107%，估计全年达200%。俄人民的生活水平继续下降，1/4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职工的平均工资95年6月实际工资比94年6月下降28%。
第二看中国。
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本文前面已有简述，这里不再赘述。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13年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第一个13年是1965年到1978年，为计划经济时期；第二个13年是1978年到1991年，为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这两个13年四大工业钢、煤、石油、电力指标的增长情况如下表：
年平均增长率%
1965 1978 1991 65-78 78-91
钢（万吨） 1223 3178 7000 7.7 6.3
煤（亿吨） 2.32 6.18 10.8 8.0 4.4
石油（万吨） 1131 10450 14000 18.7 2.3
电力（亿度） 676 2566 6500 11 7.4
上表的结论是很清楚的。前一个13年四大工业指标的增长速度均快于后一个13年。在这里，笔者无意“美化”计划经济，也无意“贬低”市场经济。因为这四大工业指标的增长速度还不能全面反映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劣。笔者只想通过这个比较说明，计划经济在中国并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糟，而市场经济在中国也并不象有些人说的那样“神奇”。
第三看拉丁美洲国家。
拉美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措施，大幅度开放国内市场，大量吸引外资致使进口急剧增加，严重打击民族工业。国内市场萎缩，出口锐减，出现巨额贸易逆差，到1994年拉美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达500多亿美元。近几年来拉美国家的外债以每年近2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1992年为4680亿美元，1993年上升到4870亿美元，1994年约上升到5537亿美元，1995年外债在继续上升。拉美国家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1960年至1990年拉美国家贫困人口增加了一倍。1990年拉美地区4.6亿人口中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社会分配不公加重。如70年代初社会总收入的一半为占10%人口的富人所有，到了90年代初则为占5%人口的富人所拥有。在巴西，1994年20%的富人拥有国民总产值的63%，到1995年上升到67.5%，而全国1.5亿人口有750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其中3500万人为赤贫。在上述背景下，拉美国家的失业、犯罪和腐败问题也日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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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编】
◇反对国有资产流失 职工奋起护厂
《明报》一九九八年五月三日报道：山西省太原市一家亏损负债八百多万元的企业要兼并另一家亏损仅四十三万元的企业，在闹了近一年仍未平息的这宗纠纷中，被兼并方的职工们组成护厂队奋起反兼并。将被兼并的太原市金属结构工业公司是一家有近三百名职工（含退休职工）的集体企业，注册资金一千二百万元，固定资产七百多万元，近年来生产经营遇到困难，去年六月底亏损四十三万元。去年五月二十日，结构公司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公司将由山西航天工业发展公司兼并。大多数职工当场指出，不清楚兼并方的底细，兼并应该暂停。可是全体职工于六月二十二日再次开会要求经理作出解释时，结构公司经理已经去航天公司上了班。
工人们开始一次次上访，半年多时间，上访不下一百五十次，问题始终未妥善解决。后来，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护厂队，与来“占领”的山西航天公司发生冲突。工人们介绍，兼并纠纷期间已有多家单位到结构公司察看地址，说航天公司要把这块地卖给他们；而且，结构公司有的土地已被人私下转让，一百五十万元不知去向。工人们认为山西航天公司兼并是假，卖他们的土地使用权才是真。“如果把我们厂区卖掉，这可是上亿元巨资呀！”
兼并方山西航天工业发展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二年，仅有职工五十七人，为隶属于航天部北京长锋集团的下属国有企业，注册资金一千万元，至今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只有几部电脑、几辆小车。至去年十月它已亏损一百八十万元，流动负债为六百六十万元。工人们不解，为什么要让山西航天公司这样的企业兼并他们？“对方如破产，我们怎么办？”目前，工人们日夜守护在厂区，绝大多数人签名反对兼并，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
◇对半年没发工资的职工强迫集资
《星岛日报》四月七日报道：内地一家电视台揭露了一宗耸人听闻的国内企业强迫内部职工集资事件。位于内蒙古的赤峰糖厂竟要半年没发工资的职工每人交出一万元钱，否则要立即“下岗”。
双马集团旗下的赤峰糖厂是于三月十八日宣布进行内部集资的。该厂已张贴告示通知职工，凡在四月一日前没有融资的职工，立即在所在单位办理下岗手续，不办理手续者，则按自由解除劳动合同处理。双马集团总经理兼赤峰糖厂厂长李国华介绍说，赤峰糖厂是双马集团的核心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这两年效益下滑，并出现亏损。所以，才要求职工每人融资一万元钱，原先预计集资两千五百万，现已经融资一千万左右。对工人进行怎么样回报呢？李厂长说，“从十一月份开始用糖来偿还。”李厂长说，对半年没发工资的职工一次性集资一万元钱不能说没有困难。但他认为，有困难的可以通过借钱来解决。
职工们的反应又如何呢？一名中年女工一谈到这次集资就说：“九万呗，我家九口人。”筹到钱了吗？“不筹了，筹啥，筹不起……根本就借不了钱。”另一名女工说：“半年没发工资了，一分钱也没有。九四年的集资，已经交了两千，说三年还，这都四年了，一分都没给我，还有五百元钱的国库券。”职工们纷纷出示这些年糖厂以扩建工厂、买车或代购国库券名义进行内部集资而到期还没归还的收据。据他们说，每个职工都有几千元各种名目的收据，而今年的收据上写的是“预收购糖款”。
然而李厂长却认为，职工不愿意集资并不是承受能力问题，他振振有辞地说：“工人不是经济困难，是观念问题，也可以说是觉悟问题，什么叫和企业同心同德、荣辱与共？”
但职工们这样回应李厂长所说的“荣辱与共”：赤峰市只有两辆卡迪拉克高级汽车，其中一辆就是厂长的，说是全体职工的共同财产，他却把车锁在某宾馆的车库里。当地经贸委一名官员谈到这次事件时，义正词严地说，“职工不集资就让职工下岗，这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股份制改革忽视群众利益 遭到职工反对
《中国经济时报》4月23日报道：湖南省城市经济调查队最近在邵阳、常德、郴州等地对30个企业的调查表明：股份制改革人为受阻，在所调查的职工中，赞成股份制改革的仅占28％，有60％的职工表示反对，持无所谓态度的占12％。
据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部分企业在组建股份制公司时，行为短期化，将股份制当作一种筹资手段，从而强迫职工入股，引起职工不满。据调查，个别股份制企业强迫职工认购企业股票以解决发不出工资、购不进原材料等困难。职工不买企业的股票，可能被迫下岗。郴州市天华商场、华联商场、碾米机厂等一些企业要求职工入股资金少则4000—5000元，多则上万元，交不出的职工就下岗，没有商量余地。这样给相当一部分职工，尤其是困难企业的职工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在该市不赞成搞股份制的职工中，有74.4％的人因无力支付股金而明确反对股份制。常德市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不入股就下岗为由，要求职工每户入股1—2万元，致使许多生活困难而无力入股的职工意见纷纷。
其二，形式上的一哄而上，条件合适的搞股份制，不适合的也搞股份制，致使企业和职工均不满意。在调查中，郴州市一些单位反映：本单位搞股份制改革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上级有要求和布置，也只得硬着头皮搞，结果效益上不去，职工意见大。常德七一机械厂因职工认为股份制条件不成熟，股份制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光职代会就开了4次。该市建筑工程公司70％以上的职工认为本单位目前不适应搞股份制改革，但上级有要求，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其三，有些企业实行股份制只是形式上的转换，主管部门对其仍实行原有的管理方式，体制上换汤不换药，不能充分发挥股份制的作用和效益。具体表现为：一是政企不分，婆婆多，企业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股份制企业，经营自主权受到限制。据常德市洞庭制药厂、七一机械厂；邵阳市蓝宝电源有限公司、宝庆水泥厂等企业反映：尽管实行了股份制，但主管部门仍然插手企业的人事、经营，企业放不开手脚。二是权力和管理部门乱收费、乱摊派依然如故，企业效益难以改观。据对邵阳、郴州、常德三市30个股份制企业调查，企业每年支付各种摊派费用多则几万元，少的也有几千元。三是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相互制约的内部机制不完善，股东的股金很容易变成真集资假入股。如邵阳市湘中制药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不是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全部由上级指派，结果由于各种原因，领导班子不团结，个别领导甚至损公肥私，股东不满意，公司亏损严重，运作8个月，亏损就达290万元。
◇新汉塑料厂厂长风波平息
《羊城晚报》1998年4月17日报道：4月14日，武汉新汉塑料厂3个多月前召开职代会民主选举的厂长李爱娣终于等来了其主管部门、市民政工业公司的一纸任职通知。
去年12月26日，工厂召开六届四次职代会选举厂长，李爱娣以135票的绝对优势当选（大会应到职工代表137人）。此项选举结果报给了市总工会、市民政局及民政工业公司。然而民政工业公司领导则对这次“民选”不承认，并从公司所属的另一个厂调来一个厂长。不料，委派的厂长上任第一天，却被该厂职工将其拒之门外，不让进厂。从而导致了主管公司委派的厂长职工不接受，职工自己选的厂长主管部门不承认的尴尬局面。
武汉一些经济界和法律界人士对此的看法是：职工要求选自己信得过的“当家人”，对上级行政部门“安排”的企业经营者和改革形式信不过，体现出职工对企业前途命运的关注。如何对待职工的民主选举经营者，企业改革形式由谁定？新汉塑料厂民主选举的风波，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好的回答。
◇老板违反《劳动法》，工人提意见被开除
《羊城晚报》1998年3月23日报道：四川打工妹王曼舟、蒋新华没想到，在《劳动法》正式实施的第四个年头，她们仅仅因为向违反《劳动法》的企业提出意见，就被开除出厂。此事至今仍有待劳动仲裁。
王曼舟、蒋新华是广州芳村区盛泰电子厂内部器品检车间员工。上月24日上午，两人在厂里贴出的公告上得知自己被开除了。她们向厂里的总经理邱某和副总经理蓝某询问原因。邱一拍桌子吼道：“开除就开除，马上滚出去！”蓝更是冲过来揪着王曼舟的头发，将她推搡出工厂大门。蓝某后来还对闻讯赶到的公安人员说：“揪头发不算打人啊！”
盛泰电子厂后来称，厂里作出的决定是基于王曼舟、蒋新华违反厂规。厂方代表石某表示，可收回开除决定，但王、蒋二人必须先写“检讨”；王、蒋则出示10多份由同车间工人写的材料，证明两人并没违反厂规。她们说，自己被开除的真正原因是曾对厂里严重违反《劳动法》的做法提出过意见。在1996年底，老员工的劳动报酬是每个产量单位（215个产品）9元，到了去年5月，厂里突然宣布将每个产量单位定为450个产品，报酬仍为9元；如果货没赶出来，工人要从晚上6时30分加班到晚上12点，甚至连每月两天的假期也不能保证；在加班时间内，劳动报酬的计发从不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她们在2月23日曾照厂里的“规矩”逐级向上提意见，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开除出厂。
根据二人的投诉，芳村区劳动部门随机抽样调查了盛泰电子厂的一组（10名）工人。结果发现，在今年元月的头20天内，工人只有一天休息，平均每人加班86.5小时！
◇剥削压榨下打工者生命被吞噬
《中国妇女报》98年3月25日报道：年仅19岁的邓小毅2月24日去世了，她于去年10月28日到广东中山市小榄镇天利线路板厂打工，主要工作是处理废品。2个月后回家过年，谁料刚进家门就突然病倒，后被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恶性组织肿瘤”。比邓小毅晚一天去世的少女颜小凤，是去年元月从家乡到东莞市常平镇司马乡德丽电子厂从事焊接工作的，颜也于去年11月份被一附院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就在该院刚刚办理完颜小凤的死亡手续后不久，在广东打工的23岁的肖海华也被家人送进了血液科，进院不到6个小时就死亡了。
近年来，一附院血液科收治的病人中，打工者几乎占20％以上。去年一年收治的405名血液病患者中，打工者已占到30％，而今年春节后一个月内住院的30个病人中，就有7名为打工者，其中有4名制鞋工、2名油漆工、1名染发学徒工。
企业应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但目前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许多打工者担心砸了饭碗，不敢理直气壮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
◇个体私营企业严重侵犯雇工权益
新华社郑州4月11日电：目前每天在郑州市职业介绍中心有数百名下岗职工前来求职，但与个体私营企业成交的只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未能达成双向选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不少个体私营企业用工不规范，使许多下岗职工望而却步。记者在郑州调查私营企业的用工状况表明，私营企业用工有如下几个问题：一是雇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其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私营企业雇工每天工作时间大大超过了国家法定的8小时标准，而雇工们的休息时间则无法得到保障。二是大多数个体私营企业不与雇工签定劳动合同，而雇工们的合法权益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有的即使签定有协议，但内容简单，工伤医疗、安全卫生、工时工资等一概不明，有的虽然签定了伤亡条款，但条件非常苛刻。三是劳动保护在大多数私营企业中得不到落实，业主们在忙经营中往往重利益而轻劳动保护与安全设施的投入，有的虽然配发了劳保用品，但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起不到应有的保护作用。
◇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暴富群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祖尧在1998年第2期《经济研究》上撰文指出，毋庸讳言，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暴富群体。这个群体包括：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起家的私营企业主；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非法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等。这个社会群体是一伙靠发不义之财致富的暴发户。
这些暴发户聚敛财富的手段多种多样：在合法经营外衣的掩盖下，以劣充优，以假充真；走私、贩私；买卖票证和批文；房地产投机；非法集资；收受外商贿赂等。
暴富群体并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是寄生在社会经济机体上的毒瘤，因为他们付出的“劳动”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有害的、破坏性劳动；暴富者的经济行为是以最大限度地无偿侵吞和掠夺资源为宗旨，因此对优化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起破坏作用；暴富群体谋取暴利的行为，阻碍了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地增长；暴富者的寻利活动，严重破坏市场秩序，恶化分配关系，是阻碍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主要危险；他们以各种非法手段聚敛财富，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毒化了社会风气。
腐败是暴富赖以产生的温床，暴富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因此，“适度腐败有益论”是站不住脚的，对实践是有害的。主张用“适度腐败”来换取“改革进一步推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得不偿失的。当前，腐败和暴富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早已大大超出了广大群众所能容忍的“适度”，远远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改革成本和代价。整治暴富是个政策性很强的任务，根本措施是必须坚持反腐败。
◇城市贫困大面积蔓延
《山西发展导报》发表文章说：自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城市中的贫困现象又大面积蔓延开来，成为令政府和社会各界始料不及的社会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对１９９３年城镇居民家庭调查资料的测算，我国约有３７０万户，１２５０万城镇居民处于相对贫困的生活状态。尽管１９９５年城市贫困人口较１９９４年减少了２８４万，但从去年５月底召开的“全国企业解困暨再就业工作经验交流会”发布的信息来看，到１９９７年第一季度末，我国困难职工和下岗人数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为１０９６万人，停减发离退休金的人员为２２７万人，全国下岗职工也已达到９００多万人。另据１９９５年全国３．４９４万户城镇家庭的抽样调查，占总体５％的贫困户人均年生活费收入为１３５２元，人均年消费支出则达１５１３元，入不敷出。他们不得不将６１．７％的支出用于食品消费，生活水平呈急剧下降趋势，生活异常艰难。
贫困人群中有两类特殊群体尤其值得关注：下岗女工和回城知青。在许多调查中，下岗女工都占到了总体的５０％至６０％以上，她们大多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不高，再就业难度很大，在许多新闻报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她们的艰难处境。知青返城后大都在政府安排下匆匆上岗，而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学习机会的他们今天又面临着失去工作的压力，知识和年龄上的劣势使他们在寻求就业机会的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对这类特殊人群以适当保护应是一个紧迫的社会任务。
目前的贫困人口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救济对象，如孤老残幼；二是部分下岗失业人员；三是因偶然因素而致贫的人口（如投机经营失败）。从分布来看，这类人群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地区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比较偏高；行业性：纺织、煤炭、机械等传统行业中职工比重很大；持续性：尽管我国在此以前也有过两次失业高峰（一是７０年代末因知青返城造成的就业压力剧增，二是８０年代末因经济收缩、劳动适龄人口增加而造成的失业高峰），但本次失业高峰却仍在继续之中，国企和城镇集体企业至今仍在向社会释放富余人员，而且失业、贫困与社会震荡也首次联在了一起，形势一时内不容乐观。
造成贫困人口剧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自致性因素（如个人素质、健康状况、家庭竞争能力），过渡性因素（如产业结构调整、物价连年上涨、社会保障跟不上企业劳动制度改革等），体制性因素（如国企改革、社会转型期各项制度衔接不够），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如天灾人祸）。以通货膨胀为例，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伴随着物价的连年上涨：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间，城镇居民物价消费指数上涨了６９．５％，其中１９９４年我国生活消费指数上升２４％，３１％的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因之而有所下降，１９９５年这一比例更扩大到了３８．５％。
另据新华社北京三月三十一日电，据国家统计局最近一次调查，一九九七年中国百分之三十九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减少，这一比例比上年扩大了三个百分点。其中，绝对收入减少的城镇居民家庭占百分之三十四，受物价因素影响，收入相对减少的居民家庭占百分之五。统计局的调查表明，一九九七年，收入越低的家庭，减收情况越严重。占调查总体百分之二十的低收入户减收面达百分之六十，增幅比上年高出六点三个百分点；占调查总体百分之二十的高收入户减收面为百分之二十，比上年减少三点八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不同收入档次的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拉大，占调查户各百分之十的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增幅相差达十一点六个百分点。
◇腐败之风侵入社会保障领域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冯兰瑞文章，指出：腐败之风已侵入社会保障领域。文章说，最近看到的材料表明，对社会保险基金挪用、滥用、挤占、浪费的违法违纪行为变本加厉，性质也更加恶劣，已经发展到公然贪污受贿。
仅仅报刊透露的就有以下几件：有个小小的穷县，养老保险基金每年收缴800万元，结余滚存600多万元，而挤占挪用就达200多万元，约占结余款的40％；某市社会保险局自1992年至1995年6月截留社会保险基金利息，私设“小钱柜”金额达228万元；某县社会保险局的部分领导私分社会保险金的利息。……（参见《中国社会保险》1997年第9期第26页）
再从一个省和全国的角度看，社会保障基金流失的情况更是严重得可怕。近来报刊披露，“据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周顺明介绍，近几年来，社会保障基金挤占、挪用和挥霍浪费现象日趋严重。1996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收缴1100亿元，被挤占挪用金额就高达92亿元”。这就是说仅1996年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流失就占了当年收缴额的8.3％。“湖北省‘三查办’今年七八月份对全省养老、失业两项基金进行财务检查，共查出各种违纪违规金额1290万元。”（均引自《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月1日）
还有来自财政部的信息说，对1996年养老、失业两项基金审计款项92.2亿元审计的结果，发现有59.7亿元被挪用。其中：1．地方政府挪用22.77亿元，占被挪用金额的比率为38.14％；2．社保单位挪用28.4亿元，占47.59％；3．劳动部门挪用6.8亿元，占11.4％；4．财政部门挪用1.73亿元，占2.89％。上述对挪用基金结构分析表明：挪用金额最多最严重的是直接管理社会保障工作的部门，劳动部门和财政部门挪用虽较少，但这近水楼台，手中有权，同样恶劣。官员们的掠夺使预收的养老金个人帐户成为名义帐户（即空帐），而当前却有上百万离退休人员未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如何保障老年职工的基本生活？现在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年老之后，国家和社会保障部门用什么钱来给他们发放退休金？
我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大国。竟能一再出现如此严重损害劳动人民利益的行为，作为人民公仆的官员们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违法乱纪，真是不可思议！
◇合作医疗制重新在中国农村推广
新华社合肥三月三十一日电：早在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就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制度，这是一种把政府、集体、个人的资金集中起来统筹使用，共同抗御疾病风险的医疗制度。七十年代末，由于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偏差，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八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再次引导各地农村重新恢复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合作医疗制度深受农民欢迎，它对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政府提出，力争到二○○○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使得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目前，中国已在河南、广西、海南、安徽等地普及这种制度，全国已有三百五十多个县开展了合作医疗。
安徽省宁国市南极乡农民周火灶每年只交十元合作医疗保险金。去年他因外伤骨折，花去医疗费一千一百多元。村里根据病情给他报销了三百八十七点九元。周说，合作医疗使他解除了后顾之忧。现在乡村医生技术有了提高，许多病在村里就可治，既方便，又省钱。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权循珍说：“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创造了以低于发达国家一百七十倍的医疗卫生支出而使主要卫生指标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奇迹，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
其实，早在五十年代中国农村就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深受农民的欢迎。七十年代末，由于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偏差，合作医疗大面积滑坡，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使农村卫生工作处于困难的境地。
据国家卫生部门调查，中国农村因病致贫的占到贫困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个农民患一次大病或重病就要化费一年的收入。农民看病难问题一直为中国各级政府所关注。八十年代末，中国政府再次引导各地农村重新恢复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政府认为，这种制度目前仍适合农村生产力水平。
安徽省各级政府已投入数千万元的资金扶持合作医疗的恢复。目前，全省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乡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每个乡村医院一般都配备了二到三名专职医生。据安徽省卫生厅钱元太处长介绍，安徽合作医疗的资金，主要由乡村和农民个人共同筹集，按照自筹量力的原则，一般按一比一投入。农民治病费用可报销百分之三十左右。现在，安徽省不少城市的大医院经常派有经验的医生组成医疗组到农村诊治疑难病症，并为当地培训医生，以提高乡村医生的医疗技术。
◇日本明确表示“美日防卫合作”涵盖朝鲜半岛、台湾海峡
日本报章四月二十七日日在头版头条报道，日本已决定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周边事态”因应范围，将以“远东”和“远东周边”为对象，包括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日本政府于四月二十八日日向国会提出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的日本国内相关法案，日本报章引述政府有关人士的话指出，“为了让这项法案能通过国会的审议而立法，将地理范围作某种程度的限定有其必要。”报道指出，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将以美日安保条约的架构为基本，根据该条约所涵盖的“远东地区”再加上远东的周边地区为两国防卫合作的范围。
日美安保条约所涵盖的“远东地区”，是指菲律宾以北和日本及包括南韩和台湾在内的周边地区。根据这项日本政府的新见解，中国台湾海峡的任何事态被明确地包括在“周边事态”的范围之内。这项基本见解除包括远东地区，也根据日本政府在一九六零年发表的见解而将远东周边地区包括在内。那项三十八年前的政府见解指出，美军的活动范围可及于远东以外但对远东造成和平威胁的地区。
据称，日本政府迄今的一贯立场是，“周边事态”的因应对象并非地理性质，而是针对“足以对日本的和平和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性质来决定。
◇美国国防部官员：“美国将保持对台湾海峡的战略模糊”
《星岛日报》三月二十三日报道：不久前美国国务部高层官员在访问台湾时表示，“美国将保持对台湾海峡的战略模糊，希望在台海爆发战事时保有采取各种反应措施的弹性”。
这位希望匿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在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说，“美国希望中国解放军知道（在台湾海峡）挑衅或采取无建设性行动的后果。美国希望中国内部就防卫问题进行讨论时，能了解美国的期望，知道在美国眼中，如何才是处理问题的好办法。”这位官员还指出，“美国与中国交往也有吓阻的因素。借着邀请中国军事将领参观美军设施、航空母舰和战机的操演，美国希望让中国知道一旦发生冲突会是什么情况。”这位官员举例说，“让中国国防官员重温一九九六年三月台海危机，他们就会了解美国航空母舰的战斗力，这对台湾也是有利的。”
这位官员还说，美国方面已经表明，要使双方的军事关系符合两个大国互动应有的模式，美国需要一些回报。美国希望具有实质性的关系，如解放军的透明化等。对于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引发台湾海峡战争时美国将如何反应的问题，国防部官员称，美国将保持战略模糊，希望在台海爆发战事时采取各种反应措施的弹性。
◇失业：笼罩世界的阴云
《中国经济时报》4月10日报道：世界许多地区国家近30年来失业人数不断增加，有的失业率竟高达20％以上。
60至90年代，6个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增加了7000多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却一直呈上升趋势。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影响，工业化国家的失业率在1973—1975年两年间急剧上升，美国由1973年的4.9％上升到1975年的8.5％，德国由1.2％上升到4.6％，经合组织国家的失业率增长了一倍。1979年，西方国家又遭受第二次石油危机，80年代失业率达到二战后的最高峰，7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8.5％，经合组织24个成员国失业人数达3200多万，直到1993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仍为8.6％。
另据了解，90年代初以来，欧、亚、非等地区国家除日本以外失业更加显著。如东欧地区国家包括独联体在内因改革进程对就业影响，导致失业率猛升。1991年6月，波兰失业人数达160万，1993年1月，俄罗斯仅国有企业就有200万人部分失业。去年上半年，欧盟平均失业率为10.8％，其中德国失业率高达12.2％，为二战以来最高纪录，法国失业人数众多，连续几年超过300万，居西欧国家之首。
专家们认为，从世界各国失业情况来看，失业不只是某个国家的社会问题，已上升为世界性难题。随之会带来难民潮、游行示威等对社会治安不利的活动。
中国劳动科学研究所劳力室副主任卢爱红分析说，根据世界各国失业情况来看，失业较多的为妇女与青年，失业期普遍延长，失业水平地间差异大，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工业部门就业水平下降最厉害。
1992年，罗马尼亚妇女失业率是男子失业率的两倍，波兰妇女失业率高达15％，青年失业率亦为平均失业率的2倍，保加利亚30岁以下青年失业率高达43％，俄罗斯1992年底的100万失业者中近1／3是30岁以下青年，1996年，法国24岁以下青年失业率为26.3％。日本、韩国等就业水平较高的国家也存在妇女、青年就业难的问题。
1994年10月27日，韩国东国大学曹恩教授在全国女性会议上发表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差别》中指出，韩国前30位的大企业中，女性劳动力比率占全体职员的24％，而专业岗位占4.5％，管理岗位仅0.5％。另据韩国《女性劳动力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一文透露，20－24岁女性的就业率为65.3％，低于美国（69.1％）与新加坡（80.2％）。
◇美国出现泡沫经济现象
正当日本泡沫经济逐渐破灭与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际，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封面报道警告，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危险的泡沫迹象，最近一连串宣布的金融业收购合并的事例，就是证据之一。其它徵兆包括：股价普遍高估、房地产价格攀升以及货币供给的快速成长。
过去一年来美国股市涨幅已超过百分之三十，尽管已有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未来一年内企业获利将很可能衰退，但美国股市仍不断创下新高。自一九八二年这波多头市场正式展开以来，标准普尔的五百股价指数累积至今的实质报酬率高达百分之八百二十五，比一九二○年代泡沫期创下的百分之七百三十实质报酬率还高。虽然股价涨幅部分地反映了经济表现的改善，如美国通胀降低、政府预算已转赤字为盈余、企业营收更屡创新高等，但这些因素加总起来，也不足以合理化目前的股价。
泡沫经济的第二大症状，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去年美国三藩市、波士顿和达拉斯的商用办公室租金上涨大约百分之二十或以上，最近在纽约，有人以每平方英尺建坪一百八十美元的价格，标购两笔时代广场附近的土地，相当于半年前价格的两倍。在房贷利率下降的推波助澜下，美国许多城市的房价都在快速上扬。
此外，美国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是经济泡沫最强的证据。截至三月为止广义的货币供给一年内成长了近一成，创下一九八五年以来最快速的增长。如同在实物经济中，过多的钱追逐过少的物品，将导致物价通胀，过多的资金追逐过少的资产，也将导致资产价格通胀。只把眼光放在消费者物价上涨上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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