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权域：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旧文重发)
这段时间，全国都在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电台、电视台和人民群众中多次响起抗战歌曲，响起《黄河大合唱》中那几句雄壮的歌词："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今天，我们中国又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宪法》遭到严重破坏，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的制度岌岌可危。
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的中国，已经是"私有制经济为主体"。
宪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现实情况是：大量国有企业被贱价出卖给私人，或者通过所谓"改制"变成私有企业。
所以，我给我今天的发言安了一个题目："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
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几个重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
从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议开始，我国就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后是越来越泛滥。他们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了，应该改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在1991年写的长文章《论三个时间差--与工程师们谈社会主义》，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篇文章列举了大量经济统计数据，今年只讲几个主要的。
从1952年到1980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每年递增6.5％（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计算是6.8％），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一倍，比美、英、法等西方发达国家快两倍。从1980年到2000年，我国经济的年增速度约9％，仍然比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快一倍，比西方发达国家快两倍。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
印度比中国早独立。1952年，印度的经济总量比中国多三分之一。1990年时我国经济总量比印度多出一二倍。
论人均GNP或人均GDP，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大为缩小。与印度相比，我们高出他一倍多。
第二个问题：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相比，哪个的经济效益高？
搞私有化的人鼓吹：国有企业效益低，天生搞不好，只有私有化。
我在1999年发表的文章《国有企业最需要国民待遇》，用大量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最好。这里也只讲几个主要数据。
美国《财富》杂志每年公布"世界500强企业"的经济数据。1997年，"世界500强"的总利润是总营业额的3.9％，是总资产的1.32％。1998年，"世界500强"的总利润，是总营业额的3.84％，是总资产的1.129％，比当年我国银行的储蓄存款利率低得多！
我国国有工业的总利润占总资产的比例，1952年是14.5％，1957年是18.5％，1966年是19.2％，1970年是15.8％，1975年是11.1％，1978年是12％，1980年是10.8％。在那二十八年间，我国国有工业的利润率一直是两位数，比"世界500强"高好几倍。
1988年，赵紫阳接受一些高参的建议，未经仔细筹划就搞"价格闯关"，造成物价飞涨。赵紫阳慌了手脚，来个急刹车。这一放一收，造成重大损失。1988年，我国国有工业的利润率降为8.3％，仍然是"世界500强"的好几倍。
1988年后，由于一系列政策问题，国有工业的利润率逐年下降，1990年是3.3％，1992年是4.1％。1993年"头脑发热"（朱镕基总理的话），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继续下滑。1995年是1.4％，1997年是1.6％。尽管如此，我国国有工业的利润率仍然大大高于当年的"世界500强"。
90年代初，中国工业协会作了仔细调查。论经济效益，国有工业最高，集体所有制企业次之，外资企业最低。问题是税负严重不平等。
1989年，每100元产值，国有工业上税13.28元，集体所有制企业上税5.52元，外资企业只上税2.41元。高低相差四倍。
1989年，每100元销售收入，国有工业上税9.28元，集体所有制企业上税5.26元，中外合资企业上税4.75元，外资企业上税只有0.02元，即2分钱，等于没上税。
1996年的统计，国有企业的纳税负担，比集体经济高1.7倍，比股份制经济高6倍，比外资企业高3.1倍，比私营经济高14倍。
这样不平等的待遇，加上其他不合理的政策措施，把国有企业搞得很困难。搞亏损了，然后说国有企业效益低，生来就搞不好，只有卖掉，搞私有化。
请问：还讲不讲道理？还要不要良心？
第三个问题："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应该怎样计算？
2003年"两会"前，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要求国务院主管经济的曾培炎主任，按照《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九款的要求，向"两会"报告：《宪法》第六条、第七条是否得到贯彻执行？现在我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制为主体？这些年卖了多少国有企业，卖得多少钱？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
曾培炎派了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的四名局长来找我谈话。他们硬说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理由是，"公有制"、"私有制"应该按"资产"计算。现在的中国，国有资产仍占多数，所以"全民所有制"仍占主体，并没有违反《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
我问：你们所说的"国有资产"是不是包括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馆、全国的大中小学？
他回答：当然包括。这些都是国有资产嘛！
我说：你们这是曲解《宪法》。我国《宪法》的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段话很清楚，"公有制"、"私有制"是按"生产资料"来计算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故宫博物馆是"生产资料"吗？全国的大中小学，全国的各种医院、博物馆是生产资料吗？你们计发委那个办公楼是生产资料吗？
我说：如果你们认为你们这一套解释有理，认为我国经济中的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就请曾培炎主任向"两会"报告，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国人民来评判。
几天后，曾培炎主任向"两会"作经济工作报告，完全回避了我提的问题，根本不谈《宪法》第六条、第七条的执行情况，根本不谈我国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还是"私有制为主体"，更不报告出卖了多少国有企业，卖得多少钱。
在2003年的全国人代会上，曾培炎升了官，当上了副总理。简直莫名其妙！
第四个问题：股份制是"公有制"吗？
鼓吹大量出卖国有企业、搞"私有化"的学者和高参们说："股份制"就是"公有制"。我国的大中型私营企业中，有一些搞了股份制；国有企业变卖给私人后，他们大多数实行股份制；国有企业"改制"，由原来的厂长、经理收购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搞的也是股份制。所以，仍然是"公有制企业"，我国经济仍然是"公有制为主体"。
这又是曲解宪法的骗人之论。
到山西平遥古城参观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日升昌商号"在1823年（鸦片战争之前17年）就实行了股份制，有十大股东。日升昌商号是公有制吗？
美国的福特公司、洛克菲勒公司早就是股份制公司，那是公有制吗？
"二战"之后的日本全国的大、中、小企业和商店，几乎全改为股份制。独资企业极少。能说日本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1982年起草、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学家和政治家们，大概早就预料到会有人曲解"公有制"来为推行"私有化"打掩护，找借口。所以，他们起草、制定的宪法早就作了防备。
从1982年到今天，我国的《宪法》虽经多次修改，《宪法》第六条没有删改一个字。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这一条写得清清楚楚，任何一个稍有文化的人都明白：《宪法》所说的"公有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宪法》所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一种是"全民所有制"，即国有企业；另一种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城乡劳动人民组织的合作社。
股份制企业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是没有争议的。
股份制企业是不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呢？也不是！因为股份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是"股东"所有的，并不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股份制企业的红利是"按股分红"，即"按资（投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的。
还有一个重要差别是"支配权"不同。
大家知道，"产权"包括三个权：一是所有权，二是支配权，三是收益权。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城乡合作社，其领导机构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选举时，社员或社员代表是平等的"一人一票"。合作社的大政、大计和经营方向，也是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决定的；表决时，社员或社员代表也是平等的"一人一票"。简言之，合作社的"支配权"属于全体社员，每个社员拥有的支配权是平等的。
股份制企业的支配权则不然。股份制企业里有大股东、中股东、小股东和零星散户之别，他们各自拥有的股票（或股份）数量是不同的，差别悬殊。大股东拥有的股份，往往是小股东的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股份制企业的选举和投票表决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一票"。大股东拥有的选举权、表决权，是小股东的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家住外地而持有少量股票的"散户"（这种"散户"的人数很多），不可能专程去参加股东大会，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选举权、表决权。因此，股份制企业的"支配权"掌握在大股东手里。
只凭上述两项就可以判定：股份制企业不是《宪法》所说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不属于《宪法》所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那些鼓吹"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人，不是无知，就是理论骗子。
近几年出现了"国家控股（国家股占51%以上）的股份制企业"，这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呢？由于这类企业中有相当大（不超过49%）的一部分股份是私人占有的，这类企业的利润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按资分配"的，所以，这种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是"半社会主义"企业，相当于50年代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初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国农村出现的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把自己的土地、耕牛、大型农具以"入股"的方式交给合作社统一支配。年终结算时，合作社的纯收入先按"股份"给予"分红"，其余部分在扣留公积金、预留明年生产资金之后，按社员的工分多少分配（即"按劳分配"）。"按股分红"部分大约只占合作社纯收入的10-20%。由于各户农民的人均耕地相差不多（这是土地改革时平均分配土地形成的，只有少量上中农家庭的人均耕地略多一些），所以，"按土地分红"基本上是"按人头平均分红"。由于有些农家有耕牛和大型农具，有些农家没有，所以，"耕牛和大型农具分红"部分，才"不属于按劳分配"。
有"入股分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
现今的"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其私人股份的比重和"按股分配"的比重，远超过当年的"初级社"。所以，准确地说，这类企业应称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由于这类股份制企业有利于吸收民间资金，又是"国家控股"的，企业的"支配权、管理权"掌握在国家派去的管理人员手里，要把它算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我看也可以。
问题在于，自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以来，在"国退民进"的呼声中，国有企业被大量地贱价出卖或"改制"为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也所剩无几，县和市级县基本上没有了。城乡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合作企业，大都变成了私营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已经"改变"成为"非公有制（即私有制）为主体"的中国。
《宪法》第六条、第七条遭到破坏的结果，首先表现为数以千万计的职工下岗、失业，数以亿计的工人农民成为老板手下的"打工仔"，从"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沦为"弱势群体"，基层的大量公务员和教师不能按时、足额地领到工资和退休金；我国的贫富差距悬殊，基尼系数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再一个大问题是影响我国的科技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三十多年中，国家的科研机构与国营工业一直是拉动我国科技进步的火车头。国外一项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出来，只过几年十几年，我国就研制出来，赶上去了。国有工业萎缩的这些年，我国科技进步的速度放慢了。尽管我国的电子工业产品的数量很大，出口很多，但是其中的核心部件、核心技术是从外国买来的。这类产品的销售收入，要抽出很大一部分来支付外国的专利费。科技进步速度放慢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越往后会越明显。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全国的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宪法，保卫国有企业，保卫社会主义！
附文：
曾培炎领衔中国超级智库
http://news.163.com/09/0404/02/5618VQJQ000120G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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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副理事长8人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春正、经济学家厉以宁、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陈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
副理事长10人
香港国际商会主席冯国经、广东省原省长卢瑞华、中央外事办原主任刘华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徐荣凯、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
常务副理事长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常务理事
秘书长魏建国，商务部原副部长
秘书长
中钢股份董事长黄天文、中海集团总裁李绍德、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等大型央企负责人等
从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上引退一年后，71岁的曾培炎再度“出山”，这次，他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理事长。这是新近在北京成立的一家高级智库，在3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曾当选为理事长。
国经中心领导层不寻常的“豪华”阵容，一时有了“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之称。
温家宝批示成立超级智库
3月20日，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式成立。这个新智库的领导层，摆出的是一个“超豪华阵容”（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架构图）。
“这个新智库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参与国经中心筹建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说，温总理早在去年11月就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仅靠经验，靠少数人的智慧是很难作出正确决策的。
国经中心甫一成立，便列出了今年要重点研究的19个课题，包括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波的可能性等。
经济学者频繁发生误判
在曾培炎看来，眼下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是对各国智库谋划能力的考验。”与此相伴随的，是一些经济学者和智囊专家的种种预言一再沦为笑谈。
2007年底，中国社科院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在强调“4%是中国通胀承受的极限”、“宏观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两个月后，CPI达到月度8.7%，半年后，跌到2008年12月的1.2%。
2007年下半年次贷危机初起时，不少主流学者纷纷给出“危机是暂时的”判断，强调“对中国影响不大”。
学者和智库机构频出洋相，招致大量的舆论批评。
“半官半民”-新智库重要标志
高层次、超部门，是新型智库的第一个标志。国经中心目前常设的研究人员有上百人，其中部分为事业编制，而它的开放式研究平台可实际调动的人力则远超这一规模。刘克崮介绍说，因此，国经中心的成员分别来自国家行政部门、各社会团体、大型企业、港澳商会、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形成了超越单一部门和社会集团的人事布局。
新型智库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半官方半民间”的身份。作为对半官半民的探索，国经中心吸收了许多像曾培炎这样的“退下来的老同志”，他们既能以退休者的身份接近民间，又能因原来的职业经历而将社会意见快速反馈至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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