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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弱惹的祸--网络时政文摘(二)2009-05-10

东方日报 · 2009-05-1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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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政文摘(二) 2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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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官大发国难财 谎言难掩豆腐渣
       以谎辟谣瞒疫情 虚假稳定害百姓
       母亲节愿望还亡女公道
       四川妈妈 母亲节逃亡
       灾民吃紧贪官紧吃
       祖国孩童惨被拐卖
       软弱惹的祸
       无耻者不可救药
   「文化」屠城记
    权力通吃与大学沦落


贪官大发国难财 谎言难掩豆腐渣
 东方日报 2009-05-10

四川「五.一二大地震」一周年前夕,官方选择性地公布了两组数据:八万六千多人在灾难中罹难或失踪,其中有学生五千三百三十五名;二百四十六名官员在抗震救灾中涉及违纪违法,其中三十一人被追究刑事责任。至于颇具敏感性的震区「豆腐渣」校舍数目,当局非但未作披露,还辩称「无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造成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桉例」。

内地官方统计数据的诚信纪录向来不佳,连国家统计局也曾经「报大数」,不过,今次四川当局不是「报大数」,对地震学童死亡数目有「缩水」之嫌。就是发布五千三百多学生罹难的四川省教育厅,去年内部通报人数为六千三百多,同一机构作统一调查,半年竟有千人误差,足见官方数据失准而不足信。一个数字一条命,背后连着无数家庭,当局视灾情统计为儿戏,实在荒谬。

更重要的是,地震学生死亡人数与「豆腐渣」校舍的敏感话题紧紧相扣。四川地震中,成千上万的莘莘学子被埋在倒塌的课室中,死伤枕藉。死者家长为此发起维权行动,指控政府疏忽和建筑商偷工减料建造豆腐渣校舍,是造成大批学生丧生的主要原因,他们要求政府追究相关贪官和奸商的责任,并且质疑官方迟迟不公布死亡学生人数,有官商勾结的原因。事件令当局十分紧张,官方以强硬手段对付抗议行动,甚至对抗议人士横加迫害。
计数儿戏睁眼瞎说

因此,人们不难理解官方迟至近日才公布学童死亡数目,而且人数大大低于预测的原因所在:如果五千三百三十五人是可信的话,则表明儘管有证据显示灾区校舍质量低劣,但学童在死亡者中佔的比例并不太高。也正是凭着这一数据,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杨洪波才敢大言不惭地称:「目前没发现因建筑质量问题造成房屋在地震中垮塌的桉例。」内地豆腐渣工程比比皆是,唯独四川地震灾区没有,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事实胜于雄辩。人们不会忘记:汉旺镇东汽中学在地震中轰然倒塌,二百名学生死在校舍下,周边建筑物却屹立不倒;映秀镇一所中学在地震中扭曲变形,但附近小学悉数倒塌;都江堰新建小学二百多师生罹难,折断的水泥预製板里无一根钢筋和铁丝;聚源中学教学楼倒塌令三百师生罹难,国家地震抢险队员哭诉:石屎里根本不是钢筋,全是铁丝!

相对于豆腐渣工程,贪官趁救灾大发国难财更令人愤怒。四川大地震惨绝人寰,海内外施援者众多,见证了人性的光辉,但当地贪官污吏本性难移,重灾当前,照例大贪特贪,甚至肆意侵佔扣发灾民应获的救灾款。当局公布超过二百名官员违法违纪,大部分薄受党纪政纪处分,仅有三十一人被追究刑责。最荒唐的是,四川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竟公开袒护大发国难财的贪官,称在大灾难前有个别人要贪污,违背社会公德做坏事,这是人性弱点,任何社会都有这种情况。

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有如此「善解人意」的监察厅副厅长为贪官们挡风遮雨,难怪「腐败」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是以后各位赈灾捐款时宜三思而行。


以谎辟谣瞒疫情 虚假稳定害百姓
太阳报10/05/2009

猪流感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国内地迄今仍未发现确诊个案,不少人为此而庆幸的同时,却担心当局没有如实公布疫情。

这种担心不是多馀的,卫生部日前举行有关猪流感防疫宣传的会议,官方专家在会上强调,传媒对传染病疫情的报道「要坚持以稳定公众情绪、有利社会和谐为基本原则」。

此话听似冠冕堂皇,但说白了,就是要求媒体报道传染病疫情要按照官方的调子,是否报道、如何报道,都要以不影响公众的情绪为依归,如果会造成恐慌、影响社会和谐,就不宜报道。

这种论调内地民众并不感到陌生,当年沙士期间,前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等人就是以「维护社会稳定」为藉口,刻意隐瞒疫情,压制传媒对疫情的报道,最终令疫情急剧恶化。此事给人们留下沉痛教训,后来张文康等人被撤职,当局提升了防疫工作的透明度,事后还制订了《政府资讯公开条例》,要求在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部门必须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然而,事隔数年后,卫生部的专家似乎把这一切都忘得一乾二淨,竟然重拾张文康的歪理,企图控制传媒对猪流感疫情的报道,实在令人震惊。

沉痛教训 岂能忘记

事实上,不少官员一直未放弃张文康式的思维方式,每逢爆发传染病疫症,他们都借「稳定」之名,缩小、虚报甚至隐瞒疫情,营造虚假的平安,以求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例如,安徽省阜阳市去年爆发儿童手足口病,大批儿童受感染,消息传开后,阜阳市当局马上出来「辟谣」,说当地只有几名婴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夭折,而几宗病例之间并非互相传染。不过,随着疫情蔓延,真相终于大白,原来阜阳市当局所说的「呼吸道疾病」其实就是手足口病,而所谓「几个病例」,却是「七百八十九名儿童感染,十九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地方当局隐瞒疫情,引起民众愤慨,被指是「以谎辟谣」。

讽刺的是,当局的「辟谣」并没有平息民众的惊恐,传言反而愈来愈离奇,有人称这些孩子患了「小儿非典」,也有人说是禽流感,而部分民众则听信了政府的谎言,失去对疫症的警惕,导致灾难降临。

阜阳事件并非孤立个案,河南省民权县等地亦相继出现瞒报手足口病疫情的情况。地方官为了一己之私,不惜以无辜生命为代价,中央本应像沙士期间一样严加查处,可惜迄今未见任何官员因隐瞒疫情而受处分。

此次卫生部专家竟然重申「稳定论」,企图以「维护和谐社会」来压制传媒对疫情的报道,无疑在为这股瞒报疫情的歪风推波助澜。

人类猪流感的传染性比过去爆发的传染病都强,大敌当前,当局更要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令全民自觉投入防疫,否则将令病毒有机可乘,所谓和谐社会也成为空谈。

母亲节愿望还亡女公道
 
东方日报2009-05-10综合报道「我恨、我恨无情的地震,更恨那些猪狗不如的良心。」劫后首个母亲节,四川地震灾区痛失子女的母亲伤痛难愈;在聚源中学豆腐渣校舍坍塌中痛失爱女的母亲刘莉,仍走不出骨肉离去的阴霾,更痛恨政府至今未还枉死孩子们一个公道,她在女儿留下的网志上为亡女庆生日、偕女遗照外游……儘管生活持续,却气难平、愤难消、恨未弭,只能许下母亲节愿望:「还亡女公道!」

「愈临近母亲节,我的心情愈沉重。」现年四十一岁的慈母刘莉,其年仅十五岁的爱女胡慧姗(暱称姗姗)去年在地震中丧生。今天是震后的首个母亲节,已怀孕四个月的刘莉,昨日接受本报採访时坦言,「痛失女儿的心情,永远都不会平复」。
豆腐渣校舍害死爱女

「犹记得去年五月九日的母亲节,姗姗在学校给我打电话道歉,说『妈妈,母亲节快乐,没能给你送花,对不起啊!』岂料三天后,一场地震令母女阴阳相隔,母亲节的道歉亦成了姗姗的临终遗言。」虽事隔一年,刘莉忆述时仍难掩悲哀。

「今年的母亲节,我不出门了,留在家陪姗姗。」据悉,刘莉去年回到聚源中学替姗姗收拾遗物,意外发现姗姗爱写网志;从来没有碰过电脑的刘莉,毅然买回一部电脑和相关书籍,开始学打字,接手打理姗姗的网志。刘莉说:「虽然姗姗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我可以在网志里给姗姗建一个家,让她的灵魂快乐地活着。」

「朝思暮想能重圆,血泪离情甚悲惨;期盼姗姗的笑脸,重温旧梦喜心田。」在姗姗的网志中,刘莉写下多封「给宝贝的信」,字字滴泪、句句有爱、篇篇含情,令人动容。过去一年,她仍然为姗姗举办「生日会」、烹调美食、赠送礼物……为弥补没有带过姗姗外游的遗憾,刘莉夫妇更带上爱女的遗照四处游历,她坚信女儿的灵魂永存。

循法律上访反遭打压

问及今年的母亲节愿望,刘莉直言「希望能给孩子们的死一个说法」。刘莉表示,过去一年,她与其他家长依照法律程序不断上访,都江堰市信访局每次都说会给满意的答覆,让她们回家等消息,但至今仍没有答覆;最过分的是,她们每次去上访,当局都会用不同的手段打压她们,甚至有家长莫名被捉走,令人悲上加气。

另据四川省人口计生部门统计,此次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独生子女家庭有八千多个,失去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则逾万个。而众多因豆腐渣校舍破碎的家庭,至今仍在上访中,公道未还。

四川妈妈 母亲节逃亡
「豆腐渣」杀子 申冤被打压两度流产
 

【明报专讯】「我这条命已经无所谓了。」现年44岁的周兴容对记者说,自从失去唯一的儿子卢前亮,她不断为聚源中学「豆腐渣工程」问题而抗争,被当局视为「敏感人物」而一直打压,她连遗书都写好了。地震后,她曾两度怀孕,都不幸流产,可能后半生都无法再尝做母亲的滋味。在这个母亲节,她最大的愿望是在「5.12」周年时到学校祭奠儿子,但恐怕无法做到。

「祭奠儿子是人之常情,但他们都不让我去,我大年三十、清明节都没有去成,每逢有中央领导要来,他们都把我堵在家里,怕我反映情。」周兴容说,大地震的景象她一生都难以忘记,当天她到聚源中学参加家长会,亲眼目睹校舍在不足5秒内完全倒塌,「我当时又想见到孩子,又不想见到孩子。我的孩子是13日下午2点半左右找出来的,都没有往救护车上抬,直接往操场(停尸处)抬了……」

遭监控被禁祭儿 阻见传媒

中央在震后不久便宣布会彻查「豆腐渣工程」,四川省政府官员在早前举办的记者会亦说,建筑物倒塌的原因主要是地震,但如果有证据证明施工方有违法行为,将会依法查处。周兴容说,自己十分关注这条消息,「我要看他们是不是口是心非!」她认为,建筑物倒塌的主要原因一定是地震,「为什揦旁边的建筑物没有倒?地震波会挑吗?」但她这一观点被当地官员斥为「鑽牛角尖」,不予回应。

在成都附近的都江堰聚源镇,当局对周兴容严密监控,派人警告她不要在「5.12」周年前往学校祭奠儿子、不要会见传媒,更派人监视她。「他们说我见传媒就是造谣,就是与政府作对。」周兴容数日前逃过监控、背井离乡,不敢住旅馆、不敢住亲戚家,辗转多个地点,终于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藏身,并接受本报记者採访。

「我知道有孩子的那种幸福,我很想再做母亲。」去年9月,周兴容再次怀孕。但在9月18日,她在街头被抓上警车,突然感觉到腹痛如绞、下身流出大量血块,流产了。稍后她又怀孕,但今年1月份做超声波检查时,发现已胎死腹中。医生说,精神压力大和高龄怀孕都是流产的原因,她可能已经永久丧失了生育能力。

失生育能力 「我很想再做母亲」

得知检查结果后,周兴容说自己已经「不想活了」,唯一支持自己活下去的,便是要为儿子讨回公道,自己的生死已无所谓。她向记者出示一份遗书,其中写到﹕「当我把我所有的遭遇公布于社会时,因为我是一位无权无势的弱势女人,可能将面临的是一场大灾难。如果我们夫妇有什揦不测,希望有关部门和社会伸张正义之士能为我申冤!」(明报记者 四川报道)

灾民吃紧贪官紧吃

抗日战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说的是抗日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贪官污吏却在后方醉生梦死。历史再次重複,去年的四川大地震就重现了这一幕。

四川省纪委公布,截至上月底,全省共查处了涉及救灾违纪违法的官员二百四十六人,其中三十一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灾民吃紧,贪官紧吃,当局还声称挪用救灾款项的官员只是「极个别」,这实在是岂有此理。大家想想看,四川大地震被形容为国难,全世界的中国人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纷纷向灾民伸出援手,但这些贪官污吏却乘机大发国难财,连救灾物资也不放过,这还是「极个别」吗?这些贪官丧尽天良,已完全没有人性可言,叫他们一声狗官,是对狗的最大侮辱!

当局只公布贪官的数目,他们总共贪了多少钱,有多少救灾物资被他们中饱私囊,却语焉不详,这是甚麽原因呢?莫非当局有难言之隐?须知取之于民,既要用之于民,也要公之于民,当局收到的赈灾捐款数以百亿元计,不是小数目,这笔钱究竟怎麽用、用在哪里、用了多少,当局理应摊开给公众看,一分一毫也不能含煳,否则,他们既无法向四川灾民交代,更无法向全世界善长仁翁交代。

天下贪官一般黑,在几乎无官不贪的内地,二百四十六名官员大发国难财,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反而四川当局声称「没有发现因为建筑品质造成地震中垮塌的案例」,即不存在豆腐渣工程,那就真的令人啧啧称奇。人们不明白的是,既然没有豆腐渣工程,那些倒塌校舍水泥里面的铁丝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呢?千万别告诉大家,那些铁丝就是钢筋!(东方日报)

祖国孩童惨被拐卖

《冰心全集》第八卷有一段记载:「早在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大张旗鼓地给人贩子以打击,很有必要。』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看了几份有关拐卖妇女的材料之后,也批示:『拐卖妇女的问题,不能不管。经过调查核实,对那些确係拐骗犯,应该依法坚决打击,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否则刹不住这股风。』(这里说的是拐卖妇女,当然拐卖儿童也不在外了。——冰心注)」

冰心女士一九九二年看了一本书《失落的小太阳——拐卖儿童纪实》,她说:「看得我惊心动魄、气愤填胸!」又说:「我愿全国人民都起来打击这些给无数家庭带来灾难,而且摧残祖国的未来的滔天罪人!」

中国说是法治社会,但领导人的批示比法律条文更强有力,只是二、三十年来,打击拐卖儿童未见有何成效,反而人贩子「大张旗鼓」,将此罪恶事业「国际化」。近日的报道更令人怒火万丈,伦敦希思路机场附近有「儿童收容所」,竟成为国际人贩集团的中转站,三年来至少有七十七名来自中国的儿童失踪。事件曝光后,惊动首相白高敦,他答应彻查。当今中国已没有邓小平、李先念,没有人再重视这个问题;冰心女士也不在了,难道中国儿童真要由英国首相来救?共产党建国初期就称儿童为「祖国的花朵」;可怜天下父母心,生男生女都要面临可能出现的灾难。昨天本报《神州观察》专栏就指出,仅去年东莞就有五百多名男孩失踪,多年来有名有姓失踪男孩已超过千名,家长们因而成立「寻子联盟」。

月前我打电话给某大城市一位已当祖母的女同学,说:「香港天气暖和了,你可以来游玩!」她说要带孙子无空閒,我说:「有钱还是请个保母吧!」她说:「保母可能将小孩拐卖,这里已发生好几宗这类罪桉!」中国呀中国!谁能「救救孩子」?
      (东方日报   刘济昆)

软弱惹的祸

一个已婚男人,如果有另一个男人对他讲:「我一直追求你老婆,她应属于我,要陪我睡才对!」请问这个已婚男人会提出「搁置争议,共同享用」的荒谬主张吗?相信任何有血性的男人都不会!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三十一年前适值中国果断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争取周遭有一个和平环境,向日本提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未尝不可,但当日本不卖帐、坚持单方面实际管辖时,中国就应即刻收回这一提议,改为针锋相对,「寇能往,我亦能往」,宣示主权时不打第一枪,但对方先动手则坚决、彻底、乾淨、全部歼灭之,这才是应有的对策。

由于中国政府在钓鱼岛领土争端中一厢情愿地恪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对日本的事实佔领採取听之任之的「鸵鸟政策」,直接效果就是在鼓励黄海、东海和南海各邻国有样学样。结果,从北到南,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度尼西亚,毫无例外的佔我岛礁、侵我海域、掠我海藏。中国三百万平方公里海域,百分之五十二与邻国存有争端,单是南海的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就有七十个以上岛礁被外国非法佔据,装设施、建基地、搞旅游、採油气。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早已沦为「放弃主权,任人开发」,成了国际笑柄!这都是软弱惹的祸!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海有个小岛,韩国称「独岛」,日本叫「竹岛」,两国对该小岛归属素有争议。韩国政府就是不怕日本比他强,派兵上岛驻扎,组织民众观光,日本只能徒呼荷荷!中国政府为甚麽不学韩国的强硬?
     (东方日报 刘梦熊)

无耻者不可救药

早前本报报道的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之事,这个公安局政委王峥嵘,曾任邵东县某镇党委书记,他的老婆和弟弟又在当地教育部门工作,因此有办法在政府部门上下其手。

根据高考录取程序,王的女儿要冒名顶替,首先要取得受害者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盗窃或通过邮局截留信件),然后凭录取通知书和罗彩霞的户口等资料,到当地公安部门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买通公安局经办人员),然后到教育部门申领档桉(买通教育局经办人员)。

这种团伙式明目张胆的犯罪,在内地官场大概已不是甚麽新鲜事。而王峥嵘本人,曾因经济犯罪被判刑,其实是一个惯犯,应该也早已被撤除公安局政委之职,这个社会渣滓居然还有这麽大的能量,可以在政府的要害部门里外串通,偷天换日,可见地方政府的腐烂程度。

王峥嵘干了坏事倒也罢了,干坏事的贪官那麽多,多他一个也不算甚麽,问题是,他干了坏事还继续无耻游说受害者接受现实,以帮罗安排工作,来交换罗更改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也即再犯另一次罪)。他说罗彩霞认识他是「她的荣幸」,说他女儿已经被注销教师资格,「对她是不公平的」,他不希望「发生甚麽悲剧」。人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只能以禽兽不如来形容。

贪欲之心人皆有之,差别只在「知耻」的程度。「知耻」的人有良知「守门」,不知耻的便任由邪恶之树开花结果。干坏事不知耻的人,任何社会都有,最可怕的是对社会上那些不知耻者,人人都习以为常,听之任之,大家抱在一起烂下去。
  (东方日报  黎民观)

「文化」屠城记

世界正走向全球化,某些霸权国家以全球化作口实,以政治、经济、武力去迫使其他国家妥协,不过这只属于「武装殖民」,压根儿未能把一个地方对「宗主国」的反抗意识连根拔起。于是,在政治、经济、武力以外,文化被视作第四种侵略手段。

文化侵略,往往在我们日常生活、不为意之间擦身而过。我们不为意,因为我们潜意识地觉得西方文化才是现代生活的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被西方国家所利用,用以传播他们的价值观,我们就在旁边观赏,却未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被蚕食。

美国连锁咖啡店集团在端午节来临前,在内地推出了「咖啡糉」应节。长洲太平清醮时,参与人士要「入乡随俗」不碰荤腥,岛内一间美国连锁汉堡包快餐店亦只卖斋汉堡包等不含肉类的食物。咖啡糉不是中国糉,斋汉堡包也不是中国馒头,它们以中国的节日特色来做载具,把食物的文化、美国的文化透过糉和汉堡包传扬出去。

我们觉得西装是一套高雅的服装,在大型场合更要穿西装来表示对主人家的尊重。西装从外国传入,中国本身也有汉服,但未见汉服成功打入外国,未见有洋人会穿汉服以示对中国人的尊重。我们见人穿汉服,可能以为在拍古装片;有人觉得汉服很守旧、很落后,彷彿汉服就是脱离现实、是中国封建帝制的表现,而西装就是现代化、自由民主的代言品。

有学者说:假如某国想保持世界霸权地位,而中国作为拥有百分之二十二之世界人口的文化大国,那麽某国就必须靠文化侵略中国,令中国人的固有思想逐渐与外国同步,使得中国表面虽拥有独立的主权,但骨子里的行为和思想已经全盘向外同化。古希腊有「木马屠城记」的故事,二十一世纪也有「文化」屠城记的现象。
  (东方日报  何志平)

权力通吃与大学沦落
 
如果不是今年3月的一次偶然,罗彩霞也许永远不会知道5年前的真相:2004年高考后,她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而冒名顶替她的同学王佳俊却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命运由此发生转折,罗彩霞被迫复读一年后考取天津师范大学。2008年,王佳俊顺利毕业。诡异的是,同样是在2004年,身为邵阳市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佳俊的爸爸王峥嵘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僕」。

冒名顶替上大学

相比于高考移民与高考舞弊,冒名顶替上大学简直堪称终南捷径。没人知道,有多少冒名顶替者凭着这一条终南捷径,顺利地拿到了大学文凭;可以肯定的是,能够曝光的都只是一些像罗彩霞这样的偶然个桉,绝大多数被顶替者则只能被蒙在鼓裡。济南大学在2007级新生中一次性就发现了21名涉嫌冒名顶替者。由此不难想像这个数据在全国可能会有多大。至少我知道,在我的大学同学中就有冒名顶替者。他在毕业后很奇怪地改名,曾经让我们所有同学都感到很诧异。

让一个人的高考成绩属于并且只属于他自己,这是最底线的正义,也是最底线的制度设计。冒名顶替上大学,不仅是对高考公平的挑衅,也是对他人受教育权与姓名权的侵犯,更是对一整套看似设计严密的制度堡垒的恣意耻笑。要想冒名顶替成功,需要突破很多的制度防线,其「腐败含量」和「腐败面积」都要远高于高考移民或者高考舞弊。

因此在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背后,必然存在一个相当溃烂的基层政治生态。它的最显着特徵就是无视一切法律制度的「权力通吃」──只要拥有足够能量的权力,一切设计严密的制度堡垒都将是纸煳的玩意。别人的录取通知书既能轻鬆拿到,别人的户口亦能轻鬆迁走。像罗彩霞这样家在偏僻小村子又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穷学生,当然是冒名顶替者最愿意寻找的无辜羔羊。

大学教育欠把关

权力通吃之外,冒名顶替上大学其实更是对大学的反讽。冒罗彩霞之名的王佳俊,高考总分只有335分,其中数学19分、英语53分,这样的学生却照样能够在大学裡轻鬆毕业,大学教育难道根本不需要把关吗?高考成绩再差的学生,似乎只要骗到一张录取通知书,就能够保证顺利毕业。大学只管进口不管出口,只要交钱就都有毕业证,这样的教育质量又能高到哪裡去?

只要大学愿意,识别冒名顶替者其实一点都不难,问些「你的父亲、母亲叫什麽名字」之类简单的问题,或者直接对相关科目进行複试,「南郭先生」们往往就会露出马脚。问题是我们大学的入学资格审查机制常常形同虚设,乃至连走过场都免了。像济南大学那样通过资格审查机制发现冒名顶替者的少之又少,这只能说明很多大学既不重视生源质量,更不注重大学声誉,而只是高度产业化的「收学费─发毕业证」。

一言以蔽之,冒名顶替上大学并且能够顺利毕业的背后,既是基层溃烂的权力通吃,更是教育产业化的大学沦落。
 ((大公报 盛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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