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癌”
黎阳
200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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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骨头有肉。人健康，骨头和肉自然健康，骨头和肉的关系自然和谐：肉包骨，骨撑肉；骨头靠肌肉牵动，肌肉靠骨头支持……所谓“有血有肉有骨头”、“骨肉相连”。
有人说，骨头比肉更重要：人少点肉没关系，少根骨头就不得了——少点肉，即便瘦得皮包骨头也仍然是人；而人没骨头就成了一堆肉，或者说成了一根面条——挑起来一根，放下去一摊。皮肉受伤可能很快恢复，而一旦伤筋动骨就不得了，不残废也几个月动弹不得……由此可见骨头比肉要紧。
这种说法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合理性。但过头一步就是谬论：如果以为骨头比肉重要，所以就可以“只管骨头不管肉”、“为了骨头牺牲肉”，甚至“只要骨头不要肉”，那就成了谬论——人没骨头不行，没肉同样不行。“肉少一点”可以，“皮包骨头”就不健康了；“只要骨头不要肉”，那就不是活人，而是骷髅了——古往今来一切冢中枯骨，不都体现了“只要骨头不要肉”的原则吗？但这些骨头架子还有生命吗？
骨癌就很有点“只管骨头不管肉”、“为了骨头牺牲肉”、“只要骨头不要肉”的味道——癌细胞侵入骨头，以骨头的面目出现，无限制膨胀，无限制地贪婪吞噬着人体用于供养肌体血肉的养分，表面上是在体现“骨头比肉更重要”的原则，实际是既害骨头又害肉——骨肉相残，肉被牺牲了，骨头也好不了：癌细胞把持下的骨头忙的不是与肉密切配合支撑躯体，而是与肉争利摧残人的生命。骨癌扩散的最终结果是人体的灭亡，肉不复存在，只剩下骨头。虽然这副骨头架子可以借此显示自己比血肉更耐久，但对于生命来说，这“更耐久”的骨头实在没什么意义。
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们习惯把干部和关键人士称为“骨干”、“国家栋梁”、“民族脊柱”。如果把国家和民族看成一个人，那么干部和关键人士就是这个人的骨头；而普通老百姓就是这个人的血肉。干部与老百姓的关系就是骨头与肉的关系。国家这个“人”健康强壮与否，要看这个国家的“骨头”与“血肉”的关系正常与否：骨肉相连，还是骨肉相残？
萧武的《再谈通钢事件：让工人自己保护自己》（见附录）有这样几段：
——“有个朋友讲了她父母的故事……有一年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她父亲突然泪流满面，她和她妈妈都觉得很奇怪。她父亲说，我到处去找人，好不容易弄到点钱，本来说要发给工人，结果我们领导每个人发了一万块钱过节费，而工人只是每个人一百，双职工才200，我们在这里有酒有肉的过年，工人的年可怎么过？”
——“企业垮掉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全国国企里的职工都认定的原因，就是钱都被领导们给贪污了。原来的企业领导们贪够了，企业也快差不多该破产了”
萧武讲的这个故事早已不是新闻，而是标准的“改革”——“改革”无一例外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扣下来给当官的发高薪；优待当官的，牺牲老百姓；肥了当官的，苦了老百姓；用给少数官员优厚待遇的代价换得压榨多数老百姓血汗的成果，吃小亏占大便宜。哪里“改革彻底”了，哪里官与民的待遇就有天壤之别了。这种“改革”确保“只要当官，就有好处”、“不是贪污，胜似贪污”，当官的自然拥护者众。这就象骨癌细胞，在“骨头比肉更重要”的旗号下轻而易举使骨头与肉从密不可分变为势不两立，使骨头理直气壮吃肉，美其名曰“依靠骨干”、“多劳多得”、“向精英倾斜”。
“2009年9月2日《新闻联播》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分三步走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到2010年，事业单位将全面实行绩效工资制。”
积三十年之改革经验，可以肯定所谓“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必将跟“企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一样，只能是把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扣下来给当官的发高薪；只能是优待当官的，牺牲老百姓；只能是肥了当官的，苦了老百姓；只能是用给少数官员优厚待遇的代价换得压榨多数老百姓血汗的成果；只能是“只要当官，就有好处”、“不是贪污，胜似贪污”——道理很简单：“绩效”不“绩效”谁说了算？必然是谁有权谁说了算。哪个有权的会说自己没“绩效”？结果只能是谁官大谁“绩效”大，谁权重谁工资高。这相当于“骨癌”进一步扩散到所有事业单位。
（某些当年嘲笑工人农民“绩效工资”低是没本事、以为自己“有知识、有本事”、可以高人一等的“知识精英”今后恐怕也不免要尝尝近在身边的受欺负受歧视的滋味了——这不免使人想起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的话：
在德国，
起初他们（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当企业工人们被“绩效工资”整得喘不过气来时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幸灾乐祸，如今轮到自己领教“绩效工资”的苦头，还能指望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不承认“唇亡齿寒”，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
一旦患骨癌，骨头一心一意忙的是吃人自身的肉而不是支撑起人体的重负；肉被慢慢吃光耗尽，不可能给骨头任何力量，整个人虚弱不堪，对外必然软弱无力。国家患“骨癌”，官一心一意忙的是吃自己的老百姓而不是支撑起国家的重负；民力被慢慢吃光耗尽，不可能给骨头任何力量，整个国家内患四起，对外同样必然软弱无力——有人如今对外半点骨气没有，“负责任”、“消气”、“和谐”，唯独对内老实不客气：“对付刁民要硬气，不能手软……”
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骨癌”倾向一贯十分警惕：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毛泽东的一切主张始终贯穿一条基本原则：联系群众，决不脱离群众；决不允许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从骨肉关系变成骨癌吃肉的敌对关系。
所谓“密切联系群众”是实实在在的事——记得一位老八路做报告讲过：什么叫跟群众骨肉相连？你能为群众牺牲；群众能为你拼命；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粮食省给子弟兵；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说谁是共产党。什么叫发动了群众、“感动了上帝”？人家当场把儿子交给你去出生入死，把房扒了供你修工事都不皱眉头……这样的骨肉相连靠高高在上的“绩效工资”、仅仅逢年过节演几出“仰望星空”、“饱含泪水”、“吟诗填词”、“炒回锅肉”、“三步上篮”、帮助个别人讨债、住院、转学之类沽名钓誉、装模作样的“亲民戏”，再念叨几句“信心比黄金货币更重要”就能做到么？
人得骨癌，一有内因垫底，二有外因诱发。
国家得“骨癌”，同样一有内因垫底，二有外因诱发。
内因垫底：对骨头与肉的关系缺乏清醒认识，以骨干自居，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没肉可以，没骨头不行”。
外因诱发：利用对“骨头”与“肉”的关系的盲目认识，以“依靠骨干”为名，把“骨头比肉重要”绝对化，无限夸大，唆使“只管骨头不管肉”、“为了骨头牺牲肉”、“只要骨头不要肉”，直到演变成“骨头”吃“肉”——国家级“骨癌”。
国家级“骨癌”的最大诱因是国家级的“癌细胞”，也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级的“附骨之蛆”——文匪“精英”。
文匪“精英”的最大特色是彻底脑力的干活，绝对不靠体力劳动吃饭。
不动脑子、完全靠蛮力吃饭的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否则何必雇人，全用牲口干活不就得了？）体力劳动不等于不需要动脑子。人类的文明就是从单纯的体力劳动开始的。体力劳动者只要不是痴呆智障的残疾人，同样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发生的事。在此之前人类社会可以说只有“体力劳动者”，没有专门的“脑力劳动者”。而人类社会不论如何发达，也永远不会只有“脑力劳动者”而没有“体力劳动者”。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没有“脑力劳动者”可以存在，而没有“体力劳动者”则不能存在。也就是说，归根到底是脑力劳动依附于体力劳动，而不是相反。
既靠脑力劳动又靠体力劳动吃饭、既动手又动脑、能文能武的人是完全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是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也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者”。或者说，这样的人既是“脑力劳动者”又是“体力劳动者”；既是文人又不“纯文人”。对这样的人不能简单用“文人”、“非文人”、“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之类提法来归类。
相形之下，不靠体力劳动、全靠脑力吃饭的人就可以算纯粹的“脑力劳动者”或“文人”了。
文人不动手，不参与体力劳动，生存必须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来自体力劳动者的血汗。换句话说，说到底是体力劳动者养活文人，而不是相反。（“精英”“精英”，精得不能再精，只肯别人养自己，哪肯自己养别人？）
中国的文人比谁都“文”得彻底，传统是只坐而论道，决不身体力行，更不参与体力劳动。说好听点叫“君子动口不动手”、“温文尔雅”、“斯文稳重”，说难听点是“光说不练、卖嘴皮子”、“鄙视劳动”、“臭架子十足”、“干粗活掉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
这就造成中国文人的几大“特色”：
1．离了“拐棍”一事无成——不动手，再好的理论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决不可能变成现实。文人不动手，等于只有大脑，没有手脚；只拍脑袋，不身体力行；只动口，不动手；只动嘴，不跑腿；只空谈，不实践；一切实实在在的事都不屑做、不会做、不敢做，一切都推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去做——这样的人其实是一种畸形动物：轻一点的是“小手小脚大脑袋”；重一点的如同威尔斯科幻小说里的火星人，除了脑袋发达外一切都萎缩；更重的如同另一部科幻小说里的“鲍威尔教授的头颅”，除了一个脑袋一无所有，全靠嘴巴发号施令，一个小手指头都动不了，一旦没人买帐就只能干瞪眼白抓瞎；最极端的是连脑子都没有，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没有骨头的一团软肉（这种文人不由自主趋向权力——只有权力才能确保体力劳动者不得不买自己的帐）。
2．不切实际——文人不动手，就不可能亲身实践。不亲身实践，就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不了解实际情况，再聪明的大脑也不可能加工出正确的理论。文人脱离实际，只能把道听途说和一知半解的信息加工成“理论”。这样的“理论加工”没有纠错功能——有实践经验的人能从各种信息中过滤掉错误虚假信息，得出正确的结论；文人做不到。文人脱离实际高高在上，一切信息都是间接得来的二手货，根本分不清真假，看起来都一样。这就决定文人的理论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和偏激——随便一个虚假信息就能导致理论结论完全谬。
3．天生涣散，排斥组织——文人靠个体脑力为生，相互独立，谋生方式与集体劳动无关，与集体协作无关，与相互配合无关，不需要组织纪律性。这使文人只认个人，不认集体；只要自由，不要纪律；只认同自己，不认同组织。自古中国文人可以聚会，可以结社，可以搞俱乐部，但从来建立不起有组织性有纪律的政党，更不用说依靠这样的政党改造社会。这说得好听点，叫“君子不党”、“君子之交淡如水”；说得不好听点，叫“秀才造反，一事无成”、“百无一用是书生”。
4．毫无凝聚力——文人脱离实践，轻视实践，轻视体力劳动者，一切以“智慧超群”为荣。而脱离了实践，“智慧超群”不“智慧超群”就没有客观标准，永远说不清。结果：“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人相轻”。文人之间尚且相轻，更不用说对普通老百姓了。这就决定文人永远不可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到一起，永远不可能靠自己建立有组织的力量。
把这几大特色综合到一起：脱离实际、能吃不能干、靠别人的血汗为生、彼此涣散、毫无凝聚力、互相孤立的没有骨头的软肉——怎么看怎么象蛆虫、蛔虫、蚂蟥之类软体动物。
吴运铎在《把一切献给党》里讲述了他在苏联治伤时的一个故事：他受伤的眼睛充血，医生用一种特别饲养的蚂蟥给他吸血。这种蚂蟥能分泌一种营养质，吸血的同时把营养质注入病人的体内。换句话说血不白吸——吸了你的血，还给你若干营养质，等于是一种交换。
普通文人有点类似这种不白吸血的蚂蟥——吸了你的血，还回报你一些营养质；靠体力劳动者的血汗为生，但还为体力劳动者做点有益的事。
文匪“精英”则连这种不白吸血的蚂蟥都不如。他们吞噬了体力劳动者的血汗，回报是杀人病毒。或者说，文匪“精英”是一种“附骨之蛆”，专门离间国家的“骨头”和“肉”的关系，拉拢骨头，喝血吃肉。也可以说文匪“精英”是专门诱发国家“骨癌”的至癌激素。他们的专业就是游说国家的“骨头”：你多么伟大，多么重要，多么能耐，没有你，肉算老几？凭什么占有那么多养分？作为骨干就应该多吃多占，根本用不着为肉瞻前顾后——你多吃多占顺便让我也捞点……经他们这一诱发，国家的“骨头”与“肉”——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便从“骨肉相连”癌变为“骨肉相残”。癌扩散的结果是生命的丧失。肉不复存在，骨头也变成了骷髅，吃得肥肥的文匪“精英”等“附骨之蛆”便又去找下一个受害者去了。
这使人想起鲁迅的一段描述：“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如前所述，文匪“精英”是软体动物，自己什么实事也做不了，必须靠别人的血汗为生，必须驱使别人为自己做事。但文匪“精英”自己组织不起来，又没有任何凝聚力，永远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组织政党、建立政权。所以文匪“精英”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别人现成的组织、现成的政权篡夺到手，利用权力持权抢劫。而文匪“精英”篡权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传播“骨癌”，离间骨肉关系，把骨肉从生死与共变为你死我活，自己从中获利。——从古到今，只要谁建立了政权，文匪“精英”们立刻前往效力，大肆鼓吹“厚待骨干”，为“骨头”吃“肉”竭尽全力，自己借势一步到位变成“骨头”，大嚼其“肉”。就这样所有政权都无一例外患“骨癌”而灭亡。
中国文匪“精英”一贯不变的历史倾向就是使中国老百姓处于无组织的一盘散沙状态——文匪“精英”自己形成不了有组织的力量，谁形成了有组织的力量就跑去诱发“骨癌”，使之垮台——总而言之“瓦解瓦解再瓦解，涣散涣散再涣散”，最终摧毁一切能凝聚中国人、能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发展国家抵御外侮的力量。所以文匪“精英”永远最受图谋侵略中国的外来势力的欢迎。
人要避免癌症，就必须远离能诱发癌症的一切东西。国家要避免“骨癌”，就必须远离能诱发国家“骨癌”的文匪“精英”。这就必须按照毛泽东的主张办事：坚持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决不对少数人实行高薪。更重要的是按照毛泽东的五．七道路的思想，逐步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这才是杜绝国家级“骨癌”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
附录：再谈通钢事件：让工人自己保护自己
萧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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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于：
更新时间：2009-8-14
坦率说，国有企业改制遭遇工人反抗，甚至是发生暴力对抗，这些年来已经见过很多了，有了免疫力了，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为什么这次通钢的事情还是能强烈刺激到我？
其实是出于一个很个人的原因，就是安凤成的劳模身份，和资产阶级先锋媒体们暗示的他在这场运动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让我很感动。
国企改制早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行了差不多20年了，除了1990年代后期曾遭遇工人大面积强烈反对之外，大多数时候都只是以个案的面目出现的。所以，我一直有个判断，就是我认为，经过1980年代的初步改革，工人阶级已经被打散了，阶级意识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许多时候，老国企的工人的优越感确实也让我这个农民工感觉不太舒服。刚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很固执地认为，工人之所以对改革不满，是因为在原来的毛主席的时代里，工人是人上人，是领导阶级，享有特权，是这个国家的“贵族”，而改革改变了他们的这种地位，优越感没了，所以感觉很失落。所以，我对工人反对改制的态度基本上有些作壁上观的味道，如果真要反对，那么就应该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反对，在搞物质刺激的时候就反对，等到1980年代都已经过去了，改革的逻辑已经基本上确定下来了，官府的立场也早都变了，要动工人的饭碗了，才想起来反对，未免太亡羊补牢于事无补了。大体上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工人反对改制的态度就处在这个状态，哀其不幸，恨其不敏，笑其不争。
一直到我后来有个朋友讲了她父母的故事。
她父母原来是大国企的工人，父亲技术好，当过劳模，但不是安凤成那种全国劳模，范围并不大。她说父母都在一个单位，她小时候就是在这种国企里玩的，跟原来的工人都很熟。她父亲因为技术好，人缘也不错，所以从车间逐步升到了单位的工会主席。1990年代，她父母的单位所处的行业成了民营企业扎堆的行业，国企的体制性劣势越来越明显，虽然质量很好，但是因为企业负担重成本高，所以经营情况日渐恶化。不过，行业和体制是一方面，按照她转述的她父母的观察，企业垮掉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这些，而是一个全国国企里的职工都认定的原因，就是钱都被领导们给贪污了。原来的企业领导们贪够了，企业也快差不多该破产了，工人开始大面积下岗，原来的领导下了海，工人们又开始上访、闹事，组织上就把她父亲提拔上来，做了企业的党委书记。所以她跟我讲，她父亲那时候的主要工作就是应付工人上访，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到处去找钱，来给工人发点微薄的过节费。有一年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她父亲突然泪流满面，她和她妈妈都觉得很奇怪。她父亲说，我到处去找人，好不容易弄到点钱，本来说要发给工人，结果我们领导每个人发了一万块钱过节费，而工人只是每个人一百，双职工才200，我们在这里有酒有肉的过年，工人的年可怎么过？
听了这个事情，我才发现，老国企的工人还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即使已经被市场经济的洪流冲刷了这么多年，这种精神也还是若隐若现地顽强生存了下来，在关键时刻，在许多时候，这种精神就会突然迸发出来。这个朋友说，当初她父亲刚上去当书记的时候，单位还能维持生产，但是大面积的下岗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当了书记，她妈妈就下岗了，因为她父亲说，他当官，不能让别人说闲话，不能照顾自己老婆。下岗以后的那几年，她妈妈过得很困难，也跟她父亲闹过很多次，但她父亲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是觉得自己做得是对的。
在无产阶级最大的那个年代，劳模是一种荣誉，这不是物质奖励，比如给多少钱发多少东西能抵消的。只有那个年代的工人才会把劳模当作荣誉，才会在乎自己的这个荣誉。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讲时传祥当了劳模以后，觉得自己一个掏粪工都能得到国家的荣誉，还见到了毛主席，跟毛主席握了手。所以他很兴奋，晚上都去掏粪，本来他以为晚上厕所里没人，哪知道进女厕所的时候有个人在里面，结果被人骂流氓。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在那个时代就可以，主动劳动，这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人才会有的想法，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调侃的觉悟。我们今天当然已经看不到哪个劳模还会这么积极了，即使这么干了，肯定也要被别人嘲笑，说你脑子坏了。
上次写通钢的事情的时候，我对安凤成的了解还不多。后来看到有网友在这个帖子下面跟贴讲了安凤成的一点事情。安凤成不仅是全国劳模，还是十七大代表，而且是吉林省为数不多的国企代表之一。吉林省国资委宣布免去安凤成职务的同时，任命一个通化市副市长去通钢担任董事长，这就是说，通钢董事长的职务是地厅级干部待遇，是比较高级别的了，吉林省国资委也不过就是正厅级单位，虽然说吉林省国资委是通钢的上级单位，但从地位上说，通钢董事长显然不是吉林省国资委能动的，而是要通过吉林省委组织部的。
一个这样级别的干部领导通钢，而且在他的领导下，通钢的情况并不糟糕，在建龙进入之前，实际上效益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猜想安凤成跟建龙的斗争从建龙进入通钢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不光是工人在跟建龙斗争，安凤成当然也在斗争。建龙后来萌生退意，显然不仅仅是因为通钢连续出现亏损，肯定也有工人和安凤成反对的原因在内。在安凤成与工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建龙仍然能去而复来，说明建龙显然是得到了比安凤成的地厅级更高的层面的支持，否则他大概不会再来趟这个浑水，陈国军大概也没有底气说出那些刺激工人的话来。如果安凤成是跟工人站在一边，那么跟建龙站在一边的是谁呢？
在这个事件中，其实我认为陈国军的死并不重要，就像对整个五四运动来说，火烧赵家楼并不重要一样。重要的是工人的大规模暴力反抗，占领了工厂，与当地军警对峙。五四运动中学生上街表明，中国是中国，北洋政府是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可以卖国，但是中国人不能卖国，国家不是北洋政府的，而是中国人民的。工人占领工厂，也表明了一个态度，工厂不仅是国有资产，工人也应该有份。通钢是几代通钢工人用血汗建设起来的，包括退休工人在内的通钢供人们当然在重组问题上有发言权。实际上，不仅是通钢，全国的国有企业都一样。但愿从通钢开始，工人都能自己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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