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布局中国：以豆为鉴
2009年05月13日 中国报道
刘源源
2004年初，国际大豆价格暴跌引发了中国大豆产业的第一次危机，国际资本利用中国大豆加工企业的危机以近乎“胁迫”的方式，参股、控股了中国超过70%的大豆压榨能力，位于沿海的大型压榨企业，除了九三粮油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几乎全军覆没。从2008年10月份开始，中国的大豆产业出现了第二次危机，这次危机导致中国国产大豆严重滞销，从而威胁到今后中国大豆的生产。第二次危机在更深层次上说明外资在控制了中国大豆加工业的基础上，试图进一步摧毁中国本土大豆种植业和加工业，以实现中国大豆产业拉美化的最终目的。
在农产品(16.92,-0.16,-0.94%)市场化的过程中，我们轻视了外资控制中国企业的长期战略布局谋虑和控制中国市场的决心，对中国本土产业保护不利。大豆是中国最早实行购销完全市场化的农产品，以豆为鉴，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应对粮食购销完全市场化后所面临的国际资本的冲击。
第一次危机：国际粮商垄断中国大豆加工业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粮食生产视为国家安全，给予高度重视，不过，油料却一直被排斥在“粮食”范畴之外，被称为“经济作物”，对油料生产重视不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尝试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大豆作为改革的试验品率先实现购销市场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抓着这个有利时机，开始逐步向中国的大豆加工领域渗透。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中国居民对蛋白质的需求逐步增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从9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中国输入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中国大豆产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植物油需求自90年代开始也大幅增长，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数量和加工能力不断增长，对大豆的需求逐步增加。自1993年我国油料市场放开后，美国ADM公司，新加坡WILMAR等一些国际巨头也开始迅速在中国建厂扩张，至2003年，中国实际大豆压榨能力已经超过了6000万吨，中国逐步由大豆出口国变成大豆净进口国，对国际大豆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强。
中国大豆压榨能力由自给自足到快速扩张、严重过剩，一方面是中国自身快速增长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对中国大豆产业的精心培育也“劳苦功高”。国际资本当然不是救世的“菩萨”，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最终完全掌控中国的大豆产业，完善其全球价值链。2004年，国际资本的机会来了。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大宗商品价格逐步走高，2003年10月之后，美国CBOT大豆期货价格更是连破800美分/蒲式耳、1000美分/蒲式耳的价格记录，受国际大豆期货价格影响，国内大豆期货价格也连续飙升，甚至出现连续涨停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开始疯狂从美国和南美采购大豆，因为买入大豆即意味着暴利，一船大豆从美国运到中国的2周时间，就可能升值5000万元！由于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普遍缺乏风险意识，不懂得利用期货市场管理敞口风险，实际上已经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只是多数企业陶醉在暴利中浑然不知而已。灾难终于发生了，在2004年1季度中国企业从国际市场采购了巨量大豆后，国际大豆期货价格开始暴跌，美国大豆期货价格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从4000元/吨的历史最高价附近跌落到3000元/吨附近，中国大豆加工企业采购面临巨亏。为了减少损失，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普遍采取了支付15-20%的违约金，以违约来降低损失的措施，其结果是国际粮商联合起来，禁止向违约的中国企业出口大豆。由于中国大豆加工企业对国际原料市场的依存度非常高，没有原料意味着企业将关门倒闭。迫于无奈，中国大豆加工企业被迫接受国际粮商的条件：与国际粮商合资，得到原料大豆，以避免倒闭。
国际粮商利用第一次大豆危机的机会，一举垄断了中国的大豆加工业。据统计，中国有60%大豆加工能力实际上被国际粮商掌控，国有大豆加工企业所剩无几。在掌握了全球最大的大豆加工业之后，国际资本在大豆领域彻底建立了完善的大豆产业链条：国际资本利用向南美农民提供种子、贷款以及垄断南美大豆贸易的方式，实际掌控了南美大豆的资源；再利用中国的大豆加工能力，向中国低价倾销大豆，通过全球运作以寻求利润的最大化。
第二次危机：外资企图彻底控制中国大豆产业
跨国资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开始利用掌握的资源来试图彻底控制中国的大豆产业，以获得更大的利益，第二次大豆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受金融危机影响，自去年10月份开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从去年中国国庆长假结束至11月份，国内大豆现货价格从4200元/吨以上的价位跌到了最低2800元/吨。而2008年中国农民种植大豆的成本上涨了约25%，大豆种植成本普遍在3600元/吨左右。大豆价格远远跌破了农民的生产成本，导致农民严重惜售，同时，东北大豆加工企业也不愿意入市收购大豆，承担风险。农民与加工企业博弈的结果就是东北大豆加工企业全线停工。据黑龙江大豆产业协会去年11月份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被调研的黑龙江15家大中型油脂企业全部停产或者停止收购大豆，这15家企业日处理大豆总量超过10000吨。
为了保护东北农民的利益，保护东北的大豆加工业，中国政府被迫进入东北市场进行政策性收储，收储价格定在3700元/吨。这个价格农民基本满意。迄今为止，代表政府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在东北收购了600万吨大豆，占东北大豆总产量1250万吨的近50%。
近50%的大豆进入中储粮仓库，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能够缓解东北大豆危机：大豆价格上涨，大豆收购市场重新启动，加工企业正常运转。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这场危机至今并没有真正缓解，原因就在于进口廉价大豆的冲击。去年中储粮按3700元/吨的价格收购大豆的时候，进口大豆的到港成本普遍在3100-3200元/吨左右，廉价进口大豆严重冲击了国内市场，大大削弱了收储的政策效果。国际资本并没有停止打压，反而加大了从沿海向中国内陆大豆产业的渗透，一方面跨国粮商终止了往年此时200万吨左右的大豆收购数量，并控制港口分销价格，加大黑龙江的大豆市场压力；另一方面，不断用廉价的豆粕、豆油抢占黑龙江大豆市场，进而冲击黑龙江民族油脂加工企业。黑龙江大豆产业有步沿海油脂企业后尘，被收购、兼并、控股的风险。这不仅仅是商业倾销的问题，一旦进口转基因大豆攻陷中国最大的大豆主产省黑龙江，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可能绝迹，从而可能出现农民弃种大豆或者被迫向国际粮商支付高额转基因大豆专利费的局面，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大豆产业彻底拉美化、彻底被国际资本控制。黑龙江省大豆协会惊呼：“一场真正的粮食战争将以中华民族的失败而告终！而这些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不希望看到的！”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维护粮食安全关系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国家；而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人类”。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农业的渗透绝对不能简单的看作一种纯商业行为，而是国家安全问题。两次中国大豆产业危机，实质上就是国际资本渗透、掌控、垄断和试图彻底摧毁中国本土大豆产业的危机。大豆产业仅仅是个开始，国际资本不会放弃对中国其它粮食粮食领域渗透的努力。
守住大豆阵地，打赢粮食战争
保护中国大豆产业并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尽可能保护现有的民族大豆加工业和种植业资源，合理利用境外大豆资源，来满足中国的植物油需求，防止出现大豆加工业和大豆种植业均被国际资本所控制被动局面的发生。
国家应该进一步限制外资大豆加工能力的扩张，防止本土大豆加工企业进一步受到冲击，鼓励和扶持本土大豆加工企业发展壮大。目前，中国大豆产压榨能力据估计超过了7000万吨，其中60%为外资企业，这是国际资本实现全球生产、贸易、加工战略布局的重要筹码，目前外资仍然在继续扩张加工能力，兴建和收购大豆加工企业。去年9月份，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关于促进大豆加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限制外资大豆加工企业的发展，扶持民族大豆加工企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未来对植物油和豆粕的需求仍会增长，在限制外资加工能力的同时，扶持本土压榨企业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我们应对挑战的能力。
中国是最大的大豆消费国，2008年，中国大豆产量在1680万吨左右，但进口却超过3600万吨。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要求我们不能盲目地排斥国际市场，认为将进口转基因大豆彻底排斥国门之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被动的接受跨国粮商的全球价值链条。中国应该在扶持壮大民族压榨企业的前提下，采取联合采购、去海外寻求耕地资源、绕过国际粮商直接去南美采购大豆等方式，来削弱跨国粮商对中国进口大豆的控制。
守住本土大豆种植业，是能否打赢这场战争的关键。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重视大豆生产，大豆应重归粮食概念之内，因为大豆事实上会与粮食争地，解决大豆问题，本身就是保护粮食生产的一部分。国家对大豆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性应该进一步明确，相关具体配套措施应加快量化、出台并落实，并加大执行力度，只有稳定住中国的粮食生产，才有资本对抗国际资本。
为了稳定大豆生产，国家应该建立目标价格补贴机制，直补农民，即由国家根据国际市场基准价格，每年制定一次国产大豆收购指导价格，对低于指导价格的国产大豆实行补贴，以确保不再发生谷贱伤农的情况，引导农民种植大豆。
加大收储力度，建立大型国有企业商业周转库存。去年开始的国家在大豆市场的政策性收购，是本世纪国家首次建立大豆储备，这一政策应该得到延续和扩大。在中储粮储备库点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充分依靠产区油脂加工企业的仓储资源来实现产区大豆的价值转化。大型内资粮油加工企业，相当于一个超大型中央储备库，而且它也确实发挥了中央储备库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及时收购农民的粮食，变现农民的收入，减轻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关键时期，它是国家粮油安全的可靠流通渠道。所以，龙头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粮油加工企业，只要他们能收进来，卖出去，市场化，讲信誉，就应该比照中储粮，由国家政策补贴，进入市场收购大豆，代表国家建立商业周转库存。
政策调控，促使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价格一致。第二次大豆产业危机的关键在于进口廉价大豆大量进入国内，冲击国内市场。只有对进口大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进行政策调控，保持与国产大豆价格一致，才能防止进口大豆冲击国产大豆，调控的政策可以包括加征反倾销关税、严格通关检验检疫程序等措施。
发展中国期货市场，争夺大豆贸易定价权。两次大豆危机，国际资本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其对国际大豆贸易定价权的掌控，而国际大豆贸易定价权的形成在期货市场。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的大豆期货价格之所以代表全球大豆贸易价格，就在于在国际大豆贸易中，一般参与基差定价的方法确定价格，即买卖价格以CBOT大豆期货某合约某日的价格加上双方事先商定的基差来定价，也就是说，价格不是固定的，但是基差是固定的。其好处在于一旦双方达成协议，即可以立即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锁定成本或者利润，因此，CBOT市场实际上已经是国际大豆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观我们的商品期货市场，目前90%的投资者为自然人投资者，CBOT与我们的期货市场正好相反，这说明，中国的期货市场并没有成为现货贸易的重要工具，其发现价格功能和规避风险功能自然大大弱于国际成熟期货市场。发展大豆期货市场，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本土大豆加工企业；另外一方面，要积极鼓励中国大豆加工企业进入期货市场参与套期保值。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比如对于参与套期保值的民族企业，给与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对于利用国内期货市场进行国际贸易的基差定价的压榨企业，给与关税、通关等方面的优惠。只有我们的期货市场真正成为国际贸易的定价市场，我们才能真正掌握期货市场定价权。
：刘源源，第一创业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发展部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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