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
编者 严元章
前 言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底层群众对毛主席和社会主义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但在左派中，仍然存在构造“合理”的理念和理论体系的问题，缺乏对现实矛盾运动的分析。正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批判的：“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拉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
总结改革开放史，需要拨开各种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迷雾。经过系统学习基础理论（学习过程和内容详见附录），从今年春节后，我们开始学习《资本论》和改革开放史。我们以《资本论》为指导，尝试研究现存生产关系及其运动变化过程，分析资本运动的条件和要求，以此为基础总结各种代表人物的言论和观点，研究现实的阶级矛盾，初步疏理30年的历史脉络。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反对以下几种唯心史观：
第一，反对诸如“80年代好、90年代不好”等观点。此类观点对历史进行人为的截取，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环静止化为理想状态，并予以美化和歌颂。例如有些老左派认为80年代最理想，贫富差距不大、群众精神面貌较好；90年代以后很糟糕，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产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事实上，无论是信贷、商品流通、生产资料供应等方面条件，还是国企改革进程，无论是传统工人雇佣化还是建立新劳动力市场，80年代都是90年代的胚胎，80年代每个看似美妙的原因都酝酿着90年代以后的“恶果”（详见《资本的复兴》《复活生息资本》等文章）。
有些三农问题研究者鼓吹80年代是合理的，90年代后的三农政策误入歧途，试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小农获得永生，在合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努力也会和民粹派的先辈得到同样的结果。事实上，90年代农村的衰落无非是资本快速增殖的客观要求（详见《再造资本家阶级》等文章）。如果不剥夺农民，怎样能为资本提供大量的廉价雇佣劳动力；如果不剥夺农业，怎样能为世界工厂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原料；如果农村不衰落，现代大都市又如何能在短短十几年间就金壁辉煌呢？
第二，反对“阴谋论”。很多人都认为由于某个人背叛，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倾覆。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①近30年的历史也是如此，不过是资本自发力量起作用的结果。在原有社会基础里就存在资产阶级的土壤，个别人物的行为不过是表现其背后经济运动的要求（详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等文章）。
还有很多人认为某个人手腕高明，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正如90年代农村衰落，80年代资本在农村首先复兴也是历史的必然。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力量最强的地方；而人民公社解体后，分田单干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商品交易的活跃这些剩余劳动力也成为了商品，为资本增值准备了前提，同时又继承了集体经济的生产资料，所以乡镇企业才会“异军突起”。小生产“每时每刻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反对关于社会性质的若干错误观点。关于社会性质的判断林林总总，例如“权贵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等。社会性质取决于生产方式，必须观察分析当前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雇佣劳动制。
以上观点均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包括研究资料里的文章，难免存在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革命前夕的德国，1851年9月
资本的复兴
官方这样评价80年代的改革过程①：以包产到户为先锋，到1983年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全国普及；几乎与农村改革同时，四大经济特区于1979年设立，城市改革的探索迈开大步了；随着1984年国企改革由“放权让利”向“两权分离”的范式转换，中国的政经改革开始整体推进。而这必然引发资金、劳动力与其他各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层变革，生产与消费市场的逐步发育逼迫自上而下的计划之手节节退让，虽几经波折，但价格改革终于还是水到渠成，金融改革也得以市场化推进。“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型的过程中，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发展增量为存量改革提供条件，成就了中国改革的渐进之名。
在政府的主导下，培养城乡资本，包括农村改革、外资经济增量改革，逐步扩大到城市，同原有工业争夺原料、产品市场。2001年以来加入WTO，标志着国内、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与此同时，国企工人合同化、大中专学生雇佣劳动化，雇佣劳动制度逐步建立起来。
一、农村成为试验场
建国后，以三大改造为标志，我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始终是薄弱的环节，容易被私有制占领。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农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者，长期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小私有者，具有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教育农民之所以成为严重问题，就在于个体农民的自发性，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着资本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集中表现。这与集中计划的公有制经济是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的，因此建国以后在农业领域两个方向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②。教育和改造农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要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公社化，这一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含义：首先将农民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体系；其次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起农民并进行政治教育；最后加快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从经济基础上去掉农民的自发性。
尽管薄弱的农村成为突破口，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口气稍缓和，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处，也不要包产到户”；1980年1月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会场上反对包产到户的意见占了上风，邓小平讲话时只能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甚至陈云、邓小平公开表态支持包产到户③，万里接任农委主任后，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专题座谈会上，对于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多数与会者不主张允许包产到户，只有辽宁、内蒙、贵州少数几个表示支持，甚至有人表示：“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由于意见不一，会议很难开下去，胡耀邦、万里等人主持，在最后印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1980年75号文件）中，只能写道：“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纪要》仅将包产到户作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权宜之计或特殊政策，农委主任万里很郁闷，后来在一次会议上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以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两年以后国家农委建制撤销。(4)
围绕农村改革的争论，本质上也仍是一场政治斗争。一方坚持集体化路线，要求推进“学大寨”运动，认为走人民公社的道路才是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并提出在发展机械化的同时将核算单位从生产队升级至生产大队、公社。另一方主张尊重按劳分配的原则，充分发挥农民的自发性（即“积极性”），在联产承包的名义下搞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在主张承包的人没有掌权以前，不发文件、口头传达，先在贫困落后的云、贵、川等地试点，再说服领导争取合法性，对于来自另一派的批判坚决抵制。只有在1980年以赵紫阳取代陈永贵、以万里取代王任重以后 (5)，才为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动分田运动创造了条件。中央层面夺权后，马上在1980年9月召开各省第一书记座谈会，统一思想，在贫困地区可以搞，为包产到户打开缺口；然后逐级传达，配合组织手段，以党的权威层层压下来。这些工作完成之后，1982年1月，开始下发中央1号文件，为包干到户正式正名：“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改变。”此后发展迅速，到1983年98％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承包使集体财产严重流失，农村水利设施、农业机械中70％低价卖出，30％废置丧失效益，土地零散化，对农村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小生产的蔓延，为以后“三农”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1978－1984年的农村改革以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承包以后的传统种植业生产属于小生产，并且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主要的生产资料不能转移；同时土地容易被征用，个体生产的分散状态是大量征收土地费税的客观基础。尽管经过了1982年包干到户、1983－1984年取消政社合一、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并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小生产具备了资本增殖的雏形，但仍然不能像资本那样自由转移，因此，农村的承包制只能作为恢复资本力量的先驱和示范，而不能成为资本运动的主体。改革派的元老杜润生这样总结：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坚冰已经打破，第一艘开出的帆船是农村改革”，农村为改革提供了风险较小的试验场所。
① 回望改革三十年，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09月22日，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yjfx/20070922/14184004773.shtml
② 1949-1950高岗同刘少奇关于农村产生新富农、党员雇工问题的争论；1951年山西省委同华北局关于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1955年在合作化运动中批判邓子恢“小脚女人”；60年代初批判“三自一包”。
③ 根据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一书，1980年春，陈云对万里鲜明的表达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态度：“完全赞成你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邓小平一种没有公开表态，1980年4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并强调指出：“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5月31日邓小平公开表态（邓选2卷315页，《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农村改革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救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4)、 杜润生，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之三)，新长征(党建版) 2006年 06期
(5)、 1980年4月8日 -1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副总理。 8月21日 -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又任命万里兼任国家农委主任，接替了王任重的职务。 8月30日 - 9月10日 召开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华国锋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陈永贵也被解除了副总理的职务。
二、培养“增量”资本
在农村改革启动以后，小农逐步走向衰落，培养农村资本成为必然选择。首先，农村个体、联户办企业悄然兴起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村改革进入第二步，开始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上去，搞多种经营，出现了一批种植、养殖、运输、建筑、加工的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①
资本要增殖，必须靠榨取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在1980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共中央75号文件）中明确规定“不准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一场承包鱼塘的争论》一文，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并雇工的情况，展开了历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认为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剥削，因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劳多得，是无可非议的”。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的经济学家林子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算例推出结论：“八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八个人以上就叫雇工，八个人以下不算剥削。”②由此，中央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八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1983年1月，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有了明确的说法，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1983年8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问题被老左派看成是“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在当月中央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指责“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材料内部登得很少。我们老祖宗马克思讲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算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万里于是表态：“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
① 1984年，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28个省、市、区的272个村庄的37422个农户，组织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其中，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占其总数的3.5％。专业户的平均收入为7408元，相当于一般农户的6.1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一批平均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大户，即“万元户”，占农户总数的0.56％。1984年同1983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性固定资产增加23.6％，专业户增加51％，“万元户”增加62％。这些收入较多的农户雇工也多。家庭纯收入6000～9000元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3％，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50％；家庭纯收入9000元以上的，只占调查户总数的1％，而所雇长工数却占长工总数的40％。转引自曹兼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② 林子力认为，马克思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八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八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是对经典理论的明显歪曲和误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这一段文字，马克思主要说明要维持资本增殖运动，必须掌握最低限度的价值额，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为此马克思举例说，假如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必要劳动时间8小时、剩余劳动时间4小时，那么在资本家雇佣两个工人的时候，他才能过上跟工人同样的生活，并且只能维持生活，不能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为了使资本家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半转化为资本，这样他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增加为雇佣一个人时的8倍，同时至少需要雇佣8个人。马克思通过举例说明，不是任何规模的价值都可以成为资本的，如果价值太小、雇不起一定数量的工人，那么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马克思从来没说过超过8个人才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说没有足够的价值额、雇佣不了一定数量的工人，即便占有他们的剩余价值也不能维持资本的增殖运动。
1984年10月20日 ，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尤其是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明确的规定。 1984年10月22日 ，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胡耀邦也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1987年，在中央5号文件中去掉了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彻底放开。 1987年4月16日 ，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的雇工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1988年6 中共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有了明确的说法，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1983年8月，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大背景下，“雇工”问题被老左派看成是“精神污染”在农村的表现。在当月中央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指责“有人尽找农村的问题，而且散发材料。”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说：“作为研究室主任，我有权派人下去搞调查研究。材料内部登得很少。我们老祖宗马克思讲过，有八个以上的雇工就算剥削，现在还是适用的。”胡耀邦说：“我看现在有些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清楚。”万里于是表态：“我的意见是农村不搞‘清污’！”①②
① 秦川，1983年风云中的胡耀邦
② 邓选三卷，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活动作了法律规范，而与之相伴随的雇工自然也合法化，获得了“准生证”。①
随着雇佣劳动力的“解放”，“增量”资本获得了增殖的重要条件，逐步繁荣起来。1984年《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中共中央[1984]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允许农民自办企业；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振兴我国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要积极地“鼓励农民兴办乡镇企业”；1986年国家开始实施“星火计划”；1987年国家开始建立乡镇企业试验区……一系列的政策都直接改善了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乡镇企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84年乡镇企业从上一年的134万户猛增到606万户，职工总数从上一年的3235万人猛增到5208万人；从1984－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从1710亿元增加到6496亿元，企业个数从606万增加到1888万，职工人数从5208万增加到9545万人。②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一旦遇到合适的政策土壤，农村私有资本成长速度很快③。同时，金融、商业政策的改革，在市场交换等方面也为资本积累创造有利条件。
乡镇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对劳动力的容纳程度有限，80年代后期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县、市及沿海开发区转移，出现了“离土、离乡”的农民工。1987年8760万农民工当中就有2000万离土离乡。随着1988年开始治理经济环境，乡镇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开工不足、亏损上升、企业职工人数下降，同时沿海地区却一支独秀，于是涌向沿海的民工潮出现。80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迅速，同国有企业争夺资本、原材料、资源，为解决这一矛盾，开始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利用沿海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同时给予优惠税收，吸引台资、港资华侨进入，两头在外，搞来料加工。这样，外资在沿海地区也迅速发展起来。
资本的本性是增殖和扩张。到1998年乡镇企业实现增加值2218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27.9%，1996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1.35亿，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9.8％。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沿海外资的发展，“发展增量为存量改革提供条件”，逐渐形成了对城市工业的合围之势。
三、城市资本培育
在乡镇企业崛起之后，为了沟通城乡贸易，城市私营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在87年以前，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不承认资本家的存在，官方理论不允许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剥削产生，但对现实产生的私营经济也没有明令禁止，也即抱“看一看”的态度。事实上早在1980年广东就出现了雇工超8人的私营业主，而1984年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中，80％也是私营。1987年10月召开十三大，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它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它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尽管“一定程度的发展”措辞谨慎，但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而且明确提出保护的方针，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随后十三大精神写入宪法，在1988年4月12日人大《宪法修正案》中：“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15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及配套的税收法规。这样就正式承认了
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从“地下”走到地上。
从1984年开始，城市里还出现了一批与传统不同的“公有制”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是官办背景，以利润生产为目标，有的是挂靠国营、集体企业的服务企业，有的直接以个体、私营的形式出现。包括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各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的、工会妇联成立的、省市各级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设立的、军队设立的批发公司、商业企业等。初始资本主要来源于银行的贷款，利用价格双轨制获取第一桶金，在价格闯关中发挥巨大力量。即老百姓痛恨的“官倒”，可以视为官僚资本。1984年，国务院下文，把生产和企业所需物资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部分，以利于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这就是促使无数皮包公司诞生的价格双轨制。这一年年底，全国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上海市统计，1984年由上海市各类党政机关团体兴办的企业达361家，官商公司122家，650多名党政干部担任公司职务，绝大多数公司属流通领域的商业性企业。70％的这类公司从事着流通领域的经营，很明显，倒买倒卖是公司主要运作方式。1985年，全国有各类公司大约32万家，它们大多数是无人员、无资金、无设备、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经一年多整顿，到86年还有17万家。到了88年6月，又陡增至40万家。而且这一次“大量是官办公司。仅国务院各部委开办的公司就有700多家。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经商热’的源头。”直到1988年10月，中央作出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其中的重点就是小“官倒”，要求严格执行机关干部不能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盛极一时的“官商”才开始有所收敛。
在农村改革的示范作用下，国有、集体企业也开始了承包租赁制改革。在解放资本力量同时，紧密配合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使国有、集体企业工人逐渐变成同农民工一样可以自由买卖的劳动力商品。这一改革受到了企业干部、职工的强烈抵制，甚至直到前两年，新闻媒体还在谈论国有企业的“攻坚战”。
随着改革派掌握党、政、军大权，1982年修订《宪法》，取消了工人罢工和“四大”的自由，强化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要求工人从入厂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
① 徐庆全. 雇工是怎样获得“准生证”的. 炎黄春秋，2007（2）
② 姜春海. 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历史回顾. 乡镇企业研究，2002（2）
③ 在84－88年这一阶段上，乡镇企业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多种多样，私有成分发展迅速。从企业数量来看，1984年集体企业占30.72％，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69.28％；到1988年，集体企业只占8.42％，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91.58％。从职工人数来看，1984年集体企业占76.46％，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23.54％；到1988年，集体企业职工占51.27％，农民户办和联办的企业占48.73％。从经济总量上，1984年乡镇集体企业总产值占全部乡镇企业总产值的85.73％，到1988年占67.54％。
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不合理的，要迅速规定和改善。同时开始收缴厂矿企业民兵武装，正如恩格斯所说，“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①。从1980年起，缩小了组建民兵的范围，原来人民公社、厂矿、机关、学校、街道、企事业单位都要组建民兵，现在改为只在人民公社和厂矿等企事业单位组建。1981年，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民兵武器管理防止枪支弹药被盗的通知》精神，改进管理方式，以公社、厂矿为单位，将武器集中到基层武装部保管。到1982年底，全国民兵总数保持在1亿左右，比原来减少了60％。1985年，除执勤、训练武器由基层单位保管外，其余大部逐步集中到地区和县、市两级仓库封存保管。
从1984年开始，展开了以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为特征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对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租赁经营责任制。为顺利推进承包责任制改革提供组织保障，开始进行以“四化”为核心的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建国后培养了一批南下干部，相当一部分都在国营企业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批干部年龄较大、学历较低，一般都是随军培养的，仅有高小文凭。这部分老干部长期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熟悉鞍钢宪法的管理方式，多数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他们成为一长制的障碍。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以“三化”为实质的干部队伍改革目标：“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其次，这并不是说，不具备这三个条件或不合其中某一两个条件的德才兼备、善于学习、身体也好的同志就要调离。”②1982年中央成立顾问委员会，陈云等人从领导岗位上退下进入中顾委。1984年，国营企业开始干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离退休制度，逐步将原有企业干部调离岗位，大批南下干部转为企业“顾问”，称为调研员，保留相应的薪职待遇；同时新的一批“敢闯敢干”、年富力强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以武汉市为例，1984年调整了50户企业的领导班子，50名新上任的厂长平均年龄36.8岁，比原来降低了10.95岁；50人中25人有大专文化水平，比原来增加了108％；28人有专业技术职称，比原来增加了86.6％。①到1985年，全市企业中64％已经进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市共启用4600多名年纪轻、文凭高、适应承包制改革的干部。
与承包制相配套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就是厂长负责制。建国后，随着一五计划执行，照搬苏联的做法，在一些国营企业、交通企业中先后推行“一长制”，厂长独断专行的问题逐渐突出起来。1956年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责问：“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毛认为苏联有些东西不能学，一个工厂几千人，“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②1961年，毛泽东主持制定《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工业七十条》），认为“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是企业管理的根本制度，并进一步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③写入条例，作为“鞍钢宪法”实施的具体形式。文革后期开始恢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80年邓小平指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④，打开了这个问题的思想禁区。随后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以及社科院等部门通过试点，认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容易导致以党代政、不利于发挥厂长集中统一指挥的作用。1984年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的内容主要有：厂长决定企业的生产计划；厂长任免或聘任中层干部；厂长提出工资和奖金、福利基金的分配方案；企业享有劳动招工
① 马恩选集3卷，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
② 邓选2卷.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权，有权决定用工形式；厂长可以制定企业的重要规章制度，可以奖惩职工，包括“晋级奖励和开除处分”等。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法规，明确“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企业法人的代表，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处于中心地位，起中心作用”。1987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普遍推开，到当年年底在11402户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有8843家，占77.6％；在88000个国营小型工业企业中，实行租赁经营、承包经营和转让的达到40000个，占总数的46％。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权。”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正是承包责任制的基本原则，该法还规定“企业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可以采取承包、租赁等经营责任制形式。”通过赋予法律地位，进一步推动了承包责任制的发展，1988年年底已有90.8％的大中型企业实施了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①
承包责任制是一种不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承包者与所有者共同分割收入的一种形式。两权分离使企业财产所有权被架空，只保留了法律所有权；厂长独揽支配生产资料使用、产品分配、奖惩劳动者等权力，获得了可以开除工人的无上权力，在工厂中形成了“对工人的专制”②，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承包制由于被认为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功而向国有企业领域推行，但承包制在农村和城市所实现的后果完全不同，因为国企的资本是可以转移、流动的。资本的自由一旦在企业中取得优势，就必然按照获取最大剩余价值、最快增殖的逻辑发展，即追逐所谓“利润最大化”目标。由于法律中规定占有国企的剩余价值是非法的，管理层盗窃国有资产、私开小工厂的现象就自然出现了。
① 李长海，肖克武. 改革企业干部任免制度走民主选拔厂长的新路. 经济体制改革，1984
② 毛泽东传1949-1976，第十三章《论十大关系》到八大（上）
③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规定：企业各级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有权对企业的任何领导人员进行批评，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撤换严重失职、作风严重恶劣的领导人员，并且有权越级控告。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四、改革计划用工制度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用工实行统包、统配的计划管理体制，企、事业招工必须通过劳动部门统一调配，基本上是从学校毕业生中招收，由学校与劳动管理部门共同安置部分毕业生到企业工作，不允许从社会上招工。70年代末知青大批返乡，多数待业，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近2000万，达到建国以来待业人数及占人口比重的最高峰。大城市就业压力更大，北京市待业人员40万人，占城市总人口的8.6%，平均每2.7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待业。为了稳定城市、解决就业问题，197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1979-1980年，新就业的青年仍然主要流向了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天津市在1979年集中搞了一次退休顶替工作，有15.8万职工退休，这种通过子女顶替的办法安置的就业人数占三年安置总数的29％。一些国营企业为了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还采取全民企业内办集体企业的办法，由国营工厂腾出一些厂房、设备兴办集体工厂、劳动服务公司。①很多老工人认为，实行企业内部招工、顶替的办法对瓦解老工人对企业改革的抵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老工人认为自己是企业的创造者，是企业的主人，对物质刺激、一长制并不支持。但老工人的子女有很多是返乡知青或城镇闲散待业人员，实行子女顶替，首先孩子工作安排了，不再无所事事，其次自己退休后有退休金，不愁养老，如果技术好还可以返聘赚点闲钱。但当时的皆大欢喜却为以后的悲惨遭遇打下伏笔，尽管允许子女接班，但改革者把这些人视为企业冗员，在90年代末的攻坚战里，一个企业垮掉，往往导致一家人同时下岗。
配合城乡资本的培育，劳动、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启动，核心是改变固定工制度，使工人身份向雇佣劳动力方向转变。1980年开始缩小统包统配的范围，实行在政府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三结合的就业方针。招工采取公开招考择优录用的原则。此后，用工体制逐渐向市场化、合同制转变。1984年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1986年废除子女顶替和内部招工办法。国营企业的合同工由1984年的174万人增加到1992年的2059万人，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从2％上升到18.9％。1993年实行企业用工自主权，企业在工资总额宏观调控下自行决定招工，不再到市劳动局审批招工计划。1995年公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全面推行了合同制，国有单位的劳动合同制职工由1992年的2059万人猛增到1996年的5549万人。在签合同的过程中，一开始领导告诉工人这不过是“走过场”，签个字就行了；到了90年代末，签了字的合同就开始起作用，领导们宣布“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合同制的职工这时就傻眼了。
90年代工人开始下岗，从1992到2002年，每年下岗人数由1992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万人，后下降到2002年的618万人累计下岗7601万人（该数字应包括期间退休的工人）。①
① 肖冬连，中国70年代末的就业危机与城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契机
http://www.coldwarchina.com/zgyj/dyjjrmgs/002025.html#_ftn2① 刘爱玉，王培杰. 下岗、失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209（4）
，
五、资本群体登台
通过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某些环节积聚产生了私营企业主阶层。88年物价上涨，包括城乡私有企业、新型“公有制”公司在内的所有自由资本都大赚了一笔。在89风波中，新成长起来的私有资本集体亮相，试图问鼎政治，最终以私有资本代表四通公司老总万润南抛弃学生出逃海外为标志，私有资本从体制外争夺政治权力的道路被堵死。
当学生开始去游行时，有工人想参加，学生认为这是一场学生的民主运动，工人遭到排斥。到运动接近尾声注定失败时，学生又进厂寻求工人的援助。此时国企一方面还保护着工人的国家雇工身份；另一方面，企业组织严重地束缚着工人的行动，各种工厂管理制度很严格，班组车间每天都要点名清查人员。有些工厂还发出通知，如果工
人出去参加游行马上开除。有很多工人也喊着要“自由”，这种在本质上是反抗资本压迫的要求却并不包含在学生们的“自由民主”之中。于是当学生要求工人站出来，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上街，十年以后就丢了工作的时候，工人并不理解。
私人资本问鼎政治的失败，迫使私营企业不得不戴起了红帽子。1992年南巡讲话打破僵局后，出台大量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税收、金融政策，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迎来飞速发展时期。2002年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指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90年代民工潮出现，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沿海地区。一方面有政府的扶持和保护，另一方面有廉价的劳动力，中国成了资本增殖的天堂。在1992～2002年间，私营企业户数平均增速31.5％，2003年以来平均20％以上。
城市的承包制成功地推动了国有企业资本化。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国企管理者通过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名正言顺成为企业的统治者。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中的“国营企业”统一改为“国有企业”，将原全民企业明晰的产权改得模糊不清①，
① 《智囊财经报道》2003年7月21日《从“国营企业”到“国有资产”》指出：“国营企业”一词正式被“国有企业”取代，一字之差映射着的是很大的制度变迁。在“十六大报告”中没有再提“国有企业改革”的办法，而是提出了“国有资产改革”的办法。过去的提法是“国营企业”，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后来的提法是“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不经营；现在是国有资产，国家只管资产，企业如何经营与政府已经彻底脱钩。（网址：http://business.sohu.com/98/20/article211312098.shtml）
为下一步将产权明晰给管理层的私有化奠定基础。同年出台《公司法》，所有企业、工厂都改成公司，以法的形式确立了对管理者非常有利的管理体制，并规定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营上从“国营”转向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95年出台《劳动法》，对劳动者进行规范。在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继89赵紫阳“亮剑”以后，97年朱鎔基展开决战，对国企工人大规模进攻。十五大提出了“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即为
。按照世行的调查，诉诸于内部人收购的改制模式的比例达60％～70％。这一做法引发了2004年的社会大争论，郎咸平认为MBO实质是保姆侵占了主人的资产。国资委则不为所动，李荣融旗帜鲜明地提出最终目标：“该卖的卖、该并的并、该放的放，我们计划目前这么多的中央企业最后就保留80～100家，最多剩100家。”战略性改组的完整方针，国有企业全面转轨，建立公司制和股份制，同时众多企业由于内部、外部多方面因素先后改制破产，将工人抛向社会。在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口号之下，诸城陈卖光式人物大量涌现，相当数量国企以MBO、低价出售的形式实现改制①②③截至2003年底，国有中小型企业改制面已达85％，全国423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中，有2514家通过多种形式改制成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近60％。
伴随着90年代以来的招商引资潮，外资也在稳步进入，同私有经济发展、国企改制彼此呼应，形成了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的繁荣局面。2006年12月，在开远市营造创业环境暨招商引资工作会议上，市长李存贵讲出了一番颇有马克思主义水平的话：“资本的本性是增值。马克思说：‘在资本的背后站着它的监护人’。资本要增值，必须寻找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即扩大市场占有率。扩大市场占有率，意味着开放，意味着扩张。所以鸦片战争是一种必然，资本必然要进来，不让进来就打，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背后就是资本扩张的本性在起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就是我们工作的中心。资本的本性决定我们必须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正是李存贵这样的“监护人”不断“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得以20多年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取代原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①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 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131-166
②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合作完成的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截至2004年12月以前）抽样调查的报告，该报告于2005年4月正式发布。详见中国产权网的报道《管理层收购细则尘埃落定国资委终结“隐性MBO”》（网址：http://www.eoechina.com.cn/news/news_single_show.asp?n_id=2785）
③ 2004年12月李荣融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详见新闻《李荣融横向整编“国家队” 央企最多只剩100家》。
（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5-01/01/content_2406007.htm）
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续一）
工人阶级的现状和未来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中国的无产阶级承受着最尖锐、最露骨的社会灾难，他们也肩负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人阶级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传统工人阶级日益商品化的同时，农村劳动者不断无产者化，同时大量知识分子也不断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市和农村的扩张使“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一、传统工人的历史和现状
建国后，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支工人阶级队伍。这支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同社会主义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建设起来的全民、集体企业也是共和国发展的缩影。传统国企工人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无产阶级的鲜明特征，斗争的方向总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工厂都是老一代工人通过辛勤劳动创造起来的，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以厂为家，具有鲜明的主人翁意识，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传统工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缺乏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锻炼，但由于斗争的复杂性，相当多数的产业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庆工人成立“工纠”，跟随党内当权派，同造反派对立。传统工人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对党的变质、对资本主义复辟缺乏具体和深刻的认识，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传统工人受到现实的教育，才逐渐地认清当年不能深刻理解的党内走资派问题。
在“放权让利”阶段，工人的经济收入在不断提高，而且增长的速度较快。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计算，改革开放前国有单位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4.4％，改革开放初期实际平均工资年增长幅度为改革开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机械厂①为例，1983年机械厂开始对直接生产工人实行超额计件工资制，即超额完成生产指标颁发超额奖，全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资增长13％。在这一阶段上，工人逐渐放弃了管理权利，从以前的政治挂帅走向了关注物质利益。②
随着一长制的恢复，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权利，管理层逐渐失控。《工人日报》指出：“随着改革方向的明确，厂长、经理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已经得到了明确的界定，他们的权力得到了明确的保证。然而，无庸讳言，我们在正确地强调和注重了厂长、经理阶层的权力和职能时，却不恰当地疏忽了职工劳动者的应有权利。致使职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预期未得实现的同时，又未能分享参与协调的机会”。1982年全国职工状况调查表明，一些领导干部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的子女安排较好的工种，在提干、晋级、住房分配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都给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以特殊的照顾。1986年调查表明，由于搞活企业的需要，企业管理者向经营者转化，被赋予了更大的企业权力。企业厂长由上级领导任命、委派，实行负责制，职工满意不满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坏群众既不能褒，也不能贬。他们说：“工人只尽主人翁义务，没有主人翁权利，主人担风险（企业办不好，领不到工资），公仆有保险（企业办垮了照样当官或调走了事）”。企业干群关系开始紧张，工人用消极怠工来对付干部，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③
① 柳可白，王玫，阎春芝. 当代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39-45
② 胡鞍钢. 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若干看法（网址：http://www.cpirc.org.cn/yjwx/yjwx_detail.asp?id=3810）
③ 于建嵘. 当代中国工人的以理维权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1988年对17个城市400多个企业的21万职工所作的劳动积极性调查显示，“国营企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万职工中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只占12%。”因为此时工人队伍已经瓦解，所谓的劳动积极性就是关心私利的积极性，当工人的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劳动积极性自然就会消失。改革家们对管理层独霸工厂的原因睁一眼闭一眼，相反紧紧抓住怠工的结果，视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现，并建立严厉的工厂制度，防止“性本恶”的工人们“偷懒”。
从1985年起，国营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的制度，上缴利税总额每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3％～0.7％。这一阶段，工人收入继续快速增长，但工厂内的差距迅速扩大起来。1986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内年度责任目标的，经营者的个人收入可以高于职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贡献的，还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事实上经营者的收入超过普通职工远不止三倍。按照国家的规定，应当采取公开招标办法，通过竞争确定承包经营者，但实际中很少有采用竞争办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领导拍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的承包基数和分成比例等指标取决于政府发包部门和厂长的谈判，没有统一和科学的标准；在企业内部，根据游正林的调查，承包人和承包监督人一般为分厂厂长和书记，在承包指标上有讨价还价余地，承包指标也不会订的太高，正常情况下承包任务完成都不会很难，因此“完不成年度责任目标的，应扣减厂长的个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话。承包奖包括风险抵押金和超额奖两部分，超额奖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决定，不再是公开的。这样，通过两权分离就创造出来“先富起来”的一批干部。现代化大生产彼此之间的联系密切，很难按照计件工资的方式来计算劳动成果，再加上辅助工人和非生产工人没有有形的劳动产品，因此工人的工资改革变成了普调。同时也开始发年度奖和红包，工人之间的年度奖基本都一样，工人与经营者奖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对工厂的变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传着这样的话：“工人穷，厂长富，车间主任万元户，厂长挣钱没有数。”
90年代战略性改组的最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形式多样，包括主辅分离、内退、买断、退养、退职、居家、下岗等。工人开始下岗，到1997年底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34.4万人，其中有309.5万人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这一时期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 有的冲击，迫使工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利益，劳动争议开始出现并呈上升趋势①。1998年拉开“决战”大幕，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大批工人下岗，从1998-2001年期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有2250万职工下岗有的冲击，下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线下岗职工为例，2005年三线下岗职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下岗职工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岗职工无法养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亲友救济。从三年攻坚开始，矛盾尖锐爆发，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并最终引发了2002年的工潮。到2005年，全国8万起群体性上访事件、涉及400万人，其中以职工为主体的有40％多③。
传统工人中不同的群体很多。退休工人约有3000万（国企退休2300万、集体退休630万），历史上以低工资、高福利方式完成工业化建设，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欠帐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来进行斗争，也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并最终获得成功。一位退休女工回忆这一过程：“前些年不给我们发退休金，我们去找单位，单位说没有，让去找保险公司；去找保险公司，说单位没给交，单位没存钱，为啥给你们；返回头又去找单位，单位说没钱；后来又找市委，集体找了几次，才给我们发退休金。要是不去找，一分钱都拿不到。”一般而言，退休工人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中国存在特殊性。抚顺市民政局一个主任这样解释：“现在抚顺失业率这么高，还能保持社会稳定，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老的养活小的’，生活有保障了，这样小的就闹不起来了。”吉化的一位退休女工：“我现在和两个儿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一家七口。我的退休金400元，老伴700元，俩儿子都在吉化上班，但儿子、儿媳全开不了工资，一家七口就指着我俩的1100元过日子，勉强只够生活。儿子是集体工人，也是吉化建筑公司的，月工资应为800元，但发不下来，单位说缺钱所以少开，三、四年不开支了。现在的世道都变了，青壮年都没工作，反过来要靠老人养。”抚顺矿区一位32年“矿龄”的老工人，儿子儿媳下岗后
① 吉林大学刘岩等，铁饭碗消失之后——东北三省四市国企职工生活、就业状况调查，2006年
② 籍磊，田冠浩，“单位—社区”的运行模式分析——以中航一集团5704厂社区为例
③ 从1992到2002年，累计下岗7000多万人。每年下岗人数由1992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97年的1151万人，后下降到2002年的618万人。
没工作到沈阳打工，把刚刚5岁的小孙子留在家由老人带着，他无奈的说：“为什么当矿工光荣了三十几年，到这么大岁数了不仅要养儿子还得养孙子……？”①退休工人同企业分不开，“虽然我们现在都是由社会统一发放工资了，但我们俩对工厂还是很有感情的。我虽然不在厂里上班了，但我的孩子还在厂里；工厂好了我虽然享受不着，但我看着也高兴。我们退休的都是这个想法。”②
传统工人中下岗职工的斗争是最普遍、最坚决、最持久的。③根据2004年厦门市的调查，下岗职工中48.4％参加集体行动，主要采取经济目标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补助，8.3％要求惩治腐败问题。在集体行动中，集体上访是最普遍的一种，参与集体行动的下岗职工中57.4％参与过集体上访。通过现实的教育，工人逐步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全国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获，小斗小收获，不斗没收获”。
官方宣传，“三条保障线”是缓解下岗职工生存状况的有效途径，但事实上即便进了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除了前三年能领取生活费以外，他们与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的下岗职工没什么区别。长春拖拉机厂1998年设立下岗再就业服务中心，按照该厂劳资科科长的说法，下岗职工进中心的比率达到100％，不仅基本生活费足额发放、社保费用定期缴纳，而且还为下岗职工提供培训。按照“三条保障线”的标准，长春拖拉机厂做的已经很好了，但该厂几位工人的话却揭开事实的真相：“进中心是进了，可有个屁用啊！一个月就那么点钱，现在我们出中心了，年纪大，没技术，找不着活，只能在家待着。”“我98年下岗，01年出中心，也没谁跟我说什么失业救济金。反正现在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单位却说什么不交供暖费，这个冬天就不供暖，这也太没道理了！你（单位）不能不管我们，我们这次（示威静坐），就是让单位解决供暖的问题，这钱我们是不能自己交的！”进入再就
① 吕鹏. 制度是如何封闭的？——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为例. 学海，2006（1）
② 张帆. 困难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盲区（网址：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③ 王四新，鄂慎公. 湖北调查-改制企业职工权益状况不令人满意. 工人日报，2004年12月24日
业中心，也不意味着是企业发善心，长春一家面粉厂一位下岗职工这样说：“我是2000年6月1日下岗的，一下岗厂子里就给办了下岗证，也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我在里面待了三年，每个月可以领到170元的下岗补助。”“为什么单位要给我办下岗证？因为它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啊！我们名义上下岗失业了，可单位还是让我们去干活，一天给8元钱。而且单位还规定，不办下岗证不能上班，办了才能上班。照我们的理解，厂子这么做就是为了套国家的钱。你看，我们下岗了，单位就不用给我们交每月188元的养老保险，以前这是每月都要扣的，然后现在呢，失业优惠证（即再就业优惠证）也必须办，不办就不让上班。到了后期个人懒得办的，干脆是企业替他办。我们办了优惠证，它（单位）再把我们招回来，它就可以享受免税。单位里没有办下岗证和优惠证的（职工）真就没给再安排工作。他们有的买断了，有的就长期放假，但都没活做。”①
很多下岗职工已经同企业有偿解除了关系，但改制引发的矛盾并没有结束。企业破产后经济欠帐很多，根据陕西省总工会对29户困难国企调查显示，拖欠医疗费问题普遍严重，被调查企业共拖欠退休职工医疗费6323万元，拖欠个人最多达十几万元、拖欠时间最长达十几年，其中有1/3的企业至今仍拖欠已死亡多年退休职工的医疗费。②根据湖北省总工会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的60家改制企业中，有5家拖欠职工工资，11家拖欠职工集资款，13家拖欠职工医疗费，18家拖欠职工住房公积金③。因此国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资、要补偿和社保等为目标，以捍卫国有资产、反腐败为形式进行斗争，阶级意识逐步加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现实教育了传统工人，开始重新认识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历史。下岗工人讲：“毛主席给个铁饭碗，dxp钻个眼，jzm踩个扁，zrj踢个远。”吉化的工人讲：“这几年发展迅速，是什么
① 网文，吉林调查材料
② 网文，洛阳市工人现状调查报告
发展迅速，无非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迅速罢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资本原始积累，吉化用了几年就完成了”。工人感叹：“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现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①“毛主席时代，工人有股精神，不受气，是工厂的主人。邓小平时期，工人手里有一点钱了。现在权利都让给了外国人，领导剥削、压迫工人，只满足了少数人的利益。国家性质只是挂名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②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养老、医疗保障，有工作积极性。国企工人无法忘记毛泽东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毛主席、共产党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为工人谋福利的。“那个时候，工资照发，工作不累，医疗公费，谁会说主席不好？”“毛主席活着，每月挣三四十块钱，干得可有劲呢。吃的用的都不缺。现在连最低的生活保证都没有了。”“还是毛主席时代好。现在啥都出来了，当时的地主也比不上现在，有钱就什么都有，没钱啥也没有。现在大学都不念了，念不起；要找工作，还得花钱。现在年轻人结婚也不要孩子了，承担不了，不敢要，自己还靠父母养着，哪敢要孩子。”
二、新工人的现状与要求
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向非农产业转移，年均970万。从1988年～1991年治理整顿时期，乡镇企业普遍停滞，非农就业增长减弱。南巡讲话以后，城镇私营企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离土离乡的人数每年增加1000万，形成民工潮。据有关数据，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总数在2～3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应有1.4亿。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
老一代农民工处于“两栖”状态，很多人打算打工赚一笔钱后回农村做生意。随着大生产对小生产的排挤和农村土地流转的迅速扩张，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同农业大生产相联系。一个来自湖南的广东打工者说：“我的一切都与父辈们不一样了。我不打算再回农村娶老
① 中国网，广东新一代农民工：“我与父辈不一样了”，2 006 -3 -28
② 朱秀英等. 中国工人阶级现状与发展趋势[M].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p236-243
③ 张戈. 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J]. 浙江人大，2005（1）
婆生孩子。我有知识有文化，我要学会一门技能，在这里扎根。”①对于今后打算，有超过一半的人将会继续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选择回家乡。新一代农民工已基本具备了无产阶级的特征，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阶级意识。据广东省总工会的调查，81.5％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认同，对“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才完全是一个工人”的问题，70％认为工资收入是进城务工人员衡量自己职业身份的首要条件，仅有5.5％选择“获得非农业户口”，这说明在农民工看来，户口与他们的职业身份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②
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素质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据有关资料显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0.31%，初中占48.07%，高中以上仅占11.6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1%。由于没有专业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最苦、最累、最脏的力气活，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大多住在简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车室、地下管道、桥梁下等的恶劣环境中。他们的劳动报酬低、工资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没有保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从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全国死于工伤事故人数高达13.6万人，农民工占到80%；全国职工患职业病超过50万人，而农民工就占到50%。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根据2004年浙江7市的调查，农民工生病以后，大多数自己随便买点药硬抗过去，只有24.4％的人会去医院；14.9％的民工是8小时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时，29.5％工作10～12小时，15.5％工作12小时以上；只有6.7％的农民工有双休日，22.3％的农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没有休息日。③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
① 游正林. 内部分化与流动——一家国有企业的二十年.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② 刘卓红. 现代化建设主体——当代工人阶级地位研究[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p273-289
③ 冯同庆，围绕工人阶级理论的争论与工人阶级状况
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
同传统工人不同，农民工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雇佣工人，具有资本主义传统劳资关系的特征。他们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以集体争议为例分析冲突的直接原因，1996年第二季度全国因拖欠工资引起的集体上访和罢工有530多起，第三季度590多起，占42.6％；1999年欠薪成为集体争议的第一位原因；2002年欠薪更成为全国范围内“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统计表明，近年来，各级劳动监察部门为劳动者追回的欠薪数目逐年上涨，从2002年的14.5亿元开始，“成绩”越来越显著，2003年几乎翻番，为27亿元；而2005年、2006年都达到58亿元。这一看涨的成绩单背后凝结着劳动者的多少辛酸！①
从行为组织上看，自发性是农民工的重要特点。深圳某台湾鞋业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员经常体罚工人并克扣工资，结果引发了3000多名工人参与的大罢工，工人在厂内砸玻璃、烧垃圾、呐喊示威，以示抗议。大连某日本独资企业，由于工人工资水平过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资方不予理睬，于是，爆发了有6000多人参加的罢工，在坚持了两天半后，日本总部急令答应工人的要求，但大连市政府出面干预压制工人的要求。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所赖以生存的条件逐步失去，生产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施行推动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引发了资产阶级的恐慌，很多资本家抢先辞工，试图以转为劳务工的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的制约，由此引发了集体争议大幅增长。工人认为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必须按照新法偿还加班费和劳动补偿金，平均每人追讨的规模在几万元左右。
① 哈晓斯. 劳动合同法走近亿万劳动者. 劳动保护，2008（1）
三、大学生无产者化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①即无产阶级是指不占有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关系依靠工资收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集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劳动协作的发展，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扩大。生产工人指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雇佣劳动力，生产工人不一定创造价值，但必须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中关村从事编程和软件开发的人员最为典型，他们直接称呼自己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说明了自身雇佣劳动的特征。随着脑力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②恩格斯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③列宁也曾提出过“工程师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新概念将脑力雇佣劳动者与体力雇佣劳动者一起划入了“总体工人”或“生产工人”的范畴，反映了工人阶级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国外垄断资本，并不需要大量的技术研究人员。同时中国的资本利润微薄，也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因此，教育的“资本”化“生产”出规模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脑力雇佣劳动者同体力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趋同。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07年入学大学生567万，当年应届毕业生495万；
①《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页。
② 资本论，一卷，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③ 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马恩选集4卷
。因此，准确地说，当代知识分子主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很多知识分子并不会主动认同这一点。根据2006年人事部调查数据，6成大学生毕业即失业①。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农民工对月平均工资的预期为1100元，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预期已降至1000元左右，且近年来呈不断下降趋势②。广州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甚至认为“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③，浙江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很多大学生争着去餐厅做服务人员，“跟农民工抢饭碗”④
目前，我国脑力无产阶级约有6000～7000万。包括：机关办事人员1000万，平均劳动报酬17644元⑤；专业技术人员3533万，其中事业单位2613万，平均劳动报酬16458元；企业办事人员2080万。
① 网上新闻. 人事部调查数据：六成应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② 网上新闻. 大学生农民工谁的工资高
③ 网上新闻. 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有竞争力
④ 网上新闻. 浙江大学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与农民工抢饭碗
⑤ 此数据依据2004年劳动统计年鉴。与陆学艺提供的数字有较大冲突，根据《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测算，约为3400万。
四、劳资矛盾的解决途径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针对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条件恶劣、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严重、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工会、企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建设；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和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从建立健全国家劳动标准制度入手，针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问题，要督促各类企业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通过监察执法督促企业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整顿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资，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十七大继续提出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
“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拖欠工资；第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两条不能实现，则通过三方协商机制解决争端。从官方理解中看，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政府财政和资本家能拿出钱来，保障劳动者能拿到一点“体面”工资。这对国际和国内环境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期繁荣下去，以保证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只有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学者，才会将眼前的繁荣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忘记高悬在和谐社会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①
首先，资产阶级同传统工人和谐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对社会主义的记忆，单从官方要求的衔接社会保障角度，距离完全转轨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国企下岗职工有41.6％同原单位买断劳动关系，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只有18.5％买断了关系。在已经买断的人当中，55.6％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在没有买断的人当中，只有24.4％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②。沈阳市基本养老保险按照18％的比例缴纳，2004年沈阳市月平均工资969元，下岗职工缴费1766元，医保按10％缴纳，年缴费1163元，两项合计近三千元，在夫妻双下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还要翻倍。然而下岗职工收入远低于平均水平，沈阳市下岗失业人员有50％的人再就业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难承担得起养老和医保的费用，在30岁以下的下岗失业人员中，有80.8％没有缴纳养老保险，30－40岁之间有72％没有缴纳，40－50岁之间62.7％未缴。根据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总工会对所辖6县区小型困难企业的调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占在册人数的36％，参加大额医疗费用（大病）补助的职工人数仅占在册人数的12％。③总体上，下岗失业人员中，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5.5％和5.4％。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② 吴清军. 下岗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实践运作. 现代经济探讨，2005（12）
③ 张帆. 困难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盲区（网址：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大部分人为无法参保而忧虑。①
和谐劳资关系要求建立三方协商机制，但一轮又一轮“攻坚”所引发的矛盾不在协商范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批准的“买断”或其他改制纠纷，事实上就投诉无门。
其次，新工人同资本家们越来越难于和谐。伴随着新一代产业工人的成长，一个问题越来越紧迫的提出来：前途在哪里，未来怎么办？新工人无法回到农村，成渝土地流转经验在中西部迅速推广，甚至将大量老一代农民工回乡养老的梦想阻断。从阶级意识上讲，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诚的追求“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但农民工却很少缴纳社保，每次辞工都要到劳动部门退保。以养老保险为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条件一是达到退休年龄，二是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各地城市则制定了对新工人更具歧视性色彩的规定，以深圳为例，“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非深圳户籍员工流动前的连续工龄不视为缴费年限，也就是说56-60岁的外来男工必须稳定的在一个工厂里工作至退休②，对于流动异常频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无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来，“这钱等于是白花”，“还不如把钱退回到手里踏实。”③
新工人连养老、医疗保障都没有，如何能实现和谐社会的五大目标呢？
① 孙立平等. 制度与实践：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学海，2005（5）
② 网文，养老保险制度的尴尬，2004
③ 田嘉力，谁能把民工退保信息带上“两会”，2008年3月
再次，脑力无产阶级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按照官方的界定，应聘于外企、三资企业的各级、各类“白领”和专业技术人才本应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来源，是“橄榄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缓冲富有阶层和赤贫阶层矛盾冲突的中坚力量。但脑力无产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户，同“新三座大山”之间矛盾更为突出。单是房地产商，就可以将大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洗劫一空。更何况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坠入无产者队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资源等各种生产力要素上涨的条件下，依靠剥夺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中小资本生存日益艰难，纷纷向内地转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厂保卫战中节节败退，秘密在于农民工与国企工人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而资本力量的壮大也必然使赖以战胜传统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与新工人一样一无所有，“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将从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讲：“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资本主义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② 吴清军. 下岗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实践运作. 现代经济探讨，2005（12）
③ 张帆. 困难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的盲区（网址：http://www.taxchina.cn/xwzx/2007-08/08/cms572916article.shtml）
改革开放年代的资本运动（续二）
再造资本家阶级
列宁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①。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进一步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阶级被消灭，但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资本家阶级是资产阶级的完善形态，因此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创造资本家阶级再生的条件。
马克思在谈到由封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资本加速积累时指出：“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适时地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③
① 列选三卷，国家与革命，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
③ 《资本论》三卷，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再造资本家阶级也是同样的过程，以国家的力量，通过信贷、税收等多种政策，使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直接或间接的转化为私人资本，并逐步加入全球体系，创造有利于资本成长的国际、国内条件，“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最终使中国的资产阶级用30年时间走完其他国家200年的路，成为“世界工厂”。
再造资本家阶级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原始积累、国内市场和雇佣劳动力市场。
一、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①改革前，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无论农民还是城市居民，个人手中只有必需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极少，只有小农具、小工具。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后，我国农村长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财产主体一直是集体即生产队，农户的私有财产极少。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每个农户平均拥有住房3.64间(其价值不超过500元)，年末储蓄余额32.09元，除了一些简单低值的生活用品和小型农具外，物质资料储存也很少。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后，土地由农户直接占有和使用，大牲畜、农机工具等集体生产资料一般都折价归户，社队企业的固定资产被折价变卖或承包给个人经营。据统计，1978年底，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拥有的农业固定生产资料（不包括土地）达到977亿元，到了1986年末，农村集体所有的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已经只剩下不到30％。在过去机械化程度较高的黑龙江，绝大部分农村都变为个体经营，农用机器20％承包给个人，80％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大队领导及其亲戚、朋友。③同时，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迅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推算，农户私有财产1985年比1981年增长1.68倍。从1983-1985年，农民私人拥有的大中型拖拉机由27%上升到62%，小型和手扶拖拉机由68%上升到89%，农用载重汽车由33%上升到61%，农户拥有的脱粒机、磨面机、碾米机所占的比重都在50%以上。1987年，农户拥有的生产资金占农村生产资金的比重，从1980年的9%提高到54.2%，农村生产资金拥有量已由集体为主变为以农户为主。④“小生产每时每刻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随着农产品收购价的提高，农民剩余资金增长并逐步转化为资本。农户储蓄年末余额从1980年的117亿元增长到
① 资本论一卷，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② 潘石. 当代中国私营经济研究.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p25
③ 韩丁. 大逆转解读改革：1986年农村的变化
④ 张厚义，秦少相. 我国私营经济的现状. 中国农村经济，1988（12）
1986年的766亿元，少数有劳力、资金的农户开展多种经营，形成了“两户一体”（专业户、重点户①和新经济联合体）。据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28省、市、自治区的272村37422户调查，1984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总数的3.2%，专业户占总户数的3.5%，个体工商户占总户数的4.4%。1984年同1983年比较，一般农户的生产型固定资产增加23.6%，专业户增加51.0%，收入万元以上的专业大户增加62%。1984年末，专业户平均有剩余资金1052元，是一般农户的9.6倍。在专业户中出现了年均纯收入万元以上的大户，占调查农户总数的0.8％。1984年末，“万元户”平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4786元，比一般专业户高出58.5％；拥有机械动力26.6马力，比一般专业户高出96％。据统计，1984年共有各种形式新经济联合体5.9万个，从业人员50.3万人，形式多是个人入股，每个联合体平均投入资金8273元，平均获得营业性收入3.1万元。根据温州市委的调查，1982年全市有专业户、重点户20万户，占农村总户数16％，其中50户比较拔尖的户均纯收入7150元，比全市农村人均收入高出3倍。城市的个体工商户也开始进行原始积累过程。为解决城镇失业人员就业问题，国家制定了有关政策，允许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1979年初北京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工商局长会议，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等个体手工业劳动。在国家政策允许下，个体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1978年底个体工商户14万人，1980增加到81.4万人，1983年增长到208.6万人。不仅数量增加，经营规模也在扩大，一批个体户逐渐成为“个体大户”或“雇工大户”，逐渐演变为私营企业。在城乡个人积累自由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贷款、个人借款、社会集资等为私营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1988年全国97户私营企业典型调查，私营企业初始资金41％来源于银行、信用社贷款，37％来源于自有资金。②
① 专业户指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某项生产，收入成为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专业收入占总收入的60%以上的农户；重点户是指以家庭主要劳动力或者辅助劳动力，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某项专业生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50%以上的农户。
② 木志 荣 博士论文《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研究》第二章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不掠夺人民大众、不瓜分公有制是无法完成原始积累过程的。80年代后期开始价格双轨制成为少数“能人”捞取第一桶金的渠道。据国家物价局物价研究所调查，到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1989年企业按计划价购进生产资料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以实物量计算约为44％（以金额计算仅为28％），其中煤炭计划调拨数量45.4％、钢材29.7％、木材21.7％、水泥15.5％。②最热门的是开公司，最盛行的是倒批文，批文换钱成就了先暴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据估算，仅在1988年，我国商品价差总额就超过15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利差和进口牌价外汇的汇差，三项合计达3500亿元以上，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转化为官、商们的原始积累。③南巡以后，囤积物资之风再兴，同时要素市场逐步形成，地产、股票也成为暴敛财富的手段。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动员村干部动用全部资金，囤积原材料，吴本人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海南兴起炒卖地皮，从1991年6月到1992年6月，海口公寓房售价从每平方米1200元上涨到3500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据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884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从政府部门出身的“万通六兄弟”在海南靠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其中的潘石屹后来再回北京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开发了SOHO现代城，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瓜分国企是最后一轮合法的原始积累。南巡讲话以后，中策集团黄鸿年高举“为改造国企服务”大旗，首先在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支
① 资本论一卷，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② 老物价记者. 从山重水复到柳暗花明——工业品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出现与结束. 价格理论与实践，1999（11）
③ 林新真. 价格双轨制市场化改革思路. 发展研究，2005（4）
持下，与太原橡胶厂合资；转战杭州，在市长王永明的一力促成下，黄收购了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两家效益很好的企业，同时还“搭购”了一家亏损的电缆厂；来到老家泉州，黄问市长，如果把全市41家国企“一起合了行不行？”泉州市委书记当场给省里的陈光毅书记和贾庆林省长打电话，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两天两夜内，我们喝了一两瓶茅台酒，把这个项目签了意向书。很快，在7月1日党的生日前夕，我们在香港签下正式合约，向党的71岁生日献礼”；然后继续高举高打，用好政治牌，趁热打铁在大连一揽子收购了101家国营企业。从1992年4月到1993年6月间，中策集团斥资4.52亿美元购入了196家国营企业，随后又陆续收购了100多家，在短短的时间内组建了庞大的企业帝国。黄专选资本质量好、有盈利前景的国家骨干企业，从一开始就做好了打包出售的计划。在收购之初，黄将太原和杭州的两家橡胶厂纳入在百慕大群岛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增发新股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然后，他又用募资所得的一亿美元先后收购了重庆、大连、银川等地的三个轮胎橡胶厂，中策所得的五家工厂中有三家是我国轮胎行业的定点生产厂。在啤酒行业中，中策收购了北京、杭州以及烟台等地多家啤酒厂，组建了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啤酒控股公司”，在加拿大多伦多招股上市成功。数年后，黄鸿年又将手中所持股份整体出售给日本伊藤忠，伊藤忠再售予朝日啤酒。随后，主流经济学开始“上纲上线”地为私有化唱赞歌：“中策现象是国有企业重组的有效模式”，“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时代产物”，黄鸿年的购并终于让国有企业实现了多年未有突破的产权多元化。刘国光评论说：可以利用中策熟悉国外企业上市的原则和渠道把一些国营企业经过重整后，转换成为具国际性的企业，陆续在国外上市，更多地吸引国外资金来投入国内企业发展。
①吴晓波. 激荡三十年. 中信出版社，2008
由此，在产权改革的导向下，大兴化公为私运动，一大批国企管理者们冠冕堂皇的成为私营业主。
站在加速原始积累和资本运动的立场上，90年代张曙光就曾指出：腐败是“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集中计划制度走向市场经济制度，实际上要把很大一部分公共决策变成私人决策，把这部分公共权力变成私人权力”，而腐败正是一种权力和利益转移的方式，“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①根据胡鞍钢测算，90年代后半期，仅寻租、地下经济、税收流失、公共投资领域等四类腐败造成的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每年规模上万亿。②腐败如此大规模的化公权为私权，如此符合经济体制改革大方向，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二、国内市场的形成
资本是一种运动。一定数额的资金化为资本，必须借助于国内市场。在资本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上，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完成G—W的流通行为；在资本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上，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完成W—G的流通行为。③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生产资料和产品直接由国家调拨和分配，在这种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营经济是无法孕育产生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允许商品经济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市场调节受到重视。1979年6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要将计划同市场结合起来。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详细阐述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利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并作出我国现阶段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明确提出要有步骤的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加强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方面，1979年以前，国家对25种主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总产量实行指令性计划；到1985年，农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基本消灭，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实行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在工业生产方面，1978年国家计委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产品有120种，到1988年缩减为60种。从1984－1988年，中央各部管理的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900多种减少到380多种。在分配领域，1979年国家计委统配的物资256种，1985年减少到26种；在商业系统，国家计划收购和调拨的产品，1978年为188种，1984年减少到60种，1985年再降为23种；在进出口领域，1978年国家计委负责平衡协调的出口产品500种，1985年减少到31种。
① 张曙光. 腐败问题再思考. 读书，1994（2）
② 胡鞍钢. 腐败黑洞：公开披露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 民主与科学，2004（4）
③ 资本论二卷，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三多一少”的商业改革①减少了指令性计划在生产、分配、交换领域的作用，促使国内市场蓬勃兴起。在生产资料领域，1979年以后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开设了一大批生产资料商场，在这些商场中，交易活动不受行政区域和部门的限制、不受企业所有制性质的限制，可以自由选购。1984年以后出现了以城市为依托的物资贸易中心和钢材等许多生产资料专业市场。如温州农村生产资料市场150个，其中工业品生产资料市场50个、农业生产资料市场25个、建材市场75个，成交额3亿元。同时国营商业、供销社和政府组建了一批综合性或专业性贸易中心，这些贸易中心不分公私，私人投资者可以从市场上获取从事私营企业生产和经营最基本生产资料（如设备、钢材、能源等），也可以销售商品，从而为资本流通开辟畅通的市场条件。生活资料市场同步形成。以浙江为例，1979年，城乡集贸市场达到1322个，年成交额增至11.3亿元。随着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的“异军突起”，大量的工业品开始进入集贸市场，商品市场很快形成。温州、义乌、黄岩等地都出现了全国首批工业小商品市场。仅1982年～1984年，浙
① 1981年针对中国商品流通渠道过于单一的特点，有人提出“多条流通渠道势在必行”的观点，“为了改革中国商品流通体制上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等缺点，应该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济方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商业体制”。
江的这类小商品市场就由58个增加到252个，年成交额也由1.1亿元增加到4.3亿元。到1984年底，浙江的城乡集贸市场已达2241个，年成交额有26.9亿元。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原材料和日用品市场进一步扩张。①
经由80年代末的价格双轨制，92年后迅速走向市场化的单轨制。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国内市场空前发展并最终成熟。到1997年，生活资料市场零售总额达2.68万亿元，生产资料市场销售总额3.67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20倍。除传统的食品、服装、日用品市场外，还形成了音像产品市场、家用电器市场、装饰用品市场等新兴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顺利发育，形成了以全国性生产资料批发市场为枢纽、区域性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代理制、配送制、期货市场、拍卖市场、租赁市场也成为生产资料市场中的新形式。各地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十四大后各大中城市均设立了城市市场网点建设办公室，并建立了专项基金，将城市商品市场建设纳入了城市建设规划，政府从商流、物流、信息流等多方面为完善市场功能创造条件，在农村则把建设市场网点与发展小城镇有机结合起来。以湖南省为例，“八五”期间市场建设投资达70余亿元，相当于“七五”期间投资额的7倍，到1996年底全省拥有各类商业网点116.1万个，各类市场3998个，其中营业面积1万平米以上市场295个，年成交额1亿元以上的市场达89个。1997年全国各类消费商品市场达88000多个。②1999年末全国批发零售贸易业机构（网点）达到2000万个，从业人员达到5800万人。到2001年底，全国拥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93085个，其中消费品综合市场47152个，农产品交易市场27167个，工业消费品交易市场10163个，生产资料交易市场6631个。2001年全国城乡集贸市场交易额达2.49亿元，比1989年增长11.6倍。③
① 曹兼善.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② 柳思维. 中国商品市场的历史性巨变——综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商品市场. 2005-12-20
③ 网文. 迎接十六大之九：市场供求实现由紧缺到宽松
三、劳动力市场形成
形成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资本运动的最关键要素。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民一年的劳动日从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天增加到70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①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会出现剩余劳动力供资本榨取的，所以改革派一定要污蔑集体化是“大锅饭”、“养懒汉”，并最终解散人民公社，把农民变成任资本驱使的“懒汉”。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据估计在4亿劳动人口中有1.2亿人“过剩”，需要在非农产业另谋出路。同时，“两户一体”急需雇佣劳动力。专业户扩大经营的途径之一，就是雇工经营。据农区户调查，雇请长工（6个月以上）的共有203户，占调查总数的0.55%，占专业户的15.7%，平均每户雇请长工4.1个。一般来说，经营新兴产业和收入高的农户，雇工就多。新经济联合体雇工经营的占其总数的51%，平均每个联合体雇工7.9个，合1204个工日；专业户雇请长工的共203户，占总户数的0.55%，占专业户数的15.7%，平均每户雇长工4.1个。按收入划分，家庭纯收入6000~9000元的户，占调查户的3%，而所雇长工却占长工总数的50%，家庭纯收入9000元以上的户，占调查户的1%，而所雇长工却占40%。在私人雇工户中，雇工8人以上的有25户，占调查户的0.07%，占私人雇工户的12.3%，平均每户雇工18.5人。②同时，伴随知青返乡，城市也出现大量“剩余”劳动人口，1978-1985年全国城镇需要就业人口2600多万，其中待业青年1800多万。1980年6月，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摒弃城镇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包揽的制度，“在国家统一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1981年7月1月，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指出：“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较强或者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两、三个最多不超过五个学徒。”于是剩余劳动力或开办个体户，或者以帮手、学徒身份当雇工，为资本提供劳动力资源。政府从税收、贷款、场地、政策等各方面扶持个体工商业，在全国各类城镇中一批个体工商户，通过雇工经营扩大规模，成为私营企业。据湖北省4个县的追踪调查，1983年-1985年，雇工户由509户增加到2543户，雇工人数由3246人增加到15838人。雇工户数和雇工人数，在三年的时间内几乎都增加了4倍。据辽宁省调查，1983年有雇工企业5220个，雇工人数40478个；1984年比1983年分别增长2.57倍和2.28倍；1985年又比1984年分别增长95%和90%。
雇工问题引起的争论很广泛。尽管1981年国务院108号文件《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允许请“帮手”、“学徒”，但同时对雇请人数做了最高限定。但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镇个体工商户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资金雄厚、雇工超过8个的大户。广东省高要县沙浦公社农民陈志雄1979年开始承包鱼塘，1980年增加到105亩，雇长工1人、临时工400工日，当年获得净收入1万多元。从1981年5月到9月，《人民日报》就此开展专题讨论。面对质疑和争论，1982年经邓小平提出，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对雇工大户采取“看一看，等一等”的方针。1983年1月邓指出：“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有什么危险。”“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的对或不对的标准。”1983年年初，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对雇请较多帮工“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发展。”198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对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不按资本主义雇工经营看待，采取“不鼓励，不禁止”政策。根据1987年的调查，城乡私营企业雇工达361万人，平均每户雇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80％，雇工超过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1987年初中共中央《关于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决定》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的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并提出“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的方针”。同年十三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肯定“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订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加强对他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至此，国家从根本大法上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雇佣劳动作为私营经济的基础，也自然而然被肯定下来。 伴随着90年代的民工潮和国企工人雇佣劳动力化过程，国内形成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① 金宝瑜. 中国的农业发展与问题. 批判与再造
② 张厚义. 中国大陆私营经济的再生与发展. 社会学研究，1993（4）
四、私营企业的发展现状
资本从社会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农村开始发展，但促使其繁荣的土壤并不在农村，而在城市。随着国内各类要素市场的发育成熟，促使资本从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城镇私营企业户数占全部私营企业的比例从1990年的38％上升到1996年的60％。①资产阶级撕下了社会主义“温情脉脉的面纱”，按照资本的意愿将医疗、教育等事业产业化，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和日渐衰落的农村，“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②。
南巡以后，政府官员中出现下海经商热，大批转化为资本家。香港《亚洲周刊》引用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说，该省在1992年前后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据《中华工商时报》的统计，当年度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于7月辞职下海，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同时，资本家越来越融入“体制内”，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同党政体系关系日益紧密。2001年江泽民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者。……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当权者将党看作一个“大熔炉”，通过将资本家等“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标志资本家由“体制外”成为“体制内”。2003年私营业主有34％是党员，其中在改制而产生的私营业主中，比例高达50.66％。从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来看，党龄在10年以上的人占74.2％，也即大部分私营业主不是在2001年七一讲话后新发展的，而是原先就是党员干部、后来转变为私营业主。在当前社会条件不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私营业主不需要通过党政以外的途径解决问题。私营业主可以直接收买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据统计2003私企的公关、招待费用占纳税的18％；同时私营企业还招聘专职的党务工，事实上私营业主群体已经和党政机关日益紧密融合在一起，私营业主当前属于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受压迫的中间阶级。从90年代起，私营业主大范围参与国企私有化。私营业主开办企业前的最后职业，企业负责人所占比例从1993年的15.4％上升到2002年的55.4％，普通工人、农民从36.2％下降到6.7％。2002年私营业主的职务经历中，干部、国企承包人（相当于分厂厂长）、企业供销人员占72.7％，越来越多的干部不要官位，要自己做老板。在2002年的300万户私企中，有18.3%的被调查企业是由国营、集体改制而来的，6.3%的企业已经兼并或收购了国有企业，还有10.2%的企业正在准备兼并或收购国有企业，总计比例35％。考虑到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私企才能涉足，大部分大中型私企都卷入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当中。2005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等方面的条件。”同时明确规定，允许私营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进入金融服务业、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并鼓励其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非公有制企业并购国有企业，参与其分离办社会职能和辅业改制，在资产处置、债务处理、职工安置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参照执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相应政策……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吸引非公有制企业投资建设和参与国有企业重组。”
① 张厚义，明立志.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② 共产党宣言，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在私营企业中，资本家为牟求高额利润，竭力压低人工成本，甚至故意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如不履行劳动合同、随意解雇职工、克扣或拖欠职工工资、不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或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侵害职工合法权益。近年来，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由于企业侵害职工权益而引发集体停工、罢工、上访等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私营部门是劳资矛盾的重灾区。2002年，全国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数中，非国有部门占72.9％，私营部门在非国有部门（私营、三资、个体）中劳动争议和劳动报酬争议中的比重分别占44.8％和49.5%，远远超过其他非国有类型。在私营企业中，中小私营企业的劳资矛盾尤为突出。在浙江的有关调查 显示，国有、集体企业执行劳动时间规定比较好。
① 私营部门：劳资关系及协调机制. 国家发改委研究所非国有经济课题组的阶段性专题报告. 管理世界，2004（6）
大量中小私营企业严重超时劳动较为突出，日劳动时间在12小时以上的企业比较普遍，星期天很少休息，这种情况在制革、电器、编织、成衣、皮塑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严重。有41％的职工日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52％的职工为8小时至12小时，只有7％的职工为8小时以下。长期超时劳动、过度疲劳也促使大量安全事故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大部分私企尤其中小私企，已经血汗工厂化，并同跨国公司紧密结合，形成打工经济格局。联想集团拒绝倪光南的芯片道路，而选择组装，就是其中的代表。借助于同政权体系的紧密关系，资本家在工厂内推行军事化管理，牢牢控制党组织、工会等工人可能的组织途径，严厉处罚、打击敢于反抗者。工人如果想进行经济斗争或争取民主权利，私营老板都是其直接的敌人。
资产阶级“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替代了旧时的天国。”
①《资本论》三卷，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
改革派始终牢牢抓住唯生产力论的救命稻草，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终结老左派“姓社姓资”的争论，在致力于“国民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借口下，实际上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同时倾举国之力为资本发展架桥铺路，加速剥夺小生产，瓦解老工人、压制新工人，创造最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成为新兴资本家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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