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新中国60年
石镜
2009.6.25
今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60年前，新中国如旭日东升，跨入了社会主义时代。60年后的今天，共和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名义依然屹立世界东方。抚今忆昔，共和国60年历经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共和国的辉煌成就和走过的曲折道路，无不与社会主义紧紧相连；共和国的真正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然与社会主义息息相关。我作为与共和国同行的上世纪50年代人，十分有幸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新中国开创伟大社会主义时代的艰辛历程，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两个给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烙上重要印记的发展阶段。在这共和国60年华诞之际，仅以此文献给亲爱的祖国——我们的父母之邦。
一、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成就应充分肯定
共和国初建29年既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31年（也可称邓小平时代），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两个不同重要发展阶段，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开创与发展，继往与开来。要正确认识共和国60年历史，就必须对共和国初建29年和改革开放31年历史有一个客观清晰的认识。
共和国初建29年即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27年，加1977、1978两年），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终于站起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消灭阶级剥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基础上，通过实行计划经济基本解决吃饭问题，甩掉“贫油国”帽子，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初步工业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研制“两弹一星”，打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长期战争和准战争封锁围堵，在世界赢得尊严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时代，大体可分为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两个时期。这是一个开创和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年代，在艰难的探索、改革、创新中难免走弯路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付出沉重的甚至是带有血污的代价，如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左”的急于求成、文革时期过“左”过“乱”、国民经济没有及时从积累型向积累消费型转移等。但纵观毛泽东时代走过的道路，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和有别于苏联工业化道路，而是革命加改革促发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路途上有鲜花，也有荆棘；有大道，也有弯路；有成绩，也有错误。但从总的和根本的讲，成绩和成就始终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开辟崭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难以避免的学费和代价。毛泽东时代是中华民族在贫穷落后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创业时代，是中国人民为共和国建设压消费、重积累、打基础、搭骨架、铸长剑的英雄时代，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大国奋力打破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全面围堵封锁逐步在世界赢得友谊和尊敬的崛起时代。毛泽东时代为改革开放时代奠定了制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
改革开放30年，是在毛泽东时代发展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又一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代特征是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实现社会发展转型，客观进程显现出政治转向经济，精神转向物质，计划转向市场，积累转向消费，公有制转向私有制，内向发展转向外向发展的趋势，并还在继续变化过程中。
改革开放30年成就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经济保持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三，进入工业化中期；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人民生活不同程度提高，实现总体小康；微观经济活跃，社会自由度增加，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要一级。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30年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三大差距不断扩大，贫富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压在人民群众头上，低收入群体尤为不胜重负；人们理想信仰淡薄，社会道德水平整体滑坡，官员腐败已成痼疾，官民矛盾日益凸显；资源、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就业压力日益成为新的社会矛盾集中点。
但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探索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力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扰，继续艰辛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坚持和高举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劳动人民的希望之光。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成就是主要的，是需要充分肯定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也是难以避免的。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小康，融入世界的伟大发展年代。
总的来看，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历史任务。毛泽东时代主要是在国际战争风云变幻的环境下创业积累搭骨架，改革开放时代主要是在和平环境下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它们都较好地完成了历史阶段赋予的任务，两者的主流均应予以肯定。我们在总结改革开放时代时，绝不能妖魔化毛泽东时代。如果妖魔化开国领袖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或迟或早必然导致妖魔化邓小平和邓小平时代（即改革开放时代），必然导致妖魔化共产党、社会主义和新中国历史，最终导致改旗易帜，历史出现重大倒退，这是已被苏东巨变证明了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定律。同样，肯定毛泽东时代，也必须充分看到和肯定改革开放30年的主流和成绩，否则也会犯重要历史性错误。
正确评价历史，就必须正确认识历史。毛泽东时代一些历史问题众说纷纭，有必要深入调查给予客观权威的科学评价。尤为重要的是三大问题：一是关于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是否饿死3000万以至更多人问题；二是关于文革后期国民经济是否濒于崩溃边缘问题。社会各派乃至国外长期对这两个问题议论纷纷，有的大做文章。由于这两个问题涉及到对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党史和共和国史的重要评价，我党不能长期置之不理，让某些势力借此翻云覆雨。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建国60周年之际，党和国家应责成中央党史办、中国社科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等有关部门，组织联合调查组专题调查研究，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还真相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
三是文革评价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自我评价一生所干两件大事之一，也是党中央发动又全盘否定，在中共党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大事，其历史影响至今不可忽视，历史意义逐步显现。随着文革的远去、当事人物代谢和时空转换，在时机和条件成熟时，我党应该可以更加客观科学地评价文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没有文革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就难过“89 动乱”和苏东巨变这一关；没有文革10年大乱，就没有改革开放30年大治。为正确评价毛泽东时代、党史和共和国史，应逐步开放文革档案，开放对文革的研究，首先开放党内文革研究。
二、改革开放时代始终存在两个方向两条路线的斗争
改革开放30年进程大致可分为探索、激变和调整三个时期。
改革探索时期（1979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长达18年。改革开放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和“猫论”“摸论”“先富论”“不争论”指导下探索改革道路和方向。改革开放进程以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城市启动企业改革、沿海发展经济特区、价格实行双轨制、反资产阶级自由化、89年“六.四”事件、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等为标志性事件。改革探索基本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体现了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改革转轨激变时期（1997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约6年。改革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外向化为主导，以国企改制、教改、医改、房改等为重点实行改革攻坚，几千万工人下岗和几千万农民失地，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的相当部分已经从主人公地位沦为雇佣工人地位，新资产阶级重新产生，两极分化加速，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党向新阶层打开大门，党员资本家和资本家党员同时涌现，新阶层党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活跃。改革开放进程在国内外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呈现右倾趋势。
改革调整时期（2003年至今）。这一时期已有6年多。通过对改革开放前两个阶段反思，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逐步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自主创新、建立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被民间称为“胡温新政”。尽管出台“物权法”，从法律上确定了改革导致新的阶级利益调整格局等，改革开放整体上呈现向左调整趋势。
改革开放三个阶段的发展线索和趋势客观表明，改革30年来自始至今存在着两个方向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公开申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条改革路线实际上以两任下台总书记为代表，“指鹿为马”，打左灯向右转，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经济改革搞私有化、市场化、附庸化，政治改革实行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其实质是回头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经济上，改革开放路线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所有制上。改革是坚持宪法和党章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是或明或暗转向私有制为主体，甚至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当前，由于国家统计局多年未发表有关所有制结构的数据，从现有零散于报刊网络和民间研究资料看，私有制经济在数量上已占优势。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国有经济在质量和控制力上依然还有优势，加以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根基虽已动摇，但还没有质的变化。如果继续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量变到质变，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迟或早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把公有制写在党名、党旗和党章上，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不能不严肃慎重对待的。
政治上，改革开放路线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贯串于改革开放30年进程，斗争尖锐之时，导致两个总书记下台和89年北京“六.四”动乱。到今天，代表右的利益集团公开打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承认当今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 “指鹿为鹿”、“不再指鹿为马”的旗号。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出台的所谓“零八宪章”，公开攻击党和国家是“党天下”“现代极权主义”，公开宣言要在“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言论和诉求，已经不仅仅是要“改旗易帜”，而是要分裂国家和民族，以建立欧美资本主义买办附庸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最终目标。
总之，从政治到经济，改革开放的方向路线问题已经严峻的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
三、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新中国60年，我党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地同来自“左”和右的思潮作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制度万世永存的幻梦破灭，社会主义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共和国的下一个30年以至6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全面复兴和争取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以下是对探索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看法。
（一）改革开放的方向路线必须旗帜鲜明
改革开放本身是中性词，改革开放的方向目标不同，改革开放的路线手段就不同，改革开放性质即不同。
方向目标就是旗帜，旗帜必须鲜明。毛泽东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党坚持的改革开放方向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改革开放的路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起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前提下，探索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路线不动摇。
当前，特别要警惕那些打着改革开放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私货，实际上走西方附庸型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买办利益集团。
（二）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落到实处
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慎重对待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首要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其次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两者主次分明，缺一不可。
党和国家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公有制主体地位问题，既要从质，也要从量上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务院应责成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所有制结构及变动状况。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分别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要求，切实履行职责进行监督。要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新资产阶级包括外资的关系，在现有利益格局下逐步提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地位。对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应实行团结的方针，发挥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限制消极作用。
（三）探索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逐步告别了计划经济，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即“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也就是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宏观调控。
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运行的经济模式是：多种所有制＋市场行政配置资源＋政府宏观计划调控。其特点是：所有制除重要领域保留公有制外以私有制为主体，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行政为辅，政府对经济运行实行含有计划因素的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外向化趋势，其实质是政府主导下含有计划因素的市场经济。这一体制对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如前所述也产生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当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受到严峻挑战，社会主义中国第一次实实在在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争，应该全面、辩证地认识和对待这一问题，全面、辩证地认识邓小平所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和应有之义，我们没有必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计划经济当作洪水猛兽转而迷信市场经济教条。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实践看，两者都有长处和缺陷。中国是唯一既搞过计划经济又搞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应该有条件和可能吸取两者的长处和优点，避免或制约它们的缺陷。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就一定能赶上和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框架，可以考虑为：基本经济制度＋“一个脑袋”（科学计划）＋“两只手”（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宏观调控）。
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一个脑袋：即是科学计划。国家通过制定中长期计划或规划，主动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进行科学的指导安排，综合运用财税、货币、价格包括垄断型国企等经济杠杆和行政手段,保证国民经济供需总量、积累消费、经济结构、内需外需、收入分配等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平衡；同时运用必要的计划资源配置手段，保证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重要产业稳定发展壮大。科学计划属于事前主动型规划安排。由于我们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而具有制定宏观科学计划的基础，这也是我国区别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制度优势。
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即对于微观经济特别是竞争型经济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继续坚持放活微观经济，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和促进就业的积极灵活作用；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宏观调控，要继续加强对市场经济缺陷的调控，政府调控通常是被动、滞后和补漏的，容易被市场经济缺陷所左右，属于事后被动型调整。
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的“一个脑袋”、“两只手”，有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模式。其特征是：经济基础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它所有制经济为辅，共同协调发展；资源配置上，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以计划为主，其它以市场为主，不同时期根据不同情况有所调整；经济调节上，宏观以政府计划调控为主，微观尽力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这种经济模式与我国以工农阶级为主体、其他阶级为辅的阶级结构，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多党合作政治体制结构是相适应的，从而具有巨大的政治、经济优势和发展潜力。
（四）农村改革要大力支持新型集体经济和新型合作经济的发展
我国农村经过30年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进入不同程度的小康。但以小生产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潜力已尽，其发展难以为继成为社会共识，逐渐形成长期持续缠绕我国的“三农”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面临重要历史转折关头，那就是应及时启动邓小平关于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第二个飞跃战略思路的实施，即“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农村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起步发展，是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搞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关系到8亿农民的利益和命运。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现实中，客观存在着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新型合作经济的道路和城乡农业私人资本经营道路。这两条道路都有存在土壤和理由，其生产方式均高于小农经济。但从中国人多耕地少的国情、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和最终有利于农民利益出发，党和政府应大力支持新型集体经济、新型合作经济发展，从政策上给予倾斜扶持，使它们成为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现代规模经营的主体，切实落实和实施农村改革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战略。对城乡农业私人资本经营道路，则应采取发展、观察、节制的原则，发挥其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作用，同时也要限制其雇佣剥削、兼并土地和加速两极分化的消极作用。
（五）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
我党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宝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东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圣经”和“宝典”。十七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主要理论基础均来源于毛泽东思想，或与时俱进有所发展，或某些论点不同，但其主体思想终归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我党提到工作指导思想时，一般只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不提毛泽东思想。这样实际上是边缘和淡化了毛泽东思想，削弱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指导思想的地位，削弱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指导，对党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不公平的，党员之心、百姓之心也是不平的。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今后可能还有新的发展创新。因此，我党在提到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时，中央和各地都应规范地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列相提，这样才比较全面客观，才能真正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
（六）高度重视社会思想道德水平的教育、恢复和提高
建国60周年之际，我党需要正视和重视的是，改革开放30年物质生产力水平有了巨大的进步，但社会思想道德水平较之毛泽东时代发生较大退步。毛泽东时代，我们迅速、干净、彻底地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党重视用为人民服务、爱国家爱集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着力建设“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形成了吏治清明、艰苦奋斗、互助友爱、尊老爱幼、崇尚崇高、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可以说，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还不高，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在中外历史比较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纲的指导下，忽视了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一切向钱看”、“时间就是金钱”、“经济人”、“猫论”等提倡宣扬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口号的提出，搞乱了党内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长期腐蚀着社会肌体。以至吏治腐败渐成顽症，矿难、黑窑奴、暴力拆迁、下岗、失地、血汗工厂成为民众心灵创伤，假药、有毒食品、黄赌毒黑、拐卖妇女儿童层出不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重新成为社会特别是相当部分青少年的人生哲学。如果说1989年邓小平总结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即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那么改革开放30年的重大失误可能仍然是思想政治教育。一代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下降是容易的，但要再提升起来却是很难很难的。
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我党应十分重视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拨乱反正和再建设，正确总结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理直气壮地批判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的人生观、世界观，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先富和共同富裕、个人和国家集体的关系。中央带头，高级干部带头，党员带头，下大决心下大力气重新铸造中华民族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长城。
（七）正确处理阶级、阶级矛盾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又出现了另一个倾向，即基本不谈或不敢谈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般只提阶层、社会和谐等。
党章和宪法都指出，阶级、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正视当今我国社会，客观上不仅存在工、农阶级，改革开放30年还培育发展起来一个有较强实力和较高地位的新资产阶级，“外资”即在华外国资产阶级也有了较大发展。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不明显，九十年代中期改革进入转轨激变时期，就逐渐显现出来。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总体仍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斗争，但也有部分如罢工、黑窑奴、暴力拆迁、暴力征地和具有暴力倾向的个体和群体性事件等，已开始向对抗性矛盾转化发展，应引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真正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物质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思想道德高尚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一个遥远而理想的社会，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我们当前建设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一个初级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客观存在着阶级，即存在着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和世界。
因此，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现阶段人民内部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外国资本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要坚持工农阶级的主体地位，并根据各阶级地位、经济状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各阶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提下既各有所得又和谐相处，防止阶级矛盾由非对抗性向对抗性发展。对已发生的对抗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立场上敢于正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如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其性质就不仅是分裂与反分裂斗争，而且还是西藏农奴主阶级复辟与站起来的农奴阶级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只有从这两方面认识问题，才能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才能认清达赖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西藏分裂卖国的总头子和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才能制定坚定正确的斗争原则和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才能取得与达赖集团及背后西方敌对势力斗争的主动权。
建设和谐世界，是我国和世界人民的良好愿望，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还存在，剥削、奴役、扩张、争霸是它们的本性。以斗争求和谐则和谐存，以退让求和谐则和谐亡。“韬光养晦”，应是特殊时期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策略。长远的根本的看，还是要坚持遵循毛泽东提出的“不称霸”、“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对外战略方针政策。我国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抓紧筑造现代化国防长城，坚决有效的保卫国家民族利益，并成为世界上主持公道正义和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力量。
（八）从党的性质、理想和宗旨着手加强党的建设
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政治上始终存在着妄图改变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的严重干扰，作风上以“一把手”权力集中和“不争论”为特征严重侵蚀了党内民主制度，以至组织上发展到党员资本家，资本家入党。这些不仅导致两任总书记下台，以权资结合、权钱交易为重点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相当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受到党纪国法追究,更重要的是腐蚀了党的肌体，搞乱了党内思想，影响了党的形象。党内政治、组织、作风上出现的这些问题，与长期以来党建中抓党的性质、理想、宗旨和路线建设不力，党内民主生活不够，党内监督不到位是分不开的。从新中国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实践看，如果不从党的信仰宗旨路线、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三方面着手抓，再搞多少次这样那样的党内学习活动都可能流于形式。
关于“新社会阶层”中资本家入党问题，至今理论和实践上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新资产阶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同路人和建设者，是党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对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家可以合法剥削，合法致富。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可以参加民主党派，可以参选人大、政协，也可以进入政府，但不需要也不应当把他们吸收进共产党内。因为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剥削，与共产党消灭剥削，建立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信仰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是不相容的。资本家中的先进分子，真正认同共产党的信仰宗旨，背叛自己的阶级，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才有条件入党。中国共产党是阶级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决不是全民党。我党要把组织阶级的先锋队伍与组织广大的统一战线区别开来，在这个涉及党的性质和生命的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当前加强党的建设，首要的是加强党的性质、宗旨和路线的学习教育，纯洁党的组织，整顿党的作风，下决心逐步改革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提高党的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要至上而下，从中央做起，从党的高层领导干部做起。
（九）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得到了党心、民心的拥护。科学发展观应是相对于“发展是硬道理”提出来的新型发展战略思路。“发展是硬道理”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发展口号，在特殊时期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但这个口号隐含着只要是为了发展，就可以不惜一切政治经济代价，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其理论上有硬伤，社会实践上已付出巨大发展成本，再也不能持续下去。因此，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一定意义上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扬弃、完善和升华。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中逐步转型，出现了重视以人为本，重视自主创新，重视生态环境建设等新气象。但这一转变是十分艰难的，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往往是口头上科学发展观，行动上“发展是硬道理”，仍然坚持GDP第一，加快发展第一。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干部政绩导向上仍然是GDP至上，考核制度尚未转过来；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提高。
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内涵概括为“第一要务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总的看比较全面，问题出在“第一要务是发展”，即把“发展”放在“第一要务”上。
首先，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庸俗发展观或者别的什么发展观，发展应是基础、对象，而不是什么第一要务。各类发展观都可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与其它各类发展观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发展，而在于如何发展，是科学的还是庸俗的发展，或者是别的什么样的发展。
其次，在“第一要务是发展”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两者之间，谁是首要的、第一位的。如果“发展”是“第一要务”，那么“以人为本”必然退到第二位，“核心”也就不成其为核心。实践中往往“第一要务是发展”压了“核心是以人为本”，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第一要务”与“核心”之争的实质，是究竟以“发展”为核心、第一位，还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第一位。如果将发展放到“第一要务”，实际上就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冲击了“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也就冲淡甚至边缘化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应包括“第一要务是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质上就是以人民为本，“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当然应该摆到第一位,也就是核心地位。科学发展观的对象是发展，科学发展观之所谓科学，是因为其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统筹兼顾”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
科学发展观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标志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我党应进一步总结完善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十）启动“共同富裕”战略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逐步演变为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至今危机仍在深化展开。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根源，仍然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成果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爆发的结果，仍然是生产过剩危机。
我国由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和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经济体系，首次受到危机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三化”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影响更大。为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国家采取了投资4万亿为重点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投资虽然包括了民生、环保工程，但主要还是投到基础设施、重点产业等方面，多属于治标，可以救急，难于治本。
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还是要以马克思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指导，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着力在缓解贫富差距、提高民众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内需和优化升级经济结构上下功夫。改革初期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和“两个大局”的战略设想，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一个大局；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另一个大局，并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当前，党和国家应加快启动“共同富裕”战略，这既是着力践行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的战略设想和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又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治本之策。
实施“共同富裕”战略，一是要在生产关系上真正落实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逐步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结构；二是加大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三是调整发展战略，将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调整为两头在内的以内需为主外向为辅的自主开放型发展战略。
（十一）用“四个现代化”大目标团结和引导人民前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总结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列强欺负、侵略、掠夺而积贫积弱的历史，提出了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设想和宏大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激励着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续高举“四个现代化”的旗帜，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极大地团结和鼓舞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然而，相当一个时期“四个现代化”喊得不响了，“小康”喊得多了。十六大、十七大用“全面小康”口号代替了“四个现代化”口号，各类媒体也淡化了“四个现代化”宣传。 “全面小康”仅是党在近期较之四个现代化低一级的目标，其主要指社会经济生活实现温饱的发展目标，较之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失之片面，给人一种满足而不思进取即“小富而满”“小富而安”的感觉。我国改革开放30年，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地提高，但世人的评价是“肥大”而不是“强大”。这些年我国对外交往中发生的“银河号”、“炸大使馆”、“撞军机”事件，涉及国家主权的“台独”、“藏独”、“钓鱼岛”、“东海”、“南海”之争中，令民众不仅是“不高兴”，而且是悲愤难抑。这些与我们的目标由“四个现代化”实际降低到“小康”“全面小康”，国家“富”而不强是不无关系的。当然，“全面小康”是我党制定的近期和较低层次目标，但我们在提及“全面小康”目标时，决不能忘记、淡化和伤及“四个现代化”的大目标。
当前，我国正面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大挑战、大机遇，我党应继续用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大目标团结和引导全国人民，变危为机，乘势而上，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的耳旁回荡起人民领袖毛泽东那激荡心魄、壮志凌云的话语：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高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
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2009.5.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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