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涉黑司法局长文强仕途历程：为人强硬张扬
2009年09月11日09:36 三联生活周刊
“涉黑”警官文强
“最要命的就是把人简单化。”2001年破获张君案后，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曾如此总结他认为很复杂的张君。8年后，文强自身的复杂性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记者◎陈晓
一位曾随文强2009年春节下乡扶贫的记者告诉本刊：“在深山里，见到两位当地考上北京高校的大学生，穿着举止都与当地人不一样了。文强深有感触地对我说，还是要有文化，要考出去才有出路。”这时文强刚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不久，这位记者曾对他进行了专访，“但他水平很差，说得不知所云，原稿根本没法用”。
这仅仅是文强身上体现出的矛盾性非常微小的一点。也是在这次扶贫的过程中，文强坐在被陈年木炭熏黑的老房子里，与贫困户聊家常，让随行人感觉他还是真心了解百姓疾苦。但2009年8月，这位重庆市司法局局长被双规。按内部通报，他的罪名涉嫌三个方面：一、几千万资产来源不明；二、黑社会保护伞；三、强奸，至少5名以上。
从巴南到重庆
文强第一次进入重庆的契机是在1991年。此前的十几年里，他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科员到地方重要官吏的几级跳：1972年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巴县(今巴南区)公安局秘书股，后来成为县里政法口选拔的年轻干部。1983年，接替去成都学习的县委政法口常委之位，跻身巴县县委常委。1985年，年仅30岁的文强升任巴县分管政法口的县委副书记。走到这个位置，他已经站到了从区县进入重庆市的官员升迁路径上。
一位重庆的资深报人告诉本刊记者，作为当地官员流动的一个传统，重庆主城区的官员大多从周围区县选拔。这被认为是以前重庆官场视野不开阔、格局狭小的一个原因。而巴县是重庆辖区内离主城区最近、收入最高、财力贡献最大的一个县。因此，巴县的官员上调，一般都出任重要岗位。
1991年，巴县原县委书记张文彬升任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文强在这个背景下被市委组织部推荐给了市公安局。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市公安局本来是想调巴南区的人大主任刘圣福来这里，“因为他曾经在市公安局5处工作过”。但文强得到了包括张文彬和刘圣福在内的官员一致举荐。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描述了他第一次接受市局领导考查的场景：“刘圣福带他一起来的，嘴巴很甜，叫初次见面的市局局长王文德‘王叔叔’。”
刘圣福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举荐文强的理由就是觉得他“吃得苦，聪明，肯干”，他的履历也能证明这一点。当时巴县的老县委书记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文强作为县委副书记，实际担负着一把手的重任，让县城保持运转。
但此时的文强已经在嗜酒的本性下频频表现出强硬和张扬。据本刊记者了解，一位前市委常委去巴南视察工作，酒酣耳热之后，文强和平时关系不错的刘圣福吵起来，让这位市委常委觉得很不快，酒席不欢而散。另一位接近文强的人士也转述了他的一次酒后失态：酒醉的文强和巴南区的另一位领导在饭局上发生口角，两人都抡起酒瓶扔向对方。
因为这些酒后劣迹，1991年文强被作为市里引入的干部加以考查时，一位和市委组织部一起参与考查的老领导告诉本刊记者，至少有两位巴南干部反映文强素质不高、工作作风有问题。因此，重庆市公安局对是否接纳他进市局持保留态度。“最初安排他进沙坪坝公安局做局长，这是重庆最大的一个区，职位应该不低。当时的设想是，先在这个位置上考查他，如果干得好，下一步还可以进区委常委。”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但文强的仕途并没有按这个思路发展，很快他用工作敬业挽回了升迁败局。一次，巴县一个小煤矿发生坍塌，一位市委常委也赶到现场督阵，看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文强已经亲自下到小煤矿里了解情况，指挥救援。
1992年，文强出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解释了最终任用文强的考虑：他年轻，才37岁，有时间慢慢学。市局当时还有一批解放后就参加公安工作的老领导，品行和口碑都不错，在警察队伍中有威望，应该可以约束他。当然，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委组织部已经做出了决定，公安局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第一代黑社会
上世纪90年代初，重庆正处在开放力量和谨慎力量对峙的阶段。“当时重庆市委的意见是放开一点，特别是娱乐场所，还有宾馆等服务业，开的尺度大一些。但是市公安局的领导比较保守谨慎。因此，重庆90年代初还是只开放了大宾馆，不允许搞小旅馆。宾馆的旅客登记簿，每天都要送市公安局。”一位解放后就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的老警察告诉本刊记者。
但很快治安上的谨慎防线就被突破了。“直辖前，重庆是一个财政非常困难的城市。以编制最大的公安系统为例，90年代初，重庆有1万多名警察，一年只有200万元经费。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境，重庆开始买卖城市户口，4000元一个人。”这位警察说。重庆于是开始了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他们没有城市谋生需要的技术、资金，没有固定职业和计划，带着一身力气和一根扁担，就盲目进入城市，没有生活着落。为了容纳这些人，不得不开放小旅馆。”市委发展经济的要求，也在挑战重庆公安管理城市的能力。“在市委领导的要求下，最先放开的是跳舞，歌厅和舞厅也开始兴起。市里面还要求公安局为了经济发展，放松盘查尺度，五星级和四星级宾馆都不查了。”这位警察说。
此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十余年，中国的民间消费沿着吃、穿、家电、出行这个链条转移，民间财富的增长路径也循着消费点的转移而变化。90年代初，摩托车行业迎来了春天，“一直到1997年前，摩托车行业都供不应求，重庆刚好抓住了这个消费爆发点。”重庆现代摩托车研究所所长向精华告诉本刊，“重庆有不少兵工厂，转型生产摩托车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摩托车产业的特点是，每辆车需要上千个零部件，但生产每种零件所需要的资金不大，要求的技术水平也很低，这带动了大批民营零件企业的生长。”这些在摩托车产业的各个价值点上获得财富的人们，成为重庆民间第一批富起来的人。“他们勤劳，但文化素质不高，对于钱财的迅速累积并没有心理准备，也没有什么理想。突然获得的大量财富，一方面用于机械地重复生产，扩大产能，另一方面就用于物质享受。当时的‘摩帮’聚会就像是名牌展览的时尚大会。”向精华说。
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是国内第一批研究黑社会的学者，他告诉本刊记者，黑社会是一种经济动物，具备两个产生条件，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一是大量城市贫民和盲目进城的农村人口。前者是黑社会的产生的经济动力，为地下赌场、高利贷等非法行业提供资金支持，后者则成为黑社会的盘剥对象和马仔资源。90年代初的重庆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
文强在这个背景下来到重庆。刚到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力系统，文强显得很恭敬，他称呼局里的老领导为“老人家”，并在警力不足、案件多发的情况下，表现出了自己在刑侦方面的才华。汪力参加过一次文强主持的刑侦方面的讨论会，感觉他谈业务时“说话简洁，显得很自信”。据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文德搞敌情出身，懂侦查业务。他也认可文强“肯钻研，分析案情能说到点子上”。刚到重庆两年，文强领导的刑侦队伍破获了两起全国闻名的大案：1992年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一位老警察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刑侦力量在全国排前几位，丝毫不逊色于广东等大城市。
但文强酒后滋事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次在渝中区喝酒，文强大醉，和渝中区的一位领导在酒桌上打起来了。市局局长让机要秘书把文强叫来训话，局长办公室在三楼，他走到楼下大厅就睡着了。
除了嗜酒，文强还表现出和黑社会打成一片的江湖气。王平、王渝南被认为是解放后重庆第一代黑社会的代表。在汪力的研究里，“二王”还属于黑社会最低级的阶段：“他们只能从地下赌场、放高利贷等明显违法的行业中获取收入，没有经济社会中合法的实体公司。”文强和王平交往甚密，坊间广为传播的一个事例是：他高调参加了王平女儿的生日宴会。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搞刑侦的人和黑社会交往的情况有两类，一是从工作出发，回到工作，同流但不合污。另一类是从工作出发，慢慢以无原则对原则，然后将这种交往变为牟利的工具。文强属于后者。”
1996年12月，重庆朝千隧道发生枪战，王平涉案。此后在警方严密布控下，王平仍然逃离重庆。2001年，公安部开展第一次全国“打黑”行动，王平成为A级通缉犯。当时文强被公安部找去谈话，讯问他和王平的关系，文强的解释是培养“特情”。
仕途搁浅
1997年，重庆直辖。文强面临着来到市局后第一次重要的晋升机会。市公安局的老领导退休，市长王鸿举正在考虑新的常务副局长人选，文强显然是这个职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在公安局的资历比较深，而且还拥有相当于硕士的学历。一位曾经为重庆公安局领导上过课的教授告诉本刊记者，公安系统的领导学历偏低，尤其是刑侦人才，多为勇夫型。他授课的对象，学历以初、高中为主。文强于1972年毕业于泸州警察学校，只是中专学历，但上世纪90年代初，文强尚在巴县任职时，曾在西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举办的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在职学习两年，主修公共关系。这让他拥有了在重庆同级公安官员中的最高学历。
但文强张扬的性格没有在系统内部获得支持。一位做过多年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官员告诉本刊记者：“我的经验是，常务副局长应该让没有野心的人来做，和一把手之间才能搭配好。”从这个角度看，文强显然表现出了太强烈的上进心。“他爱吹嘘和公安部或者某位领导的关系，被同事认为是‘浮上水’、‘爱攀附’。”刑侦工作依靠团队，但文强在和同事的分功上，一直没有处理漂亮。最受非议的是张君案。此案动用众多人力，但张君抓获后，文强在电视上频频露面，接受采访时主要讲自己在破案中的作为，在公安系统内引起很多不满，一位老领导也当面说他：“5年多才破，有什么好得意的。”张君被抓获的一个重要起因是湖南公安先发现线索，提供给重庆。但最后公安部嘉奖的时候，文强被记一等功，湖南方面却颗粒无收。后来重庆市局一位老领导去湖南开会，湖南刑侦方面的人当面表示不满，称文强“是个政治流氓”。
因此，当市长王鸿举向一些老同志征求常务副局长的人选意见，一个是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文强，另一个是分管治安的副局长陈焕奎，得到的反馈是：陈焕奎更合乎众望。1997年，陈焕奎出任常务副局长。
关于“文强涉黑”的说法，已经在民间和官员层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也开始出现。市纪委曾接到一封来自重庆某医院的匿名检举信，信中称，一位和文强关系亲密的女性去医院做检查，被查出有某种性病，这位女性当时就在医院大骂是文强害了她。另一个接近文强的人告诉本刊记者，重庆一名在工作上颇有建树的女警察，曾经反映“文强霸占了我好多年”。
公权力量似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去介入这些难辨真假的性丑闻，但或许是对这些传言的回应，从巴南进入重庆市公安局做副局长后的10年时间，文强的仕途搁浅了。虽然已经在公安局挑大梁，进入时间也最久，但他一直没有获得行政职务上的提升。陈焕奎任职一年后调去司法局，由周至仁担任常务副局长。
文强的权威
在文强的仕途停滞时，外面的世界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让他可以从另一个渠道找到自信和成就感。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万县、黔江、涪陵以及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被划进重庆区域，这些都曾是川东最贫困的地区。重庆成为人口最多的直辖市，3002万人口是国内另外3个直辖市人口总数的75%，其中有2000万都是农村人口。“农村包围城市”的地理格局，让重庆的市容市貌至今也没摆脱城乡结合的特点：在城市新兴的林立楼房中，还能看见零星的田地。繁华的市中心街道边，散布着卖菜的地摊小贩。
重庆城乡统筹的方针是“将大量人口从附加价值低微的农业中转移出来，让他们从工业中寻找活路”。这意味着，重庆要以一个主城区的力量，来拉动2000万农村人口的发展。重庆第二次农村人口进城的高潮开始了。“他们需要在这个城市中求得活路，但仍然缺乏和城市对话、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成为黑社会最容易控制的群体。”汪力说。2009年8月底，在重庆一家茶楼，两位夜总会老板正在谈人员转场的价码。一位在此次“严打”中处境危险的老板试图把自己的小姐、保安转去另一个场子里。他们在谈判中称这些人为“资源”。
直辖还为重庆带来了大量建设资金。2007年全国“两会”前夕，重庆市长王鸿举向中外媒体形容这个速变的城市：每3个月就要更新一版地图。黑社会也在各行各业中找到了自己的机会，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进化”出了与上一代黑社会不同的特点：“大多都拥有实体，看起来都是正行，但是用非法的手段经营。”汪力对本刊记者说。
1997年后也是文强在黑白两道的快速成长期。对于他在此位置上坐大有两种解释，一是重庆市公安局的官员任命传统，由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因此只有一半的精力能放在公安局的管理上。另一种说法就是公安局长多是由外系统调入，本身不懂业务，在专业性极强的刑侦工作上，不得不倚靠文强。1997年后的新任公安局长确实是工科出身，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更重要的是，这位官员曾经因为和一位企业老板之间的关系遭审查。这段权力真空期，为文强形成自己的一定权威提供了很好的时机。
这种权威在他生活中的体现，毁誉皆有。如一次办案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持枪在一座小楼中负隅顽抗，公安干警久拖不能拿下，文强来到现场，拿起扩音器喊话：“我是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限你们3分钟内投降，否则我将下令强攻。”3分钟后，两名嫌疑人无条件投降。但权威的另一面是他开始不遵守游戏规则。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士告诉本刊：“和一些企业老板打牌输了，他会发火不承认，说自己赢了，该对方给钱。”他甚至不避讳自己和黑道之间的密切关系，“公安局有例行的打黑行动，当下属跟他讲行动部署时，他说：‘打什么黑？我就黑！’”
但即使是对文强为人持负面评价的人士，也肯定他对本职工作“敬业”。一位公安部的巡视员亲眼看见在一个案件现场，文强连续3天没有睡觉，眼睛熬得通红。抓到张君后一脚踹到张君的脸上，这曾被解读为他爱作秀的证据，但一位熟悉文强的老领导认为，这种兴奋是真实的，“是他的个性”。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对本刊记者分析：“他自己也在寻找一种平衡，求得功过相抵。”可供佐证的数据是，重庆这些年的刑侦破案率是介于85%到89%之间，略低于全国91%的平均破案水平，“但考虑到重庆的复杂情况，他的本职工作未必出类拔萃，却也是能完成的”。
直到2001年，是文强人生的高峰，标志性事件就是张君案。这件“共和国第一刑事大案”在重庆的破获，不仅让文强摆脱了因王平事件涉黑的危机，还成为他仕途的推动力。2001年，文强升为一级警监，正厅级侦察员。此后不久，公安局的班子调整，文强升任常务副局长，成为二把手，搞科技出身、曾被评价为“太老实”的王华刚成为三把手。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新任的公安局局长朱明国曾就这个人选安排咨询原来的老领导，得到的回答是：“用文强的才干，用王华刚的品行。”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文强在更高一级的权力前表示出的敬畏。一位熟悉文强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一次文强在一家茶楼包间打大牌，桌上堆着的现金约有十几万元。恰逢一位公安部的警风巡视员推门进来，文强当时一惊，下意识动作就是抱着钱往桌下藏，并立刻解释，钱是朋友放这里的。这位人士将这种反差作为分析出身平平的文强的一个切入点：“对权力的敬畏促成他对权力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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