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将拉开战幕，千万学子及其家长又将度过这个充满梦想而又难熬的夏天。但据最近媒体报道，已有数万人放弃高考，其中又以重庆地区为甚。万人弃考，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其背后又隐藏着何种无奈的社会现实？又折射出30多年来高等教育改革怎样的变迁？提起这些问题，不能不让人倍感唏嘘。
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素质教育的前沿和重镇，它肩负着民族振兴与复兴的重任。可是，在今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谈论这个话题几近于奢侈。弃考的现实以及高等教育的现状，乃是亟待我们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从弃考原因来看，大抵有三种原因：一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负担高昂的学费，所以放弃高考。其实，上大学早已成为很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近些年来媒体上不乏高考生或其家长收到录取通知书自杀的消息，希望变成绝望。近些年在中国逐渐展开的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仍然无法维持高考的吸引力。沉重的经济负担，一直是上大学难的重要原因，现在恐怕同样成为学子们弃考的原因之一。
二是目前的高等教育现状已经让众多家长和学子倍感失望。毕业即等于失业是不可否认的现状，数以万计的毕业生在付出四年的光阴和汗水之后，仍然不得不和他们父辈一样加入失业和再就业的大军。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上大学依然是改变生活与命运的美好想象，但这种美好想象现在就像美丽的泡沫一样逐渐破灭。他们不得不考虑上大学的成本与收益。换言之，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高等教育已经失去它“脱贫致富”的社会功能。就业难是他们弃考的根本原因。
和前面两种原因相关，第三种原因可能在于某些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有比上大学更好的选择和出路，或者弃考，或者直接选择国外高校。但这不是弃考的主流和重要原因。
中国高等教育的尴尬在于教育导向和理念的错位。大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思想库、知识库和人才库，作为一个社会最高端和最丰富的综合资源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放弃的现象？现实的情况是，放弃高考的绝大多数都是农村的考生。可以想见，他们绝对不是不想上大学，而是上大学的条件与可能性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困难的选择，高学历作为一定程度的象征资本，谁又不愿意获取呢？毫无疑问，他们放弃高考绝对是被动的和无奈的。无论何种原因，弃考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错位和尴尬。
自1990年代中后期教育产业化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一直处于一种错位的状态，造成了今天尴尬的局面。
首先是高等教育导向的偏差。高校大规模扩张和扩招，形成了今天高等教育的严重泡沫，不但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同时还生产出大量名不副实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这一导向的严重后果就是，造成社会追逐学历的倾向，学历被越炒越高。其实，社会的人力资源需求根本无需这样华而不实的学历，完全可以通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来完成。更严重的后果则是，作为大学产品的毕业生，根本无法适应社会的需求，一方面是社会急需各种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是大量的所谓“人才”空闲。这根本不是中国大学生过剩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需求和高校教育配置的严重错位所致。这恰恰是炒学历的恶果，又正是社会和高校以学历共谋利益的结果。
其次是高等教育理念的误区。很多年以来，高教界一直在倡导所谓的“大众化”的教育，但对“大众化”的教育的理解又是极端错位的，更多的是将“大众化”理解为一种消费行为，而不是教育本身的质性问题。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化”教育更侧重的是道德、价值观和责任感的教育，而“大众化”的教育则是侧重于职业、知识与技能的教育。而我们的高等教育在对“大众化”的理解上，是和“产业化”、“规模化”完全一致的，追求的只是量，而不是教育的质量和真正的社会需求。
再次就是高等教育模式的单一化和趋同化。长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想办成所谓的综合性大学，教育模式也是千篇一律，培养出来的“万金油”等于一无所长的废品。单一化和趋同化的教育模式无法应对多元的社会需求。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低端的产业和畸形的经济结构，根本无需高等教育提供人力资源。这一方面严重浪费高等教育的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还严重扭曲了社会的知识结构和智力结构。试想，如果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去做裤子，造方便面，而不去造飞机和航母，这样的高等教育还有什么“高等”的价值和意义呢？
从社会和高校共谋炒学历，到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的畸形化，这一切造成了高等教育本身的尴尬，也造成了广大考生的不幸，将他们的希望毫无愧疚地扔向绝望。毫无疑问，其中的受益者是以高校、考试部门等机构形成的学历产业链，受害者正是无数求知与求学历的广大考生。面对就业难的形势，我们的教育部门总是教育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改变择业观”，如此等等，可是我们反思过我们的高等教育本身么？这并非一个道德和观念的问题那么简单，这恰恰折射出我们社会和教育面临的矛盾与困惑。
高等教育面临的矛盾和困惑
作为一种公共资源，高等教育资源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国民，都应该有平等机会分享高等教育的资源，以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提升民族整体素质和竞争力。这应该是高等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的适度扩展，“大众化”教育理念的适度推广，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的，这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但是，我们所做的，恰恰是将高等教育资源作为一种谋利的商品，形成了极度功利化的教育体制，造成了畸形的人才生产机制、人才评价机制和社会容纳机制。万人弃考，正是这种畸形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直接反映。大学已然失去了广大考生和家长以及社会对它的信任。
万人弃考，最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恐怕在于30多年来的改革所造成的“现代性的后果”，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层已成定局。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可怕，可怕的在于各阶层之间无法实现人员的流动。上不上大学又如何，还不是一个样，这恐怕是无数考生和家长最深层的心理焦虑。大学，曾经作为千千万万弱势人群的“门槛” 和“台阶”，它已然失去了实现社会人群流动的功能，也失去了民族和国家赋予它的历史使命。
因此，教育“大众化”无论是作为一种消费形式，还是作为一种教育质性，它必须要以公平（包括机会和结果）作为前提。这样才能保证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性。因此，必须以政策倾斜的方式，保证贫困人群能够拥有上大学的条件和可能。
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其公共性的逐渐消失，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隐忧，以及我们教育理想和信仰的崩溃，是社会对大学失去信心和信任的最根本原因。这根本原因后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 ……
高考，作为许多人难忘的人生时刻，已不再成为这个社会年轻人群前进与奋斗的主要动力。这并不说明年轻人的发展机会有了更多的可能，万人弃考恰恰表征着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焦虑与失落。上大学，曾经作为数万中国家庭的梦想——我们共同的梦——我的“中国梦”，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绚烂，仿佛更多地是被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从1980年代到今天，大学生，从曾经的天之骄子到今天近乎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更是透露出改革开放30多来中国社会转型和分层的历史沧桑。 19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所营造的那个“中国梦”已经不再那般迷人和绚烂，它更多地饱含着许许多多中国普通人的无奈、忧伤、痛苦和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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