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近十年为人际信用关系最差时代
2008～2009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61.1
信用最差和最好的时代
文 《小康》研究中心
2009年6～7月，《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其中，网络调查人数为3376人。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的社会信息，得出2008～2009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1.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显示:国人对中国整体信用的满意度在逐年温和向好；相对企业和个人信用，政府信用更受民众的关注；更多的网友认同诚意在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中的功用，但依然有近四成的人并不认为人际交往中的“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功；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而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成为主要“杀手”；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
谁是诚信杀手
在《小康》杂志近四年的信用监测中，人们对中国整体性信用状况的满意度虽温和向好，但仍进展缓慢。2006年的调查显示，高达75.7%的人对中国的信用情况“极不满意”或“很不满意”；2007年的调查显示，73.3%的人对中国的整体信用表达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2008年的调查显示，这一数字降至66.2%。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民众信用满意度的逐年攀升与近年来网络民主对政府治理的推动密不可分。从“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到“七十码案”、“邓玉娇案”，网络对政府诚信监督的巨大影响日渐显现。
然而，在本次调查网友们的开放式评论里，留言依然言辞激烈，甚至有人说，“中国人一说诚信，上帝就发笑。”网友们仍然表现出了对中国社会信用的担忧。
《小康》调查结果显示，最近的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关系最差的时代。将近九成的人将原因归咎于“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
政府信用最受关注
调查显示，相对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公众更担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政府公信力频频遭到践踏，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有失公正，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是假冒伪劣，走私偷税漏税的行政根源。打假难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默许、支持甚至纵容造假。第二，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少地方领导从自利性原则出发，对已经生效实施的政策、合同任意修改、废止，要不就是“新官不理旧账”，“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第三，行为决策有失科学。为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很多地方不考虑市场需求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纷纷举债大上“拍脑袋”决策的项目，结果造成“一届的政绩，几届的包袱”，留下大批的胡子工程。第四，工作缺乏公开性，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过多，轻诺寡信，给投资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然而，另一方面，相对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个人自律，人们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也报以了最大的期望。94.6%的网友认同“带着诚意和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诚信中国建设最有效的措施中，“政府执法和监管要公正透明、有力度”以84.9%高居首位。
相比对政府信用的较高期望，人们对人际信用的期望则相对较低。
只有六成左右的人认同 “带着诚意与人交往的人会更容易体验幸福感，也更容易成功”。 民意调查结果反映了人们心理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对解放后到“文革”前那段单纯而互相信任的生活普遍怀念，另一方面，却缺乏改善个人信用现状的动力。
性工诚信高于教师
在对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调查中，结果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
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在本次诚信调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学生，更不及农民、宗教职业者，甚至不及性工。大学教师原本应该作为引领社会变革的精神领袖，但这一年里，媒体不断曝光的学术腐败导致了这些群体的信用度急剧下降。从浙江大学到西南交大，从辽宁大学到清华大学，从29岁清华毕业生当选市长到其导师被曝年赚超过1000万元……专家们指出，大学教师群体的诚信危机带给社会和未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向来最受网友关注的政府官员群体。
最令人意外的是，性工成为最讲诚信的群体之一，也因此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有网友在留言中因此而尖锐地质疑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诚信水平:“最诚信的职业中包含‘性工’，可见中国的诚信已沦落到什么程度！”
专家建议，未来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快信用小康的建设进程:第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建立信用法律体系。首先是修改现行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为提供不真实数据进行惩罚做准备；其次尽快建立并完善失信惩戒机制。第二，培养人们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第三，加快信用信息开放的步伐，依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系统。第四，成立信用行业协会，以对现有信用中介机构进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方面的沟通研究。
94.6%网友认同“带着诚意和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小康》调查:(2006-2009年)最讲信用的五个职业群体
2006 2007 2008 2009
农民(63.00%) 农民(60.8%) 农民(58.4%) 农民(17.3%)
军人(57.5%) 军人(56.4%) 军人(56.8%) 宗教职业者(9.7%)
工人(50.9%) 科学家(51.4%) 科学家(48.4%) 性工(8.9%)
科学家(49.2) 工人(48.2%) 工人(43.6%) 军人(8.7%)
农民工(45.3%) 农民工(45.2%) 农民工(42.4%) 学生(7.9%)
《小康》调查:(2008-2009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一级测评指标 权重(%) 2008年 2009年 增减
政府公信力 40 61.5 62.2 0.7
人际信用 30 66.2 67.0 0.8
企业信用 30 53.0 53.6 0.6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100 60.4 61.1 0.7
(感谢国家统计局吕庆博士提供智力支持。)
《小康》调查: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最好的时代
解放后到“文革”前 52%
解放前 16%
上个世纪80年代 14%
不好说 13%
“文革”期间 3%
上个世纪90年代 1%
最近10年 1%
失信的知识精英
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一个纵容失信的环境，比失信行为本身更加可怕
文 本刊记者 张旭 孙晓青
公众眼里，他们是距世间真实最近并为古今真理代言的人。因而，理应也是最可信赖的人。然而，从高考身份造假到学位论文抄袭，再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开撒谎，中国知识界的失信之举，正在使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变得可疑。
校园诚信的沦陷
2009年高考身份造假事件发生后，汹涌的舆情对相关部门的责任一一发起追问。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教育界，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使这些考生为求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重庆市文科状元卷入此案则令知识界的前景更加堪忧，未来中国知识精英的诚信水准难道如此？
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是，当前中国教育“重利轻义”的倾向与知识界的信用坍塌有着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今日中国的各类学校，特别是大学，已经变成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场所，而其应有的德性培育职能正日渐丧失。在这些地方，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备受推崇，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论则遭遇冷落，习得更多的知识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似乎成了人们求学的唯一目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包括诚信在内的各种道德价值皆被视为次要。
一场围绕诚信展开的科技对抗与反对抗颇具讽刺意味。
2009年高考期间，北京市首次利用无线电监测设备对作弊行为进行侦察。为此，相关部门在全市特设9个无线电固定基站，派出若干辆监测车定点巡查，并责成专人在指挥中心进行全天候监控。据介绍，此次用于每个监测基站的设备成本高达千万元之多，如此大手笔投入的目的只有一个——防范考生利用微型耳机、带有LED屏幕的特殊橡皮等高科技工具实施作弊。
在中国未来知识精英的后备力量中，诚信状况如斯，大学里的学术造假事件亦屡禁不止。2009年，高校学术造假再现“井喷”。
3月，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论文鉴定结果为“过度引用不当”。
4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因论文抄袭被撤行政职务；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病专家陆道培开发布会指认弟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存在剽窃、造假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5月，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某篇硕士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惊人相似，两篇论文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了把地点“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
6月，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被曝涉嫌抄袭；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其博士学位论文抄袭。
7月，西南交通大学对其副校长黄庆的论文涉嫌抄袭一事，给出了处理意见，认定黄庆的博士论文有抄袭行为且性质较为严重，取消其博士学位，撤销其博导资格。
……
而这仅仅是当代中国学术造假史上的一个片段。有相关机构对中国科技工的学术造假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学术不端行为“相当普遍”；超过50%的科技工对学术不端行为抱以宽容的态度——这让人对知识精英的诚信意识感到不安。
知识精英遭遇集体考问
知识精英对诚信价值的不敬无异于向其身份的权威性发起了挑战。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知识精英始终兼具道德楷模与学问领袖的双重身份，而他们的天职则是通过知识的生产与传承来践示社会道德。关于知识精英的理想人格，《左传》曾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体系中，知识分子的顶级业绩应是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则次之。其中， “信”又是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即人若不讲信用，则与之相关的一切便皆难辨真假，学问自然包括在内。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公众对知识精英抱有的道德期待，要远高于政界或商界领袖，于是，当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变得不可靠时，公众的失落可想而知。这种失落在一些事情发生后，轻易即可变为群情“激愤”，不久前曝出的余秋雨“诈捐门”便是一例。
涉嫌少捐多报赈灾款的余秋雨在这个夏天成了众矢之的。曾经美好的公共形象瞬间坍塌，余秋雨为他的谎言付出了20万元换不回的代价。
易中天在质疑余秋雨时表示，“在我看来，捐不捐款，是每个人的自由。面对质疑，也有权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就不能撒谎。实际上，余秋雨的问题，不在捐没捐款，而在撒没撒谎。这就必须质疑，必须追问。这种质疑和追问，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余秋雨本人负责。”
“全民骂杀余秋雨”的批判运动对于余秋雨个人而言也许有“用刑过猛”之嫌，但作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诚信考问却也在情理之中。人们的愤懑源自被愚弄之后的发泄，更源自一种深刻的忧虑——从此以后，以这个名字为注脚的话语均需辨识，而在此之前，人们曾将这样的话语视作知识并对之深信不疑。当身负知识精英角色的人公然撒谎时，令公众忐忑的不是此人的失信之举，而是将来，人们还能把探求真实的希望托付给谁？
“知识分子说谎是一件特别让人沮丧的事。这就好比从书中引用数据，当已经引用了成千上万个数据之后，你突然发现书中的一个数据是错的。这时你的感受就是知识分子说谎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一位知识分子对余秋雨事件如此评价。
有研究信用问题的专家指出，个人的失信行为往往会使其所在的组织、社区遭遇信用危机。如果社区成员的公共意识淡漠，那么一方面，个人的失信行为会相对无拘无束；另一方面，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也会频遭诚信质疑。
事实上，余秋雨的“诈捐事件”使知识精英作为一个群体遭遇诚信追问，就连极力揭露余秋雨的易中天也不得不公示其捐款证明，以此洗清公众对自己的怀疑。
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我们是否应当追问:到底仅仅是这些精英本身出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出了毛病？根据知名学者丁东的观点，对于知识精英失信行为的讨论不应仅停留于当事人是否应受责罚或者如何受责罚，而是应该由此反思，导致这些现象的体制性、社会性原因是什么？
以学术造假为例，支撑学术成就虚假繁荣背后的那一套“只重发表，不问其他”的知识生产机制和各种鼓励政策屡糟诟病。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谈及学术造假问题时认为，“工作本身如果变成一个谋生手段的话，每个行业都难免功利。老师们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学术研究所含的功利成分较多。因为现在的教师还没有达到衣食无忧地做学术的地步，这个现象属于导向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
丁东曾发表文章指出，诚信的大面积坍塌，仅仅归因于某些个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某些失信行为渐成常态，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伦理导向出了偏差，维持正义的社会基础秩序已被破坏。传统属于清流的领域现在已经浊浪滚滚，污水四溢。
诚如其所言，一个纵容失信的环境，比失信行为本身更加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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