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现象
多年前，曾经有过一部轰动一时的《新星》，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为“政治明星”树立的一个标本。这位因此也跻身先锋作家行列大红大紫过一阵，后来又热捧江湖骗子胡万林，也算够与时俱进了。之后多年，随着改革家的层出不穷，大家纷纷“大胆地干”，“新星”式的明星标本似乎进入了寂寞期，遂使“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这一情况直到仇和先生横空出世才有改变。不过，前面的新星是艺术家的虚构，后面的则是活生生的真人。不光在中国，连海外的媒体，特别是右翼媒体，都把仇和视为改革明星。
于是，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话题，谈论“仇和现象”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改革明星，仇和自然会起着样板的作用。奇怪的是，目前上上下下都在大张旗鼓地学习科学发展观，而实践上仇和的“招商引资新政”却大行其道，这未免使人感到困惑。因此，“仇和现象”就值得关注。
仇和现象该怎样解读呢？根据仇和从宿迁到昆明施政之所为，以及他所受到的赞赏和追攀，窃以为至少具备如下三个特色：
一，“仇和新政”体现了各级官员 “招商引资”的天然的不动摇的强烈冲动。
“仇和新政”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招商引资狂热。“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昆明今年还将成立35个招商分局，派驻沿海地级以上城市招商。此公在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时就因为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引发过起集体罢课。官员全员“招商” 把招商引资作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对官员实行“层层分指标，级级抓考核，个个有任务，人人忙招商”的硬性分配，也出台相应的处罚和鼓励措施。“奖要奖得让人心动，罚要罚得让人心痛”。
于是，全员招商，竞相优惠，资源环境、工人血汗、法律道德纷纷退居其次，成为牺牲。
于是，银行假资信、假工商假税额，假引资和假产值层出不穷，无奇不有。
于是，资本至高无上，资本狂热、资本迷信蔚为风气。
于是，“发展是硬道理”就是“GDP是硬道理”，就是“招商引资是硬道理”。只要有了GDP，有了“资”，管他“姓社姓资”“性中姓外”，“你赚钱我发展”，“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拿走利润，GDP留给你”，哪怕“再给洋人打工一百年”呢，“黑猫白猫”逮住GDP就是好猫，就是政绩！
仇和招商引资热持久高烧不退具有普遍性。一面是自己的两万亿美元借给美国人日益缩水，一面是拼命招商引资，竞相优惠“超过民待遇”不动摇。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力挺房价热、外向经济退税热……GDP冲动成了官场生命力之所在，政绩所据、财政所依、宦囊所赖，官场升迁和书记转型老板都离不开它。房地产铁三角，标示的是权钱结合官商合流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形成，招商冲动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扩张的冲动。
有了这冲动的内在动力，“科学发展”云云也就很难走出中南海了。
一位网友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是，仇和书记是端着冲锋枪过河，谁拦路就扫射谁”！——“资本没有利润就像自然害怕真空”，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冲动亦然，实际上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疯狂冲动的一种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
“仇和新政” 也表现了 “科学发展”的艰难
二，“仇和新政”体现了一种私有化的狂热。
“仇和新政”两大亮点，：一个是“招商引资”，一个是“快卖卖光”。如果说这是“两个基本点”，那么“私有化”则是“一个中心”。
前些年的产权改革，山东诸城曾出过一个名人陈光，因为勇于把国企卖光人称 “陈卖光”因之名满天下，一时间“全国学习陈卖光”大家都往诸城跑。陈光调到菏泽后进一步将“卖光”与时俱进到“送光”，又变成“陈送光”。仇和先生在宿迁铁腕大卖中小学幼儿园和和公立医院，也曾刮起一股卖医院学校的旋风，“北陈南仇”都引人瞩目。如今云南人民有福气得蒙雨露，改革的步子一定会迈得更“大一点了”。
从“招商” 和“卖光”狂热，只能说明一点：中国一朝得势的暴发户及其代表人物，普遍地感染了“爱资病”，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宗教似的狂热和偏执。连西方老祖宗那里，人们对资本制度一直有着不曾间断的思考，而中国的这些后起的认祖归宗的天之骄子们，在他们心目中，资本成了至高无上的万能的完美的神，其它的一切都是“左”的“邪教”。
张五常曾说，中国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而只有两千多个以县为单位的公司。是的，右派说话往往比较直率，中国这位改革教父之一的这个论断，比许多高谈宏论来，实事求是得多。
三，“仇和新政”是“不争论”“大胆地干”的标本。
作为一个明星，仇和是一个矛盾。
不是高扬科学发展观吗？“仇和新政”则惟“招商引资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引来投资就是好猫。
不是说改革是“完善”“公有制主体”吗？仇和是要连医院中小学幼儿园都统统的卖光。
不是说“大市场小政府”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吗？仇和却是将政府的配置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招商引资，揠苗助长，保驾护航，超过民待遇……无所不用其极。
不是说“加快民主化进程”吗？仇和可是铁腕执政，谁敢对“新政”、对“招商引资硬道理”说半个不字，立马“不换思想就换人”！ 仇和式的民主就是铁腕霸道民主。
不是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吗？仇和“优化投资环境”给中外资本形形色色“优惠”、给“超过民待遇”，“招商引资”从政策制订到实施推行，我的嘴就是法律。……
说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
海外曾有学者把某理论在实质上概括为新自由主义加新权威主义。
“新自由”与“新权威”本身就矛盾，它反映“普世”理论的虚伪性，虽然他们都“姓资”。而这二者与社会主义更是水火不容，无论怎样也“和谐”不到一起去。
这不是矛盾吗？且慢，诸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什么“大政府小政府”，什么哈耶克、罗斯福，我“黑猫白猫”“大胆地试”。国有企业“产权不明确”，“快卖卖光”，哪怕是“送光”，我是“大政府”，用铁腕。卖光以后，保证资本 “对发展经济的贡献”，工商税务也好，环保也好，工人待遇也好，都给我站远一点，交给“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时我们是“小政府”。为资本“保驾护航”，我是罗斯福、是“大政府”；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我是哈耶克“新自由”，是“小政府”。国有资产“卖”“送”，那叫“改革”；“产权明晰”以后，那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叫“法制”！
从仇和，你才能体会到“不争论”“大胆地干”“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的奥妙。
仇和先生深得精髓，登堂入室。
“仇和新政”是看不见的手与看的见的手结合；是铁腕与自由的结合；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结合。打盹免职不是作秀是树权威，大树无上权威。等于宣示： “我想换人就换人”。贪官污吏遍地，只要你不触犯我，大胆地干就是。
仇和是“不争论”与“大胆地干”的标本。
近日，广东发出的“三论” ：“先干不评论、先试不议论、时间作结论”，也可看出仇和模式的生命力和普世性。（见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决定》）。
如从1956年算，毛泽东搞社会主义也不过20年。从78年算起，都“思想解放”30年了，早已“不问姓社姓资”，还要“杀开一条血路”——到底要“解放”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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