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中国速度”
摘要：生态赤字，是中国最大的赤字，中国消耗的资源需要两个多生态中国才能支撑。当我们强调持续高增长的“中国速度”，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时，是否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减少资源耗费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甚至更加紧迫？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确保8%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按照普遍的理解，如果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低于8%，那么中国的就业和社会稳定就会出现大问题，因此，“保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有浓厚的政治含义。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一速度命名为“中国速度”，它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标定生死界限的“生死时速”的意蕴。
当然，已经有许多人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在主流的政策话语和学术话语中，“保八”的正当性似乎已经无可争辩。政府部门和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保8%的增长，而已经采取和建议采取的相关政策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超越短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而从经济史的长期视野和经济发展所必然包含的资源环境代价等更广阔的角度来思考，可能就会发现，“8%”的正当性并非如许多主张者想象的那样充分，其理念或逻辑更不应该成为我们的长期追求目标。
二、保八才能保就业吗？
为什么必须确保8%的增长率？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一位官员的介绍，“保八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尊严。”据说政府部门近年来有一种算法：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初期大约可以解决120-130万人的就业，而近年来则只能解决80-90万人的就业1。因此，要基本上满足每年上千万人的就业需求，就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不会出现“大问题”。
一般而言，就业机会的增加只是从整体上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也即高速经济增长会带来较多的就业机会。但是，二者之间未必总是完全相同。因为决定就业率的因素有多种，除了劳动适龄人口的基数之外，还有政府和企业的主导性价值观在起作用（是劳动和劳动者的利益优先，还是资本和企业家的“效率优先”。如果是后者，则可能意味着大量失业），同时也受到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类型（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实际上，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机会的相应增加，可能正是后两种因素的影响逐渐加大所致。
进一步看，翻阅世界经济史，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长期靠8%的经济增长率来保证就业。如果只有达到8%才能确保就业和稳定，那么，这个“经济体”将是一个可怕的经济体；而支撑着这个经济体的社会，也将是一个脆弱的社会。另一方面，按照近年来的经验，考虑到8%的经济增长只能带来7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而超过700万人（2009年）的应届和往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意愿又主要趋向于就业的高端和中端，因此，即便“保八”的目标真正实现，也未必能够确保就业问题的“基本解决”（就业率达到85%）。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就业政策有必要另辟蹊径，更应该从改变劳资力量对比和调整产业结构等处入手。
三、“中国速度”的另一种含义
按照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9.8%（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超过8.6%），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四倍，经济规模在30年内翻了四番。从高速增长所延续的时间和保持的速度来看，30年来的“中国经验”都堪称世界历史奇迹。因为这种长期的高速增长现象不仅为农业经济时代所未见，也是300年来世界工业化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所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当我们为这种世界历史奇迹感到“自豪”的时候，是否充分地意识到了这种增长的令人恐惧的一面？
——用几种重要的工业品来衡量，可以看出我们这种持续高速增长型经济的某种可怕性。1978-2008年间，原煤产量从6.18亿吨增加到27.93亿吨，发电量从256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34669亿千瓦小时，钢产量从3178万吨增加到50092万吨，水泥产量则从6542万吨增加到14亿吨。2008年分别是1978年的4.5倍、13.5倍，15.8倍和21.5倍。以钢产量为例，1996年中国的钢产量达到10124万吨，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到2004年，则几乎与日本、美国、俄罗斯和韩国这四个钢产量大国的总和相当。中国2008年的钢产量占到世界钢产量的40%。
——由于中国经济体的规模本身已经过于庞大，当考虑增长率的时候，也必须具有历史的和比较的眼光。换句话说，必须充分地理解每一个百分点的重量。一个30万亿元规模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与一个数万亿元规模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相比，其产生的绝对增加值不可同日而语。就中国国内而言，2008年的1个百分点即相当于3000多亿元人民币，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80年代初增加10个百分点。同样，一个数万亿美元经济体的高速增长与一个数千亿美元的经济体（1950-60年代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1960-1970年代的日本）的高速增长，含义也绝对不同。所谓含义的不同不仅体现在所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上，更体现在对于资源环境所造成的压力方面。
如果用一种较为平和的心态来看，我们不应该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视作“经验”，并由此来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应该看作一种特例：在全球范围内资本流动的背景下，持过分轻视劳动者的权益和资源环境的承受力的倾向和安排的产物。作为特例，“中国速度”即使对中国也不是常态、没有可持续性，于他国也很难成为复制成功的“经验”。
四、“中国速度”的资源环境代价
之所以说“中国速度”不可持续，主要是考虑到这种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的基础之上的。关于后者，已经有大量的经验资料为公众所熟知。这里将集中探讨其对资源和能源造成的压力。
高速经济增长首先意味着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大量增加。官方的统计资料表明，30年来中国的能耗年均增加5.5%，能耗绝对量则从1978年的5.7亿吨标煤增加到2008年的28.5亿吨标煤，增加了整整四倍，其中在2000年以后的八年间就整整翻了一番。在30年的时间内能源消耗有如此迅猛的增加，在世界历史上同样是前所未见。
这种快速增加首先建立在对国内能源、资源的无节制开采上，进入1990年代之后则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国外进口。在中国的第二波工业化浪潮开始的1992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已经开始超过其能源生产量，当年能源产量为10.73亿吨，而消费量达到10.92亿吨，消费超过生产1914万吨。2003年，中国的能源赤字达到11148万吨。到2006年，中国的能源赤字高达25214亿吨。超过的部分当然主要依赖于进口，纯进口量在2000年相当于4700万吨标准煤，到2006年则达到20132万吨标准煤。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均矿产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中国矿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数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2。即便是资源较为丰富的煤炭，虽然其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三位（2004年探明剩余可开采储量约900亿吨），产量却最大，2007年大约占世界总产量的40%。照目前的开发速度，煤炭还可以开采80多年，而相对稀少的石油（2004年探明剩余可开采储量为25亿吨）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只够开采15年和30年3。
而经济的急剧扩张导致了除煤炭之外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矿产资源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进口，尤其是石油、铁矿石等大宗短缺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到2004年，中国消耗的35%的铁矿石、41%的原油（加上成品油则达到50%）、46%的氧化铝和60%的铜要依赖进口4。以能源的焦点石油为例，1993年中国变成石油的纯进口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5.3%上升到2000年的30.7%、2003年的50%。2003年石油消费达2.67亿吨(546万桶/日)而超过日本(543万桶/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石油消费大国。到2006年，中国石油进口量超过1.8亿吨，进口来源国家共有20多个。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比例将高达84%5。
当然，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往往认为通过“节能减排”可以降低中国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压力）。这种认识无疑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因为就“节约”的潜力而言，并不是没有止境的，按照近期比较权威的测算，中国单位GDP的能耗平均高于国际先进水平（OECD国家）20－30%（而不是媒体广泛报道的是美国和日本的3-8倍）。也就是说，即使能达到目前的先进国家水平，中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总体上仅有大约20%的节能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制定的节能目标通常难以实现，如最为重要与关键的2006年定下的到2010年将单位经济产出能耗降低20%的五年奋斗目标（万元GDP能耗从2005年的1.22吨碳当量降低到0.98吨碳当量），实施中困难阻力重重，即使无本次国际危机能否达到也还成疑，而危机袭来，这一目标极可能泡汤。进一步说，有限的单位GDP的能源节约量，难以弥补GDP总量的扩张所带来的能源总需求量的继续增加——大规模经济体持续膨胀所造成的资源环境压力，并非通过技术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能够被充分吸收和缓解的，对此不应该抱有过大的期望。中国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必将随着“中国速度”的延续而持续。
五、从“生态足迹”看中国速度的不可持续性
无疑，从经济总量和能源消耗的总量来看，中国距离“世界第一”的美国还有一段距离。特别是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能源消耗水平还比较低。以人均GDP而言，2008年的中国刚刚超过3000美元，在世界上还属于“中低收入国家”。从许多人所强调的“发展的权利”的角度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够对中国速度的延续说“不”。因此，当政府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表示反对。
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已经超出了中国的国土所能够承受的限度，也许我们将会降低对于“权利”和富裕的执着的追求。为此有必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生态足迹。
所谓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指生产一个国家消费的所有资源，以及消化所有的产出废弃物所需要的全球平均生物生产土地面积，通常以地球公顷来表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8年6月共同发布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显示，中国国土的生物承载力总计为10.3亿地球公顷，占全球生物承载力的9%。到2003年，中国的总生态足迹已竟达到21.5亿地球公顷，相当于全球生态足迹的15%（与欧盟27国的生态足迹相当，仅次于美国）。人均生态足迹为1.6全球公顷（位居世界149个国家的第69位），虽然这一数值低于2.2公顷的全球平均水平，但事实上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了生态赤字，每年需要的生物承载力大于其自身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早在2003年，中国消耗的资源已超过其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2倍以上，即需要两个中国的生态规模才能供应其消费和吸纳其制造的废物。
这种巨额的生态赤字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以自然资源的形式进口生物承载力来弥补。前述报告指出，中国在2003年进口了相当于13亿全球公顷（几乎等于德国全国的生物承载力）的生物承载力。
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生态赤字在继续扩大。2008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给出了2005年中国的最新数据：人均生态足迹增加到2.1地球公顷，在短短的两年间增加了31%，生态足迹总量占全球生物承载力的比例则增加了40%。虽然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仍然只有世界平均水平（2.7公顷）的78%，并且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约为全球生物承载力的21%），并且成了全球最大的生态“负债国”：其生态足迹是本国生物承载力的2.3倍（美国和印度分别为1.8倍和2.2倍）。
有鉴于此，当我们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时，是否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减少资源耗费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甚至是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当我们强调“发展的权利”时，是否也应该反思，我们有没有无限制的“消耗的权利”，是否应该放弃这样的权利？
结 论
面对愈加明显的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灾难，面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提前达到世界第一并将引发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通过维持高速经济增长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发展的思维模式的确需要一个根本转变。即便可以为短期的“保八”找出一定的理由，也绝不应该将其当作中长期战略目标。更进一步，从对这个星球负责的角度而言，中国政府有必要强制性地结束“中国速度”，绝不应该让其具有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长达五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区间”（也即维持到2030年）。中国应该尽快结束这种疯狂的增长，转而进入平稳的和相对可持续的发展阶段。当然，由中国自己来遏制自己的“发展”可能有些残酷，也异常艰难。但是，如下的两个基本格局决定着我们必须这样去做：
从资源和能源的角度来看，这个星球已经难以允许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从生态和环境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将会加速世界性灾难的来临。（《绿叶》2009年第7期）
● 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