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日报》
处江湖之远的付林学，体内充塞着数十年来新中国道德体系所形成的厚重力量。家国传统不仅让这名河南青年在1990年追随着牺牲于解放战争的祖父的足迹，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战士，也让他在三年后步其父的后尘，开始了在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
对时年23岁的付林学来说，即便是在当年 – 以“砸三铁”为核心目标的经济改革进行到第15个年头的时候 – 在林钢子承父业仍然是相当合理的选择。国营企业的所有在编员工，依旧享受着终身雇用制和包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子女教育等在内一并由企业包干的诸多福利。
“我复员回家是要照顾我爱人。我去当兵后不久，她出了车祸，伤得很重。我们当时还没结婚，但我必须得回来。所以就打报告，回家来。回家到哪呢？我父亲在林钢工作了几十年，所以我也就没想那么多，进了林钢做保安。”付林学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明确规定，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和绝大多数工人一样，付林学回乡时，满怀着能过上在此前几十年内，与中国工人阶级身份几乎划上等号的稳定生活的期盼。然而仅仅16年后，稳定变成了无序。在恢复秩序的努力失败后，他参加了三千余名林钢工人在8月上旬发动的持续五天的抗争。抗争的对象是凤宝钢铁有限公司，一家林钢人认为在7月24日非法收购了林钢的当地私营企业。
付林学的怒火，凝聚于林钢管理层的“惊人腐败”及经其“精打细算”后上演的亏损大戏。“我们是多好的企业。要是没有腐败问题，哪有这些东西？”他问道。
这名朴实的复员战士说，他一直梦想着“让国家造航母的时候能用得上林钢的铁；让国家需要铁的时候，林钢能做出贡献。”现在，这个梦想几近破灭。
曾被誉为社会主义政权支柱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几经更名后，以“国有企业”的身份在1997年被中央政府批驳为国家发展的瓶颈。当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其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意见的通知，称“国有企业改革是199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两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辽宁视察国企改革情况时强调，要“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走出困境”。中央政府认为，企业改制，或私有化，是国企“走出困境”，焕发活力的唯一途径。
以“搞活大的，放活小的”为主要手段的改制，使国企职工受到了空前的冲击。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字，从1997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期间，全国下岗职工累计达三千万。与此相对应的是，直到去年，城市职工才被全部纳入政府社会保障体系。十几年来，正如驻宁夏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启兴2008年底所反映的那样：“部分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既没有破产，也没有扭亏为盈，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这些企业的职工拿不上工资，也没有被纳入下岗工人的范围，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却要承担沉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
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尚未开始时的1978年，全国99%的企业均属全民所有制。如今，该数字已猛降至约5%。
在如此戏剧化的变更背后，是各地工人针锋相对的抗争。
第一例针对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大规模抗争爆发于2002年3月的东北。其时正值北京“两会”。在资本与政权翩翩共舞，互称兄弟的日子里，十余万工人在东北各地发起了针对私有化的大规模运动。在辽宁省辽阳市，以当地铁合金厂工人为核心，近20家改制工厂职工参与的游行示威活动持续了十周之久。
姚福信是被当地警方逮捕的辽阳工运组织者之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俊九当年11月11日对外国媒体表示，“姚福信并非因组织工人运动被捕,他是违反了中国的刑事法,具体一点是他进行了引爆汽车的暴力行为。”然而官方最终认定，姚福信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他被判刑七年。但据时任辽阳市工会副主席苏海军的说法，姚福信“最严重的也就是到政府上访，反映一些情况，没有什么暴力、过激行为”。而对所谓姚福信引爆汽车的说法，苏海军表示，“完全是造谣”。
“政府那会儿不像现在，对咱这工人运动可一点儿都不含糊，因为我们要的是让他们改错，可他们啥时候也不觉着自己能有错。”一名其时曾协助组织工运，现为当地小商贩的中年男子告诉本报。他拒绝透露姓名，不过再三强调：“我们要是今天搞工运，跟当年就肯定不一样了。”
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遭数千职工暴力抗争，私营企业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君被殴致死。全国各大媒体一时云集通化。
也正是当天，在通化以南1600公里的林州，林钢在一场耐人寻味的拍卖会上以低于竞拍价3.294亿元近20%的离奇价格被卖给了向以欠薪、不上保险、强占农地驰名林州的凤宝。
自三月后即被遣散回家的林钢职工们宣称，他们对拍卖毫不知情，直到数日之后才从企业管理层口中证实了公司已卖与凤宝的消息。
8月11日，被激怒了的工人们包围了林钢大楼和正在楼内视察改制工作情况的濮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董章印。在“改制林钢”的口号提出六年后，濮阳市政府去年8月批准了林钢改制方案。
在这起抗争前，近千林钢职工曾于3月、4月两次封路，反对改制，直到以濮阳市副市长王相玲、公安局局长阮金泉为首的工作组做出一系列承诺后，工人们才渐渐散去。
“他们当时跟我们说，这个事情解决不好，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结果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林钢员工回忆道。
兼任濮阳市林州钢铁有限公司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并在7月24日拍卖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王相玲，已于近日因林钢事被“双规”。
“那些老板跟我们说改制是为了我们好。让我们下岗怎么可能是为了我们好？”林钢保安朱军亮问道。“他们还说这是为了国家，结果这厂子卖给私人了，我们连知都不知道。这改制不就是给他们谋福利了吗，还什么为职工，为国家！”
林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蔡信杰8月16日对本报表示，7月24日的拍卖完全合法：“法律规定，拍卖时如果没人竞价，可以按不低于最低价20%的价格出售。我们的出售价格没有低于（最低价的）20%。”
至今，本报仍未能找到蔡信杰所引的相关法律条例。
落款日期为8月14日，并于次日凌晨由省委工作组发予林钢职工的传单强调，尊重广大职工的意愿，暂停改制工作，并在林钢恢复生产前，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为企业职工每人每月发放550元生活补助。但蔡信杰却在采访中表示，他“没听说过要发放补助这个事情”。
“工人们有一个误区。他们以为工厂改制，他们就应该拿到钱。工人把应该得到的拿到就行了。”蔡信杰说。
引发工人抗争的正是林钢管理层倨傲的态度，一名曾在劳资纠纷中为劳方辩护的广东律师告诉本报。
“他们根本觉得工人就是劣等人。同时呢，政府也不想承认他们必须做出让步，才能让工人们结束示威活动。政府永远把姿态摆得很高。”这名律师说。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他没有透露姓名。
“林钢的管理层想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政府派工作组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工人自动撤离了，示威结束了，然后政府才出来发了这么个安民告示，结果天下就天平了。这就把暂停改制当作了一种恩赐，而不是一次让步。”他说。
官方版本的事件发生经过与这名律师的分析遥相呼应。在维权活动结束一天后的8月16日，新华通讯社发布通稿，称暂停改制的“意见”（而非决定）是当日才由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并向工人们传达的。
而到当时，省委省政府与工人们的协议已达成并生效约30个小时。付林学在头一天，即8月15日上午，已将一份印有协议内容的传单交予本报。
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林钢改制的主要受益人是林钢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刘俊生，和凤宝董事长李广元。
一份由1800余名林钢职工签字的《林钢改制情况和工人维权要求》说，刘俊生曾在此前的中层干部会议期间公然宣称：“越是亏空，越有利于林钢改制，越有利于我们收购。”
林钢副总经理张治国断然否认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存在腐败问题。他认为，改制是运行不善的国企的天然命运。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左大培却表示，全国早已有成千上万国企在被极大幅度地压低售价后，被贱卖给个人或宣布破产，使个人 – 往往是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 – 乘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工人们认为，林钢“至少值8亿元”。
而在多数当地群众眼里，凤宝董事长李广元长期滥用其兄长、兰州军区原司令员李乾元上将的影响，暴力扩张其企业。1990年以来，在他任党支部书记的林州定角村，李广元一直以霸占村民土地、骗取国家贷款、操纵村委会选举等“事迹”闻名于世。
李广元的女婿、凤宝总经理李静敏拒绝对7月24日的拍卖及其公司的口碑发表评论。但他透露，公司将“按照法律手段向濮阳市政府索赔”。
持续五天的集体维权活动，并未动摇地方政府将国企私有化进行到底的决心。
接替被“双规”的副市长王相玲担任林钢改制工作组组长的，是濮阳市委副书记盛国民。他最近明确表示，直到工人抗争之前，改制“原本顺利进行”。而林钢副总经理张治国则说：“改制是无法阻挡的，职工这样的行为实际是因为对经济补偿金的不满，及国企思想严重。”
最近一段时间，“国企思想”一词通常被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员们用于形容工人们对计划经济下稳定生活的怀旧情绪，及对私有化的强烈抵触。然而已在林钢工作逾廿载的尚新开告诉本报，“国企思想”从不应该带有任何贬义色彩。
“对我们来说，所谓‘国企思想’就是私企剥削压榨的对立面。”她说。“改制应该是为了企业的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把它卖掉，再把我们当作包袱甩掉。”
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曾在困居林钢大楼期间向工人们坦承，自己经手改制的八家濮阳市国有企业已经全部倒闭。
自8月15日维权活动结束以来，林钢工人们一直在要求选出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并呼吁中央政府立即介入，进行对7月24日拍卖的独立调查。在他们的眼中，林钢之所以积重难返，正是因为“蛀虫太多，没人监管”。
然而二者均非易事。工人们与改制工作组的面谈直到前两周工作组进驻林钢后才成为可能。而即使在谈话之后，工人们对地方工作组谨慎不相信的印象仍未改变。
“是我们工人站出来要回林钢的，应该让我们参加（工作组与林钢职工代表的）会议。为什么要让这些出卖掉林钢的蛀虫代表我们来和政府工作组开会？”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林钢资深会计说。
林钢工会主席郭建军承认在全体企业职工代表中，“可能领导层比例占得大一点”，但他同时表示，“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郭建军对工人们的激烈态度颇有微词。他说：“这些代表当初都是职工推荐选出来的。”
而工人们坚持说，不论是改制还是拍卖，他们“谁也没同意过”。这些行政决定的做出，与工人代表毫无关联。而讽刺的是，5月31日下发的《濮阳市林州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实施方案》却将“职工强烈要求”列为改制的最大可行性。
迄今，对林钢管理层及7月24日拍卖的调查仍未展开。
“这都太荒唐了。工作组来这是应该调查事情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尚新开说。“工作组一共300多人，大多数都住在市里最好的中州国际酒店。到时候是谁给他们买单，又有谁能保证他们过了几个月不会拍拍屁股走人，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本文英文发于2009年8月21日的中国日报。本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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