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主流媒体的最新投机倒把活动
史 向 前
在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人们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指向市场原教旨主义之时，中国主流媒体却死一样沉寂。然而，最近趁人大常委会法规清理中删除“投机倒把罪”之机，似又借尸还魂了。
主流媒体们的手法惊人的相似：先说“投机倒把”这个罪和这个词全删掉了，接着说“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提供劳务收取报酬；买卖国家专营的或限制流通的或凭计划买卖的商品和物资等都是投机倒把的主要表现形式”，然后说是“计划经济和极左经济政策的产物”，说规定这个罪的目的“就是不让人挣更多的钱”、“使一些锐意改革的人被束缚，也使许多人被定罪判刑”。最后，“恶法”、“寿终正寝”、“陈年旧规”这些话都上来了。特大号黑体字标题、头版头条、整版登文配画。真是铺天盖地，热闹非凡。我党的这些报纸怎么了？1997年修改新刑法取消这一罪名时不是闹过一阵子么，现在怎么又折腾起来了？一时，人们被打到闷葫芦里去了。
这是主流媒体的最新投机倒把活动。故意对重要事实做错误陈述，使人信以为真，这在法律上叫做诈欺。诈欺是投机倒把的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把主流媒体的最近这次活动称为投机倒把活动呢？这里想从三个方面说明。
第一个方面：投机倒把罪名取消了，但投机倒把类罪行并未消失，而是置于刑法的相应罪名之中，可主流媒体却隐瞒这一重要事实，大谈取消罪名，回避具体罪行，使人民群众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低买高卖、收取劳务报酬、买卖粮票和布票之类是投机倒把，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投机倒把了。这种障眼法，是典型的投机倒把活动方法。
“投机倒把”罪名、罪行变化的重要事实有二个：
一是，《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规定了11种投机倒把行为，由于这些内容过于庞杂，后来在修改刑法时分解为独立的新罪名。这些新罪名定性更准确、罪行涉及范围更全面，便于定罪量刑。
通过立法可以看出：（1）原来刑法只规定“投机倒把”一个罪名，现在新刑法扩展的罪名加上相关罪名，约75种。罪名细化了、扩大了。（2）增设了单位犯罪的规定。对单位犯罪单独规定，罪名、刑罚与自然人分开。（3）由行政处罚变为统一刑事处罚，处罚的性质由行政改为刑事，惩处更重了。原来的行政处罚计有通报批评、强制收购、罚款、没收物资和货款及非法所得、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现在的刑罚有拘役、罚金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二是，刑法将投机倒把的同一类犯罪，又加以区分，开列不同罪名，以适应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需要。
这里仅以“倒卖票证”为例。《暂行条例》规定属于“倒卖票证”的，只有第三条（三）规定：“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供凭证、有价证券的”。而新刑法设置的新罪名约39种，其中“票”“证”、“券”、“卡”等都做了规定。进一步地，仅“倒卖票证”中的“倒卖发票”行为，新刑法即规定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罪；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普通发票罪；非法出售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罪；非法出售普通发票罪；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单位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单位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单位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单位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罪；单位伪造、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造、擅自制造的其他发票罪；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证券罪；单位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证券罪等。这里或未列全的“发票”犯罪已近20余种。
上述事实，属于重要事实，可主流媒体一个都没有说，一句都没有写。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提供劳务收取报酬；买卖国家专营的或限制流通的或凭计划买卖的商品和物资等都是投机倒把的主要表现形式”。我国哪里规定过“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是投机倒把？改革开放中倒是有“高买低卖”这回事。这是国有企业干的，这种犯罪行为至今未得追究。哪里笼统规定过“提供劳务收取报酬”是投机倒把？未经许可或授权，利用本单位的设备、技术或知识产权为他人工作或服务，收取报酬或利益，这在哪一个国家都是违法行为。至于“买卖国家专营的或限制流通的或凭计划买卖的商品和物资”属于投机倒把，也是主流媒体的杜撰。依据现行法律，买卖国家专营的或限制流通的商品和物资，仍为违禁行为。凡国家规定属于专营专卖的商品和物资，必须实行专营专卖，其专营专卖主体是经有关部门批准、登记的特定主体。食用盐、香烟实行专营专卖，倒卖私盐几千年来都是违法的。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种子经营许可证分级审批、发放。化肥批发业务由指定单位经营，化肥进口实行配额管理，中央进口化肥计划下达给供销总社和有关部门，各部门不能对进口化肥指标自行调剂。农药购销实行经营指定制度，除指定经营单位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经营单位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如此等等。
这里，主流媒体犯了“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瞎说”这样一个错误。这或是一个故意犯下的无义无信错误。瞪眼说谎，无义无信，是投机倒把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性格。人以信立人，国以信立国。凡事不讲信用是不行的，信用危机比什么危机都可怕。
第二个方面：投机倒把罪名和《行政处罚条例》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而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刑罪和条例完全是根据市场经济的混乱制定的，施行了20余年，可主流媒体却转移视线，蛊惑人心地说成是“计划经济和极左经济政策的产物”，将市场经济的祸水引向否定“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这种倒打一耙的手法，是典型的投机倒把活动方法。
国务院颁布《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是1987年9月，国务院批准发布《实施细则》是1990年8月。此时，批计划经济已经批了10多年，搞经济市场化已经搞了10多年，投机倒把正是市场经济产生的。
投机倒把罪名和《行政处罚暂行条例》产生的背景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坚决否定了计划经济；十三大报告确定“市场引导企业”，要求“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国民经济进一步市场化，；1985年，中央领导人决定价格改革的重点转到生产资料领域，实行“双轨制”，即市场敞开，一种商品，两种价格。钢材、化肥、木材等几乎所有生产资料进行大规模“寻租”和倒买倒卖。由此，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积累。官僚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结合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开始形成。坊间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是当时市场化的真实写照。整个中国， “官倒”、“私倒”相互勾结，横行无忌，国民经济真正到了崩溃的边缘。西方师傅没有教过“双轨制”，但情事紧急，不能不找洋人救驾，施奈德、瑞士林德赶来，然而无济于事。
在这种情况下，1988年整个社会炸开了锅，处于极度动荡之中。然而，中央领导人决定“价格闯关”，说“价格是改革绕不过去的门槛”。刚刚说过的“最好的选择”在惊慌失措中放弃了，不搞“双轨制”了，搞价格全面放开。结果即刻物价飞涨，全国涌现挤兑、抢购风潮。这明明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可有人就是死不认账，撞了南墙不回头。接着发生“六四事件”。六月九日，邓小平说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中央领导人表示继续改革开放不动摇。市场经济如此之乱，国家经济损失如此之大，直接危及改革开放新政权。怎么办？只好求救于立法，1990年8月出台《实施细则》，依法打击投机倒把。这就是惩治投机倒把立法的直接原因。
1997年刑法取消投机倒把罪名，但投机倒把行政处罚的《暂行条例》和《实施细则》仍然有效，至2008年1月废止。在近20年时间里，天是改革开放的天，地是市场经济的地，怎么能扯到“计划经济”上去呢，怎么能扯到“极左经济政策”上去呢。正是市场经济把国家搞遭了，把人心搞坏了。将市场经济的恶果说成是“计划经济”和“极左经济政策”的产物，世界上还有比这套把戏更精彩的把戏吗？！
这里必须明确指出，对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术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文献都是在“经济制度”意义上使用的。攻击、取消计划经济，就是攻击、取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理，迷信、坚持市场经济，就是迷信、坚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在“经济体制”意义上使用，则“计划”、“市场”是社会经济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哪个国家都可以用。“计划”同“计划经济”、“市场”同“市场经济”不是一回事。“经济制度”同“经济体制”也不是一回事。我们的主流媒体是应当清楚这一点的，然而却混淆概念，颠倒是非，在“经济制度”意义上攻击、取消“计划经济”。
30多年来，有些人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推给别人”。1年大跃进，整整骂了30年，至今没完没了。一个计划经济，开会骂、写文章骂、吃饭骂、玩桥牌骂，就是白日梦里也要骂。泼妇骂街骂累了还知道回到屋子里去歇息歇息，可我们的主流媒体意志如钢，骂累了也不歇息。资本主义改革为恶多端，激起天怨人怒，又经济危机当头，连傻子都懂得要调整政策，起码要实行“让步政策”嘛。主流媒体的“让步政策”是：一会儿喊一二句毛主席，一会儿又失踪了，一会儿放红歌演红戏，一会儿又大干资本主义去了。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一转转，小智术、小招法就出来了。大家看，我们的主流媒体是不是像赫鲁晓夫一样可爱？
第三个方面：投机倒把罪名和《行政处罚条例》的制定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能因为现在罪名取消了，《条例》废止了，就宣传当初制定、施行全错了，就影射当时的定案是冤假错案，而主流媒体开列“最后一个以投机倒把罪获死刑的人”和“最后一个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案”，其意不明，使人产生错觉。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是典型的投机倒把活动方法。
主流媒体揭露二个实例：郑乐芬是“最后一个以投机倒把罪获死刑的人” ，李捷贩卖月球土地案是“最后一个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案”。
郑乐芬案的关键问题，是案件性质。据温州中院判决书指称：1985年9月，郑乐芬与蔡胜男共谋，组织民间金融互助会（俗称“平会”），后改为以高利率为诱饵的“抬会”，郑充当会主。郑利用多收少付的差额，牟取暴利，会员利用所得会额放高利贷非法得利。郑不断扩大“抬会”规模，收取会额，非法经营金额达1.22亿元。“抬会”中小会主达427人，会员涉及众多县、市、区及外省市。郑采取绑架人质、非法拘禁等手段，造成非正常死亡3人，绑架、拘禁53人。1989年11月温州中院以投机倒把定罪，判处死刑。1990年12月浙江省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最高法院核准，执行死刑。根据上述，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犯罪对象是公众的资金，案件依法审判，定性准确，量刑得当。这个案是不能翻的。就是依据新刑法的相应规定，也应当做死刑判决。
事情很清楚，当时依据投机倒把罪判决是合法的、正确的，现在投机倒把罪取消了，所犯此类罪行，仍有相应罪名，而且最高刑仍规定有死刑。
利用取消投机倒把罪名之机，主流媒体以“最后一个以投机倒把罪获死刑的人”为标题，留给人们的想象空间太大。前面还杀了多少个？杀了的比率是多少？有统计数字吗？“最后一个”字样是什么意思？把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金融犯罪，说成什么“台风式的金钱游戏”，是不是玩笑开得太大了？
李捷“贩卖月球土地案”是不折不扣的经济诈骗案，当时是按投机倒把罪论处的。主流媒体现在说是李捷当初“钻了国际法的空子”，意思是逮捕法办李捷似无法律依据。有一个法律原则叫做先占原则，即最先占有无主财产原则。先占的前提是事实上占有。李捷离月球十万八千里，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如月球土地能采用买空卖空的方法占有，那搞了二三百年市场经济的西方的骗子们早就宣布占有了，轮不到李捷这个小骗子头上。正是在报道人大清理法规取消投机倒把罪之后，主流媒体迅速报道李捷最近又开张了，成立“北京月球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公司的目的是将来开采月球上的氦”。宣告“中国只有两张美国宇航局绘制的月球地图”，用“智能伞”搭售，每买一把“智能伞”，附送一块15亩月球土地和“钻石开采证书”，买者计付人民币168元。
那边清理法规取消投机倒把罪，这边就立即宣传李捷的这套新把戏。我们的主流媒体还有没有一点法制观念和是非标准？
眼下翻案风正盛。一些人什么案都敢翻，什么人的案都要翻。他们拿明朝说事儿，专门攻击朱元璋，他们污蔑历代农民起义为“匪”、为“叛乱”，又穿凿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把矛头直接指向新中国、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人民民主革命。他们竭力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的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之类独夫民贼、汉奸卖国贼评功摆好，唯恐吹捧不到位。他们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翻案。为恶霸地主刘文采翻案，说“收租院泥塑”“不符合事实”，说刘文采对农民好得不得了，说建起商业一条街为的是“为老百姓谋福祉”，“乡亲们个个感恩戴德”，说关押雇工冷月英的地方不是“水牢”，是“进了水的放过烟土的仓库”。有水的私刑之地不是水牢是什么？！他们为小说中的“周扒皮”翻案，说现实里的周是“勤俭起家”的，对雇工非常关照，说“东北的鸡半夜不能叫”，又让出来暗示“半夜鸡叫”是编造的。他们公然制造“剥削合情合理合法”的谎言，同时，采用否定“半夜鸡叫”的办法来掩盖血汗工厂“半夜人叫”的血腥现实。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就是翻案文章。做各类翻案文章的人，志大才疏，不学无术，都是投机倒把份子。这些人中有的装扮成“学者”模样，搞政治投机倒把活动。打着红旗变天，唱着国歌复辟。相信我们主流媒体的广大读者一定能够识破投机倒把份子“打红旗”、“唱国歌”的真相。
本文标题可能有些刺目。我们已经郑重宣布投机倒把这个词从此消失了，你怎么竟敢用到我们头上？奉劝诸公稍安勿躁，也勿自相惊扰。这里的“主流媒体”，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份子把持、控制的媒体或的简称。“最新”，是针对“此前”说的。“投机倒把”，是语义学上的词汇。词典上解释投机，指乘时机以谋取个人名利，倒把指翻转一把。从这样的解释看，主流媒体的这次投机倒把活动，是违反中央指示精神的。
最后，应当告诉主流媒体的是：投机倒把罪名取消了，但“投机倒把”这个词不会从此消失，因为投机倒把主义者是不会洗手不干的，如同“修正主义”这个词在党建词典上取消了，修正主义者是不会洗手不干的一样。
200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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