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70)2009-07-17
反疆独外交 北京缺硬度
公僕无耻言论 百姓怨声载道
为求保八 苦了百姓
保八虽有望 救市失衡手尾长
澳干预中国司法独立 传中方集体受贿
中国的体制外体制：央视透露了惊人的数据
基层稳则天下稳
官僚资本主义
洋人以华制华
东方日报：反疆独外交 北京缺硬度
新疆乌鲁木齐恐怖分子暴乱之后，国际社会涌现一批企图利用该事件大做文章，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的势力。他们明里暗里支持与放纵疆独组织，但中国反疆独外交却乏善可陈，无所作为。
今次新疆「七五」暴乱，死伤惨重，相当于中国版的「九一一」。如此国难，照理应该有国家领导人出面发表谈话，安抚民心，声讨暴力，这在西方国家是相当普遍之举。但事件发生这麽长时间，中共中央常委一级的官员，至今尚未见有人对国民发表正式讲话，这多少令人遗憾。
更可气的是，土耳其总理对今次事件大放厥词，在公开场合无中生有指摘中国进行「种族灭绝」，又声称要将事件提交到联合国，但中方却无国家领导人对其坚决还击，只有外交部发言人不痛不痒地发表一些评论，如果说中国缺乏还手之力，难道泱泱中华连还口之力都没有？
随着暴乱事件的发酵，西方国家已准备利用此事兴风作浪。美国自由宗教委员会近日便要求奥巴马对中国新疆进行经济制裁，并禁止新疆官员访问美国，而澳洲也不顾中国的交涉，继续放映今次北京认定的幕后黑手热比娅的纪录片以及接待热比娅访澳。
雌雄双剑 牵制中国
显然，中国愈是骂谁，西方愈是捧谁，今次暴乱彻底捧红了热比娅。这个原本在西方国家没多少人认识的所谓世维会主席，通过西方媒体高度曝光，成为今次事件的最大赢家，接下去这位被捧为「维吾尔之母」的热比娅，或许还会被西方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与达赖平起平坐，成为西方对付中国的雌雄双剑。
其实，疆独这十几年迅速壮大，完全跟西方有些国家的明助暗纵有关。由美国国会拨款的美国民主基金会，实际上是热比娅最重要的资助者，土耳其和德国则是疆独在欧洲的两大根据地，但中国在双边外交中，却从来不敢就有关疆独问题进行正面交涉。
以美国为例，中国购买美国各类国债近万亿美元，雪中送炭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但其实这些钱中很大一部分，又被美国用来遏制中国，除了支持热比娅之外，美国国会近期又通过对藏独流亡政府的资助，一出手便是上千万美元。至于德国，中国则是多次派出採购团，动不动便是上百亿欧元的採购额，但这些国家并不会因此感恩戴德，反而觉得有机可乘，中国的反疆独外交可谓一败涂地。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中国採取的是抓辫子外交，但凡中国害怕的，他们便抓住不放，上下其手，勒索中国，而中国对他们採取的是贿赂外交，花钱买平安。然而这些国家却贪得无厌，中国奉之弥繁，他们侵之愈急，这种抱薪救火的外交，只会愈来愈被动。中国只有回过头抓住他们的要害，在他们的核心利益插上两手，他们才会老实。
太阳报：公僕无耻言论 百姓怨声载道
内地一些官员不仅空话套话连篇，有的时候说的甚至不是人话，将无知当有趣，视无耻为坦率，侮辱老百姓智慧，而且激发民怨。
日前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曾添贵建议，提高珠三角地区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
这位曾担任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的省府参事还建议，为了解决当前就业难的问题，各个单位可优先考虑安排本单位职工的子女就业，「谁家的孩子谁来抱」。至于一般大学生，可以鼓励他们从事修单车、擦皮鞋等「创业活动」，由政府给予优惠。
曾参事的两大馊主意一出，举国哗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白纸黑字规定，公民有劳动权，但曾添贵居然用政府权力打压，将曾经是珠三角建设功臣的外省农民工悉数赶绝。如此知法犯法，真不知这个曾添贵当年是怎麽当司法厅副厅长的。
珠三角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城市之所以如此富丽堂皇，交通之所以如此便捷，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工，是他们用汗水、泪水、血水以及残肢断臂，才撑起了珠三角如今的繁荣，但现在曾参事居然想用学历门槛将他们拒之门外，这岂不是等于过河拆桥？
权力傲慢 霸气十足
曾参事的就业理论更是荒唐，各单位优先照顾本单位职工子女，实际上就是人为製造就业不平等，为官员权贵子女走后门提供藉口。按照曾参事的观点，司法厅厅长的儿子，可以理所当然地到司法厅上班，而农民的孩子，只能在大街上进行修自行车、擦皮鞋的「创业活动」。如此荒谬不堪，曾参事居然说得一点也不脸红。
其实，类似曾参事这样荒唐的官员，在内地比比皆是。不久前，海南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一句「经济愈发达，水愈黑」，也相当耸人听闻。作为一名水务局副局长，不能正视当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罔顾民生；本该以「治水」为己任，却把「水臭」当成当地「经济发达」的标志。如此错位，还要他这个水务局副局长干甚麽？
类似的牛人牛语还有，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原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你们算个屁！」这些话霸气十足，透露出权力的傲慢，以及对大众的蔑视。
内地很多官员，表面上「执政为民」喊得震耳欲聋，但实际上无一例外都是执政为己，他们本质上是一批恃权抢劫的政治恶徒。他们的每一句「牛语」，都进一步刺激本已相当紧绷的官民关係，使老百姓怨声载道。
太阳报：为求保八 苦了百姓
内地上半年狂掟超过七万亿元人民币贷款银弹，经济果然见起色，第二季增长达百分之七点九，远高于首季的百分之六点一，「保八」又近一步，相信银弹攻势在下半年还是停不了。不过，经济强劲增长之馀，消费物价及工业品出厂价格跌幅却不断扩大，通缩阴霾挥之不去，普罗大众肯定有另一番滋味。统计局官员坦承，一些企业、一些地区及一些群体，可能还没感受到经济回升。
数据清楚显示，这场「保八」大战是靠投资打回来的。首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是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半年的增幅扩大至百分之三十三点五，意味着第二季增长接近四成。另一方面，首季百分之六点一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只贡献两个百分点，消费贡献四点三个百分点；在上半年百分之七点一的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高达六点二个百分点，消费贡献反而降至只有三点八个百分点，外贸更拖低增长二点九个百分点，投资成为唯一的经济火车头。
投资火热，为何通缩却愈演愈烈？因为新资金主要落在与消费无直接关係的地方，例如铁路、桥樑、电力等基建项目。此外，有相当部分资金流入楼市及股市，根本不涉及实体经济层面。基础设施不能说毫无经济效益，但需要长时间才会显现，而且只属辅助及促进性质，并不保证一定能带动民间投资，经济一边热、一边冷便不足为奇。
事实上，消费物价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持续下跌，正好反映民间消费及投资不振，购买力没有随经济增长而上升。今年首季的零售消费增长是百分之十五点九，整个上半年的增幅反而只有百分之十五，实际是倒退，这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可以印证。此外，零售消费还包括政府部门的消费，撇除这部分，民众的消费能力肯定更差。
当然，投资铺天盖地而来，只要假以时日，民众不可能完全不察觉，可惜他们的感受恐怕是负面多于正面。无论是房地产或基建项目，一旦大量动工，必定需要大量原材料，结果把价格推高，将影响各行各业。很多分析员认为内地物价在下半年将会由跌转升，通胀重临，并非没有道理，但必须明白，由成本推动的通胀与消费需求带动的通胀，完全是两回事。生产成本上升，要不是由企业硬食，要不就是转嫁予消费者，这是蚕食而非促进消费，期望由他们接力带动增长将难上加难。
中央大力催谷经济，今年要「保八」相信并无太大困难，但基建投资创造的需求，以及楼股畅旺带来的财富效应，只令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普罗大众则要一起承受资产价格急升与通胀重临的后果。就算顺利捱过今年，明年又如何？当政府的资金用得七七八八，民间消费及投资又无以为继，如何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内地为求保八，为求比欧美率先摆脱衰退，结果苦了老百姓。
东方日报：保八虽有望 救市失衡手尾长
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百分之七点一，主要是虽然一季度只增长百分之六点一，但二季度增长加快至百分之七点九。以此趋势去判断，令市场对预测「保八」的情绪提升。毋庸讳言，靠政府「灌水」、「输血」行动，保八已经不成问题，但这个增长目标不是市场内在营运的结果，而是有形之手所打造的，也就是说中国救市锐意保增长，却未有致力调整经济结构，换言之，危机发生前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模式，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保八这个虚空的荣耀，未给实体经济更多的裨益，反而由此产生的后遗症值得担忧。
保八的动力来自政府锐意推动公共投资项目落实，带动固定投资急速升温，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月以逾两个百分点的增速，把投资拉起来，同每次经济走向过热的形式相似。同时，以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促成工业及房地产「去库存化」，製造了明显的内需效应。上述两方面结合，显示出刺激经济的政策效果，可以想像，一旦政策放软手脚，经济动力会别有一番景象，经济增长失速将不可避免。
当然，不是说政府不应打救经济，而是打救未刻意追求落到调结构实处。庞大的投入除流向大项目，让中小企业难霑雨露之外，更要命的是催谷起资产市场的虚假繁荣。如果货币信贷继续「宽鬆」下去，资产市场就是一个计时炸弹。从现时的取态看，资产市场已置决策于两难局面，一方面涨势已经形成，境内境外的热钱进一步凝聚；另一方面担心泡沫爆破、游资骤散的危机增加。这种局面应了俗语所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内地打救一场危机，又为自己製造着另一轮危机，至今还未有可靠的退出策略。
这个后遗症若发作的话，是另一个非常时期的开始，现时的救市运用了非常的财力，运用了非常的招数，另一场危机降临的时候，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可用的招数，是决策者要筹划的事情。其实，如此史无前例的政策组合及资源投入，是很难一再重演的，换句话说，未能借今次救市之势理顺结构，反而催谷起新的风险，经济何时才能走出失衡困局呢？
救市政策实施过程，其实押上了决策者的信用，可从两件事体现出来：一是房地产市场名压实保；二是ＧＤＰ症候欲收还纵。次按危机发生后，对危机的戒惧，当局曾力压房地产，同发展商对峙胶着，民意也力促政府压房价。殊不料，房价不降反涨，救市倒先解了发展商的围，事件使民众失望之馀，也使发展商误读政策讯息，认为政府也要买商人的怕，当局前倨后恭。虎头蛇尾，使政策威严大大失分。
金融危机未爆前，内地对经济调整结构颇有铺排，很典型的理念转变，就是要求地方政府摒弃追求高增长的思维，转向追求效益及可持续发展，还名之曰：绿色ＧＤＰ。大举救市终使ＧＤＰ崇拜症复发，中央为势所迫订下保增长的目标，在地方政府角度的解读，无疑是追求高增长何来错之有？中央屈从于追求高增长，就是以身作则的示范，其身不正，日后如何去批评地方的不顾效益，甘冒酿成风险去追求ＧＤＰ？看来要上下一心，重返调整结构的实干之路，日后是愈来愈不容易了。
澳干预中国司法独立 传中方集体受贿
重庆晚报 2009-07-16 14:44:33
据澳媒报道，澳洲矿商力拓已将涉及铁矿石与钢铁行业研究的员工撤离中国，以此举回应其员工被中国有关方面刑拘一事。报道还称，其他有关外国机构也准备将雇员撤出中国，直至形势变得更加明朗。
中国外交部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昨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了上述消息。
有记者问：澳方媒体报道力拓正在撤回其参与铁矿石谈判的员工，中方是否禁止所有与力拓案有关的人员离境？秦刚回答说：“此案正在由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审理之中，我不掌握有关细节。”
秦刚同时表示，澳大利亚方面针对力拓股份有限公司4名员工被拘案的相关言论，是在干预中国司法独立。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依法审理此案。在这期间，有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将受到保护。“最近，在澳大利亚有一些人就此案吵吵闹闹，这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干涉，它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也左右不了中国的有关部门依法办案。”他说。
传中方谈判组“全军受贿”
15日，有媒体援引大型钢企匿名高管的说法称，力拓员工贿赂了参与今年铁矿石价格谈判的所有16家中资钢铁厂的管理人士。但这一说法遭到钢厂的否认。“我们公司就没有听说过有高管出事。”一参与谈判的钢企人士说，“至少现在宝钢、鞍钢也站出来说明与力拓案件无关了。”
今年中方的铁矿石谈判小组，是由中钢协为首，带领宝钢、首钢、武钢、山钢、马钢、鞍钢、沙钢、华菱、包钢、太钢等共16家钢铁企业组成。
消息称多家钢企已妥协
15日，多方消息渠道显示，铁矿石谈判基本已告结束——中国数家大型钢企已和力拓达成协议，宣布接受其降价33%的条件，其中包括宝钢、首钢和鞍钢这些中国钢铁业的执牛耳者。河北钢铁集团一位管理人员向记者表示，该集团已同力拓和必和必拓达成协议，将铁矿石价格较2008年基准价格下调33%。但该人士表示，这只是“临时价”，对于最终签订铁矿石价格协议，他们仍然等待中钢协与宝钢的消息。
与上述消息相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在回应力拓“间谍案”时称，铁矿石谈判仍在进行。中钢协人士也表示，“只要钢协没有对外发布公告，谈判就仍在继续。公布之前的所有传言都是猜测。”
相关分析：价格谈判面临完败？
记者接触到的部分行业分析师认为，随着现货矿价格的升温，中国想要在这场谈判中获得更低价格希望渺茫——中钢协此前要求铁矿石价格应该回到 2007年水平，即降幅要达到40%，并强硬表示，绝对不接受下降33%的先发价格。然而，上述消息却显示麾下的中国主要钢企正在背叛它。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铁矿石的谈判中可能再次完败。
“再这样继续下去，对于以后的铁矿石谈判，中国钢企的声音会越来越弱。”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钢铁分析师赫荣亮表示，此前，中国的铁矿石谈判由宝钢来代表，但每次都无功而返，今年改由中钢协主导，结果极有可能还是一样，协会处境非常尴尬。
赫荣亮认为，为了掌握铁矿石谈判话语权，中钢协在今年做了许多功课，如审查铁矿石进口资质、甚至整治过日照铁矿石交易中心，但即使如此，依然没能完成既定目标。“关键是中钢协权力有限、手段缺乏。”赫荣亮分析，其实，中钢协整顿铁矿石进口的权力，来自于政府相关部门，其自身能做的很少。
中国的体制外体制：央视透露了惊人的数据
香港亚洲时报 2009-07-16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和政治任命官员自愿减薪5.38%，以体现在经济低迷期间与市民共渡时艰的意愿和决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去年经济开始滑坡以来，中国内地某些地区公务员的工资不降反升。更有甚者，政府官员公款消费的现象愈演愈烈(内地称之为“三公消费”，指的是公车支出、公费出国和公款吃喝这三种公款消费)。
油价涨了，公车能“戒驾”吗
近年来，越来地多的官品公款出国考察事件被曝光，遭到公众的谴责，部分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但也是因为公众越来越关注政府资金的走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十1》节目中透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前文所提到的“三公”费用一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
如果说中央政府没有花大力气来制止这股歪风邪气，显然有失公允。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过一份通知，禁止用公费变相出国旅游。去年5月到11月，全国制止违规出国(境)团组550多批，近4000人次。今年，因公出国经费预算被压缩20%。被曝光丑闻所涉及的官员已经被撤职。
但正如专家所指出的，当前的惩罚力度对违纪官员来说太轻了。
加大惩罚力度也许会收到成效，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解决办法。道义上的谴责是必要的，却不能取代监管。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财政体制。他认为，从理论上说，改革的重点一目了然：财政统一与预算监督。但从实践上说，这些理念贯彻起来非常困难。
首先，中国的财政体制过于复杂，难以管理。它不但包括“预算内”体制和“预算外”体制，还包括一套处理各种乱收费所得的“体制外”体制。
顾名思义“体制外”收入并不受地方人大或人民政府的监管。据报道，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官员在一次会议上说，土地出让收益决不能成为市长的“零花钱”。这番话暗示，政府官员擅自使用土地出让收益其实已经司空见惯。
有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益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至60%。这是相当大的一笔“零花钱”。根据上述事实可以得出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结论：如果没有统一的财政体制，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监管。
眼下，监督地方政府预算是各级人大的职责。但一部分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大代表发现，预算报告令他们无法理解。
虽然听起来很困难，但中国各级政府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确保所有开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要知道，对腐败的反感和愤怒能够带来改革，而财政体制改革将成为让中国走上正轨的最便宜、最有效的办法。
基层稳则天下稳 中国江西网 赵树凯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稳定”，尤其是基层的稳定，正在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的问题，笔者认为，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的确立，而这在根本上依赖于政府体制改革的推行。这将是一项紧迫而复杂，需要勇气与智慧的变革。
不稳定因素是怎么积蓄的
某种意义上，1993年的四川仁寿事件和2004年的万州事件可以作为地方群体性事件的两个阶段性标志。仁寿事件是“直接利益冲突者”，农民参加的目的在于抵抗基层政府的缴费负担；万州事件则出现了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即参与者的直接利益并没有受到侵害。万州事件凸显出政府的信任问题，是参与者在以往的经历中对政府产生的不信任逐渐累积，在事件中被激发出来了。另外，参与者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很多是与事件无关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在近期的群体性事件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冲突起因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冲突的规模、激烈程度有所提高；参与人数增多，人群成分更加复杂，开始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显示这部分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低。
对于现阶段社会形势，重要的是关注矛盾的生长点在哪里、不稳定因素是怎么积蓄的、不稳定力量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国外研究发现，乌克兰、格鲁吉亚的颜色革命，主力就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经济不景气，我们也有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失业农民工生活无着落的问题，无论是学生还是农民工，一旦出现导火索就可能产生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知识界的政治要求在提升。一部分知识精英通过维权在搞社会运动，而且从一般意义上的维权，引申出政治上的维权。比如征地补偿老是解决不了，他们就开始怀疑政府官员不干好事，怎么办？办法之一就是通过竞选想办法影响政府。现在一些律师竞选人大代表，有政治要求，还有志愿者、民间组织，不可小看他们在维权、表达民意上的作用，这可能是社会稳定中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变量。因此，当前社会冲突的机率在增高，矛盾的爆发点也在增多。
矛盾激化时基层干部为何不作为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和矛盾？这并不等于改革的方向有问题。老百姓对改革的基本方向、对执政的目标选择是认同的，但在大方向之下，执政系统的运行过程出了问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化解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机制。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指出，很多国家在快速发展的时候，因为处理不好各种利益关系，都出了稳定问题，甚至导致了政权更迭。相反，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慢，社会变化没那么快，利益关系相对稳定，社会冲突反而没有那么多。现在，新劳资关系、新社会群体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断涌现，执政系统内的一套运行规则却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利益多元化的同时，利益表达的渠道没有制度化地建立起来，很多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没有处理好，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不断流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失业、生活无着落的群体，就为这种不信任的爆发提供了社会基础。
现在，在政府外部，民众的利益诉求和参与意识正逐步成长，政府是为了提供公共服务而存在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在政府内部，尚未形成正式、有效的公众参与渠道，政府运作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很多问题看上去发生在小的局部，但它却是在大的制度环境背景下形成的，比如招商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征地问题等等。出事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没有处理好，除了个人能力的原因，也和自上而下以招商引资、GDP增长考核干部的整个做法有很大关系。我跟一些基层干部交谈，他们非常清楚哪些事情农民的要求有道理，哪些没道理；哪些事情干部自己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那他们为何在基层矛盾激化时不作为呢？
第一，基层干部身不由己。他们在执政系统中扮演的角色，规定了他们的行为模式。
第二，官员和百姓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管理、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中的很多问题，是地方官员自己从中牟利造成的。比如计划生育部门收取社会抚养费，当一个地方计划生育搞得非常好，一个超生都没有的时候，他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他就主动去卖二胎指标，解决自己的收入问题。
第三，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张、不信任和抱怨。有时上面提了很多要求，下面做不到，农民用上面的要求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做法，产生很多矛盾，这种情况若继续下去，后果会很严重。从现在看，农民对中央的信任度高，对地方政府信任度低。从行政体制可以看到，中央和省里给基层的权力太少，基层缺乏自主权；从政治上讲，政治民主发育得不够。条条集权的原因是上面觉得下面靠不住，所以把权力收回来，这些部门和钱归我管，下面的项目由我审批，你得往我这儿跑。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反过来问一句：上级职能部门这些人就都靠得住吗？权力集中在你手里，你自己也有既得利益，这种情况下，基层政府“跑部钱进”，也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一个100万的项目，跑下来已经花了30万，真正落到项目中就剩下六七十万，老百姓能不质疑？这种体制造成了不信任：农民对地方政府不信任，下面对上面不信任。这个问题从1990年代后期就开始日益明显。
要把自上而下的问责转变为民众对基层政府问责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而建立这种机制的途径就是政府改革。如何处理好上层执政系统和下层基层执政系统的关系，核心是要把现在这种从上而下的压力式的问责，转变为基层民众对基层政府的问责：一是上下之间的问责系统要改革，让下级政府既能承担责任，自己也有一定的政治权力；二是同级政府内部的问责系统要改革，不能个人集权太严重；三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问责系统要改革，让老百姓有办法来管住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有了这样一套制度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什么事归中央管，什么事归地方管；这件事地方做错了，他就找地方，不会找中央，也不会到北京上访。换言之，一方面，上面要放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和老百姓的所谓“赋权”结合起来，就是让老百姓来管地方政府，通过民主、公开、政府法制化，建立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政治问责。
此外，要明确划定哪些事情是政府的权力，哪些事情不是。现在，有些民事主体之间的矛盾，因为政府卷入，也演化成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政府需要明白，很多事是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不要把应该通过司法等其他方式解决的矛盾，纳入到政府的职能当中。
在具体措施上，改革首先要推动政府法治化。一是通过法律规范界定各个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基层权力机关、政府和党等各个组织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使之实现良性运转、有序互动。二是通过法律规范基层政府的管理体制，建立成熟的官僚制政府。三是通过法律完善基层民主的运转机制，建立成熟的基层民主体制。四是通过有效的政治过程，协调各种社会权力利益关系，并取得社会公众的共识，以此作为立法的基础，使得法律规范得到社会的信任和认可。
另一个是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越南在乡镇一级搞“信任投票”，不信任达到一定程度就下台。现在有些地方正在进行探索，比如农民可以决定村干部和乡里的包村干部的工资等，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用政治学的话说，就是通过基层政治民主化，把执政系统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让公共权力进入“笼子”。现在基层政府是在自上而下的上级职权的“笼子”里，上级能管他，但是看不着它；它的服务对象是民众，但是民众不能制约它；能制约它的人，可能又不知道民众的需求。好的治理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利益化解的渠道就会畅通、有效，而且能够分散化。这个乡镇出乱子，乱不到全县；县里出乱子，乱不到省里，更乱不到中央。
除此之外，要看到社会各种新生力量、各种影响因素。例如，可以进一步扩大公共舆论空间，或者叫社会公共空间，让社会力量、公民的声音更强大。这种强大应该制度化，所有的利益群体都应该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把话都说出来。而且这种利益表达能够和执政系统形成积极、良性的回应。
官僚资本主义
中国外汇储备超过二万亿美元，数字喜人，想深一层，又觉不要太兴奋。二万亿美元给十三亿人来分，平均每人一千五百多美元，约一万二千港元；反观香港，外汇基金一万五千亿港元，平均每人二十一万多港元。以一个城市对一个国家，七百万人对十三亿人，两者的差距还是很明显。
中国过去太穷了，如今有二万亿美元在手，已经可以办很多事。买入美国债券，虽然是否明智很受质疑，但要维持中美关係，互相渗透，利弊一时说不清。现在中国与美国绑在一起，谁离开谁都会有问题，这样世界是不是会太平一些呢？天晓得。
中国的钱还要用来大量购买外国的资源，石油、天然气、矿产都是大宗买卖，有的买产品，有的入股能源公司，作长期打算。中国人口多，经济发达以后，耗费能源惊人，万一能源匮缺无法满足供应，很可能引发危机。
中国的钱还要用来安抚百姓，国家干部工资上涨，医疗、教育再改革都要花大钱，基建工程投资大，资助农民买电器，在在要看钱行事。人民收入增加了，对生活质素的要求也高，人心难以满足，钱再多也难填欲壑。
中国另一宗大开销是贪官。近日被判死缓的前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一人贪污近二亿元。贪官捲逃到外国的资产、在国内穷奢极侈的开销却由阿公钱库里出数。此外，各地豆腐渣工程造成重大经济及人命损失；镇压动乱、扩充武警公安也是金钱大黑洞。
钱多是好事，但钱得来不易，如何公平享用，让每个公民雨露均霑，那才是大学问。往好处去是社会主义，往坏处去是官僚资本主义。中国在三岔路口，吉凶未卜。（东方日报 黎民观）
洋人以华制华
力拓间谍桉的内幕愈揭愈多，愈揭愈令人震惊。据说这间澳洲公司非常大手笔，一网打尽，涉嫌贿赂十六间中国大型钢铁企业的高层，也就是说，整个中国钢铁行业几乎全被洋人收买了。难怪中国在铁矿石谈判中屡战屡败，这麽多经济汉奸吃里扒外，和洋人里应外合，不败才怪！
最有趣的是，中方对此桉刻意保持低调，反而澳洲政府沉不住气，不断向中方施压。澳洲总理陆克文甚至语带恐吓地警告，全世界都在看着今次事件，中国政府必须妥善处理，否则将会如何如何。皇帝不急太监急，澳洲政府的异常反应，可谓欲盖弥彰，予人的感觉恰恰是此地无银三百両。
每一个国家都有经济间谍，但好像中国那样几乎整个钢铁行业都被人收买，任人宰割，则闻所未闻，这再次印证了一个事实：中国人喜欢做汉奸。洋人正是深知中国人这种特性，所以他们往往先豢养一批假洋鬼子，然后通过假洋鬼子收买汉奸，这招以华制华万试万灵，无往而不利。例如今次间谍桉中被捕的四名力拓员工，无一不是华人，带头的那位就是黄皮白心的假洋鬼子。这种假洋鬼子狐假虎威，在中国人面前扮晒叉烧，正是阿Q口中「里通外国的人」。
羊毛出在羊身上，外资公司出手阔绰，在中国大量收买经济汉奸，这些成本最终当然还是由中国人买单。据专家估算，自二○○三年以来，六年间中国钢企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七千多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两倍多。见微知着，在其他行业尤其是金融业，经济汉奸为中国人带来的经济损失，恐怕更是天文数字。（东方日报 陈竞立）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