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同海案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受贿近两亿，这一近年来国企最大腐败案，一审判决陈同海死缓。且不论报上所列陈同海被“刀下留人”的几条理由，究竟站不站得住脚，仅就案件本身而言，不得不让人生出许多的联想。草民觉得陈同海案至少在以下方面值得认真思考：
一、陈同海的“贼胆”难道是一步登天大起来的吗？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很明显，陈同海的受贿近两亿的“业绩”是这些年在中石化干出来的，也可以说，有关方面仅仅审查了他1999年—2007年6月，即陈同海任职中石化的这一段。好家伙！时间不到8年，犯罪的途径不超过4个（职务方便、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而受贿他人钱款高达1.9573亿。
看陈同海的简历：1986年12月——1989年7月，他担任宁波市常务副市长；1992年2月—1994年1月，他担任宁波市市长；1994年1月—1998年4月，他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也就是说陈同海在到中石化前，先后担任地方政府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的领导职务长达9年。在一个金钱社会里，在这些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在长达9年的时间中，陈同海决不生活在真空里，可现在告诉世人的是：前9年，陈同海是只雪白的猫咪，甚至连这只猫的屁眼都是白的。仿佛陈同海的“贼胆”是一步登的天，他只是在中石化“国企最大腐败案”中才受了贿。这与我们敬爱的纪检、政法部门历来总结的犯罪分子的犯罪规律：“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啦、 “大问题总是从小问题始”啦、“小不防总是出大错”啦，等等，完全不相符合，风马牛不相及！退一万步说，即使陈同海在到中石化前，确实是只连屁眼都是白的猫，那他在中石化工作的8年间，就“跨越式”地成为国企腐败案的冠军，难道中石化真的是只大染缸？一下把陈同海这只珍贵的白猫染黑了？所以，不管你报纸怎么说，善良的人们有理由对陈同海这个腐败分子，按照一般犯罪分子的演化规律思考一番，并要求政法部门追根究源，一查到底，不仅彻底弄清他在中石化的违法犯罪，而且也要查清他过去的所作所为。如果审查的结果，他在其他地方工作时确实是个清官，也可以针对中石化这个国企的特点，总结出反腐防变的规律，拿出一套具体办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反之，对他来中石化前的那近10年究竟有无腐败，不做任何交代，不仅不合常情，也未免给人一种查处不力甚至让人产生包庇的嫌疑。
二、现在国企的老总怎么变得那么“职务便利”了。遥想当年，我们国企的老总，“职务”是很不“便利”的，一句话：那时的国企（包括集体企业）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企业领导班子的任何成员都必须服从制度，财务实行集体理财制度，财务情况在企业内部公开，资金使用和财力开支须办公会研究通过，不能任由个人专权。当然，那时的国企，也有个别一把手的违法乱纪，但是，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决定了企业员工、班子成员和一把手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关系，企业员工、班子成员在一把手面前，“活的象个人样”，讲话理直气壮，他们能够也愿意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90年代初，有一位国企分支机构领导去外地出差，从北京前门到他的住地（他为了找到那个事前请人物色的住一晚只要20块的房间[什么条件不说了]，哈哈，当时他节省的那样，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可笑）和兄弟单位一个同志坐人力车用了12块钱，其中的6块钱人力车发票回来后去财务报销，财务经办认为按照制度规定，市内的人力车费不好报销，就毫不空气地当着分管他们的这位领导的面，撕下了这张发票（而今，有的假发票都在报销，想当年这位财务又是多么的可笑），并告诉他不好报销的理由。乐得这位领导（当时叫经理）后来在不少场合多次表扬那位财务会计，说她执行财务制度过硬，不看人行事，不做老好人。还号召大家向她学习。再向前说远点，80年代中，我所认识的某县的一位副县长，挂帅在当地兴建啤酒厂，其间，他以企业名义宴请了一次有关技术协作人员，总共大概花了300来块钱。结果呢？被企业财务反映上去了，不仅这个副县长做了检讨，还由个人承担了吃喝的钱，并被上级纪检部门通报批评。总之，在那个年代，职工有主人翁地位，企业是集体领导，财务制度对着所有人，企业领导没有特权，一把手没有什么“职务便利”！这些都是笔者的亲见。反观陈同海呢，有人说他是“霸王”，他大肆挥霍民脂民膏，每月公款花天酒地达120万，平均每天挥霍4万元。对此，他竟坦然地说：“每月交际一两百万算什么，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对这些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严重问题，请问中石化有哪个副职反对过？有哪个财务制止过？至少我没见过报道，我看也不会有。难道现在的国企副职和财务人员个个觉悟变低了？非也！因为当今的国企，用老百姓的话说“都被股份了”，员工和领导的关系、副职和正职的关系“都被和谐了”。所谓总经理负责制，就是一把手人、财、物大权独揽的合法化，用钱的一支笔、用人的一切权，全部集中在一把手的手里；哪个副职和一把手稍有不一致，那就是不团结，不仅要穿小鞋，而且，上级还要问罪。其员工、副职和一把手的关系，早已从相互平等关系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谁想反映他一把手的问题，嘿嘿，对不起，肯定不等你张口，就早把你炒了鱿鱼，谁还敢自寻倒霉，去影响他的“职务便利”？将近2个亿啊，难道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是人家一笔头打给他的？时间长达8年啊，竟然让他如鱼得水，任其发展到登峰造极！值得指出的是：陈同海案并非是特殊个案，类似的案件并不鲜见，且类似的问题在各种各样的国企里，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经过改制的国有股份制企业的层层次次、大大小小的老总，哪一个不是对企业的人财物等大权独揽？每临审计和检查，又有几个不如热锅上的蚂蚁，小则去用“酒精”摆平，大则企图用金钱通关。
三、陈同海这样的腐败分子，为什么能上的去、坐的住的？改革开放越深入，腐败分子暴露出来的问题越严重，腐败分子的官职变得越大，作恶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大的官已经到了政治局委员级（就差窃取“大宝”了）。这好象成为一种规律。那么，人们要问：共产党的官是自我加封的吗？非也，那是各级组织部门考察的、按组织程序任用的，有的还要经过人大的通过才好任命。总之，是有一套完整的干部制度的。既然有一套完整的干部任用和管理制度，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腐败分子不仅平步青云，而且如鱼得水地腐败呢？粗数其原因：首先是用人不当。通过搞关系学，把一些有后台、有关系的分子，给以重用；把那些遵纪守法，坚持社会主义，人格高尚，立场坚定，不左右逢源、不拍马屁的人，说成脑子不活，思想保守，排挤到一边。按“猫论”用干部，放松政治要求，无视德的表现，把一些不学无术、胡作非为分子，甚至黑、白两道通行的腐败分子，看成是思想解放、敢闯敢干的“能人”而给以重用。片面强调业务，不讲政治标准，以为业务上去了，就是好干部、能干的干部，也从来不问业务工作是怎么搞上去的，使许多靠弄虚做假、金钱开路的人，得以升谴。其次，对干部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严重不力。有关部门考察干部走过场，满足于听“述职”、听汇报，搞走马观花，是应付式的考察，上级组织部门的人员，不能深入接触群众，有的虽然和群众座谈，但是，由于长期不下来，不和群众交朋友也交不到朋友，群众对他们敬而远之，根本听不到真话，发现不了被提拔任用对象的问题。廉政情况考核也走过场，做表面文章。往往满足于党委会开过了，述廉报告听过了，对许多问题，有的甚至是积重难返的问题，也充而不闻、视而不见，更不要谈那些利用对干部任用、监督的位置，搞买官卖官的不良分子，对滋生腐败分子所起的恶劣作用了。另外，本级党组织的自身净化功能严重弱化。陈同海这样的国企的一把手，在企业一手遮天，哪里还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哪里还有领导班子成员积极的思想斗争和相互监督？有人说，这是鼠猫同穴，准确的说，“这是老鼠当家”。诸如此类的种种原因，使腐败分子一个个被任用，一次次能够过关甚至提拔。腐败分子胡长清，在案发前不久的“三讲”教育中居然顺利过关,还得到“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考评。如果不是他去澳门赌博，找不到他的人，导致自我暴露，说不定这个“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家伙，官还当大了呢，到现在还活的滋润着呢。企业改制使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事实上）丧失，使败分子有了滋生的土壤，干部政策在执行中的变形和干部监督的严重不力，使腐败分子有了产生和兴旺的可能。
国企呀，国企，你的命运何在呢？腐败呀，腐败，你的原因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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