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约稿 090929
中国崛起的十个阶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杨帆
近代中国的衰落开始于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105年连战连败,不平等条约到1906年就签定700多个,中国丧失了三分之一领土,被迫实行5%的关税,经济总量从世界的30% 下降到5%。而美国实行46%的关税,经济从世界2%上升到30%。中国崛起的标志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还有6次战争的胜利,解放军围绕边境打了一圈,赢得了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奠定了以后和平与发展,改革与开放的基础。
中国崛起的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的建立与发展。随着国家强大我们必将统一台湾。国家的强大是志士仁人奋斗100多年积累的成果,忘记或否定这段历史,是许多人低估中国崛起潜力,轻言“中国崩溃”的根本原因。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的安定和人口的增加,造成70年经济高速度增长。1840---1949年中国人口一直徘徊在4----4。5亿之间,人均寿命只有36岁,经济不能增长,从洋务派以来所付出了建立近代工业的努力基本付诸东流,到1949年工业只占工农业的10%。
社会主义民生政策促使人口在30年内增加到8亿多,人均寿命提高到68岁,年轻人比例大大提高。年轻人储蓄率高,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的基本假设,巨额投资造就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中国7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
第四阶段是工业化原始积累。我们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搞单一国有制,压低消费,限制个人自由,是一种超阶段的“左倾错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搞了高级阶段的许多东西。后来就出现了对计划经济的全盘否定,把60年的成就全部归功于后30年的市场机制,这不仅对历史不公,也不利于反思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问题。
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计划经济重新定义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原始积累”,与西方殖民主义相比,我们在实质上并没有超阶段,而是在弥补早已大大落后的阶段。计划经济30年把工农业比重提高到5:5,建立了独立的国防与重工业体系,成为核大国。中国能够在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的时候,采取集体主义道德模式,保持30%的积累率,把人民团结起来,凝聚成为强大的国力,成为第三世界领袖,与美苏形成三足鼎立,所形成的综合国力是不能用人均指标和GDP衡量的。发生的许多错误根本上说是程度和方法不对,除文化革命外都不是方向错误。如果考虑到中国没有对外掠夺,而是依靠内部积累实现了工业化,那么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在道德上远远高于西方殖民主义,人民为此付出消费和个人自由的牺牲,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中国崛起的第五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完成了市场化,国际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和文化世俗化。如无重大危机改革就不可能走回头路,目前要警惕的是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走斜路的问题。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在国家原始积累完成以后是必要的,期间经过了激烈的斗争,似乎不可调和,但从长期看两个阶段有连续性。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给市场经济造就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人员。中国革命消灭了绝对地租,低地价成为房地产业超额利润的来源。计划经济为经济增长积累了财富,市场机制把潜在的财富变成了现实的财富。改革以来中国进入以地方和部门政权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仍没有完全脱离资本原始积累。只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辨证分析两个时期的矛盾与继承关系,才能更加全面深刻地总结国家6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
第六个阶段是2000年以后货币财富的大爆发,其直接原因是1998年中国成功抵御了亚洲危机,在关键时刻保持了国内和亚洲稳定。于是,“华盛顿共识”就变成了“北京共识”,国际资本认识到中国的稳定与人民币升值趋势而大量进入,国内出现股票与房地产高潮。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进一步考验了中国的抗拒危机的能力,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股票房地产还有发展空间,我们应该利用这大好时机,把货币财富变成实际的国际竞争能力,包括国防,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战略物资储备和科技升级等。
第七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中国不能再持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占领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而内需的启动意味着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要缩小贫富差距,克服腐败,对改革中受损的社会集团以适当的补偿,使大多数人民真正具有购买力,这是一场艰巨的社会改革。目前尚处于“增量补偿”阶段,还可以发行国债,当进入“存量补偿”阶段以后,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推动和舆论监督,不可能克服他们的反抗。要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能成为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两极分化的社会。
第八个阶段是国家安全边界的确立。国家安全边界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所在,不限于领土。国防力量必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加强,要实现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
保卫太平洋印度洋的战略安全通道,非洲,中东,中亚,南美的生产资料来源地等等。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应该在国家战略指导下,集中向海外资源投资,支持中国企业兼并国际竞争对手。
我们绝不能再犯历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错误。美国经济危机加强了中国国际地位,中国不仅要扩大经济话语权,而且要改善周边安全环境,改变现有的安保条约体系,这是一个旨在保卫和限制中国发展的安全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亚洲和世界都不可能维持和平与安全。
中国崛起的第九个阶段,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最近国际上出现贬低中国竞争力的思潮,说中国已丧失世界最低成本制造市场地位,世界工厂将让位于墨西哥和印度。瑞士评估机构竟然把美国竞争力排名第1,把中国排在第20,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通过国家扶植和教育发展来培养的。目前农民工和环保成本提高是完全正常的,但大学生研究生已过剩,就业工资下降50%,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就可以吸收他们,继续保持国际竞争力。
中国离人口老化还有15年,必须改变把产业链定位于国际产业链低端的现状,在新科技革命方面要跟上国家先进水平,发展新能源,生物科技,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2001年国家确立了“自主创新”战略,现有108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但理论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起什么作用?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国家还是市场?诸多对策皆主张中国遵循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国际跨国公司配件,不能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战略误区是片面强调开放,盲目相信以市场换技术,幻想依靠国际资本实现技术进步。其背后的利益关系,是国际资本与中国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矛盾。如果到2019年中国人口老化以后仍不能实现科技和产业升级,那么中国经济就不能持续发展。
中国崛起的第十个阶段,是政治改革与文化复兴。
政治改革的核心仍旧是民主问题,包括对利益集团的整合,对腐败的监督等。文化复兴已经开始,到2010年世界上将有500所孔子学院,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但文化复兴的根本标志是打破西方话语霸权。象目前这样,不仅关于世界的命题几乎完全由西方提出,而且关于中国的命题也由外国人提出,再由中国人接过来讨论理解,消化吸收的局面应该打破。中国发展的大多数命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提出,并且受到中国人自己的重视。
如果否定自己奋斗的历史,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崛起的性质和潜力。如果缺乏理想和勇气,大好机遇就会丧失于我们自己的懦弱。如同美国新保守主义新认识美国潜力,提升美国地位一样,中国也需要有理想的鹰派。从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崛起的前途,发掘中国潜力,提高民族自信,才可能把潜力变为现实。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