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主义文化冲击下的就业形态
（30）
纲要：
一、企业具有安置就业和提供商品服务等的基本功能；
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就业文化“的实证分析；
三、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对“就业形态”的深刻影响；
四、对现代主义文化冲击下“就业形态”的探讨。
听婵释禅
一、企业具有安置就业和提供商品服务等的基本功能
企业有大致四个基本功能：一是企业具有安置“企业主和工人”等就业，并使就业人员通过国民经济初次分配能从中获得收入的基本功能。 二是企业具有为全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的进行“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基本功能。 三是企业具有为“大政府”等提供“财税收入”，进而安置就业的基本功能。 企业具有通过提供“财税收入”，使政府等国家机器运转，使为全社会提供”衣食住行用”等的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成为由政府主导的“有管理、有监督、有规划、有计划并能使之‘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从本质上看，还是企业通过提供一部分利润在安置“大政府”的公务员、需要财政拨款的所有事业单位人员、军队国防等人员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就业。 四是企业具有为“全社会”提供“财税收入”，进而安置就业的基本功能。企业具有通过提供“财税收入”，使政府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吃穿、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生存和生活必需品，提供并建立“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基本功能。从本质上看，还是企业通过提供一部分利润在安置大中小学生、退休人员、患病者、住房者等的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特殊形式”的就业。
企业是全部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又把全部社会财富通过各种“实体或是虚体”的就业形式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并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这就是企业存在的全部意义。企业的财富是企业主或是企业经营管者与工人等共同创造的，离开了任何一方都将一事无成。分配企业财富的方式有公有制和私有制两种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其中的所有制形式的“变种”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到底就是这两种最基本的形式。 最后选择哪种所有制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决定权，则是由政府所最后决定的。毛泽东时代的政府选择了“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的政府选择了“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政府选择哪种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并不影响“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效率和效益”高低，只决定社会财富是向少数手里集中，还是向全体社会成员进行“共享式”播撒。决定企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效率和效益”的高低，是科学技术主导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或是叫人类的现代化追求”所引导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分配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的“进步程度”。大型商品生产线、大型自动化装配机械机器、农业生产的联合播种机收割机及农药化肥等，不是极大地提高了商品“生产”的“效率和效益”吗？ 证券资本市场这种现代化的“分配”手段和“交换”设施或是叫工具等，不就泡沫化了许多社会财富吗？ 飞机、轮船、高速路、互联网、大型商厦等这些“交换”手段或是叫设施，不是极大在提高了“交换”的“效率和效益”吗？ 饭店、旅店、旅游、信用卡、房贷、车贷等这些“消费”设施、场所和工具等，不是极大地提高了“消费”的“效率和效益”吗？极大地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这实是跟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没有多大关系，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只要是你采用了这些现代化“高效率”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先进手段、工具或是设施等，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这种“高效益”。如果私有制企业的企业主就是再有积极性、干劲和吃苦耐劳精神，而你还是采用镐头锄头镰刀等的农业生产工具，你就是累死也是干不出来公有制企业采用现代化农业大生产工具的连吃带玩所产生出来的“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对宣扬采用私有制的企业就“效率和效益高”的骗人鬼话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让那些自私自利只为自己和小集团利益谋利益并出来招摇撞骗的狗屁主流精英见鬼去罢！
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就业文化“的实证分析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核心、最基础、最本质、最实用的“分配”方式，就是就业。听婵释禅给“广义就业”下的定义是：凡在“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人们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岗位或是职业。这个“就业”概念不仅包括同民经济初次分配的“就业”范畴，而且还包括国民经济二次分配的“就业”范畴；不仅包括实体经济领域的就业范畴，而且还包括“食利经济或是叫虚拟经济”领域的“就业”范畴。也就是说，凡是能从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和演变过程中可以获得“收入”的“任何”岗位或是职业，都可称之为“广义就业”。也即通过“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公权力分配、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等四种最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获得的“任何”收入的“就业岗位”。比如：农民、工人、公务员、教师、军人等通过“打工”获得的“按劳分配”的工薪等收入；经营、炒股、出租、利息等通过“资本资金”等获得的“按资分配”的资本收入；养老、教育、医疗、住房、失业保险、取暖等通过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按公权分配”获得的收入；贪污、受贿、回扣、红包等“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获得的收入等都属于“广义就业”收入范畴。当然，这其中的“广义就业”收入，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还有个“是否”合情、合理、合法或是公平正义的问题。
“就业”，可以说是人类为了维持共同生存、生活和发展，满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等的所有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可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和谐稳定共存共处的唯一最核心、最基础、最本质、最实用的事业和根本任务。我们的“保增长”，是为了通过扩大和增加建设项目来稳定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和岗位，以便使更多的人能找到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就业岗位，进而满足其“衣食住行用”等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等的消费需求和需要，同时更是为了通过“保增长”来稳定和增加“财税收入”，以满足包括“五大班子”在内的“大政府”和需要财政拨款的所有事业单位、军事国防等人员的可以从中获得收入并用以“养家糊口”的就业稳定和就业岗位的增加，及全体社会成员各项有如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的“生老病死制度安排”下的财政资金支持。而“保稳定、保民生”离开了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最广泛意义下的“就业”，那所谓的“保稳定、保民生”同样也是无从谈起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新疆事件从根本意义上讲，还是个根本“就业”生存问题所惹下的祸。也就是说，最广泛意义上的“就业”，是人类社会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追求目的、立足点和归宿。任何一个“牛逼哄哄”的人，一旦失去了其可以从中获得“一切”收入的广义“就业”岗位，并花光了其所有积蓄后饿上几天，其都无法再“牛逼哄哄”起来。
最近，由于某种机会到某地的二十多家国有和私有制企业走了走，由此也可以用一些“实证”的方法来说明一下这个看似挺复杂的“就业”问题。这些所“走一走”的企业多数是由传统的国有企业转制为私有制企业的，当然也有股份化的国有企业，也有个别国有独资的国有企业。比如：有一个机械厂，原来是国有企业时，安置了3000人就业，转制为私有制企业后，经过大幅裁员现仅剩700人。那2300人都要重新自谋职业的，到退休年龄和有较好技能的人还好些，那些正当年又没有其它特殊技能的人的生存问题就很困难了。这与新疆街头那些闹事的年青人面临的是同一种生存困境。而这种大幅裁员的现象在全国已经绝大部分转为私有制企业的原来那些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村集体经济等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如果这些私有制企业还是采用的原来的生产设备设施等，其生产“效率”就不会有多大变化，只是由于人员的大幅度减少，降低了成本才相应地提高了“效益”。 这部分所谓的“效益”，除了通过“大挖”国有企业墙角的“高薪”猎取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和高级技工等花费一些外（现存的国有企业为了阻止私有制企业这种只会挖国企墙角自己不培养人才的“光擎现成的”的恶劣现象，国有企业也就不得不搞起“年薪制”地来与之抗衡了），工人的工资与国有企业相比平均起来并没有多出多少来，而且在许多行业还要少很多。然后这“剩余的大多数所谓的效益”就都被资本家所“独享”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可以使私有制企业的绝大多数利润或是效益向资本家手里集中和转移的道理。正是由于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所“独享”，而其又没有足够的即期限消费能力，而大多数人因为已尚失了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就业岗位或是即使有收入也非常少，想消费又没钱消费，于是就导致了“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破坏和中断，于是人们常说的金融经济危机就发生了。当然，这里的市场经济之“分配”环节，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是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的。而历朝历代“朝廷或是政府”的更迭变换，也正是由这个“成也分配、败也分配”的历史周期规律性所决定的。
再比如：有一个生产有色金属的国有企业，其主要的减员方式是通过“退休或是提前退休和不进人”等来慢慢消化的，也使企业由原来的5000千人减少到了2000人，并实行了“高就业低工资”分配政策，但据说有800人就足够了。其实“退休，特别是提前退休”的“由国家养着”的方式也是一种“广义就业”，或是现代主义文化冲击下由于严重缺乏就业岗位的一种很正常的“就业形态”，其可以保持这些人的最基本生存生活需要。这个国有企业所采用的方法，无疑就是以人的生存和生活需要为第一准则的社会主义的“人本位”主流文化精神的实践化，而上面私有制企业采用的方法就是以获取最大利益和利润为至上准则的资本主义的“金本位”主流文化精神的实践化。这无疑是一个要想“广泛就业”，就要“实行低工资并收入差距不是很大”，而要想满足少数人的高收入需要和实现“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的封建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和贪腐之人获取绝大多数利润和财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就必须实行“低就业并收入差距拉大”的“两难选择”。也即出现了一个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后，国家“过的是人”，还是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后，国家“过的是钱或是过的是资本家和贪腐之人”的两种社会分配制度的“两难抉择”。这也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今后始终要面对的困惑、困境和艰难选择。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进步文明之处，正是在于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真正地“当人”来看待和对待。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国家“过的”又何尝不是人呢！封建国家的“为官”的少数人而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为资本家”的少数人而存在，封建资本主义的“为官、为资本家” 的少数人而存在等必竟是腐朽落后、不人道、缺乏人权和经济民主的。
三、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对“就业形态”的深刻影响
以科学技术主导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或是叫人类的现代化追求”的实践化，形成了即可以有效地提高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减轻人们的劳动强度并减少劳动时间等的“高效率和高效益”，同时又导致了大量排斥剥离劳动力、破坏民生、剥夺人类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劳动就业岗位的“双刃剑”。这是人类的“现代化追求”过程中，一直面对的困惑、困境和在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之间、各国内部各省市之间、及所有企业之间等面临生存竞争条件下又不得不奋力追求的东西。可以这样说，科学技术主导的“人类的现代化追求”，是引起“就业”困境的最根本的因素。此论点显然是不需要再进行论证的。 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只为官、为资本家”等少数人谋取利益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又“雪上加霜”地加剧并严酷了这种人类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就业困境和环境。当然，即使在社会主义的为“全体社会成员”谋利益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里，也同样抗拒不了“人类的现代化追求”的实践化，对劳动力的排斥剥离、破坏民生、剥夺人类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劳动就业岗位的侵蚀。 但社会主义社会却会以其“人本位”的主流文化理念和精神，通过变化、改变全体社会成员的“就业形态”，来实现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有饭吃、有衣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居有其屋”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人类的根本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
如何解决在“人类的现代化追求”的实践化条件下的“广义就业”，或是实现 “新的就业形态”，一直是人类努力去解答的天下最费心思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尝试了“封建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的解决办法，但不管用哪种办法，最终都无法使“失业率”归零，但各种办法对“就业率”的提高却是有很大差别的。即使在毛泽东的“人本位”的社会主义时代，在科学技术推动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等还很落后需要大量劳动力并有大量就业机会的时期，也有因各项事业发展的不充分而不得不把城市里的知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的方式来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而改革开放之初的知识青年“集中”返城安置就业，正是在城市经济发展对就业需要还不是很紧迫的情况下，而做出的违背企业发展需要所做出的“硬性”安置就业的使企业的一个人的活由三个人干的不得不做的收买人心工作。从总体的意义上讲，其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的“人本位”主流文化精神和理念的。虽然其为以后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带来了与私有制企业进行竞争的“冗员”包袱，但如果不发展资本主义“金本位”的主流文化的私有制企业，其也是能够通过各类公有制企业的迅速发展而得到逐步消化分流的。
对于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在其采用相同的生产商品的机器设备设施等的情况下，如果说管理水平差不多，其“效率”是不相上下的。差的只是其所产生的大致相同的“效益”，是给多数人分配，还是给少数人分配的问题。现在的所有企业都已实现了“倒金字塔式”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收入差距还非常之大，其无疑侵吞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社会主义的“人本位”的公有制企业在讲究“效率和效益”的基础上，还特别注重公平正义的分配，并力求“合理适中”地安置更多的人员就业；而资本主义的“金本位”主流文化指引下的私有制企业，则是在为了达到其追求最大的利益、利润的目的，而采取“极端、疯狂、不择手段、根本不按规矩出牌”的有如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工作时间、极度压减工人数量、压低工人工资、偷漏税款、靠行贿回扣等不法行为搞到工程项目或进行销售等大搞不公平竞争、恶化工作环境并不给或少给职工劳动保护和必要的劳动保护福利、不执行或是偷工减料地执行国家对所有企业制定的有如住房分积金、医疗、失业、养老、工伤、教育等保险和福利“分配”政策措施、不支付任何教育培训费用并只会靠“高薪”挖国有集体企业墙角的把其高级管理技术人才和高级技工弄到其私有制企业里，等等。这也就是那些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口中的私有制企业全部靠违法乱纪才形成的所谓的“机制灵活和制度创新”。这样的所谓“高效率和高效益”，是靠剥削、压迫、掠夺千百万普通劳动者的血汗所铸成的，其已没有了社会主义的“人本位”主流文化的一点味道了。这与西方真正意义上的遵纪守法的私有制企业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无疑就是吸收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最糟粕的部分所孽生的“封建资本主义”的这个最恐怖、最黑暗的怪胎。
所谓“西方文化”，其所指的无疑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金本位”并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和主流经济文化等；所谓的东方文化或是叫国学，其所指的无疑就是封建主义的“官本位”并以儒学法学等为代表的主流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等。中国因是从封建主义市场经济（其中，虽然也经历并存在过一点资本主义的因子，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直接过渡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学习西方文化，其无非就是去学习资本主义的“金本位”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罢了。所谓的倡导国学，其无非就是面对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的历史，去学习封建主义的“官本位”主流政治经济文化罢了。要学习，就应该把这“中西方”的文化精华、精髓和精神学来、学好，可我们学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中西方”文化的最糟粕的部分。又想实行私有制的“按资分配”的占有企业的绝大多数利润，又不想按章交税和执行国家的各项分配政策；又想资本家自己获得绝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又在残酷地剥削、剥夺、压迫和掠夺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格自由、经济民主和生存人权并肆无忌惮地不断冲破这个底线，等等。
中国私有制企业残酷地剥削、剥夺、压迫和掠夺广大人民群众所形成的针对公有制企业占绝对竞争优势的“极端低成本”的结果，当然是那些尽全力安置大量就业，并认真执行国家各项分配政策等的国有集体企业难以在同等条件下与之竞争了。所谓私有制企业的“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强词夺理说词，都是那些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瞎“忽悠”出来的，又有几个私有制企业敢“丁是丁，卯是卯”地与国有集体企业较真地竞争比一比。也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企业的所有的这些罄竹难书的违法乱纪的不正当、不公平的竞争行为，才使政府不得不大量地设置各种监督、检查、安全、检验、工商、环境等等执行纪律法律法规的部门，并快占了政府部门的一多半的部门来应对、控制、阻扼其的有法不依的“不按规矩出牌”的不正常的经济活动和不公平竞争行为。当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过程中，无论是国有集体企业，还是各种形式的私有制企业，其都有面对竞争需要被优胜劣汰的企业，这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公有制企业绝不象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说的那样不堪。当然，社会财富给少数人分配必竟还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别无选择地跟随了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思想潮流，但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却坚定了其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而且其不也照样活的好好吗？
四、对现代主义文化冲击下“就业形态”的探讨
听婵释禅在《论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义就业”（8）》等文章中都对“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再说这个问题也不过是换个角度去说罢了，可事还是那么点破事。问题的关键：还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安置就业”的文化思想理念的指向问题，及政府如何运用“按公权力分配也即国民经济二次分配”来迅速收拾和解决私有制条件下给“广义就业” 留下、带来并形成的破乱不堪局面，和政府必须要去“背”在私有制企业对职工除了开点工资外其它全都不管所留下、带来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包袱。30年以私有化和极端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打碎了原来在各公有制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内部的可以“基本解决”其“所有人员就业和生老病死等的“各小市场经济体的循环和演变的制度安排”的机制和体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制企业，把所有原来公有制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全部推给了社会并实现了“社会化”，但社会是由政府负总责的，如果政府不能负起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条件下政府必须要负的责任，那么就只能把这个已经由私有制企业交给社会并“社会化”的职责交给“丛林并由‘丛林法则’去弱肉强食地去规范和负责”了。由政府负责这些已被私有制企业推向社会并“社会化”的职责，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中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和规矩。如果政府到时不到位，那就只能因“丛林法则”的作用，使社会出现不稳定和不和谐，甚至发生动乱。这也是所有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必须“负起这个社会总责”的规矩和义务。也即“你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山上，政府就可以唱你那甩手当家的歌；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山上，政府就必须唱你那负起这些社会责任的歌”的必然要求。所以，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道，那就必须得按发达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形态”去做，就必须要面对现实，自欺欺人只能使社会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多。
从人类经济生活过程中更大的纵向视角上看，我们可以把“就业”分为三个最基本的阶段：一是靠家庭抚养和国家补助或全包而获得生存与发展“收入”的虚拟“学生职业生涯”阶段；二是靠体力、智力和资本等在实体经济或是食利经济中获得“收入”的实际职业生涯阶段；三是靠家庭瞻养和养老保障等国家补助或是全包而获得生存生活“收入”的虚拟退休养老“职业生涯”阶段。
美国等“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正是把人类的这种“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过程的生存、生活与发展三个基本阶段的“实际或是虚拟的职业或是岗位”，都赋予给了或是靠自身或是靠国家补助、全包的“职业收入”，也即形成了适应现代主义文化冲击下的这种“新的就业形态”，才使得整个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过程变得更加有效稳定的保障和助推。也即对人从出生到14岁的“低幼学生职业”的各种国家补助或是包办，到“中高级学生职业”的国家免费入学及补助或是包办；从社会的可以从中获得收入的广泛就业，到兜底的“失业保险”等的特殊职业或是岗位的“收入”表现形式；从退休获得养老保险“收入”的特殊职业表现形式，到整个社会对“没有”退休养老保险“收入”的无劳动能力群体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补助救助而使其获得“收入”的特殊职业表现形式。也即形成了人们从生到死的人人有收入，时时有收入、人人有消费能力的“大分配、大消费”模式和格局或是叫“新的就业形态”。
而这种“大分配、大消费”的模式和格局，也即在现代主义文化冲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雪上加霜下所形成的“新的就业形态”。无疑也是保证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并使社会和谐稳定共存共处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毛泽东曾经成功地尝试了这种“大分配、大消费”模式和格局，但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很落后，特别是商品生产还处在“紧缩或是叫短缺”状态，而使这种模式和格局受到挑战，毛泽东时代之后虽然抛弃了这种人类比较合理又可以使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进行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济规律”的追求目标。但历史可以肯定地证明，不管哪个国家，还是谁是执政者，只要他是怀着一颗想把国家搞好的心愿和理想而不是故意想把事情住坏处整，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种不仅是毛泽东，而且是世界发达社会市场经济国家都在做的“大分配、大消费”的模式和格局上来，这只是或迟或晚的事罢了。否则你就无法推动市场经济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你这个国家就将永远因为有大批的失业穷人这个沉重的包袱，而像印度那样再也难往上登一个新台阶，甚至因生存问题引发不稳定不和谐的动乱局面。虽然这种所谓的动乱局面，在已经工业化的任何国家机器的“热兵器”面前都将是不堪一击的，但又有哪一个领袖愿意出现这种对历史来说“是很没面子”的被动局面呢！所以说，不管是哪能个国家的领袖们，还是要尽可能地打起精神头去努力架构这样相对理想的“就业形态”，也只有这“广义就业”在真正意义上获得了实现，人类才有可能进入和谐稳定共存共处的理想社会。
200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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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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